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
中国历史上出现两次外来文化的大规模进入：一次是印度佛教的进入；另一次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全面进入。佛教的进入并未使中国佛教化，却成功实现了佛教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佛教的儒学化、道学化。而西方文化的进入，情形有很大不同，不仅未能顺利实现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相反一度使中国文化西方化或边缘化，差一点中断了文化的血脉。而其中儒学的命运最为悲惨，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学在一段时间内被中国主流社会否定和抛弃，几乎丧失了栖身之所。这种差异的发生既有社会历史条件变迁的原因，也有文化自身发展起伏的缘故。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至隋唐逐步中国化。其时中华帝国出现汉唐盛世，国强民富，在世界上是一流大国，对周边国家有很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作为汉唐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的儒学正处于上升时期，对于统一国家的治理、社会道德的维持、文化教育的发展，发挥了主导、促进的作用，中国人充满了自信心。虽然其间有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以及儒学自身弊端的产生（如烦琐化、形式化），但不足以抵消其辉煌，正宗地位并未动摇。中国人依托博厚的中华文化，迎接佛教的进入，少数人担忧甚至反佛，主流社会则积极接纳，一大批精英认真取经、译经、研经、释经，致力于儒、道、佛的融合，唐代执政者则确立三教并奖的文化政策，把佛教有效纳入社会调控和道德教化体系。中国并未因佛教的进入而改变其儒道互补的文化底色，却因吸收佛教而增大了文化的丰富性，儒学在佛教的激励下推陈出新，至宋代形成新儒家形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制度僵化，政治腐败，闭关自守，经济落后，民生凋敝，而统治者不思改革，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理学与礼教则由于丧失仁爱精神和过度政治化，成为统治者禁锢人心、扼杀生机的工具，有识者斥之为“以理杀人”（戴震语），整个社会呈现“万马齐喑”的局面。鲁迅批判“礼教吃人”也是针对后期僵死的无仁之礼，没有人性的关怀，只有片面的等级服从，其余毒流传不绝。与此相反，西方工业文明蓬勃发展，工商经济创造出自然经济不可比拟的巨大生产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极大改善了人类物质生活条件；它所创建的民主与法治社会管理模式及自由、平等、人权、理性等价值理念，使人的自由度和创造力获得很大的解放，由于这些优越性，西方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引领世界潮流数百年。当它大规模进入中国之时，在中国人面前全方位显示了它的先进性，也凸显了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陈旧落后，使得一批中国精英猛然惊醒，在感受西方列强侵略欺凌的切肤之痛的同时，不得不承认，要使中国由落后变先进，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向西方文化学习，实现“以夷制夷”的强国目标。他们也由此反省中华文化的不足，包括儒学的弊端，甚至出现矫枉过正的“全盘西化”的论调，出现为了救中华必须毁灭中华文化的偏激主义。从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看中西文化差异，是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即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差异。从文化相对论的观点看中西文化差异，是知性为主的文化与德性为主的文化的差异，是贵斗哲学为主的文化与贵和哲学为主的文化的差异。西方讲实力强国，中国讲礼让治国。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如孙中山所说：“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用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1］西方近现代文化具有刚健进取的特点，能量释放迅猛，对中国的冲击力很大。中华文化则具有柔和保守的特点，底蕴深厚但能量不会短期爆发，在西方文化咄咄逼人之势面前，只能采取守势，节节后退。
由此可见，儒学面临的挑战是空前严峻的，完全不同于佛教进入时的态势，可以说是一场生死考验。诚如贺麟所说：“西洋文化之输入，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则儒家思想便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开展。如不能经过此试验，渡过此关头，就会死亡，消灭，沉沦，永不能翻身。”［2］在这场文化考验面前，弘毅之士不乏其人，也有一些人丧失了民族文化自信心，并预言儒学将退出历史舞台。
西方文化对儒学冲击的两重性
儒学作为中华主流文化传承2000多年，为了适应宗法等级社会与多民族国家不同时期的发展，它自身作过多次调整，不断有新学派产生。但它在农业文明和家族社会土壤里扎根太深，积淀起深厚的传统，它如何在全新的时代里继续生存，要做哪些大的改革，才能适应商品经济和公民社会的需要，单靠儒家开明派运用传统资源是很难完成这一艰巨历史任务的。西方文化的介入是儒学起死回生的外部关键因素。它把儒学逼到不革新就灭亡的关头，促使儒学界不能不作出深刻反省，在西方民主自由观的参照下，检讨在帝制政治扭曲中“三纲”说之陈腐与危害，破除等级观念与封建家长制，改变闭塞守旧心理，从儒学中拯救其仁学所展现的博爱、平等、兼通等合理内核及五常之德所包含的东方普遍伦理，以便于儒学与现代社会相衔接；同时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创建儒学新的理论形态。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是儒学革新的代表，是具有国际视野的当代儒学改革的先驱思想家。谭嗣同兼学中西，研究西洋政治、科学、历史、宗教，看重耶稣教，向往工商繁荣；对于儒学，则扬孟子而贬荀学，又推崇佛家与庄、墨之学，以开阔的视野观照儒学及其现实形态，故能看透礼教弊端，选取仁学精华。他集中攻击专制主义和三纲说，认为其残害百姓，毫无人理，故要冲决君主、伦常之网罗，争取人性之解放。他运用西方平等自由的理念提倡孔子的仁学，首标“仁”之新义：“仁以通为第一义”，把仁学引入现代文明的境界。“通之象为平等”，有四义：一曰“中外通”，“破闭关绝市”，通学、通政、通教、通商；二曰“上下通”；三曰“男女通”，皆用以破“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四曰“人我通”，破己与他的畛域。他认为打破闭塞，通商惠工、富国富民乃“相仁之道”。［３］谭嗣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最早的思想家，他的贡献不仅在揭露为专制政治扭曲化的儒学的腐朽危害，而且活用西方先进思想重新发现儒家仁学的核心价值，将其提升，并与中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同时避免了国粹派的保守顽愚和西化派的民族虚无主义。
西方文化的蓬勃生发的超强势和中华文化背负因袭重担的固陋成鲜明对比。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成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中国文化生态发生质变，西方文化包括欧美文化和后来进入的苏联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成为主流文化，支配了思想和政治界人士；中华传统文化核心儒佛道三家被边缘化，至少在精英文化层面上被视为旧的保守的文化，退出中心舞台。其中儒学被进一步妖魔化，成为封建文化的同义语，成为文化革命的对象，“打倒孔家店”是先进青年中最时兴的口号。引领中国进步潮流的前沿思想家，大都主张以欧美为师，或者以俄为师，决心放弃儒学，扯下孔子这面文化大旗，在文化建设上另起炉灶。这种在社会革命中打倒古典人物、铲除古典文化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尚无先例。欧洲近代文艺复兴运动虽然猛烈批判基督教，但集中批判教会与保守神学，并不否定《圣经》，对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则以复兴其思想为己任，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始终被推崇。英国没有人要打倒莎士比亚，俄国没有人要打倒托尔斯泰。即使近代最激进的人物也没有把当时社会的黑暗归咎于古典思想家。
独有中国不反思当代人做得如何，动不动把斗争矛头指向孔子，要他为2000多年后的中国的衰落负责，千方百计要把中华民族文化象征人物孔子加以丑化，使之丧失神圣性，不再有凝聚力，这等于丑化了中华文化，剪断了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导致中华民族遭遇空前严重的文化危机。胡适提倡全盘西化论，鲁迅把中华文明归结为“吃人”文化，陈独秀认为要提倡民主与科学便要反对孔教和旧伦理。各派代表人物都把矛头指向儒学，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此外，蔡元培在教育改革中废除读经，使新时代学子不再接受经典的熏陶，从而数典忘祖。一批颇有影响力的文化界进步人士提出汉字落后论、汉字取消论，推动汉字拉丁化运动。假如这场运动成功，中华古典文化包括儒学的传承必将因汉字载体的消失而断裂，汉族有可能由此而分崩离析。他们所做的已经超出文化改良的范围，在漂亮的革命口号之下，实际上是在挖掘中华文化的根系，扼杀中华民族文化的生机，虽然他们主观上是为了救中国，恰好在客观上适应了西方帝国奴化中国、推行文化殖民的需要，其害莫大焉。建国以后，未停止过对儒学的讨伐，孔子成为反面教员。“文革”批孔达到极致，中国陷于浩劫，人们才开始觉醒，发现身处文化荒漠之中，已经满目疮痍了。幸亏中华文化在民众中根基深厚，生命力顽强，已溶入中华民族血脉之中，未被文化激进主义摧毁，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若其潜力稍弱，便被冲垮了。中华文化虽然根系不死，但遭到重创，在自觉的层面上被几代人冷落疏远，传统美德气息微弱，道德中国不复存在，人们不懂自己的文化经典而不以为耻，盲目崇洋风气盛行，其负面后果至今还在发生作用，而反传统的传统已形成巨大惯性，有些学人以现代化为理由继续热衷于反传统而不能自拔。
西方话语下的儒学研究
现代儒学研究超越传统经学以经解经的训诂之学、义理之学的窠臼而有新的格局，这要归功于西学的传入，它使中国学人转换了新的眼界和使用了新的方法，故而产生了新的学术。但是西学的理论方法亦有其局限性，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西方中心论的态度，不理解或曲解儒学。当西方话语笼罩中国、为中国学人采用而又不能中西融会贯通时，儒学重现在人们眼前的形象如同哈哈镜中的人物是可笑的和丑陋的。
第一，在单线进化论话语下，儒学被认为是比西方近现代思想低一级的、过时的学说，中华文化被认为是属于历史不属于现代的文化。早有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引进达尔文进化论，把“物竞天择”与社会进化联系起来，产生极大影响。后来胡适大力推崇达尔文与赫胥黎，认为社会的进步要靠生存竞争，赞美“适者生存”的所谓天演公例，而“适与不适”则要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加以检验，其结论是：中华传统文化导致中国落后，“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4］，因此必须全盘西化。在宗教文化上，西方宗教学进化论学派认为从原始巫术到多神教再到一神教是宗教进化的规律，因此中国各种多神宗教都比基督教低级，儒学没有脱离巫术色彩，也不高级。影响所及，民国年间的中国学界，一方面看好基督教，另一方面提出各种“宗教取代论”，认为儒、道、佛在未来文化建设中皆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第二，在科学主义话语下，儒学研究从探究生命智慧之学蜕变为属于工具理性的专业性学问，被认为不应发挥教化作用，只可成为纯知识系统。上世纪20年代有“科学与玄学”之争，张君劢认为科学研究客观规律，人生观则是主观的生活态度。丁文江则认为科学万能，那些不能辨别事实真伪的主观的自以为玄妙的各种人生观，包括儒学，都是应当扫除的玄学。胡适引进美国实验主义，认为科学就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他的整理国故，只是要按照西方科学研究模式把国学知识化、工具化，将其纳入西方近现代社会科学专业系列，不再视之为生命的学问，使其丧失养成人格、化民成俗的道德功能。
第三，在自由主义话语下，儒学被认为是阻碍民主、反对自由、维护专制的封建礼教。陈独秀倡言：“要拥护那德先生（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他认为儒者三纲之说是“奴隶道德”，所谓礼教乃是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与民主共和绝不相容［5］。鲁迅认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6］鲁迅反对儒学中庸之德，认为仁恕、宽容等说法，表面上调和、公允，实际上是姑息坏事、纵恶养奸，因此他主张痛打落水狗，直至临终也不讲宽恕别人的话。1980年代的《河殇》把儒学视作保守的内陆黄色文明的代表，是窒息民族生命的文化，反之代表海洋蓝色文明的西学则是值得中国人向往和学习的。还有人把儒学为主的中华文化的核心归结为专制主义。这是全盘西化论在当代的新说法。
第四，在基督信仰话语下，儒学被认为是顺世的俗人伦理，缺乏宗教超越意识，不能为现代化提供动力。最典型的是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认为儒教否定彼岸，没有一神教外在超越的宗教精神，因而也缺少救世宗教用神圣性对世界进行理性的制约的功能。儒学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地适应世界，不能像新教伦理那样理性地把握世界，后者经由经济理性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结论是：儒教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7］。美国哈佛学派学者列文森著有《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认为儒学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庸”，它能成就社会的长期稳定，但缺乏与现实的张力，因而也没有活力，不能导致真正的社会变革。而中国现代性的社会大变革是在西方文化全面冲击下发生的。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儒教成为历史，不再有新的发展前景，中国传统文化将走进历史博物馆。上述观点在中国学界都颇有影响，甚至成为一种学术潮流，如1980年代金观涛抨击儒学采用的“超稳定结构”说，就来自列文森。
第五，在苏联式哲学话语下，儒学被支解，大部分学派成为唯心论。苏联日丹诺夫把哲学史简单化地归结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一段时间内它成为金科玉律，成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指导思想。用这种理论眼光考察儒学史，孔子的天命论和仁学，孟子的尽心知天说和养气说，都是唯心主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是神学目的论；程朱理学是客观唯心论；陆王心学是主观唯心论。总之，儒家哲学主脉都属于错误思想路线。只有荀子、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人的哲学才是唯物主义正确思想路线，不过都不彻底，有唯心主义杂质。这样一来，儒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正功能大部分被否定掉了。更为重要的是，儒学最有价值的人生哲学被日丹诺夫的理论框架剔除在外。用西方哲学的模式剪裁中国哲学的历史，不仅抹杀了中国哲学的特色，而且降低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即使找到一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也只能算是朴素的，发育不成熟的，无法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相比。更有甚者，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将中国人的主客统一的整体性思维称为服从互渗律的“原始思维”，处在很低的水平上。近有楚渔作《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落后，缺陷是模糊、混乱、僵化，导致中国人素质不高，造成近代落伍。此书一出，一些人便加以吹捧。可是思维模式很难改造，中国的现代化简直就没有希望了。此论不仅是布留尔的翻版，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自虐竟到如此程度。
第六，在源自苏联的“极左”政治话语下，儒学成为反动倒退的思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指导下的“文革”中，“四人帮”把苏式阶级斗争学说与法家专制主义相结合，掀起疯狂的反孔批儒运动，吹捧法家是进步的主张革新的，指责儒家是保守的主张倒退的，认为反孔与尊孔是各个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儒家始终是社会进步的阻力，孔子是历代反动派的思想代表，是千古罪人。这场运动把反孔批儒的反传统思潮推向了顶点，也推向了极端，从而为物极必反、结束极端主义创造了条件。人们已经在承受“文革”造成的痛苦，又从“反孔批儒”运动中看到“四人帮”的不良用心和反人性的危害，接触到儒学“仁者爱人”、“和为贵”、“中庸之道”的思想，对儒学产生了亲近、认同之感，新的文化觉醒在逐渐出现。
第七，在西方文化话语下，出现了许多讨论儒学性质的话题，难以形成共识。例如儒学是否是哲学，是否是宗教，一直存在争论，其背后是西方哲学与宗教的概念在支配讨论，概念理解不同，结论也就不同。从西方发达的宇宙论和知识论看儒学，儒学便不像哲学，只是一种伦理学说而已，只有老子和道家略为接近哲学。从西方基督教的上帝观与救赎论看儒学，儒学便不是宗教；但从西方学者提出的“宗教性”［8］与“终极关怀”［9］作为衡量宗教的标准，则儒学便可视为宗教。如果儒学是宗教，那么其性能又如何评价？从基督教的超越主义看，“儒学是宗教”便意味着它同样具有超越精神，是一种高层次的思想文化。从苏联的“宗教鸦片基石论”看，“儒学是宗教”便意味着它是麻痹人民斗争意志的工具，是坏的需要否定的学说。出现这种情况，是简单套用西方话语和观点造成的。对于用西方文化的概念套用于东方和中国思想文化，早有人提出异议，并试图加以突破。如欧阳竞无提出“佛学非宗教非哲学”［10］，汤用彤则说“佛学亦宗教亦哲学”［11］，两位先生不拒绝使用西方概念，又不受其限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儒学非哲学非宗教，有哲学有宗教》，讨论儒学是什么样的学问，指出：在西方话语笼罩之下，当代中国人起初只能通过西方的理念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不得不把本来是包含社会人生多方面内涵、具有综合性思想体系的儒学及佛学、道学纳入“中国哲学史”范围加以说明，结果是削足适履，写出来的书，儒不像儒，佛不像佛，道不像道。西方话语有一部分已成为普世性主流话语，我们应当接纳和使用，使其成为现代汉语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儒学现代转型所必需的。但使用时不能抹杀中国文化的特点，否则将扭曲中华思想包括儒学。
儒学复兴的转机
儒学衰落的命运到1980年代以后出现了新的转机，因为时代条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其一，中国结束“文革”，打破自我封闭，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层面引进世界市场机制，在政治层面确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层面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与民族复兴融为一体。30多年的发展，成就巨大，世人瞩目。尤其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比西方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危机，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又成为美元最大持有国，帮助西方走出危机，令世界震惊。同时中华文化地位上升，孔子恢复正面形象，重新受到尊敬。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同时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也在增强。事实证明，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可以同步进行，学习外国与发扬传统能够互相结合，文化激进主义把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儒学在中国现代化事业中成为一种文化资源，成为一种精神动力，成为一种生存土壤，成为一种民族纽带，成为一种道德保障，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儒学也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重新解释和筛选，被有效发掘和提炼，被注入新鲜血液而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被纳入现代信息网络而加快了在中国和世界的传播。
其二，东亚群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的崛起，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快速发展，显示了儒学文化圈的潜力和优势，破除了“韦伯偏见”，用事实证明，儒学不是现代化的阻力而是助力。它的博施济众的社会关怀，己立立人、不欲勿施的人我观，见利思义、取之有道的义利观，重视教育和人格养成的人才观，强调人际和谐与生态和谐的贵和论，都与现代文明相一致，体现出博爱、平等、公平、正义、人本、和平的精神，能够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育、民主与法制不断进步，素质教育发展壮大，为现代化事业提供必要的社会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诚然，东亚的崛起，学习吸收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和现代管理经验，积极引进西方雄厚资金和先进科学技术，起了重大作用。但东亚崛起如此之快，发展活力如此充沛，社会特色如此显著，不能不令人把它与东方文化和儒学底色联系起来，各国有识之士，纷纷把眼光投向东方，研究东方的经验，重新评估儒学的当代价值。
其三，西方文化出现了真正严重的危机。苏联解体，美国学者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充满自信地宣布，西方自由民主社会模式是人类的最后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已经终结。可是不出10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临，它是西方经济模式内在弊端在亚洲的一次暴露。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在国际上的单边主义所激化的民族宗教矛盾，孳生出暴力恐怖主义，给美国本土的安全带来严重破坏。接着是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造成大批平民死伤，美国在亚洲陷于泥潭不能自拔。人们也在拷问美英等国，在强权横行下，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影子在哪里？从2008年下半年起，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不仅使人们对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及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提出责难，而且连带西方的文化及价值观也遭到质疑。美国是民主国家么？是民众当家、法律管用还是金融资本集团有超级权威？社会过度消费与借钱过日子能持续发展么？靠美元帝国对世界的盘剥维持一国高消费的美国，已陷于空前庞大的债务危机。近期以来，希腊债务危机正在引起整个欧洲共同体深刻的经济与社会危机，福利国家的神话正在破产。墨西哥湾海底钻井严重漏油事件造成从未有过的海洋生态灾难，地球血管被野蛮刺穿，流血不止。资本的贪婪不仅危害民生、破坏环境，还造就了日益功利化的社会，使人欲横流，人性堕落。个人主义和放大的自私民族主义及崇信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固然有激励个人和民族奋发向上的功能，同时带来蛮横和残酷，成为社会犯罪和民族压迫的思想基础，威胁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表明，在美国长期占思想支配地位的斗争哲学仍然有很大市场，它习惯于用对抗的眼光看待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而要改变这种思维惯性是不容易的。然而，西方文化没有管理好自己的社会，更没有引导好世界的潮流，各种全球性的危机正在加剧，人类前途堪可忧虑，因此世界上对西方主流文化批评的声音不断在增强。
由于西方文化的光环大大消退，越来越多的人转而向东方文化和儒学中寻找补救的智慧，重新发现了孔子的伟大，重新发现了儒学的价值，孔子在世界上的地位空前提高，2009年秋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便是显例。
其四，话语的突破已成普遍之势。单线进化论已被多线进化论和文化相对论所取代，随之而来的是欧洲文化中心论也逐渐过时。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明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能彼此取代，却可以互相学习。科学是必需的，科学万能却是错误的。科学主义已遭到国际学界强烈批评，在国内的市场也大大缩小了。科学属于工具理性，不能取代体现价值理想的人文，而且要用人文为之导向。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没有真切体认，只用科学理性，不能真正把握。自由主义只讲个体的权利，不讲社会的责任，在群己关系上有极大的片面性，也不符合人类进化的历史；如果整个民族没有自由，个人自由也就无从说起，所以民主、自由与人权必须包括群体的权益，而这正是儒学的优势所在，它要把“成己”与“成物”结合起来。基督教的话语体现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并不都适合东方和中国。没有基督教上帝观的儒学并非没有超越意识和人文理想，它的圣贤观是一种内在的超越，虽然不像基督教信仰那样能够激发人的强烈的神圣情感，却能够避免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偏执和对异端的排斥，同时保持着人文关怀，把“极高明”（理想）与“道中庸”（现实）有机结合起来。至于前苏联教科书式的哲学话语，已被中国学界大多数学者视为教条而加以抛弃。这些教条不能展示中国哲学的特色和光彩，却使中国哲学变得毫无生气，甚至被肢解，因此在总体上不可取。“文革”中反孔批儒的极左政治话语，随着“文革”的结束和被彻底否定而退出历史舞台，人们从“四人帮”身上看到了货真价实的封建糟粕，反衬出儒学的真价值，打破了“反孔进步，尊孔倒退”的流行多年的成见，促使人们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学。人们开始用实事求是的态度，用适合儒学思想特色的语言和方法，来研究儒学，学术面貌随即改观。
其五，儒学研究步入理性时代。激情澎湃的批孔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文化激进主义仍有余绪，但不再左右社会，中国文化研究呈现开放的多元化趋势。儒学是一种综合性极强的思想文化体系，必须多学科、多视角加以研究，才能揭示其丰富内涵，用一种理论模式就想穷其底蕴、求其定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于中国人而言，研究儒学不是单纯的学术工作，还是传承民族文化、使之发扬光大的一项神圣事业。在研究途径与方法上日益呈现出多样性特点，其中“返本开新”与“综合创新”（张岱年语）正成为主流学术思潮。“返本开新”是回归本源，接续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然后开拓更新，使创新文化真正生根开花；而弃本开新所开出的新文化往往漂浮时髦，不能持久。“综合创新”是在广泛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加以创造，主要是融合中西文化，建设当代文化，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就儒学研究而言，民国与港台新儒家正在走这条路，当前中国大陆学人也在走这条路而具体途径各有不同。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思想与政治批判，传统儒学的精华与糟粕已然分得清楚，持全盘肯定论和全盘否定论的人只是极少数。无论是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需要出发，还是从民族文化重建的需要出发；无论是从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出发，还是从世界文明转型的需要出发，历史上儒学有过的“三纲五常”形态中，“三纲”确已过时，“五常”仍不可弃；从儒学丰富的思想资源里筛选、提炼具有符合今日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与智慧，寻找、阐扬具有全球意义的普世价值，乃是学者的责任。儒学的继承与创新，关键在于“推陈出新”，在于转化传统，使儒学具有新的体系，新的形态。而在研究儒学的指导思想上，必须做到吸收西学又超越西学，形成概念与话语的中西双向诠释与互补。
儒学可以为当代人类提供什么新思想
西方文化为人类提供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理性等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已为人类大多数所认可。但是，第一，这些普世价值建立在个人权益必须得到社会保证的基础上，出发点是个体；第二，它缺乏从社会群体出发协调人群关系的原则，例如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相处的文明原则；第三，它重权利而轻义务和责任，因此没有底线道德要求；第四，它的具体实践形态因地因族而异，彼此不能照搬；第五，它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往往出现价值的双重标准，形成自相矛盾。这些普世价值是现代文明所必须的，又不是实现现代文明所充分的，必须加以补充。对于现代文明和现代化要有新的解说，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除了工商业发达、科技进步、民主法制体系健全等项指标以外，一定要增加全球伦理和生态文明的指标。全球伦理用以处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文化之间的关系，形成最低限度的道德规则，以保证用文明的方式解决矛盾与争端，建设和谐世界，避免对抗与战争，确立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和共同市场正常运行所必需的世界新秩序。生态文明是比工业文明更高的文明形态，它要求：一方面，保护自然生态，改变以往工业文明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掠夺，避免发生人类毁灭的灾难，使发展与环境相协调；另一方面，保护文化生态，主要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与多样文化之间的和谐，避免文化趋同与文化对抗，使人类的文化有内在的活力。全球伦理与生态文明都是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能够保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次人类文明的现代转型，在这次转型中儒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充实普世价值，提供“天人一体”、“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等儒学的核心价值，使其成为普世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天人一体”的思想把自然界与人连为一个整体，视为一大生命，人的作用是“赞天地之化育”，是“补天”，不是征服自然。“天下一家”的思想把人类看作一个大家庭，血肉相连，休戚与共，要像兄弟一样和谐相处，不应对抗和恶斗，这恰好符合今日地球村的要求。地球村实际上是“地球家”，地球是人类同居的家园，在全球化过程中人类已是如家庭般的命运共同体，相互依赖远大于彼此分歧。压迫别的民族就等于危害家庭、损害自己，没有胜者。“和而不同”的思想是承认差异、包容多样、互相尊重、和平共处，不迫人从己，不恃强凌弱，不用暴力解决矛盾，而主张和解、妥协，求同存异，交流合作。“和谐”应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其前提是尊重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抛弃社会达尔文主义，抛弃大民族主义，抛弃救世主代表心态。和则共赢，斗则俱伤。世界要和平发展，只能走“和而不同”这条路。儒学这几条价值理念要大力阐扬，使之成为国际通行话语。
儒家的中和之道能够抑制极端主义，促进当代温和主义流行。儒家的中和之道又称中庸之道，主张渐进改良，反对偏激行为；主张协调关系，反对冲突排他。在崇尚斗争的时代，它是不受重视甚至遭到否定的。而在由文明冲突走向文明对话的今天，在世界被各种极端主义（包括霸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所折磨而纷争不宁的时候，人们呼唤理性的温和主义，认为温和主义作为一种稳健的、包容的处世态度，有益于各种信仰和主义的健康化，有益于民族、国家、宗教关系的文明化，是值得提倡的。温和主义的特点，一是合情合理，顺应民心；二是尊重他者，主张和谐。孔子是温和主义的鼻祖，儒学的中和之道铸成中华民族改良渐进、温柔敦厚的品格。在中国，极端主义只能风行一时，不能持久生根，传统使然。由于中和之道影响深远，中国的崛起必然走和平的道路，在国际事务中承担促和、调解的角色。世界上的主义繁盛，宗教众多，它是人类文化良性生态的体现。但是如果生长出极端主义，如同百花园中出现毒草，会危害百花的正常发育。多样性的文化只要是温和主义，世界和平就有保证。
充实社会主义内涵，使之摆脱苏联模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儒学的人本思想与贵和思想已经为中国社会主义者所吸收，纳入治国方略之中，形成“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和重发展、重民生、重协调、重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产生出巨大的创造力，得到民众的真心拥护。儒学教育已在体制内外展开，儿童读经活动在各地蓬勃进行，中华传统美德（主要是儒家八德：忠、孝、诚、信、礼、义、廉、耻）教育在民间和大中小学取得丰硕成果。儒商文化受到企业界空前关注，正在推动经济伦理建设。儒学重新全面介入中国社会生活。
倡导道德社会、道德人生，抵消自我中心和物质主义，改变功利社会唯利是图、人情淡薄的畸形状态。儒学是伦理型的人学，崇尚道德理想主义，有重德治轻法治的倾向。但是针对今天道德沦丧的局面，儒家的求仁明德之学，其积极意义是主要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必须结合。仁、智、勇是健全人格三要素，而仁德第一，有仁德才有尊严，才能正确发挥才智和勇力。没有道德的社会是野蛮的社会，没有道德的人生是低俗的人生，都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
儒学将在明体达用中复兴
儒学逐渐进入世界主流文化，成为国际政治与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话语，在文明对话、民族和解、政治谈判中，发挥显著作用。中国人要率先在国际事务中使用孔子和儒学的话语，表述和平外交政策与各种主张。孔子正在走向世界，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孔子的思想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也比较容易为他们所理解，因此进一步打破语言障碍，将儒家经典译成各国文字，大力推动儒学跨文化普及，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儒学将在促进世界和平中复兴，成为当代文明的一面旗帜。
儒学进一步与当代市场经济、民主法制相结合，一方面克服自身竞争意识和法治观念不强的弱点，另一方面弥补自由竞争和唯法主义所造成的不均、忘义、无德的弊病，促进经济伦理发育，提高社会公共关系道德化程度，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使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平稳有序。事实证明，儒学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它是动力和助力。韩国与台湾的经验已经证明儒学和儒商文化在东亚现代化模式中有积极作用，中国大陆的经验还将继续证明，儒学是东亚现代化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思想动力。放大一点说，儒学参与下的市场文化也会为世界经济克服各种危机提供借鉴。
儒学在中国与社会主义不断融合，真正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中心区。中国新时期的文化正在建设中，但新的主流文化尚未形成。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大起大落之后，儒学的不同层次有了变化：政治儒学已经衰落，学术儒学正在复苏，民俗儒学根基深厚，儒学仍然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中国新时期的新文化，将会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具有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文化，其中，社会主义文化、中华传统文化、西方优秀文化形成新的文化三角结构，彼此接近、吸收，使社会主义文化有了民族特色，使中华传统文化有了现代生气，使西方优秀文化有了中国形态，共同组成新文化核心地带。儒学将主要在道德与礼俗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实现社会风尚根本性好转，中国重新成为礼义之邦。
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层面出现新的学派、新的学说，既能够继承孔子的真精神，汇合历代大儒的深邃洞见，又能体现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广阔视野和中华复兴的新境界、新风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准和民族气派，超出民国新儒家的成就，也不同于港台新儒家，为中国学界所看重，并在国际儒学研究领域占有显著的一席之地，与西方汉学、西方哲学、西方宗教进行有效地对话和交流。在儒学理论创新过程中，涌现出一些一流学者，造就有影响力的当代儒学思想家，形成若干儒学研究重镇。
儒学落实在社会、学校和家庭教育中，逐渐培养出一大批有历史使命感、有道德操守、有健全人格、有专业技能的仁人志士，呈现出当代儒者刚健中正、温良俭让、知行合一的气象，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发挥榜样的作用，并通过他们的实践行为，向世人昭示儒学仁爱通和、至诚不息的精神，以扩大儒学的正面影响。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学的复兴要靠儒家式人物具有对社会的感召力和辐射力，这样的人物要尽可能多一些，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有，能取得普遍的尊敬，他们对儒学的推动远大于书本的作用。儒学必须进入课堂，又走出课堂，走进社会和人生，形成一支老、中、青、少前后相续的人才队伍，把传承和实践儒学的历史责任担当起来，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中流砥柱。
儒学的复兴已经有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和不少实践成果。儒学正在展示它深厚的潜能，并以后工业文明的柔和方式不断放射其启迪今人的智慧之光，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儒学的复兴是缓慢的，却是富有后续动力的，它不依赖外部的强力推进，主要依靠自身的东方德智魅力和社会的认同，以温和的姿态进入现代生活。但目前它的复兴还处在起步阶段，前面的路还很长，困难仍很多。我们要抓住机遇，奋力开拓，少说空话，多做实事，团结更多的人，长期奋斗下去，路就会越走越宽。儒学将在造福社会过程中重生、成长、壮大，它必有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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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