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首列阴阳家，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1]。这是司马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阴阳家“务为治者”之“顺四时”之功能而言的，主要是指国家要顺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组织民户、发展生产、保证国库，这是农业社会的必然选择，是“务为治者”之形而下者，而对“务为治者”之形而上者——政治建设则涉及甚少。从现代史学角度考察，阴阳家对秦朝政治建设如施政方针、权力运作的影响尤其深远，秦朝政治特质与阴阳家的关系密不可分，考察阴阳五行思想与秦朝政治关系是认识秦朝政治不可或缺的方面。这首先要对阴阳五行学派的形成做一个叙述式的说明。[2]
第一节 阴阳五行与五德终始说
在金文中，阴、阳分别作云气蔽日和日光洒射状。从感受上看，阳光给人以温暖，阴冷给人以苦寒。在生产力低下、人依靠自然生存的时代，趋温避寒是人的本能选择，个人生活也好，国家统治也罢，都摆脱不了阴阳关系，因而一个聪明的统治者必须顺应人的本能、遵守自然顺序，按照四时变换施政治民。自然界的阴阳虽然有时序可寻，但往往是变幻莫测的，这又提醒统治者治民要谨慎小心，这是德政与否的体现。在传世文献中，后人看到的阴阳总是和施政当否联系在一起，以阳为尊、为刚、为主、为上……，以阴为卑、为弱、为辅、为下……，最终求得阴阳相合。《诗》《书》《易》《礼记》《左传》等儒家经书如此，子书如《管子》等也是如此，这些学界熟知，无须一一列举。而把阴阳和万物生成联系起来系统叙述的则是《老子》。《老子》第四十二章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的“道”具有本原属性，学界理解大相径庭，这里不去详说，把阴阳和万物构成系统地联系在一起是《老子》的首创。
五行之称，首见于《尚书·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在传统知识体系中，《尚书·甘誓》是夏书，这里的五行、三正，学者有不同理解，综合而言，这里的“五行”是指五种美德，“三正”是指三种治国方式。对五行属性做出明确解释的是《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所谓的五行是对自然界五种物质及其属性的说明，和政治人事没有什么联系。生活经验告诉人们，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是一个整体，有矛盾又有统一，木、火、土、金、水之间也是如此，其矛盾双方不断地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于是人们用五行概括自然、人事、社会的各种关系。但是，从《尚书》《老子》《左传》《国语》等文献来看，起码在战国前期，阴阳自阴阳、五行自五行，二者还没有合为一个体系。大约到战国中期，阴阳和五行合一，《管子》书中有《幼官》《四时》《五行》等篇专论阴阳五行事，并拼凑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宇宙图式。但这些都只是机械的排列，没有将阴阳五行思想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用阴阳五行说解释历史的变迁，首创五德终始说，谓古往今来的朝代交替都是五德终始的规律使然，则始于驺衍。
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驺衍是齐人，生当战国后期，稍晚于孟子。其时众多学者聚集稷下，宣传各自主张，著书立说，干预人主，驺衍不甘人后，提出五德终始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
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
从这段记载来看，驺衍著书《主运》《终始》《大圣》十余万言，倾动朝野，名重东方，燕、赵、魏等国待以国宾，燕昭王还执弟子之礼，“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其思想内容，一是提出五德终始说，“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二是把儒者所说的中国扩大为大九州，“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其目的是为了“尚德”：“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这个“尚德”的内涵是“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其方法是“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禨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在当时虽然轰动一方，但是因为其主张过于宏阔，超出了人们的知识范围和实践能力，“初见其术”者，“惧然顾化”，但是结合现实，很快发现“不能行之”。
驺衍的思想主张属于儒家，其五德终始、“大九州”都是阐释儒家的“德治”思想，是为了实现其“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其“大九州说”实际上是对当时各派都主张的统一问题的形象扩展。当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是天下之中，但是驺衍认为这个天下之中范围有限，实际上天下范围远远超出人们所理解的范围，统一天下不应局限于人们心目中的“华夏”“中国”，应该有更加远大的目光，故而创造了“大九州说”，只要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统一的天下将远远超出人们理解的中国范围。所以，驺衍的政治主张没有什么创新，引起轰动的是他的论证方式，各国国君被他新奇的理论和渊博的知识所倾倒，但是一旦谈到具体的施政措施就不置可否了。从史学的层面考察，驺衍的贡献，是系统解释了黄帝以来“王朝”兴衰的必然性，提出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论，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披上必然的天命外衣。
众所周知，除法家之外，今不如昔是先秦诸子共同的历史观念，而且时代越久远，社会越清明，帝王品德越高尚，形象越完美，三皇高于五帝，五帝胜于三代，并且把自己的主张打扮成圣王之说。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回答：为什么这些圣王的统治没有延续下来？为什么被后继者所取代？驺衍的五德终始说则巧妙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就是在圣王之上有着天命，天命是按照五德终始的规律运转的；圣王之圣就是发现天命，自觉地按照天命行事，从而获得上天庇佑而有天下，从而把自己主张的“尚德”“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嵌入天命之中，而增强其说服力。
驺衍撰著的《主运》《终始》《大圣》诸书失传，其五德终始的递代过程，《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保留了片段：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天帝不用语言和人交流，而是通过不同寻常的自然现象暗示人间，原来的国运已经到头，要改弦更张，这就是“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先知先觉者善于观察，能洞悉自然异象的含义，按照天意行事，最终成就帝王之业，成为一代圣君。黄帝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是因为率先领悟了上天“见大螾大蝼”所暗示的“土气胜”，按土德行事。大禹“见草木秋冬不杀”而行“木德”之政建立夏朝。商汤因“金刃生于水”而行“金德”，取代夏朝而建立商朝。周文王见“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明白商朝金德已衰，火德兴起，行火德之政而兴起于西方，最终有周王朝的大一统。平王东迁，王室衰微，事实已经说明周王室的火德已经终结，“代火者必将水”，水德的具体内容就是驺衍宣传的“君臣上下六亲之施”。从逻辑上看，驺衍是典型的神学目的论者，立足现实需要，利用五行相胜的自然知识，即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推演出五德终始的理论，朝代兴衰，各有天命，明天命者得天下，主张“尚德”“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就是天命。可惜的是，当时并没有哪一位国君能够接受。
第二节 水德与秦政
历史时常和人开玩笑，本来要走进这一间房的，结果却走进了另一间。驺衍的五德终始说没有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什么影响，却在死后被秦始皇付诸实践，不过令驺衍想不到的是其“德”的内涵变了。
《史记·封禅书》云：“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这里的秦帝即是秦始皇。“及秦帝而齐人奏之”似乎是秦始皇称帝以后才有齐地学者把驺衍的“终始五德之运”奏上。事实并非如此，《吕氏春秋》已经采以为文，起码在嬴政亲政之前已经有吕不韦的宾客传入秦廷，司马迁不过是从秦始皇采纳该说的角度出发概括叙述而已。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秦得水德的依据则是秦文公曾经抓到一条黑龙。《史记·封禅书》云：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封禅书》说的祥瑞是《吕氏春秋》的简写版，文公出猎得黑龙也不会是秦始皇的发明，而是早有人做好了准备；所谓秦得水德，绝非秦始皇个人的发明：一方面是列祖列宗实现“天命”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包括博士在内的群臣“集体的智慧”的结晶。这只要对议帝号的过程稍加分析就不难知晓：
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制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3]
这段史料，众所周知，这里要指出的是参与议帝号的人员构成，这就是除了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等重臣之外，还有博士。按：秦朝博士员额不定，有正式博士和候补的待招博士，总人数起码在七十人以上。博士是官僚的组成部分，职责是议论古今，顾问应对，都是学识渊博之士。这些博士大都来自六国，齐地尤其多，他们聚集朝廷是真心实意为朝廷献策献力，建议改秦王为泰皇，确确实实是认为泰皇是最尊贵的圣明人君，只是没有想到秦王政的目光更为远大，独创了“始皇帝”这个称号。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对“始皇帝”这个称号，博士们也是发自内心赞同的。这从分封与郡县之争中可以窥见端倪：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4]
其时距离统一已经过去七年，按照秦的廷议制度，这样的争论不止一次。这一次之所以被记载下来，是因为招致了焚诗书、禁私学的后果。周青臣歌颂秦始皇的统一大业恐怕不是一味的阿谀奉承，很可能是发自内心的赞叹。而淳于越则是完全出于巩固秦始皇家天下的考虑。淳于越主张分封的理由虽然打着“师古”的旗号，借鉴的则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教训。这就是“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郡县制固然有利于权力集中，但是一旦皇帝身边发生不测，后果难以想象，田氏之代齐、六卿之分晋，不可不防，劝秦始皇汲取历史教训。但是，这次劝谏一是不合秦始皇口味，在一片喜庆的“酒会”上讨论这个话题，不免令人扫兴。二是这“田常、六卿之臣”所指为谁？掌握重权的首选是身为丞相的李斯，大庭广众之下要秦始皇采用分封的方式防止田常、六卿之臣，等于说在以李斯为首的朝臣中存在乱臣贼子，李斯当然不能接受！李斯没有就田常、六卿问题直接质问淳于越，而是以西周之亡于分封为由，从集权的角度，谓“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5]，提出焚诗书、禁私学。
明白了秦统一以后东方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内心世界，可对五德终始与秦朝政治关系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五德终始说契合了秦人固有的天命观念，为秦人的天命观念提供了新的历史论证。二是驺衍五德终始说所宣传的“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不过是给流行的儒家理论换个包装而已，政治家不接受，普通学者亦未必是之。现实证明，秦始皇没有按照所谓的“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完成统一，说明该政治理论不具有实践性。三是秦的统一说明了秦的施政理念、具体制度的正确性，统治天下、巩固天下，自然以秦的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为最高纲领。所以，既然秦得水德，那改度制、易服色、“上法”，就是理所当然的历史选择！也就说，“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云云，是六国士人所认同的。秦始皇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秦政“急法，久者不赦”与“合五德之数”有着深层的逻辑关系。这“水德”也是驺衍“尚德”的实践，只是“德”的内涵变了。明乎此，对秦朝政治的认识就不会局限于汉儒“过秦”之词，以为秦朝短命是法家思想使然。政治之“上法”和“法家思想”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
[1]《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叙》，第3288页、第3289页。
[2]关于阴阳学派的形成时间和过程，因为对先秦典籍成书时代及其内容的史料价值有争议，故观点不同。参见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吕思勉：《辩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栾调甫：《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刘节：《洪范疏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以上诸文，具见《古史辩》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
[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6页。
[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4页
[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