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北京时间深夜12点20分，由香港凤凰卫视和日本朝日电视台联合主持的题为《2007中日再对话——走向真正的睦邻之路》的大型辩论节目现场直播拉开帷幕。在东京的辩论现场，双方各四名、共八名学者唇枪舌剑，针尖对麦芒；分别坐在北京和东京的演播室里的数十名中日大学生、青年以提问的方式参与辩论；两国更多的国民、网友则分别通过电话、手机短信和网络的方式参与其中。这个名为“辩论到天亮”的电视辩论节目，已有20年历史，在日本家喻户晓。全程3个小时的辩论，全部内容通过同声传译实况转播。尽管是从深夜到凌晨的睡眠时间，但据统计，中国有超过一亿观众观看了直播——如此“黑白颠倒”的收视奇迹，怕只有在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赛季才能看到。
在过去两年中，凤凰卫视已成功地举办过两次中日关系电视辩论（分别为《破局之辨——中日热点大交锋》（2005年）和《中日辩论会2006——后小泉时代的选择》）。但借助朝日电视台“辩论到天亮”的平台长时间操练，并全程直播整个过程尚属首次。
记得在2005年首次电视辩论之前，因系第一次“吃梨子”（指在中国参加电视直播辩论），日方两位辩手（著名主持人田原总一郎和外交评论家冈本行夫）担心中国的“言论自由”——一是中方辩手敢不敢直言，二是电视台敢不敢直播——结果证明，日方的担心是多余的。尽管也许不能把中日两国的言论自由状况等量齐观，但此次大规模电视辩论的成功举办，说明至少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两国的舆论开放程度是基本相当的。这一点，对于那种认为中日关系搞不好，是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两国间“信息不对称”的日方一部分人的观点，也是一种间接回应。
事实上，中日关系问题，早已从单纯的外交政策问题“升级”为全民性的话题，其社会广泛性甚至不亚于今天的医疗体制改革的问题。2002年末，北京学者马立诚在当时的《战略与管理》上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的长文，旋即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新思维”大讨论。其余势波及日本，影响远远超出了两国主流社会的精英层面，在普通国民，特别是青年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某种意义上说，2005春天，发生在中国多个大中城市的“反日”运动，未必不是对“新思维”理论的一种现实的民意回答：“新思维”外交，为时尚早，应该缓行？
“对日新思维”，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建言，主张超越历史恩怨向前看，实现对日和解，并通过对日和解的所谓“外交革命”，来谋求东亚一体化。就战略目标而言，应该说没有错，中日必须和解，东亚一体化终将实现。问题的关键，是路径：中日何以和解，东亚一体化何以实现的问题。这个问题貌似简单，但在中日两国都在急速“变身”，各自调整自我定位的同时，也在调整彼此间的距离和相处方式（关系的性质）的情况下，其实无异于“天问”。
在回答这个“天问”之前，我们首先要检讨一个事实，那就是——中日有多远？只有了解两者间的距离，才能确定“链接”彼此的方式（即路径）。两国传媒界推出的关于如何看待邻国问题的民调连篇累牍。虽然主办的媒体不同，结果不尽相同，但不难看出一个总的态势：中日正渐行渐远。在每周有500多个航班往返穿梭，每天有上万名旅客奔波于北京-东京或浦东-大阪之间的盛况之下，“渐行渐远”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但很遗憾，这确是一个不以主张中日友好的两国政治家和国民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那么，中日渐行渐远的现实究竟是缘何形成的呢？对这个问题，两国学界、传媒界有各种见仁见智的立论、分析。大体说来，有“意识形态差异”说、“战略误读”说、“经济互补不足”说、“共同战略利益缺失”说，等等。
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差异是明摆着的事实，其形成有历史成因，现状中充满变数，是耶非耶，很难对其下简单的价值判断。冷战时期，中国不仅全然没有制度上的自卑感，甚至曾有过从意识形态上“统战”日本，以抗衡美国的想法。而进入后冷战时期，日本则表现出某种制度优越感，置喙中国制度的言动明显增加。但尽管如此，两国复交的政治基础是超越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的，是一种历史性的和解和共同战略利益的捆绑。而且，事实证明，双边关系跟意识形态、制度本身并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从中日复交之初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还没有实现社会转型，两国意识形态差异比现在要大得多，但却并不妨碍“中日友好”蜜月的酿成。
所谓“战略误读”说，是指两国主流社会受各自传媒片面报道的影响、左右，“误读”了对方的国家战略，并且在误读的基础上，阴差阳错地制定自己的应对方略，乃至针对性全无，政策水平始终处于“想象的异邦，飘忽的照准”的状态。这种说法看似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夸大了传媒的“主导”作用。仍以80年代为例，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媒体社会”的形成是在90年代末，整个80年代有限的涉日报道没有使国人误读日本，而90年代以降，难道众多商业运作的“新锐主流”媒体的海量信息，反倒“误导”了国人的对日认识？从逻辑上说不通。而以高度发达的现代传媒闻名的日本更是如此，其主流媒体的报道倾向是多元的，主流社会对媒体的选择也是多元的，“误读”之说殊难成立。
至于“经济互补不足”的问题，其实更像一个伪问题。中日经济合作，从复交之前就已经开始。两国国土资源的不同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地理上的近便，都决定了双方经济合作必然是高度互补性的，而不是相反。即使在小泉执政的所谓“政冷”的5年，双边经贸甚至都爆发出“经热”的巨大能量，做成了世界上独立无二的一对火爆的双边经济，如果缺乏互补性的话，从理论上说，这种奇迹难道是可能的吗？去年，是两国关系最糟糕的一年（安倍上台关系回暖是10月以后的事），但双边经贸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今年，中国肯定会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复交35年，中日之间在经济上已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盘根错节的互补型结构，尽管有一部分竞争的领域，但断难改变互补型合作的结构特征。
导致中日渐行渐远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松动及基于其之上的共同战略利益的缺失，这种状况同时诱发了两国的民族主义对立，并使其强化。共同战略利益不仅是经贸上的，而且涵盖了双边安全保障和国际合作等诸多领域。冷战时期，双边经贸合作的规模与今天根本无法同日而语，但有共同应对苏联威胁这个所谓的“反霸”目标，两国便在安全保障上具有了共同战略利益。情随境迁，“苏东波”之后，这个最大的战略利益不复存在，两国便开始龃龉丛生，甚至相互别过头去，做老死不相往来状。那情形，简直连“共同赚钱”的经贸利益都难以改变。
那么，何以改变中日渐行渐远的严峻现实，谋求“新思维”论者所谓的“中日接近”的外交格局呢？笔者认为，必须从重建共同战略利益着手。
但是，只消对两国交恶表象背后的深层动因有所体察，便会明白，中日关系的真正改善绝非易事，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共同战略利益的重建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便可成就的。原来两国“反霸”的共同战略利益的树立，至少经历了10年（从60年代初中苏交恶到中日复交）。在全球化的今天，则可能经历更长的时间。而在一个足以把双方捆绑到一起、可资作为共同战略目标的巨大利益形成、凸现之前，我们能做的不仅仅是等待，还应扩大现有合作，尽量减少、弱化战略竞争，把竞争一点一点转化为合作。只有如此，两国战略合作的交集才会越做越大，新的共同战略利益的形成绝不可能在交集之外。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检讨、反省：一是双方应摒弃动辄挟与美关系自重的做法，真正赋予中日关系以“独立”的外交“人格”。这方面作为美盟国的日本尤其应当自律；二是两国要加强沟通，扩大交流，但这种沟通和交流应当是超越政治的，或者说非政府主导的。两国复交以来的历史中，不乏诸如3000日本青年访华、4万名日本嘉宾在人民大会堂济济一堂等宏大叙事。应该看到，这类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议程，有积极效果，也有负面效应。一个真正理性、成熟的双边关系，必须要建立在普通国民对普通国民、草根对草根的自发、自治、自足的相互理解之上。舍此别无他途。（瞭望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