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盐业开发是文明进步的基础。盐资源的开发、盐的生产与运输、国家的盐政、社会有关盐的礼俗等，都构成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成为研究者无法忽略的重要主题。近年来盐业考古的收获，不仅推进了盐史研究，更为今后相关学术工作的进步开启了新的路径。

盐史与文明史

《世本·作》说：“宿沙作煮盐。”自远古时代起，盐资源的开发就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我国早期文明发展史上，有控制盐业基地、把握盐品流通以取得优势地位的例子。两周时期，齐地便因盐业而富强。《史记·货殖列传》写道：“（齐）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辏。”《汉书·地理志下》：“太公以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辏。”《国语·齐语》肯定齐桓公争霸之策：“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

《管子·海王》：“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盐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是维持社会正常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盐因关乎民生，因此渗透到文明史的各个层面，也受到不同领域专家的重视。其中，经济史学者重视盐产和盐运的研究，生态环境史研究者重视盐产资源的考察。而与盐相关的诸多社会文化现象，如盐母传说、盐神崇拜、盐泉祭祀、盐场节俗、盐业禁忌等等，都为社会史学者所关注。晋郭璞《盐池赋》，唐杜甫《盐井》诗、白居易《盐商妇》诗，宋柳永《煮海歌》，元陈椿《熬波图》等，则都是与盐有关的值得珍视的文学遗产。

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汉书·食货志下》）盐政管理的历史经验，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而盐商的社会影响，其最为显著的事例是盐贩出身的王仙芝、黄巢发起的动摇李唐帝业的农民起义，这也在政治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中。

盐业考古的历史性进步

盐史研究近年来因盐业考古的成就有了显著的推进。中国盐业考古学术收获的集中体现之一，是李水城、罗泰（Lotharvon Falkenhausen）主编的《中国盐业考古》的面世。

《中国盐业考古》（第一集）“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景观考古的初步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收录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巴马大学人类学系《1999年盐业考古田野调查报告》等4篇田野考察发掘报告，另有李小波《四川古代盐业开发的地质基础》、巴盐《尖底杯：一种可能用于制盐的器具》等4篇专题研究论文。《中国盐业考古》（第二集）“国际视野下的比较观察”（科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发表的傅汉斯《从煎煮到曝晒——再谈帝国时代的中国海盐生产技术》一文，从技术考古的角度考察了海盐生产史的“发明和革新”。《中国盐业考古》（第三集）“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中坝遗址的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所收录论文与报告以长江三峡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中坝的考古发现尤其受到重视。孙智彬《重庆忠县中坝制盐遗址的发现及相关研究》，白九江、邹后曦《船形杯及其制盐功能的初步探讨》，李水城《渝东至三峡地区的盐业考古》等论文都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正如罗泰在《导言》中所说，这些成果“运用了不同的自然科学分析方法——这些方法在近年大大拓展了考古学的探索”，体现出“我们对长江上游盆地古代制盐业的时间跨度、规模、技术和经济重要性的认识有了巨大的飞跃”。

《中国盐业考古》所展示的长江上游地区的收获，可以称作中国盐业考古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这一工作对其他地方的盐业考古有所带动，有所启示。同时，李水城教授又前往渤海南岸开展了全面的盐业考古调查，确认莱州湾沿海一带分布大量商周古遗址应与早期的海盐制作有密切关系，而遗址中堆积着的大量盔形器无疑就是此前有学者推测的制盐器具。这些重要发现揭开了莱州湾早期海盐制造业的神秘面纱，并将涉及商周时期制盐业的生产工艺、生产组织、产业规模、盐政及相关的贸易流通等一系列问题，其后续成果必将对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贸易、军事等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上述工作带动下，2008年，国家文物局在“指南针计划”专项研究中特别设立“中国早期盐业文明与展示试点研究”“中国海南洋浦海盐生产遗址调查与利用研究”项目。充分利用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民俗学及现代科学技术，全面考察国内外早期制盐遗址和现存民族传统制盐业的科学成就。

盐史研究推进的积极动向

《中国盐业考古》所总结的成就被称作“盐业考古的滥觞”。正如罗泰、李水城在第一集“序言”中所说，这一项目引发了学者们的兴趣和响应，就考古学界而言，“一些学者开始在他们的考古研究中注意到盐的重要性。”其实，此项收获的更突出的作用，是对盐史研究的全面推动。

收入《中国盐业考古》（第二集）中的陈星灿、刘莉、赵春燕《解盐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就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论文。张其昀曾指出，“炎黄之战，实为食盐而起”，而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盐池附近，“显与保卫此盐池重地有关”（第48页）。研究者经过考古推定，在甲骨文出现“卤小臣”官职之前，在龙山文化时期晋南盐池周围地区发现的遗址，或是控制食盐远销中原的关键地点（第48页）。在东下冯遗址二里岗期地层中发现的一组圆形建筑“很可能是储存盐的仓库”（第54页）。论者以为，“东下冯作为一个地区中心，其功能应与早期国家控制河东盐业生产和分配密切相关。”（第62页）于是形成可以说明文明初期盐史与政治史经济史之关系的结论：“至迟在公元前二千纪中期河东盐池的盐业生产和分配就已经由国家介入了，这一政策也许是和国家起源同时诞生的。”（第64页）这样的判断，应当说提出了早期文明史的新知。

2008年开始，在教育部支持下，“鲁北沿海地区先秦时期盐业考古”重大科研项目启动，通过考古调查，在莱州湾沿海发现10余处规模很大的制盐遗址群，制盐作坊总计达300余处。通过考古发掘，首次完整地揭露出商周的制盐作坊和相关配套设施，对了解当时的制盐产业分布、生产规模、生产性质以及制盐工艺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一重要发现因此入选了2009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通过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在莱州湾又发现规模和数量都远远超过商周时期的“东周制盐遗址群”，这是莱州湾沿海制盐产业的第二个高峰期。在制盐这个龙头产业带动下，齐国坐大称霸当在情理之中。调查还发现，莱州湾沿海几个大的制盐遗址群在分布、数量、规模和结构上都比较一致，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总体的产业规划管理。包括制盐陶器的形态和容积基本相同，暗示早期的制盐陶器兼有量具的功能，这种专业化的举措非常有利于促进生产和商贸流通。（山东省文物考古所等：《山东昌邑市盐业遗址调查简报》，《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上述新的发现和研究，对于盐史研究的深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自1996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泰教授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商洽“长江上游及周边地区古代盐业的景观考古”国际合作开始，中国盐业考古一直坚持开放式的工作方式。1999年初，该项目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随即组成的“中美盐业考古”项目组在成都—自贡—渝东及三峡等地进行了合作调查。1999—2003年，“中美盐业考古”项目组参加了忠县中坝制盐遗址的发掘。项目组除在山东、甘肃、西藏、云南、海南考察之外，又先后前往德国、法国考察，全面了解国内外的制盐遗址和传统制盐产业的状况。在此基础上，项目组将研究视角进一步扩展到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以及东亚的日本和东南亚的越南、菲律宾等地。从2004年开始，“中美盐业考古”项目组又分别在美国加州大学、德国图宾根大学、山东寿光等地以“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早期盐业生产”“长江上游盆地古代盐业的比较观察”“黄河三角洲盐业考古”为主题，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中外考古学家还在全美考古学年会、东亚考古学年会等重要的学术场合介绍了中国盐业考古的发现。为了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中国盐业考古》采用双语出版。《中国盐业考古》（第二集）所收论文的作者分别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法国、瑞士、土耳其、日本。论文时间从史前时期至中世纪，空间则包括东亚和东南亚的中国、越南、菲律宾、日本，近东和欧洲的安纳托利亚、德国、法国、英格兰，以及美洲若干地区。世界视野无疑有助于中国盐业考古的进步，国际学者的学术经验对于深化中国的盐业考古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