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和古来强调“正名”的文化传统有关，称谓的意义长期受到重视。称谓是社会身份的符号，同时也是标志着社会等级、体现着社会关系、维护着社会结构的基本秩序的一种文化存在。正如梁章钜在《〈称谓录〉序》里所说，称谓“各有等差，不相假借”。考察称谓史，无疑有益于我们真切地认识古代社会史。
《史通·称谓》写道：“古往今来，名目各异。区分壤隔，称谓不同。”社会称谓随时代演进有所变化。因区域文化的不同，同一历史时期，各地称谓或亦有差异。人们日常使用的称谓，其实既有传统的影响，也有时代的印记，有些还暗含某种文化象征意义。民族构成的不同，也形成称谓的区别。讨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称谓的变化，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有的学者是从称谓切入，得到了有关阶级结构的新认识。如对“君子”“小人”以及“民”和“国人”等称谓的学术分析，都促成了阶级关系史新知的获得。就秦汉称谓而言，对“黔首”“奴婢”“隶臣妾”等问题，也多有学者以为涉及秦汉社会结构、秦汉社会性质而予以关注。不同的学术解说，应当各有价值。而最终的确定之论的形成，也许还有待于今后研究的继续深入。秦汉时期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即所谓“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由于经历了社会变动、政体新创、文化交汇和民族融合，社会文化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社会称谓因此多有新生和复变。在秦汉历史进程中，政情军事变幻纷杂，多有“改易名号，随事称谓”（《后汉书·郎顗传》）情形。而由于区域出身、族群传统和思想渊源等文化基因的不同，也造成了社会称谓“品目参差，称谓非一”（《宋书·隐逸列传》）现象辨识与理解的困难。当时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风貌都出现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对于后来社会历史进程也有重要的影响。研究秦汉时期的社会称谓，对于深入认识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而全面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有不宜忽视的意义。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社会称谓研究”，即试图通过对各种称谓指代者的职业身份、阶级关系、民族立场、社会地位、文化角色的考察，探索秦汉社会历史文化诸问题。项目成果入选201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在此愿意接受学界检验。
秦汉时期的称谓，有些虽然看似简单，但要提出真确的解说，却也需要认真考论。从《秦汉称谓研究》的篇目看，直接讨论的秦汉称谓170种左右，然而对于秦汉社会通行的多种称谓而言，可以说仍百不及一。还有许多与秦汉社会称谓相关的问题有待探讨。例如与秦末历史动荡密切相关的“闾左”称谓，河西汉简屡次出现的“墨将”称谓，都是至今未得明确解说的历史疑点。就国家最高执政者而言，所谓“朕”“陛下”等说法的原始意义的探寻，也还需要有所讨论。指代社会底层身份的称谓如“苍头”“亡人命者”等，也应当进行更为确切的说明。由此，覆盖面较为宽广的解说秦汉称谓的工具书，也许有必要某一日面世。我希望这部著作成为秦汉称谓研究和中国古代称谓史研究的引玉之砖，亦真心期待青年学者参与并推进这一工作。我也会继续探求和思索，为充实和修订以往成果，为深化和拓展相关研究贡献心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新著《秦汉称谓研究》入选201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