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冠洁先生，自他在文革后任职哲学所以来，学者都称他为辛公，我自然也不例外。我最早听闻其名，是70年代末，从和张岱年先生的谈话中知晓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领导，张先生是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的会长，都负有指导、推动中国哲学史学术发展的责任，所以这个时期他和张先生的联系还是比较多的。他是以老干部的身份来哲学所工作，需要依靠张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一起合作，推动全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事业。张先生也支持他利用自己的能力和资源推动全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事业发展。
先说说辛公的学术功绩。打倒四人帮以后，他出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他早年在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后长期在山东分局的大众日报从事新闻及编辑等工作，解放初任大众日报总编辑。五十年代中期辛公从越南担任顾问回国后，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任港澳小组组长。六十年代被错误投入监狱，文革结束出狱后分配到哲学所工作。原来在山东分局、大众日报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解放后多在中央和国家宣传、新闻、出版部门工作并担任领导，这就成为辛公复出后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大力推动学术出版的有利条件和助缘。辛公积极利用这些条件和助缘，积极领导并促成了几件大事。
第一，创办中国哲学史学会刊物《中国哲学史研究》（后改名为《中国哲学史》），由他任主编。这份刊物四十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为本学科的研究论文发表，提供了基本平台。辛公的创办之功，实不可没。
第二，主持编辑《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系列十二卷，团结、调动当时老中青学者，通过这种评传项目，集聚研究成果，深化扩大研究者的领域，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全面铺展和断代布局，提供了有出版保证的平台。
第三，八十年代初参与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在张岱年先生的支持下，领导该卷中国哲学史编写组进行撰写。该卷中国哲学史内容很广泛，包括概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等，填补了中国百科全书的空白。撰写大百科全书条目的工作和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系列的撰写基本平行，在当时都发挥了促进学术纵深分布的作用，推动了学科体系的完整形成。
第四，主编《中国哲学史丛书》和《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分别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和齐鲁书社出版。本领域许多学者的第一本书都是在这两套丛书中出版的，如汤一介、余敦康、牟钟鉴等。80-90年代学术出版特别困难，为满足了当时中国哲学史学界中青年学者急迫的出版需求，这两套丛书做出了最重要贡献。
第五、在谷牧、匡亚明的领导下，参与创办了中国孔子基金会，通过举办学术讨论会和各种活动，广泛建立了海外联系，有力推进了儒家思想文化的研究普及；创办《孔子研究》杂志，为此后几十年儒学研究确立了稳定的成果发表的阵地。依靠孔子基金会的支持，借助朱伯崑先生的谋划，集聚了中国社科院学者为主的作者队伍，主持编辑完成《中国儒学百科全书》，这也是儒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建设。
第六、在谷牧的领导下，以孔子基金会的广泛对外联系为基础，负责完成了国际儒学联合会的筹办各项工作。为此后国际儒联工作的展开，奠定了组织基础。儒联正式成立后他功成身退，转身为“京城第一收藏家”，作了不少与其收藏有关的研究。
就学术界的学术发展而言，学者当然是主体，但学术的发展也离不开学术刊物、学术组织、学术活动。辛公并不是一个一般的学者，作为卓越的学术活动组织者和杰出的学术出版领导者，他对打倒四人帮以后二十年的中国哲学史领域的学术发展，对这一领域的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不是一般的学者所能相比的。在上述六个方面的活动中，他展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处理多方面关系的能力，也展现了他投身于中国哲学史事业的热情和奉献精神。这些都应当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些同志对辛公的正统观念有所不满，这些也应当放在历史中多方面地看待。当时中年学者反对左的教条主义，要求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教条束缚，追求学术的开放和思想的解放。而辛公作为一位老革命，他在思想上的行进速度与这一部分中年学者自然有速差，这也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人们常举出1981年杭州全国宋明理学会为例子，因为在这个会上辛公曾主持对会议中一些观点进行批评，这当然引起了一些不满。不过，有一点也值得一提，这个会本来中国社科院的领导胡××是不同意开的，于是辛公找了曾在山东工作过的浙江省委领导，开成了这次大会。我想，由于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他比较重视这个会要开好、不要出问题，以免被中国社科院领导责怪。从这个方面看，他在会上的一些作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可以理解了。这次大会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贺麟先生和美国等国的学者济济一堂，在学术史上值得记下一笔。开成这个会，辛公也是功不可没的。
我与辛公近距离接触始自1985年。这一年日本筑波大学的高桥进主办第八届国际退溪学会议，这个会中国有十数人受邀参加。在北京受邀的有中国社科院和北大、人大等校的学者，京外有复旦、中山、厦大等校学者。社科院学者由辛公带队，教育部学校的学者由潘富恩带队，而北京学者的签证由辛公牵头。一次因签证材料的事我要去辛公家交材料，正好前两天我骑车带陈西没注意，把他的腿弄伤了。他上不了幼儿园，家里又没别人，我只好抱着他乘公共汽车去辛公家。当时冯增铨和一位新加坡的朋友也在辛家，还一起照了相。这次去日本，除了辛公，我们都没有出过国，所以一路多听从辛公的意见指导。这次日本之行，也留下了不少和辛公一起的照片。回国后，辛公曾邀我们一同赴日的几位在六国饭店吃饭。六国饭店我从未去过，其中的菜品也有几样没有吃过，而辛公五十年代后期就开始在外事部门工作，出入这种饭店是常事。他复出以后，常在六国饭店请客。
次年1986年夏在曲阜开会，住在曲阜的阙里宾舍。我当时对这个宾馆印象甚佳，觉得和在日本住的宾馆不相上下，为中国在曲阜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宾馆颇感自豪。这个会是1987年的国际儒学讨论会的筹备会，而国际儒学讨论会是谷牧和李光耀合作的计划之一。这次筹备会辛公是中方的负责，他带着哲学所几个先生参加，我代表北大，还有几个同志，新加坡也来了几位。会议的文字文件都是我负责的，新加坡的刘慧霞博士对我的文字工作速度非常称赞。不过，这次会留下的也不都是愉快的记忆。辛公带的两位哲学所的先生，筹备工作消极参加，私下却闲议论说怪话。有一次被我听到，居然扯上我上一年去辛公家交材料的事，说“陈来把孩子都带到辛公家去了！”他们大概看到我和辛公、冯增铨的照片，认为我带着孩子去辛公家拉什么关系，这真是无聊可笑之极。大概他们认为辛公是有资源的，但他们不能容忍他们以外的人接近辛公沾了这些资源的便宜。也因此，我下决心此后不再参加辛公主持的这类工作，远离这些人。此后，我也确实没有再参加过辛公主持的事。当然，我还会偶尔到辛公家坐坐，因为他家离我岳父家很近，我会去岳父家时偶尔顺便看下辛公，但我从来没有请求辛公帮忙，如出书之类，我也不需要。再往后我岳父家搬到另处，我也就不再用此顺便了。然而，辛公却有想起我的时候，九几年一天忽然接到辛公的信，说很想念你，“你的形象经常在我脑海里游泳”。
直到我转到清华之后，有一天忽接到辛公的电话，说很想念我。于是我就去他家看他，此时他已经搬到朝阳公园这边。这以后，和辛公的往来又多起来了。他带我和我爱人到一位著名画家家中作客观览，还请这位画家给我们画了一幅小画，此后我们也参加了这位画家的几次活动，常常与辛公相遇。
2011年冬清华国学院举办纪念王国维音乐会，他亲自到场参加。由于我和辛公有位共同的友人自办“乐道塾”，故而多年来也常一起参加这位朋友及乐道塾的一些活动。十年来，大约每年见两次面。他还送给我一部他的著作《陈介祺藏镜》。他直到老年仍记忆力奇好，几年前我从他书架上借了一本李作鹏的回忆录，几个星期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要我还这本书给他。
另一可提的是，他老两口都很喜欢和我爱人说话，每次我打电话要去看他，他都要问，“杨颖同志来不来？”我们到他家，聊天聊到一半，他夫人就催辛公“赶快给杨颖写个字！”我们每次去他家，都会被他留饭。他90岁以后身体很好，食量也大，他老说“我的饭量像个壮汉！”他自信能活120岁。
辛公自五十年代即在海里行走，在陈老总和廖公的领导下工作，见过大世面，因此他与人打交道说话，是很大气的，与一般人是不同的，这是我认识他以后一直都有的感受。
最后一次见他，是今年4月，在他住进医院之前，我和友人一起去他家里看望。离开他家，我就想，这大概是最后一次跟他的见面了。
撰于2022年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