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连绵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相沿构成与其他古老文明距离甚远的独立地理单元，其接受域外文明营养并不十分“幸运”。我们高度崇敬先民艰难的远程中西交往，更珍视借陆、海“丝绸之路”东来的域外文明精华及影响。夏、商、周以青铜冶造和井田制贵族家系共同体为社会经济特色。战国到中唐，国家分授或规制土地，口赋劳役重于田税，豪强士族颇盛。中唐到清，“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和“两税法”等面世，农商并重明显，缙绅与富民支配乡里。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改变这一屈辱地位的民族自强，共同建构了中国现代文明的成长。先秦贵族政治盛行，王(天子)为共主与诸侯方国藩屏四方，属于较松散的大一统。皇权官僚政治，亦即皇帝专制中央集权，是战国以降的基本政治制度，郡县职业官僚充任其运作工具。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埋葬延续两千载的皇帝专制。南京国民政府终结军阀混战，但推行独裁“党国体制”，又与现代民主制度相去甚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全新的国体和政体制度的建设与不断完善的历史由此展开。五千年来，无论中华民族抑或中华文明，都呈现“多元一体格局”。各兄弟民族及地域子文明的汇聚滚动，血脉交融，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的持续辉煌。时至近代，特别是抗日战争前后，各兄弟民族最终汇聚成为多元一体、休戚与共的现代中华民族。五千年精神形态的思想文化先后有百家争鸣、三教交汇、理学复兴和“五四”新文化等四次繁荣高潮，尤其是诸子百家争鸣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具有划时代意义。

关键词：地理环境及远程交往；社会经济演进；政治体制轨迹；民族多元融汇；思想文化四次高潮

自《史记》开创“通古今之变”和通史体例，有关中国史的贯通性著述，陆续已有数百种之多。撰写“通史”或“全史”为国民教育提供具有时代价值的史学读本，是梁启超等倡导的“新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章太炎于1902年致函梁启超，“表示欲根据新历史观，撰著一部《中国通史》”。[1]20世纪三四十年代“编著中国通史教材已蔚然成风”。[2]20世纪50年代，南开大学曾在编写断代史和通史方面开风气之先，出版过《中国上古史纲》《秦汉史纲要》《隋唐五代史纲要》《明史》《中国古代史》《简明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稿》等优秀著作。近年来问世的白寿彝《中国通史》、张岂之《中国历史》和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当是国内最新的通史著作代表或楷模。8卷本《中国史系列》，欲承袭国内外前贤成果，弘扬“惟真惟新，求通致用”的南开大学史学传统，尽可能荟萃吸纳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精华，企盼在断代史为基础和古今贯通的道路上有所探索，有所前进。这里谈谈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若干宏观性思考，权作为本书编撰的理论框架与共识。

一、国土地理环境及远程交往

中华民族世代生息在幅员辽阔的东亚大陆。东西走向的山脉主要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祁连山、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阴山、秦岭、南岭等。南北延绵的山脉，则又以横断山、大兴安岭、太行山、长白山最为著名。大江大河主要是长江、黄河、黑龙江、松花江、辽河、海河、淮河、珠江、雅鲁藏布江、澜沧江等。还有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太湖、青海湖等大小湖泊，18 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以及诸多岛屿。中国国土北边是西伯利亚，西面为帕米尔高原，西南横亘着“世界屋脊”之巅的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面是太平洋。因崇山峻岭、戈壁沙漠和第一大海洋的四面围隔，中国的国土疆域遂构成与大多数亚洲、欧洲及美洲古老文明距离甚远的独立地理单元。

在广袤陆地内，中国的国土疆域依海拔地貌划分为西高东低的阶梯状地势：第一级“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第二级云贵、四川、黄土、新疆和蒙古等高原，第三级东部平原和丘陵。若是依气候和自然环境，又可分为三大自然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三者在植被、水资源等自然赐予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反差和不平衡。在东部季风区，风向与降水均随季节而呈现变化交替，夏季受海洋季风影响普遍高温多雨，冬季受北方冷气流影响大多寒冷干燥。该区域北半部冬季万木凋零，夏季植物葱茏，南半部常年郁郁葱葱。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年降水量在400毫米至100毫米，湿润程度低，植被由东向西依次为森林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荒漠。青藏高寒区海拔平均4000米以上，空气稀薄，阳光辐射强，气温低，风力大，降水稀少，植被呈现森林→草甸→草原→荒原的带状更迭。[3]

因地理环境的复杂和经济生存条件的差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大体步入种植族群和游牧族群的长期并存，后又依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及传统而呈现生活空间上的分离。“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4]大致以长城走向相近的东北向西南十五英寸等雨线(年降雨量381毫米)为界限，以南以东适合农耕，人口较稠密；以北以西属干燥地带，不适宜农耕种植，系游牧天地。[5]《大戴礼记·用兵》言，夏商所辖“粒食之民”。[6]《汉书·匈奴传》亦云，北部游牧民“肉食”。[7]长城内外农耕民与游牧民及其不同生活方式的世代并存，也是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特色之一。[8]此外，在沿海及河湖岛屿还有少数赖渔业为生者。早在汉武帝时代，中国版图内业已形成关中、巴蜀、三河、燕赵、齐鲁、西楚、东楚、南楚等地缘经济区，经历近两千年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自中原向边地的递次开发，又逐渐整合演化为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大漠草原、东北、西北、西南等较大的经济地带。

在世界范围内，曾经存在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和玛雅等六大古典文明。前四者最为久远，分别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号称东方四大文明古国。希腊文明始于公元前800年，是欧洲文明的开端，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影响巨大。玛雅文化始于公元前2500年，系美洲古印第安文明的杰出代表。在六大古文明中，中华文明虽不算最悠久，但其他五个古文明均发生较长时间的中断，某种意义上属于失落的文明。中华文明则连绵五千年，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即自古以来按照自身逻辑演进、发展，一直延续至今，虽不时吸纳新的文明因素丰富完善自身，却未见分离异化为另一种独立文明。这种不间断的历程，带来中华文明与同时代的西方文明的交相辉映。譬如，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北纬30度左右的地区，曾诞生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孔子、老子等先哲，人类精神文明获得了重大突破，部分学者称其为至今几乎无法超越的人类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9]公元1—3世纪，罗马帝国与东汉王朝大致同时雄踞于欧亚大陆。公元476年以后的近千年间，欧洲处于社会发展缓慢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中国却出现隋唐大统一和唐宋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两相对照，大致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辉煌及其对世界古文明系列的贡献。

人类文明无不植根于特定的地理区域。同时，文明或文化往往又跨越民族、国界，具有开放性和辐射力，归属于全人类和全世界。文明的价值和生命力不仅在于本体，更来自与其他文明间的交流和互动影响。埃及、巴比伦和希腊三个古文明，隔地中海相望，彼此间的交流影响最为频繁，尤其是希腊，地处东方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交汇点，其令人惊叹的文化成就，就包含着来自埃及宗教、波斯哲学、腓尼基文字、巴比伦天文等域外文化元素。即使在希腊衰落后的公元前3—前1世纪，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语言、文字、风俗、政治制度等因受希腊文明辐射，又形成所谓“希腊化时代”。在亚洲，中华文明也曾从儒学、佛道、历法、律令、货币、诗歌、文字等方面向东、向南影响和辐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形成了所谓“汉字文化圈”。中国的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更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给欧洲中世纪的社会变革发展带去了有益的助力。“陆上丝绸之路”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因最初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和丝织品而得名。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始形成其基本干道，即以长安为起点(后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至疏勒，穿越葱岭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主要以南海为中心，形成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转变于明清。宋代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红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其对外贸易功能又后来居上。比较起来，中华文明在对外交往，特别是接受域外文明先进营养方面，并不十分“幸运”。中国距离其他古代文明几乎都是万里之遥。中国与印度、埃及、巴比伦、希腊等相互交往沟通，不得不依赖“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不得不穿越万里戈壁荒漠，或跨越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艰难的远程交往。唯一与中国不十分遥远的印度文明，也有喜马拉雅山脉的天然阻隔，在航空器未发明之前，法显、玄奘等赴南亚印度求法取经，只能绕道今中亚阿富汗等处，再进入恒河流域。应当正视中华文明与其他主要古代文明交往中的这种相对欠缺：在“大航海”到来之前向域外(尤其是亚洲)输出的文化元素较多，输入的文化元素偏少，外向辐射大于外来获取，最主要的文化输入是佛教自印度传入且造成对传统文化的首次冲击(详后)，以及近代西方文明随殖民者的东来。这也是中华文明在东亚自成独立地理单元和自古以来按照自身逻辑演进、发展的客观背景之一。我们在高度崇敬借丝绸之路进行远程艰难交往的先民的同时，更需珍视中西交通，更需珍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一系列域外文明的精华及其影响。

二、社会经济的阶段性演进

五千年来的社会经济，大致历经夏商周、战国到明清、现代文明成长三个阶段的递次演进。

(一)夏、商、周社会经济

夏、商、周三代的经济状况及经济体制大体是：青铜冶炼技术和青铜器具的制造使用，代表着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10]井田制等贵族家系共同体所有，大体是此阶段土地占有及劳役地租的基本形态。手工业和商业初步发展，然“工商食官”，[11] “百工”商贾多半隶属于官府和贵族。社会的基本细胞长期为氏族或宗族的血缘共同体。宗族又是政治实体，族长为首领，负责管领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子侄和族众等。长子传承，嫡长房之族为大宗，分族为小宗。国家开始以分封制自上而下地进行地缘行政规范，而西周宗法制又重在维护上述氏族或宗族的血缘共同体。王室、其他氏族和受封诸侯、卿大夫、士秩序之下呈现贵族、平民及依附民、奴隶排列，居支配地位的是贵族。西周封邦建国，“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室，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 ，[12]贵族领主身兼宗族、行政、军事、经济诸权，“其富者必其贵者也”，领主的地位及支配力显赫。

(二)战国至明清的社会经济

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大约为2000年，即战国到清前期。一般认为，以中唐为界，战国以降社会经济大致可分为战国到中唐、中唐到清前期两个发展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嬗变交替，就是所谓的“唐宋变革”。

战国到中唐的社会经济概况是：铁器普及、二牛抬杠、耧车、曲辕犁、水排、水碓、指南车、淬火法等技术发明与工具使用，可谓生产力提升的物化形态。西汉、西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等王朝先后实行授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国家分授或规制土地，土地国有制的属性由此彰显。编户齐民提供的口赋和劳役，明显重于土地税及财产税，对国家的人身依附性较强。在私人地主的场合，宾客、徒附、部曲等人身依附也很强，甚至有终身隶属于豪强地主。[13]官府与豪强对百姓的争夺比较激烈。国家普遍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汉承秦制，商贾入“市籍”，“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14]直到唐前期商贾仍称“贱类”，“不得预于士伍”。[15]由于汉代豪族拥有财富、文化和宗族血缘等雄厚实力，官府对其的强力抑制逐渐蜕变为妥协容纳，豪族势力得以控制乡里，左右舆论，操纵察举和辟举，又借入粟拜爵、贿赂王侯、崇儒读经等位居公卿，世代为官。豪强、士族势力经历与官府有司的博弈，“荡佚于赋役之外”，“登仕版则处先”，[16]演变为贵族、官僚合一的社会支配力量——门阀士族。[17]

中唐到清前期，社会经济较前发生了颇多变化。其一，农作技术改进，水稻及茶等商品化作物增长，烧瓷冶铁等进步，商业繁荣取代官市、关津贸易，货币流通取代钱帛兼行，集市城镇增多，人口激增，北方与南方经济重心易位。[18]其二，“田制不立”，“官授田之法尽废”，[19]地权流转和土地兼并愈为盛行。国家权力“不抑兼并”，基本放弃对土地占有的行政调节干预，大土地占有和租佃制合法化。其三，由于土地占用限额消失，“身丁为本”的旧税法让位于舍丁税地的“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又逐步实际取消人头税及劳役，编户齐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大为减轻。其四，“重农抑商”政策松动，商人地位显著改善。“市籍”及歧视性服色被废除，商人“同是一等齐民”，[20]同样被视为“百姓之本业”，[21]允许商人子弟参加科举和担任官职，甚至有人说“天下之士多出于商”。[22]商贾与地主等“富民”重新兴盛，且在社会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3]其五，科举制发展成熟，“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一切以程文为去留”，[24]科第至上取代门第至上，号为中古以来一大变革。科举有利于选拔、笼络士人及社会流动。随着科举规模扩大及落第者增多，士大夫缙绅往往返归乡里社会，把乡里当作家业基础和活动依托。他们率多标榜“耕读传家”、赡族赈济和“教化兴行”，热衷交涉官府，或代行官府在乡里的部分职能，还和富民相融汇，一起充任新的社会支配力量。

(三)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在“全球史”视野中，“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25]向海外大规模扩张的西欧开始将彼此隔绝的地区、民族、国家与文明联系起来，从而揭开了世界历史的序幕。明清之际西学的传播与流行，已经预示着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两极相逢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基本走向。然而，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中英鸦片战争，才真正导致了中国历史的时代性转折。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与改变这一屈辱地位的民族自强的进程，共同建构了中国现代文明成长的历史。

“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明，而东方的世界仍滞留于中古”，“以‘近代化’来改变‘中古’的面貌，这是历史的逻辑”。[26]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历史由此进入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期。“我国机器工业，肇始于同光，建设于清季”。[27]工业化进程构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主导趋向。北洋、民国时期的工业发展各有特色，这一历史进程并未中断。1912—1936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为9.4%。[28]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甚至超过日本，是少数几个取得成功增长的不发达国家中的一个。

使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了近30年的时间，初步构建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化进程也由起步阶段逐步进入了工业化初级阶段。1979年后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其间虽有顿挫和曲折，但工业化进程或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却并没有断裂。200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0万亿的新台阶，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6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4.9%。[29]作为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初的1949年，工业净产值仅为45亿元，所占比重只有12.6%。[30]这一数据对比背后，隐含着一个建立在农业国家基础上，拥有13亿人口同时进入工业化进程的重大历史转变。根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21》统计， 2018年中国第一次现代化指数首次达到100分，全国平均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和工业化，基本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适时进入第二次现代化进程。[31]

这一历史性转变就发生在距今不到两个世纪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之中。这一现代文明成长的历史积淀在继承和发展中，被高度凝练为今天的“五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化发展战略。

三、从贵族领主政治、皇权官僚政治迈向民主政治

先秦时期贵族政治非常盛行。贵族政治起源于夏商，“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世袭取代禅让，形成了“各亲其亲，各子其子”，[32]以血缘亲疏确定尊卑、社会高下分层秩序。夏代国家组织形式相对简约，创建的君主世袭制，尚属于王朝中心区与同姓、异姓方国诸侯组成的松散联盟。商、西周臻于完善的主要为中央国王制、互为表里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其国土疆域相应是由王室直接治理的王畿和诸侯方国两部分组成。随着西周宗法制与分封制的发展，“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文王孙子，本支百世”，[33]进一步实现了宗统与君统相互结合、分封与宗法互为表里。“班爵禄”又建构了“列爵惟五，分土惟三”[34]的贵族爵位、封邑等级。同时，王国和诸侯国均实行“世官世禄”，宗法和权位密切结合，大小官吏一概由贵族担任。自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在全国上下构成贵族政治的金字塔，贵族成为世代把持各级政权且拥有土地的世卿。西周的贵族政治最为典型：层层封赐土地、民人，既构成土地占有等第，更以之造成贵族间的政治等级隶属关系；贵族以世官为生存与发展的政治基础；对封土不仅有经济权，还有政治统治权。[35]正如王夫之所云：“古之诸侯，有其国，君其民，制其治，盖与天子迭为进退者也”，“名为天子之守臣，而实自据为部落”。[36]总体而言，夏商西周的王(天子)为天下共主与诸侯方国藩屏四方，大抵是较为松散的大一统。此外，地缘行政组织在王畿或诸侯国陆续出现，此种聚落地缘组织即战国以降郡县官僚体制的滥觞。

皇权官僚政治，亦即皇帝专制中央集权，是战国以降两千年的基本政治制度。“郡县之天下，统四海于一人，总己则总天下矣，其事繁，其任重，其权壹”。[37]皇帝专制与中央集权是两个密切关联、互为因应的范畴。皇帝专制，主要针对宰相等群臣。中央集权，主要针对地方。多数情况下二者是同步发展和相互促进或加强的，有些场合二者又不十分一致。皇帝专制，是该体制的主宰，郡县和职业官僚制等是其基本运作工具。

所谓“中央集权”，是指国家权力由低级的地方单位集中统一于中央政府的制度。秦推行郡县制而废止分封，“子弟为匹夫”，“无尺土之封”，[38] “一尊京师而威服天下” ，一概以郡县统制各地。两汉郡国并行，对秦中央集权既继承又有变通。汉武帝前后，颁“推恩”“附益”和“左官”等律，[39]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40]西晋曾大封宗亲，还用宗王统兵出镇，旋导致“八王之乱”。东晋南北朝世家大族势力膨胀及坞壁较多，又兼方镇都督权重或区域性割据，中央集权受到一定削弱。隋和唐前期，由于均田制、府兵制及租庸调制的支撑，中央集权秩序得以重建。唐后期藩镇割据或半割据，又主要是均田等三大制度瓦解和地方军政权力坐大所造成。两宋收藩镇诸州之权颇为彻底，又以路转运等四监司监督地方官，中央集权呈现某种极端。元明清统治者大体承袭两宋收权集权政策，又运用行省、三司和督抚，以实施分寄式中央集权。[41]需要强调的是，职业官僚制自战国以来的不断发展成熟：分工细致、职能系统、官吏选拔尚贤能重考试、考课迁调制度化、以行政监察整饬吏制，等等。这些无疑是在官僚机器层面为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增添了强有力的运作工具及保障。

皇帝专制独裁，是在贵族制衰微、宰相降低以及北方民族父权制浸染中曲折演进和强化的。

秦始皇“刚戾自用”，“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又焚书坑儒，严禁“子议父，臣议君”及“以古非今”，[42]皇帝专制独裁首次达到高峰。汉初“惩戒秦孤立之败”，贵族分封及丞相权一度略有反弹。武帝倚重尚书及宦官为“中朝”，掌书札、章奏机务。东汉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43]且有尚书台“八座”负责制，[44]宰相由二三员或独员变为“八座”，更便于皇帝的居上操控。东晋“王与马，共天下”，“九品之外无清流，士族之外无造士”，[45]门阀政治对皇权曾构成某种挑战。南朝政权更迭频繁，世家大族却长期把持政权，北朝地方坞壁及宗主督护等对皇权或有羁绊。

唐宋因实行科举和谏议制等，皇帝专制既具独尊集权倾向，又兼开明色彩。科举考诗文经书，功名只及一人，使士人暂离家族乡土，士庶竞相应试，有利于士庶合流及朝廷操控。同时又有利于拓宽官府的社会基础，可收埋葬贵族制和优化“士大夫政治”的双重功效。诚如唐太宗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46]宋代增加誊录、糊名、锁院等，科举成为皇帝对职业官僚的最佳选拔机制。李渊、李世民父子吸取隋夭亡的教训，与大臣们反复讨论治道政术，创立谏议制度，鼓励“谏君”和“犯颜以诤”，允许随宰相入閤议事，允许上封事，独立谏诤。[47]宋代专设谏院，谏议制又有发展。谏议制及其运作中的朝堂“轮对”“封驳”和“面折廷争”，使皇帝最高决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排除私欲和着眼长治久安。赵宋皇帝还提出“与士大夫治天下”[48]及不杀谏官文臣。士大夫随之迎来君臣相得的“黄金时代”，皇帝专制也展现罕见的开明色彩。

元明清皇帝专制独裁因北方父权制主从俗浸染及理学重振纲常等，再次走向极端，且主要以臣僚奴化为代价。元世祖等将草原主奴从属俗带入官僚系统，曾诏谕：“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49]宰相和一般臣僚被视为奴仆，不勤于职守者，格杀勿论。顺帝又步其后尘，被他杀掉的一品大臣据说有500余人。[50]明初废宰相，兴胡蓝狱及“靖难”，皇帝专制独裁愈演愈烈。朱元璋云：“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51]战国以来，士大夫原本可依据君主有道与否来决定自我进退出隐，明朝剥夺此种退隐自由，应属最糟糕的独裁专制。明朝又设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对付士大夫臣僚，秘密“缉访”，滥捕无辜，还用廷杖等刑辱士大夫臣僚，“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一次廷杖多至146人，死11人。[52]清朝包衣等奴仆俗南下，专制独裁又有新进展。皇帝御门听政，军机大臣、大学士等须跪伏奏事，[53]美其名曰：“盖以君尊臣卑，预防专擅之渐。”[54]密折在雍正朝定制，皇帝抛开军机处和内阁，和少数内外大员秘密商讨地方及朝廷政事，[55]意味着乾纲独断的极端化。康、雍、乾迭兴文字狱，累计90多起，如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案、查嗣庭案和吕留良案，重者杀身，甚至满门抄斩，冤滥残酷，古今罕见。据说，明代官僚士大夫尚存“横”“骄”之风，多以竞相言事和讲学结社“持清议”相尚，动辄伏阙死谏。清士大夫则“畏惧”，“台谏不争”，率多“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膏粱谋”，缄默畏葸，“清议荡然”，只知道仰承上意，罕见犯颜议政。[56]这当是专制独裁严酷所带来的士林风气变故。

面对“千古变局”的大势和内外交困的压力，旧制与旧法应对失措，要求“变法”的呼声与力量日渐增长。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到20世纪之初商部的成立，从清末新政推行到地方自治章程的颁行，从废除科举到新式学堂的兴起，见证了晚清中央集权体制与地方政制不断求变的轨迹。但是，“新政”之表的背后仍然坚守着皇帝专制中央集权的根本制度。“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1912年元月元日宣告成立的中华民国终结了延续两千载的皇帝专制制度。这一历史性胜利使“国民中已经渐渐养成了民族建国的精神和民主政治的精神”。从今以后“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57]

民初政局动荡剧烈，国家体制和地方政制建设乏善可陈。南京建政后的国民政府虽然终结了军阀混战与政权频繁更迭局面，但继而推行的“党国体制”与现代民主国家制度建设仍相去甚远。全民抗战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争锋中，在战后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赢得了历史的主导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通过具有宪法意义的《共同纲领》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58]同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统一的(单一制的)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实行联邦制。一个全新的国体和政体制度的建设与不断完善的历史由此展开。

四、民族交融与中华文明多元融汇

五千年来，无论是民族范畴的中华民族，还是文明综合体的中华文明，无例外地呈现“多元一体格局”。[59]中华文明多元融汇与大一统，应该是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成长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

回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时性”地呈现先秦、秦汉魏晋、晚唐宋元和明末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合。夏商周首次经历了黄河中下游为重心的夷夏蛮狄大融合，而后迎来了秦西汉郡县制一统及汉族的基本融汇成型。东汉末到南陈四百余年间的政权分立和“五胡乱华”，伴随汉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民族大融合，而后迈向隋唐重建郡县制大一统及胡汉基因融为一体的盛唐文明。晚唐五代宋辽夏金长达五百年的政权分裂对峙，还有汉族、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第三次民族大融合，而后跨入蒙古族为主导的元帝国大一统或“华夷混一”。明中叶“大航海”揭幕和满洲入主造就了清朝统一疆域内的汉、满、蒙、回、藏等第四次民族大融合，多民族统一国家遂从黄河、长江，再到塞外，空前发展壮大。而后西方列强入侵，传统社会被“现代化”。抗日战争前后民族意识觉醒，现代中华民族正式形成。[60]　

上述四次民族大融合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的背后，当然是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地理环境、思想文化及领袖人物诸因素的合力作用。其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及阶级斗争等社会经济发展，民族矛盾、民族交往等民族交融，是决定性因素，是两条主线。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基本面貌和走向，大抵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交融来支配和塑造的。譬如，先秦时期青铜冶铸的产生运用和首次民族融合，秦汉魏晋时期铁器推广、地主租佃制和第二次民族融合，隋唐宋元时期印刷术、火药、罗盘针、海外贸易繁荣和第三次民族融合，明中叶以后商业繁荣、雇佣劳动较多出现、白银输入和第四次民族融合等，固然充当了主要原动力或主线，其作用也是关键性的。我们还应看到，因疆域广袤和地理风俗多样，中华文明的长期繁荣往往较多依赖内部若干地域子文明间的碰触和整合。社会经济及民族交融等往往是与这种碰触整合，再加上域外文明的助力，共同影响、制约着历史发展进程。五千年来，黄河中下游文明地带、长江中下游文明地带、大漠草原文明地带、东北文明地带、新疆等西北文明地带、吐蕃等西南文明地带的长期并存，造就了东西南北等六七个社会经济发展、民族文化等颇有差异的地域子文明承载板块。它们不平衡发展的累积性影响和连续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社会几乎所有方面发生根本性变化。考察中国历史，在通常关注社会经济及民族交融等主线的同时，应格外重视东西南北地域子文明关系的视角，格外重视经济、民族二主线借后者为载体来施展表现的情势或机制。[61]

各兄弟民族及地域子文明的汇聚滚动、血脉交融，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的五千年辉煌。栖息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汉族，最初是由中原不同族群融合而成，相沿使用华夏、秦人、汉人、唐人等称谓，实乃多元一体的先驱典范。汉族人数最多，农耕生产经验最成熟，文化最先进，对北方等周边民族似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吐蕃、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先后栖息在北方草原等高寒干燥或半干燥地带，主要依赖游牧及狩猎为生。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有和平交往，也有军事战争，彼此间相互依存、相互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交融，联系越来越密切，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潮流。13世纪以后郡县制一统向华夷一统的过渡或巨变，业已成为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历史潮流，同时也是黄河、长江与塞外南北地缘政治、族群文化博弈整合的基本趋势与成果。借此在东亚大陆自成独立地理文化单元的特定环境下，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携手缔造的多民族统一国家遂囊括黄河、长江和塞外三大板块，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随而实至名归。[62]时至近代，伴随着现代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发展，包括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在内的大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观念逐渐实现其现代塑造和自我认同。特别是抗日战争前后，各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实现全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发展的共同命运，促使依托在新的现代共和国家形式上的民族共同体之整体性和统一性意识得以空前强化。又基于五千年历史上延续下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泛血缘联系的特殊性及其趋势，各兄弟民族最终汇聚成为多元一体、休戚与共的现代中华民族。[63]

在中华文明多元融汇与大一统进程中，儒家“大一统”的思想文化塑造，各民族杰出政治家的能动角色，也不容小觑。战国以来，孟子等就陆续提出“用夏变夷”，“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64]不少政治家践行上述理论，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壮大。如唐太宗主张“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还被尊为“天可汗”。[65]元世祖创立分寄式集权的行省制直接统辖云南、东北等边地，还以帝师领宣政院体制首次将吐蕃纳入中国版图。朱元璋和朱棣也承认“胡汉一家”，“华夷无间”，“抚宇如一”。[66]清康熙、雍正、乾隆又借盟旗制和满蒙联姻等令蒙古诸部作“长城”，还以驻藏大臣“金瓶挚签”选定和册封达赖和班禅，等等。[67]他们都为中华文明多元融汇和大一统构建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五、思想文化的演变繁荣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精神形态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演进基本同步，先后出现百家争鸣、三教交汇、理学复兴和“五四”新文化等四次繁荣或发展高潮。

(一)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礼崩乐坏”，学在官府的旧秩序被打破，应运而生的是私学和士人。二者的结合，直接孕育了诸子学各流派，并在相互争论诘难中迎来了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的兴盛繁荣，史称“百家争鸣”。

儒家学派由孔子创立，“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崇尚礼乐，以仁义为基本范畴，关注人性与教化。儒学偏重“助人君顺阴阳名教化”，“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68]虽然在当时政坛上难以推行，但在塑造传统社会政治、伦理和社会文化的基本精神方面扮演着主要角色，对后世影响最大。

道家创始人老子最早提出道为万物本原，还崇尚“道法自然”。[69]庄子更是鼓吹“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70]追求虚无自在与认识论的相对主义。道家一直和儒家并称，所包含的哲理智慧最为丰富深邃，对哲学及宗教发展影响重大。

墨家学派鼓吹“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尚贤说，主张节用及非乐、节葬，推崇“兼相爱，交相利”。[71]墨家注重下层现实，曾经是与儒家对垒的显学。

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和韩非，推崇法、术、势，[72]倡导“耕战”和君主专制，主张以君主、国家为中心和尊君卑臣，在列国争霸和兼并过程中大行其道，对建构秦以降皇帝专制中央集权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名家主要分析讨论形名逻辑关系。惠施注重合同异，公孙龙强调离坚白，其“白马非马”说，[73]颇有影响力。

阴阳家试图用阴阳和五行理论去解释世界，用五行相克相生的关系去探寻“五德转移，治各有宜”，[74]曾长期影响着古人的思维方式。

自战国初，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成为诸子百家荟萃争鸣和思想交流的中心，而且其兼容并包，不主一家。法家慎到、阴阳家鼻祖邹衍、黄老道家田骈、老子弟子环渊、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和孟轲等，皆在稷下讲学。诸子百家的争鸣和交流，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建构起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在很多方面甚至达到后人难以逾越的巅峰。遗憾的是，此局面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去不复返。

(二)三教交汇

所谓三教交汇，是指儒学、道教和佛教在对立冲突中走向交融、汇合。它是传统文化因佛教东来而首次发生的较强反响和内在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儒学独尊的局面，故可称“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二次思想文化高潮。

西汉末，印度佛教经中亚传入中原。由于佛图澄、道安等布道和译经，佛教传播较快。汉明帝时楚王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75]后赵季龙以“佛是戎神”，[76]虔诚奉信，竭力佑护。北魏文成帝称：浮屠“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77]佛教趋于鼎盛，胡、汉百姓出家日增，连梁武帝也弃道皈依佛门。

佛教传入后引起道教、儒士的较多批评。东汉中后期，民间巫术融汇黄老，推尊老聃，以《太平经》为经典，形成了道教。西晋王浮作《老子化胡经》贬损佛教。东晋蔡谟指责“佛者，夷狄之俗”。[78]宋末顾欢宣传夷夏之别，崇道黜佛。梁范缜激烈抨击佛教的神不灭论。[79]唐太宗明诏道教居于佛教之前。武周又规定佛教居首位。道士傅奕曾上奏除去佛教。[80]韩愈冒死直谏唐宪宗“事佛”而被贬谪。[81]三教的争执冲突，主要集中在“礼敬王者”和“夷夏之争”。儒、道还推助了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等“三武一宗”的灭佛举措。

虽经历上述交锋冲突，时至唐宋，儒、佛、道又在争辩中彼此影响，互相吸收，逐渐趋于三教的通融合汇。

佛教充分肯定儒学的纲常伦理，用“仁、义、礼、智、信”去解释“不杀、不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宣扬“有助王化”。佛教还形成各有教义的本土化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和密宗等。各宗派大多吸收儒、道精神，概以人人都有佛性，顿悟即可成佛为特征，打破夷夏藩篱，完成了适宜民众接受的佛教中国化。

为和佛教抗衡，道教和儒学不得不吸收佛教的营养。道教不时采纳佛教元素，创建自身理论体系及教规，尤其是金元全真道标榜“三教合一”，“兼而修之”，实现以内丹术为主的信仰革新。儒学也吸收佛、道精华，完成向理学的转型(详后)。不少儒士出入儒、释、道，成为三教通融的先驱。即使抨击佛教的韩愈，其道统说和复信论也曾吸收佛教的法统及心性学说。[82]

确切地说“三教交汇”，就是儒、佛、道和而不同，和谐共存，各有擅长，“相资为美”，以各自文化功能实现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83]从不同层面汇合成为唐宋以降传统思想文化的整体。

(三)理学复兴

孔孟儒学大半停留在伦常道德的总结，两汉儒学杂入阴阳家等，鼓吹“天人合一”和“究天人之际”，其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基本囿于“天地父子生成图式”。[84]儒学哲理提升的历程，大抵是在佛、道的刺激下实施的。魏晋玄学最早以《老子》《庄子》《易经》三玄改造儒学，解经求义，算是儒学哲理提升的先声。然而，最终完成复兴儒学及其哲理提升，无疑将仰赖宋明理学。换言之，今日人们看到的儒学，并不是孔孟时代的儒学，而是扬弃汉唐经学之后的程朱新儒学，亦即理学。

周敦颐撰《太极图说》，吸收佛、道的宇宙生成论和哲学思辨，解说天地万物。他认为无极是宇宙的本原，太极由无极所派生，太极动静而生阴阳，阴阳生成五行，五行造化万物。[85]他还由天及人，阐发心性义理，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论基础，堪称系统提升儒学哲理的“开山祖”。

程颢、程颐认为，“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先有理后有物。人伦道德和纲常之礼，就是天理，甚而主张“性即理也”。还提出“格物致知”“穷理”等。[86]二程批评佛学又吸纳其义理，初步完成儒学的哲理提升，使之向理学嬗变。

朱熹构建的理学体系包括理气论、心性论和格物致知三部分。理气论以理为“形而上之道”，气是“形而下之器”，天理为“仁、义、礼、智之总名”。心性论主张“性只是理”。[87]格物致知表现为“即物”“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豁然贯通”三步骤。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系统地完成了理学的哲理升华。

陆九渊受禅宗“即心即佛”等影响颇大，自称是“剥落”物欲的“简易”之学。他认为道德意识也是理，“心即理”。其认识论途径为“收拾精神，自做主宰，万物皆备于我”。[88]王阳明早年对佛、道颇感兴趣，提出良知即天理、“心外无物”、[89] “良知”“乃天命之性”“天下无性外之理”[90]等命题，以深刻的理论探索及实践色彩，集心学派之大成，同时把儒学的哲理升华推向完美。

如果说“三教交汇”是儒、佛、道从冲突并立到“相资为美”的思想文化繁荣，作为第三次繁荣的理学复兴，既是对早期儒学的更新，也是弥补与佛、道的差距，最终完成了儒学哲理层面的升华。同时，朱熹倡导“明天理”，“捐去物欲”，[91]王阳明身体力行，既“破山中贼”，更“破心中贼”，朱陆二学“同植名教，同扶纲常”[92]的治世功用，愈为凸显。哲理升华与政治哲学并茂，重新造就了理学在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

(四)“五四”新文化时代的形成

在中国历史发生时代性转变之际，龚自珍已然敏锐地预断：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伴随着社会转型与时代剧变的，是新旧思想、新旧文化不断冲突、涵化与重建的历史。近代以来，从洋务时期的“中学西学之争”到戊戌维新时期的“新学旧学之争”，再到“五四”时期的“新旧文化之争”，思想文化的潮起潮落从另一层面诠释着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态势。历次思想论争的焦点不同，方式有别，但却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变革大趋势上的一致性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鸦片战争前后，西学的输入虽然在某些士大夫的认识中引起了“师夷长技”的新思想，但对于西学的抵制却构成了近代中国早期士大夫们的基本态度。作为具有五千年独立发展历史的、高度成熟的“中学”，与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西学”猝然相逢，其间的冲突和误解将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历史阶段。1867年围绕着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问题，朝廷最高决策层展开了“中学”与“西学”的论辩，由此触发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论争。

洋务时期“中西之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引入西学的问题，其结果是以“中体西用”为原则，使西学获得了适度的认可。[93] “中体西用”作为近代中国社会面对西方文化的一种选择，本质上意味着在纯粹的大一统儒家文化体系中纳入了“西学”成分。作为兼容中西文化的“中体西用”原则，标志着一个思想与文化的时代性转折。

随着西学大规模的引入和对其适度的接纳，传统中学的知识结构体系和发展趋向发生了历史性变革。[94]发生在戊戌维新时期的“新旧之争”，其要义已不再是要不要引入西学的问题，而是涉及如何建构新的思想文化类型以及新学与旧学的根本地位问题。梁启超说，新学派以“经世致用”为标帜，猛烈宣传，引动旧学派“纠率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著许多书和我们争辩。学术上新旧之斗，不久便牵连到政局”，导致了“新学家”的完全失败。[95]

对于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变迁而言，晚清新学和“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是一个前后互为因果的自然历史演进。通过“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的历史进程和认识的逻辑进程，近代思想家们把“新学”作为救亡图存的利器。辛亥革命之后民国肇兴，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现状：“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返思，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96]更为全面的文化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在深刻的历史反省中开始酝酿和勃兴了。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建设新文化体系的进程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五四”新文化“构建了‘文学革命’的范畴，使中国在思想方面，猛然进入现代世纪”。[97]它以思想启蒙、文化自觉、民族觉醒和制度探索的全面创新，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由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一路前行，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程中开辟了令世界瞩目的独特道路。

(附记：本文是笔者为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的8卷本《中国史系列》所撰的总序)

作者简介：李治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元史和政治制度史；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

[1]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

[2]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三联出版社2012年版，第395页。

[3]中国自然地理编写组：《中国自然地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16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4]《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73－376页。

[5][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9页。

[6](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0页。

[7]《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43页。

[8]参见李治安：《民族融汇与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二条基本线索论纲》，《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9][英]凯伦·阿姆斯特朗撰，孙艳燕、白彦兵译：《轴心时代——塑造人类精神与世界观的大转折时代》，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第2页。

[10]《孟子》卷三《滕文公上》，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3页a。

[11]《国语·晋语第十》，《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1948年版，第18页a。

[1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4页。

[13]驷铁：《秦汉时期租佃关系的发生与发展》，《历史研究》，1959年第12期；唐长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4页。

[14]《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第1153页。

[15]《史记》卷三○《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18页；《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卷九二《韦安石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89、2956页。

[16](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四《安帝》，中华书局1975年版，中册第404页。

[17]参见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崇文书局2003年版，第238－254页；刘敏：《从抑制到容纳：两汉国家与豪族关系的发展路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35－39页。

[18]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1页。

[19]《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163页；(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田赋考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页。

[20](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八《又晓谕假手代笔榜》，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708册，第 787 页。

[21](宋)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风土门·土俗·重本业》，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7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578页。

[22](清)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二四《费席先生七十双寿序》，《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52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64页。

[23]参见葛金芳：《“农商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宋以降(11—20世纪)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论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84－400页；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8－340页。

[24](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集》卷一七《论逐路取人札子》，《四部丛刊初编》本，第9页a；(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上海书局影印本，1990年，第9页b。

[25][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26]陈旭麓：《重印前言》，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4、11页。

[27]龚骏编：《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页。

[28]王玉茹、刘佛丁、张东刚：《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以政府的行为分析为中心》，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页。

[29]《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3月20日。

[30]《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3月20日。

[31]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现代化动态》总第15期，2021年12月。

[32]《礼记》卷七《礼运九》，《四部丛刊初编》本，第68页。

[33](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二，(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6册，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版，第913页；(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义：《毛诗注疏》卷一六，(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2册，第534页。

[34]《孟子》卷五《万章下》，第18页b；(汉)孔安国注，(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释文：《尚书注疏》卷一一，(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1册，第159页。

[35]参见朱凤瀚：《商周时代社会结构的变迁》，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258页。

[36](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七《明帝》，上册第163页；卷一五《孝武帝》，中册第444页。

[37](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八《宣帝》，中册第530页。

[3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第254、760页。

[39]《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二》，第395页。

[40]《汉书》卷四八《贾谊传》，第2237页。

[41]参见李治安主编：《五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5－679页。

[4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6、238、255、258页。

[43]《后汉书》卷四六《陈忠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65页。

[4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五·尚书省》，第468页。

[45](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五《孝武帝》，中册第441页。

[46](五代)王定保撰，姜汉椿校注：《唐摭言校注》卷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 7 页。

[47](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唐太宗》，下册第593、594页；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 第五卷隋唐五代》，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281页。

[48]参见张其凡：《北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略说》，《宋初政治探研》，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8页。

[49]《元史》卷一○《世祖纪七》，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5页。

[50](明)权衡撰，任崇岳笺证：《庚申外史》卷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51](明)朱元璋：《苏州人才第十三》，《御制大诰三编》，《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862册，第332页。

[52]《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29－2331页。

[53](清)昭梿：《啸亭杂录》卷一○《刘武进相公》，《续修四库全书》本，子部第1179册，第566页。

[54]《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一，乾隆五年十一月戊子条，《清实录》第10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3页。

[55]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6页。

[56](清)管同：《拟言风俗书》，《因寄轩文初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504册，第423页；(清)龚自珍：《咏史》，《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1页；刘师培：《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页。

[57]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2月)，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6页。

[5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3页。

[59]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0]参见李治安：《民族融汇与历史发展的第二条基本线索论纲》，《史学集刊》，2019年第1期。

[61]参见李治安：《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62]参见李治安、杨印民：《重建大一统·卷首语》，人民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

[63]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绪论第1－8页。

[64](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成公第八》，《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1页a；《孟子》卷三《滕文公章句上》，第13页a－b。

[65]《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四年三月戊辰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4页；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正月丙申条、五月庚辰条，第1331、1332页。

[66]清钞本《华夷译语》“诏阿札失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经部第18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08页。《明太祖实录》卷二八下，吴元年十二月甲子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439页；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丁丑条，第1048页。

[67]参见张羽新：《清朝前期的边疆政策》，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15－353页。

[68]《汉书》卷三○《艺文志》，第1728页；《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3290页。

[69](春秋)老子：《老子道德经·象元第二十五》，《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2页b。

[70](战国)庄周：《南华真经》卷一《庄子内篇·齐物论》，《四部丛刊初编》本，第31页b。

[71](战国)墨子：《墨子》卷二《尚贤上》、卷四《兼爱中》，《四部丛刊初编》本，第3、4页。

[72]参见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121页。

[73](清)陈澧：《公孙龙子注·白马论》，《续修四库全书》本，子部第1121册，第324页。

[74]《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344页。

[75]《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第1428页。

[76]《晋书》卷九五《佛图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88页。

[77]《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35页。

[78](南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帛远传》，《续修四库全书》本，子部第1281册，第234页；《晋书》卷七七《蔡谟传》，第2035页。

[79]《南齐书》卷五四《顾欢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31、932页；《梁书》卷四八《范缜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65－670页。

[80]《旧唐书》卷七九《傅奕传》，第2715页。

[81]《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第4198页。

[82]参见(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二五《送僧浩初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3页；管萍：《浅论佛儒道三教之融合》，《沧桑》，2006年第1期。　

[83](元)刘谧：《三教平心论》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 1 页。

[84]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页。

[85] (宋)周敦颐著，梁绍辉、徐荪铭等校点：《周敦颐集》卷一《太极图说》，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5－8页。

[86](宋)程颢、(宋)程颐：《二程遗书》卷二上、卷二二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98册第24、30、235页。

[87](宋)黎清德辑：《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00册第17－18页；卷一一七《训门人五》，第702册第376－377页。(宋)朱熹：《晦菴集》卷四○《答何叔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4册第178页。

[88](宋)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五《与高应朝》、卷一一《与李宰》、卷三五《语录》，《四部丛刊初编》本，第5页a、10页a、32页a。

[89](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一○《姚江学案·文成王阳明先生守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57册第135页。

[90](明)王守仁：《大学古本问》，《续修四库全书》本，经部第159册，第79、81页。

[91](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二《甲寅拟上封事》，《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1、12页。

[92](明)王守仁：《阳明先生则言》上，《续修四库全书》本，子部第937册，第363页；(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五八《象山学案》，《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519册，第116页。

[93]王先明：《近代新学——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9页。

[94]王先明：《近代新学——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第122页。

[9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124页。

[96]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2月)，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第833－834页。

[97][美]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