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历史学也是当代中国辉煌成就的内容之一。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重大使命。“要认真审视我国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体现原创性和时代性、体现系统性和专业性，大力推进我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创新。这是历史研究者的时代责任。”
毋庸讳言，在近代以来“新史学”建构发展的进程中，“解释中国历史的许多基本观念和分析框架都直接来自近代西方，不少又是经过日本阐发再转进中国的”。中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大体上从属于欧美近数十年来所流行的现代及后现代话语体系”。显然，“在一个宏大的视野中对中国全部历史重新加以认识”，“构建能够准确说明历史本来面貌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本质上体现着中国历史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此，史学界围绕“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进行了专题研讨，从不同学术角度和学科立场阐述了这一命题的急迫性和前瞻性意义；也就“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思想和理论上探索自身的话语体系”的论题作了专门研究。那么，落实到具体的学科领域，如社会史（尤其立足于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层面，“三大体系”的构建应当如何展开，确是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愚以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既是面向未来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也是基于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时代性问题，故此非“贯通”不足以构建；应该分别从纵通、横通和会通三个维度入手，在贯通中实现社会史“三大体系”的建构。
一、纵通中辨其趋向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新见解需要创造出新术语来表达。一门科学要实现学术理论的革命，必然有术语的革命相伴随。成体系的学科理论构成学术体系，成体系的概念构成话语体系。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就是要构建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相统一的学科。然学科之统系，必根基于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且这是一个累积递进的长程性发展。作为一种主要学术研究和学科取向，以及由以生成的话语模式，社会史并非兴起于“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而是伴随着近代“新史学”取代旧史学的“史学革命”而形成。“近世以来，以东西学术之互为激荡，史学界呈一新波澜，进入于新境地之中”，“使吾国旧日史学观点，发生改变，放弃皇家谱录之记注，而为人类社会活动之描绘；废去个人英雄中心之史论，而从事于群众心理及动态之记述”，新史学得以勃然兴立。这导致史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发生了时代性变革。“按经史子集四库分类的，以儒家意识形态为文化知识的砥柱，以史学为贯串历史经验的殷鉴”的旧学体系，转向讲究系统分科的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与史学等的现代学科体系，从而“影响了中国近代学术体系的发展”。在清末民初“新史学”演进进程中，应该说已经逐步形成并积累了可以凸显自身特质的学科、学术和话语统系。
一方面，研究内容重心的转移必然导致学术体系的重新建构。“用‘社会’取代‘国家’或‘群体’作为主题词”成为史学新朝向；在新通史知识体系建构中，以社会史为主体内容，即：“必要以研究社会为枢纽，以考察社会变迁为主线。”另一方面，新史学的学术话语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动，系统性地刷新了旧史学既有的话语体系。借助于“进化史观”话语体系，梁启超“提出了有关的新概念、新范畴，如广义之史、狭义之史、局部之史、全体之史、公理公例等，并对古代史学提出了批判性的总体认识”，并由此建构了新史学发展早期的主体话语。基于史观或史学理论的话语，在新史学的百年进程中不时变易，交错兴替，且相互碰撞和互融：或以神权史观、借鉴史观、科学史观来统观“吾国史学观念发展之大势”；或以进化史观、物质史观、唯物史观统括为当代史观“最有势力之三种”等，作为史学研究的学理性工具和话语体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
在清末民初现代学术发展的态势中，社会史或为其研究内容，或为其史观方法，某种意义上奠基了中国史学的基本取向。顾颉刚在总结史学成就时认为，社会史研究不仅是在新史料、新方向与新观点基础上形成的新史学内容之一，而且其学术脉线贯串于前期与后期史学发展进程之中。与顾颉刚立场基本一致，金毓黼认为近代史学趋势中一个重要趋向就是社会史，“盖新史之对象，为社会之全部，而非为特殊阶级之局部，能就社会史料而加以研究整理，则通史之骨干立矣”。
毫无疑问，社会史历经百年演进，在不同历史阶段自有不同的问题聚焦，其学术探究重点也各有不同；并且在取代旧史学的进程中，其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在不断建构和嬗替中已然自成统系。百年历史进程中，它的学术研究、话语创获和学科构建方面值得总结、汲取和淬炼的资源，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石。“真有得于史学者，则未有不能融贯空间相，通彻时间相而综合一视之者。”故而，新时代社会史“三大体系”的建构，理当在纵向贯通中汲取精要，创新学术，把握其时代需求和学术态势，引领学科未来走向。
二、横通中定其方位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这表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由多门学科构成的具有系统性、专业性的学科体系。而各学科之内又由次一级的学科群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真实的时间和空间相合而构成‘事’（Event）……事之中以人事最为复杂，最为灵动，最有趣味，而且关系人类的生活也最大，所以研究人事历史的需要也最切”；“史书，不过是这种人事历史研究过后，史学家认为值得记载的记载。”不过，在现代中国学术或学科形成演进的进程中，在新旧史学“革命性”变动过程中，文化史或社会史的学科方位和相互关系既变动不居，又相互交错互融，呈现出复杂纷繁的景况。
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语境中，社会史与文化史分别被认定为“新史学”（新通史）。前者如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旨在“把通史引向社会史方向”，认为“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后者如钱穆，力主“以‘文化’为本位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历史”，明确指出“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之内容”。而在另一方面，更多学者视其为“新史学”中的专门史。“自全部史实中，抽出其一部，而为比较详尽之记述，其于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亦以范围收缩之故，而易于寻求者，是之谓专史。”在新史学演进脉络中，社会史与宗教史、法制史诸专门史一般，实为“自普遍之通史，纵分而为数部者也”。直至20世纪30年代，在史学专业的细化与深入过程中，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生活史的学术分类初显样貌。从这个层面上看，社会史就是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学科统系中一个令人瞩目的次级学科。实际上，在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是以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文化史排序的。虽然他刻意强调了广义的文化史包括“研究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各方面”，但狭义上仍然立足于专门史来结构其内容，并突出了“社会下层史料”的搜取和研读。
问题在于，无论作为新通史的主体内容，还是作为专史之一部类，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学术研究和话语内容，都存在着既相互独立又互相交错的复杂关联。相对而言，民国时期“文化史观颇受青睐，通史讲授多侧重于文化史”。但是，以社会史观为旨趣的《吕著中国通史》却“朝着考察社会结构（静）与社会变迁（动）是否合乎人类发展需要的方向，对中国历史作新的通释”。
显然，社会史与文化史乃至于经济史或革命史，在分科或分类的学术演进中，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既相互独立又互为关联；由此形成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及其历史积累的资源，都需要系统梳理、统观整合，并在横向贯通中分定其学术重心和学科方位。
此外，还有近代社会史与革命史之间的贯通问题。我们知道，“社会史是在批判‘革命史’理论模式前提下催生的，其认知前提在于建构‘有血有肉’的历史，以此超越‘革命史’内容过于干瘪的‘全面’的历史；其理论预设是对‘革命史’理论模式的一定意义上的否定；然而，作为研究起点却又坚守‘革命史’的历史分期。这种在理论模式（即社会学）与历史分期（即革命史）上的随意选择，并毫无解说地将两种不同的理论组合在‘近代社会史’体系中，岂非理论元点上的矛盾？”显然，社会史与革命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之间的区分、异同和纠结，尤需做贯通性考察辨识。对此笔者曾专文讨论，在此不予赘述。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为构成一个学科的两个方面，其统一是包含着内在差别的对立面的统一。这种差别性使学术体系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成为学科体系建设中既不可分割又相对独立、不能相互替代的两方面的工作，使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包括了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任务。没有横向专史之间的贯通，各执一面，断难成为体系，所谓：“人见庐山图，皆知其只一面，而全山不见也。然习见此图，目中虽为一面，而心中遂以为足以尽庐山，故见其左右及后面之图，则骇然以为别山而非庐。”
社会史，无论是作为整体意义上的通史主体内容，还是作为通史之一部的专史，都必须在与文化史、政治史（或革命史）以及经济史的横向贯通中加以比较分辨，厘定其学科方位，落定其体系构建。
三、会通中明其特性
“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由多门学科构成的具有系统性、专业性的学科体系。各个学科以其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矛盾的特殊性而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学科，同时又因其对象在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而相互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包括多个子学科的更高层级的学科或学科群。从纵向看，有不同类别的学科；从横向看，一个学科又由多个子学科构成，逐级形成具有多层次的学科体系。因此，社会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必然与整体社会科学的发展演进密切相关。这体现着学科内在结构的系统性、专业性和互融性，以及学理逻辑上的一体性。
话语体系涉及观点、学说、理论等方面，需从学术史和史学史角度对已有的体系进行梳理、评价和甄别。我们知道，哪怕是同一个词语，在不同语境和不同学科层面上也有着不同的意涵；在不同历史情境下，也有着不同的指向和语义。如“社会”一词，汪康年曾以天下释其义:
“无法律不过亡国，无礼教必至亡天下”二语，以为不可解……盖天下二字，应作为社会解，刘君之意，不过谓国家赖法律统摄，故无法律，则国亡；社会为礼教所维持，故无法律，则社会亡……苟国亡，则社会之不亡，亦仅矣。若欲恃社会之不亡以复国，抑亦甚难矣。
而在清末西方学术译介传播中，人们通常又以“群学”来指称社会学，直至“五四”之际，易白沙仍在《中国古代社会钩沉》中“溯原古社之情状，以发古代社会之秘”，认为：“古人谓其群曰社，如谢灵运之莲社，明人之复社是也。今称其群曰社会，社会，此沿于古语而不自知耳……盖社者，吾国人类结合之以脱也。”但在傅斯年的话语中，“社会”一词是另一番意思：
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大多数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只是有名无实……
总而言之，中国人有群众无社会，并且欢喜群众的生活，不欢喜社会的生活，觉得群众的生活舒服，社会的生活不舒服。
显然，“社会”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不同分支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的话语中有着不同的指称和内容表述；甚至在同一学科（如历史学）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或时段也有着不同的含义。
由此延伸的“社会史”概念亦复如此。除上文所列将社会史分为通史和专门史之不同的史识或话语外，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同一场域中，人们所持“社会史”话语的内涵也各不相同：或指称为“社会构造的历史，即将社会视为系统，探讨内部诸要素如政治、经济、教育与各阶层的关系；或认同为社会形态史，基于生产方式的结构论证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律；或者落实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经济层面，如《食货》杂志所标举“社会史专刊”旗号；等等。
在此之后的王亚南则将“社会史”置于更宏阔的视野中。他说：“到了20世纪，社会科学的研究，已发展到社会史学的研究。”“由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内部运动法则的发现，到各历史时期相连续的运动法则的发现，这种研究成果，本来不容易由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发展情形得到确证”，而在当今时代，由于世界交通的发达与文化的交流，“很便利的约缩为一个大社会，而这个大社会还由一切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的相并存在，以及相续的必然趋势的存在，给那些广义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的现实妥当性，提供了洞若观火的佐证”。
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学术话语如“阶级”“封建”等话语，它们既是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概念和范畴，也是社会史学科体系中核心的学术范畴。问题在于“当今研究人事现象的人，常有一种危险，就是只顾求一部分专门的知识，而忽略了全盘的理解。这也是现代专家常有的流弊”。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整体的学理性、逻辑性和科学性的系统性工程，而社会史学科“社会”的中心概念又与整个“社会科学”的主体词语相重合，其间的内在相关性、相融性及其区分定位，实是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中的关键所在。
“社会科学的任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都带有变动不居的历史的特征”，“一切社会科学皆是历史科学”。因此，社会史学科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理应置于整个社会科学体系及其发展脉络中，在会通中界定其异与同，在同中显其异、异中见其同的学理逻辑体系中，才能真正完成其建构。显然，如何在历史演进的脉络中把握学术话语的形成和蜕变，并将其凝练在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中，是极其繁重和复杂的任务。“历史和社会科学，均须分工合作去研究。集合各方面可靠的图样，才能构成一个建筑的全景。”
当前，史学界普遍认识到重建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有时不我待之感。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坚持中国史学本位的前提下，处理好“今语”与“昔言”、本土与域外的关系；既要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系统性关照，也要有社会史学科本位性研判，务求在社会科学的会通中实现其体系建构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