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天皇制，就不可能理解作为东方的日本；

不了解基督教，就不可能理解作为西方的日本。

就在我翻译的《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天皇制和基督教》（杨熙楠 铃木正三 选编，土肥昭夫等著，华夏出版社，2007年）出版之际，我还收到一些出版社朋友的回复，称此书涉及敏感问题，不能正常问世。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怎么也想不通日本学者可以自由地在自己国度讨论天皇制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而我们的一些经过驯化的编辑却总是觉得该书会砸掉他们的饭碗。在日文的译著本来都出版不多的情况下，在中国人总是主观地论断日本文化的现实里，大量翻译出版外文典籍就变得尤为迫切。任何文化上的封闭锁国政策，只是一个民族丧失自信心的表现。

不了解天皇制，就不可能理解作为东方的日本；不了解基督教，就不可能理解作为西方的日本。本书帮助读者从内部理解日本为什么从前现代的东瀛岛国崛起成为现代世界大国的精神历程。

该书选自已经在日本公开出版的四部日文著作：《近现代天皇制1、2》、《天皇制神学批判》、《大尝祭》，属于十位日本著名的基督教学者的文章。其主题，正是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1868－1945年）天皇制与基督教的关系，以此为切入点向我们展示了日本在近百年的精神文化、制度文明的演进史。这是一段日本从近世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其中，我们看到日本的基督教学者对天皇制的反思批判，看到此间日本的基督教思想家们怎样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情景中持守自己的信仰，看到内含在日本文化中的天皇信仰的神格性所带来的日本人享有的开放自由，看到日本当代学人在学问上的一个侧面的价值追求和社会对这种追求的积极认同，从而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心灵有着何等的封闭：汉语学界连基本的西学经典都没有全面翻译出来，更不用说汉译的日本学术典籍寥寥无几；除了少数几种思想家的全集外，我们连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康德、海德格尔之类一流思想家的全集还保留在原文状态，何况已经翻译的全集中，有的还是从英文转译而来。另一方面，“国师们”近年主编的《清史》投资数亿人民币，官方还在山东曲阜举办祭孔大典；2006年春节中国在城市部分地区解禁燃放鞭炮，这些都表现出文化上走向封闭复古的保守倾向——以所谓的传统节日形式阻断人们的现代想象。中国人的身体普遍生活在现代，其灵魂的需要与表达仿佛还不如唐代，因为那时，至少人们还能够选择多元化的精神表达，至少杜甫这样的诗人还能够存活于锦官城外柏深深处。

除非我们能够系统地翻译、研究日本古代、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典籍，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除非我们真正理解了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我们就不可能同日本建立真正的和平共在关系。在反思日本近代史的时候，中国人最需要又最难克服的是自我中心论，即只看中国人叙述的历史事实而无视当时的日本人叙述的历史事实。任何具有现代历史学理论常识的人都知道：面对同样的历史事件，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语言叙述。历史事实，是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历史观念、历史信仰叙述的产物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物质实在。而且，当一个社会强行把某种历史叙述确定为客观叙述的时候，除了表明其依从的强权即是真理的历史观外，还能说明什么呢？我这样说，并不是赞同日本少数右翼分子否定歪曲南京大屠杀之类历史事件的行为。因为，他们把有说成了无。中国的学者更需要思考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而不只是停留于情绪化的谴责，思考他们的前辈为什么要在发动大东亚战争期间进行那样的历史叙述，为什么像被誉称为“东方柏拉图”的西田几多郎似的哲学家最后都要为大东亚战争提供理论辩护。所以，日本思想典籍的翻译，对于我们了解日本就尤为重要。

翻译既是让人感到挫败的事业，因为不知什么时候，你就会发现某个地方理解错了而垂头丧气；同时，翻译也是锻造人信心的事情，因为不知什么时刻，你能够寻找到某种贴切传神的表达而欣喜若狂。在翻译经验方面，这次我借鉴了清华大学的王晓朝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吾师李秋零教授的方法：按段细读、汉译、校对，再阅读，然后通读全书译稿以便在逻辑上把握全书的上下脉络，比起我原来使用的方法即通读原稿、汉译、再通校原稿效果更佳。因为，后者由于时间太长而往往容易忘记初译时为什么如此遣词造句的原由。感谢他们同我分享自己长期总结得到的翻译经验。其实，汉语学界形成一个互相交流的翻译共同体，对于我们的文化奠基与传承是何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