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史学革命”一词的含义
根据现有资料，“经济史学革命”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提出的。他在刊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63年3月）上的一篇论文“美国经济史的数量研究”中这样写道：“美国经济史学中正在进行一场革命。这是由新一代经济史学家发起的，他们怀疑对美国经济史的传统解释，深信新经济史学必须以可靠的统计资料作为坚实的基础。”[1]
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史学革命与新经济史学的产生是一回事。新经济史学（new economic history）又称计量经济史学（econometric history）或历史计量学（cliometrics）。它着重以经济计量学方法来分析经济史发展过程，解释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的原因和结果。
由于新经济史学的产生，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史学尤其是美国经济史学，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就是经济史研究日益数量化。经济史研究的数量化的后果是：
第一，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经济统计史学、经济增长史、技术经济史等等。
第二，改变了以往的、传统的编年史叙述方式、大事记式的叙述方式、传记性的叙述方式，而代之以数量化的解析方式。
第三，在一些重大的经济史问题上推翻了过去的结论，提出了新的解释，例如美国的黑奴制种植园的效率和赢利问题、铁路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估算。
第四，在新的解释的基础上，对当前的或以后的政策提出建议，经济史研究的实用性增强了，例如通过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大小的分析，对教育、就业等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又如，对汇率制度演变过程的分析提出了世界货币体系改革的建议。
二、新经济史学产生的背景
新经济史学的产生被认为是传统经济史学陷入困境的结果。
在新经济史学的研究者看来，传统经济史学的缺点是：
第一，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的脱节。经济史研究中，既没有运用已有的经济理论进行分析，也没有根据经济史研究来丰富经济理论或更新经济理论。
第二，传统经济史学过于笼统，只是叙述而没有数量分析作为依据。
第三，传统经济史学不能通过自己的研究对未来进行预测，也不能为今后政策的制定或修改提供充分的依据。
按照一些新经济史学研究者的说法，经济理论和经济史学原来是统一的，例如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研究是融合的。只是从19世纪后半期历史学派出现之后，经济史学才同经济理论分家，成为两门互不相干的学科。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起初在德国，施摩勒是重要代表人物之一。20世纪初期以后，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转移到英国，其代表人物先是阿希莱，后是克拉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经济史研究的中心又转向美国，在美国各个著名大学中陆续涌现了一些出色的经济史学家。
在新经济史学研究者看来，经济史研究中，无论是“德国传统”还是“英国传统”，都只是叙述历史，而缺少理论。当德国传统和英国传统还统治着美国各个著名大学的经济史研究时，美国的经济史学家除了在商业史、企业史和西部开发史的个别方面有些成就而外，其余的研究都是不值一谈的。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的经济史研究才有起色，这个时期在美国出现了一批新派的经济史研究者。他们不仅擅长于统计和数学，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经济理论是有较高造诣的，他们开始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经济理论和数学、统计方面的专长，对经济史过程进行重新解释，这才使美国的经济史研究领域活跃起来，也才把经济史研究工作从历史学家手中转移到经济学家手中。
在这里，必须重视凯恩斯经济学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凯恩斯经济学已逐渐成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把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动作为考察对象，进行总量分析，而且从国民收入变动的角度来分析经济运行。这一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为经济史研究者开辟了新的视野，把研究成果同对历史的总结、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和对今后一段时间的分析紧密结合在一起。
但凯恩斯本人采取的还只是比较静态研究方法。凯恩斯的追随者们进而采取了动态研究方法，于是产生了经济增长理论。在20世纪50—60年代内，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增长论大体上循着以下三条途径在发展，这三条途径就是：一、增长要素分析法；二、结构分析法；三、成长阶段分析法。
1.增长要素分析法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哈罗德、多马、索洛、斯旺、杜生贝、莫迪利安尼等人。根据凯恩斯关于国民收入既等于消费和投资之和，又等于消费和储蓄之和的论点，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得出的论点是，要使每一期的经济都保持均衡增长，应当按照储蓄增长在收入增量中所占比率同产量与资本的比率二者所确定的经济增长率来安排。如果社会上的投资需求恰好等于储蓄供给，就是均衡增长率或有保证的增长率。
尽管哈罗德和多马着重于投资函数的分析，但他们却没有把生产函数理论引入经济增长公式中。索洛、斯旺等人则认为，投资量和储蓄供给对于经济增长率固然重要，但如果不引入边际生产力，不考虑边际资本—产量分析，那么仍然说明不了合适的经济增长。这样就把凯恩斯以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引入了凯恩斯经济学，使经济增长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哈罗德、多马、索洛、斯旺等人研究的是投资函数，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的因素是消费函数。凯恩斯本人研究了消费支出与收入之间保持稳定的函数关系，并认为依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有助于维持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性，即经济繁荣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可以使经济不至于过热，而失业严重时，边际消费倾向规律的作用又可以使消费量不至于过于降低。凯恩斯经济学追随者杜生贝、莫迪利安尼分别从不同角度补充和发展了凯恩斯对消费函数的研究。
杜生贝提出了相对收入理论，指出一个人的偏好并不是独立于其他人的消费支出以外的。这就是说，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有示范效应，有社会性。同时，他还指出，一个消费者的消费支出的变化往往落后于他的收入的变化。如果他的收入比以前减少了，他在较短时期内仍要维持过去收入高峰时期已经形成的那种消费水平，而宁肯减少储蓄来达到这一目的。所以消费支出的变化落后于收入的变化，被称为是消费的“制轮作用”。
莫迪利安尼在消费函数理论方面提出了生命周期分析方法。这是用以考察消费者一生中不同阶段消费支出变动的分析方法，又被称作生命周期假说。根据这一方法所进行的分析，一个人的壮年时期是收入大于消费支出的阶段，幼年少年时期和老年时期则是消费大于收入的阶段。两个阶段的储蓄在一生结束时是不是正值，就要看壮年阶段的储蓄率高低而定。
2.结构分析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刘易斯。此外还有讷克斯、罗森斯坦—罗丹、缪尔达尔等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前期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全过程，都存在突出的结构问题，表现为城市和农村发展的不平衡，国内先进部门、先进区域和国内落后部门、落后区域的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影响资本的流动、劳动力的闲置和技术的转移。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是劳动力供给过剩、工业水平低下、资本向发达地区流动，以及落后地区技术落后和停滞等现象。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扶植私营企业发展、吸引外资进入、以发展出口贸易来扩大市场，增加就业，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同时，应当坚持平衡增长，以免经济受到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的干扰。
3.成长阶段分析法。这是罗斯托提出的理论和分析方法。罗斯托认为，人类社会可以分为下述六个成长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前的准备、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这六个成长阶段中，最重要的是两个阶段，一是起飞阶段，即工业化的开始，另一是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即经济高度发展之后的阶段。他以主导部门的依次更替、中心人物的变化以及成长阶段目标的转换作为成长阶段从低级到高级提升的依据。这是一种把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同时在经济理论方面又把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量分析和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因素分析结合在一起了。
以上所说的三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增长要素分析法、结构分析法、成长阶段分析法）在经济史领域上的采用，使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经济史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新经济史学的先驱性作品：康拉德和梅耶的论文
1957年，哈佛大学的两位经济史学家阿弗雷德·康拉德（Alfred H.Conrad）和约翰·梅耶（John R.Meyer）撰写了“经济理论、统计推论和经济史”，[2]认为有必要运用当代经济理论及其分析方法来处理有关经济史的资料，以便经济史研究工作得以向前推进。1958年，他们两人发表了“内战前南部奴隶制经济学”一文。[3]这篇文章被推崇为新经济史学的最早的经典性作品，因为它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
他们声称这篇文章要重新探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南部的经济增长问题，要编制一个美国南部历史的经济增长模型，以便弄清楚这样一个主题：当时美国南部使用奴隶制是不是“赢利的”？奴隶制究竟有没有“生命力”？由于奴隶制的“生命力”被认为同使用奴隶劳动能否赢利有关，所以他们选择了四个变量进行推算。这四个变量是：
1.奴隶的寿命；
2.投资（包括“奴隶的成本”和其他必要的投资）；
3.利息率；
4.使用奴隶劳动的年收益。
其中，计算奴隶的寿命的依据包括：奴隶的预期寿命，奴隶参加劳动的最早年龄，奴隶丧失劳动力的年龄，等等；由此得出奴隶的有效工作年限。
关于投资（尤其是奴隶的成本），计算时包括奴隶的购买价格，奴隶的生活费用，等等。在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方面，还必须考虑以下因素，如土地报酬率、奴隶生产的农产品的价格波动，以及女奴隶的生育率（指女奴隶生下的仍是奴隶，可以出售，也可以扶养成人，参加劳动）。依据奴隶生产的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和价格变动、出售奴隶和使用女奴隶生下的奴隶参加劳动后的产值，就可以得出奴隶劳动的平均年产值。他们最终推算的结果是：从1802年到1860年，一个奴隶农业劳动力的价格由600美元上涨到1 800美元，即增加了两倍，而每个奴隶所生产的农产品产值则由1802年的14.68美元增长到1860年的101.09美元，即增加了六倍。于是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南部奴隶制是“赢利的”，从而也是“有生命力的”。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如果不从人权、国家统一、民主制度推行的角度来考察，而只是单纯从经济的角度，从投资者或种植园经营者的角度来考察，美国南部的奴隶制经济仍会继续存在下去，因为使用奴隶劳动是赢利的。
康拉德和梅耶的这种论证方法，在西方经济史学界被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他们的这篇论文被认为是新经济史学的开创性论文。
四、戴维斯和休斯在新经济史学方面的继续探讨
1960年，“新派”经济史学家兰斯·戴维斯（Lance E.Davis）、约奈桑·休斯（Jonathan R.T.Hughes）等人以美国普渡大学作为基地，以历史计量学（即经济计量史学）作为主题，搜集、整理了大量历史统计资料，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研究报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两篇：
一篇是戴维斯所著“新英格兰的纺织厂和资本市场：1840—1860年工业借款研究”[4]。戴维斯在该文中，对2 385笔工业借款（主要是八家棉纺织厂的借款）进行分析，计算出月平均利息率。他根据对历史统计资料进行分析、测算所得出的结论是：在1840—1860年这21年内，短期贷款利息率高于长期贷款利息率。这一测算结果，被认为是对于希克斯的预期理论的否定，因为按照希克斯的预期理论，由于贷款方心理预期因素的作用，长期贷款的利息率总是高于短期贷款利息率的，这体现了长期贷款的风险较大，不确定性增加。但是，1840—1860年新英格兰纺织厂借款利息的实际表明，在一定的情况下，比如资本市场的资金供给与需求的趋势，国内物价变动的预期的作用等等，却会出现相反的走向，即短期贷款利息率竟高于长期贷款利息率。
另一篇是戴维斯和休斯合著的“1803—1895年美元英镑的汇率”一文。[5]两位作者对长达90年左右的2 789张汇票进行测算，所得出的结论是：在1875年以前，汇率有较大幅度的波动，只是在1875年以后汇率才大致上稳定下来。这个结论被认为是对传统货币理论和汇率理论的一种挑战。这是因为，根据传统的货币理论和汇率理论，金本位制度之下，由于实行金本位制的各国的货币都有含金量的规定，而黄金的价格变动对金本位制之下的各国货币价值的影响应当是一致的，从而美元和英镑之间的汇率也应当是大体上稳定的。这正是金本位制的特征。然而戴维斯和休斯的研究结论却表明，1875年以前，美元英镑之间的汇率发生了较大幅度的波动。这表明，金本位制固然有稳定两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的作用，但不能忽略除黄金含金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心理因素等等）也会影响两国货币之间的实际汇率，货币含金量并不是影响金本位制之下各国货币之间汇率的唯一因素。
由于上述两篇新经济史学论文的结论都涉及西方经济学中的传统理论的正确与否的问题，所以新派经济史学家的论文的影响扩大了。经济史研究与经济理论研究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新经济史学提出，一方面，经济史研究要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另一方面，经济史研究的成果可以证实经济理论的正确，也可以推翻经济理论的某些传统的论点，或修正这些论点。把这两方面都做到了，这才是新经济史学所主张的经济史研究与经济理论的融合。
接着，戴维斯、休斯和另一位新派经济史学家斯坦利·雷特（Stanley Reiter）联合发表了“经济史的数量研究问题”一文，[6]对新经济史学的方法论进行进一步的阐释。
他们认为，各个社会都遗留下来大量有关经济生活的资料，其中有各种各样的数字，可以用它们来说明历史。经济史学家的任务在这方面可以同考古学家一样。考古学家根据古代城市遗址发掘出来的碎片而了解当时的建筑、城市风貌，经济史学家则可以根据目前收集到的数字，加以整理、分析和测算，了解当时的经济状况。这门新的学科就称为经济计量史学或历史计量学。
他们接着问道：既然历史计量学这门学科如此有用，为什么过去这么长的时间内却未受到重视呢？他们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原因之一是：数字资料的选择、分类和计算，有十分巨大的工作量，靠人们的手工劳动是难以胜任的，只有电子计算机被普遍使用之后，经济史研究者才能迅速处理工作量如此巨大的数字资料，并计算出结果。
原因之二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数字资料的选择、分类，特别是如何找出各类数字之间的关系，这一切必须在现代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经济理论的相应发展，仍然无法正确使用这些数字资料，无法说明这些数字资料所反映的历史上的问题。
他们认为，到了20世纪50—60年代，上述两方面的条件都具备了。因此，他们在该文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哪怕只有少数几个经济史学家花些时间学一些新知识，掌握了新的计量技术，那么经济史学界的状况就会改观。如果这门学科还想完全停留在文字传统方面，那么除了延续过去做法，把现存的文字资料改头换面一下，那么经济学和经济史学之间长达100年的脱节状况是不会改变的。对经济史学家来说，他们今天的任务是要向经济学提供新的资料、新的解释、对过去的经济生活的新的理解，那就能弥补经济理论研究同经济史研究之间脱节的空白。
五、诺思在海洋运输史研究中对间接度量法的应用
历史上收集到的数字资料可能是很不完整的，甚至是支离破碎的。因此就需要有直接度量和间接度量之分。直接度量是指直接用现存的历史上的数字资料说明问题。但直接度量的局限性很大，不可能还历史过程以本来的面貌，于是间接度量法便受到重视，被新派经济史学家广泛采用。在这方面最早做出重要贡献的，就是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的道格拉斯·诺思。
1968年，诺思发表了一篇题为“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的论文。[7]他指出，在1600—1850年间海洋运输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是经济史上的一个确凿的事实，但怎样解释这一情况，海洋运输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何在，则需要通过数量分析来说明。传统的经济史研究者的解释是笼统的，只是说技术进步了。诺思认为，这样的解释说明不了问题。从事实上看，海洋运输的技术进步主要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因为从那时起，在海洋运输中才普遍用轮船代替帆船，而在1600—1850年间，帆船几乎是唯一实用的海上运输船只，而帆船的设计并无重大改进。虽然大型帆船日益增多，但一定吨位的帆船的时速却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传统经济史学的研究者至此就深入不下去了。
诺思采用的是间接度量法，他对这个问题做了如下的解释：
诺思指出，在1600—1850年间的海洋运输生产率方面，没有可以直接相比较的数字资料，那就只有采用间接度量法。可以用航运成本作为衡量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指标，然后找出影响航运成本的各个因素。
航运成本=海上航行期间的费用+港口停泊期间的费用
海上航行期间的费用=海上航行期间的劳动成本+船舶折旧费+船舶保险费等
港口停泊期间的费用=港口停泊期间的劳动成本+船舶折旧费+船舶保险费等
诺思认为，根据上述这些数字资料，可以计算出不同时期的平均每吨货物所担负的航运成本。计算结果表明在这250年内（1600—1850年），平均每吨货物所担负的航运成本是下降的，从而证明了这段时间内海洋运输生产率是提高的。为什么会促成航运成本下降呢？主要不是技术进步因素的影响，而是制度变革因素的影响。制度变革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海运安全因素和市场经济扩大因素。
1.由于海运比过去安全多了，海盗被肃清了，于是保险费用（包括海上航行期间的船舶保险费和港口停泊期间的船舶保险费）随之降低了。此外，在过去，为了应付海盗的袭击，船舶根据货运量的多少和船的大小配备一些武装警卫，现在海运安全了，船上的武装警卫人数减少了，从而每个船员担负的实际货运吨位提高了。加之，船上的武器装备和武装警卫都减少了，有的甚至取消了，船的航速也就随之加快，航行时间缩短，从而降低了航运成本。
2.再看市场经济扩大因素的影响。
首先，由于市场经济扩大了，各地尤其是北美洲、南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生产发展了，船舶减少了空返。这就会减少港口停泊的日数，即不必停泊港口等待来货和装货。
其次，由于市场经济的扩大，过去有些港口雇不到装卸工、搬运工，所以为了节省港口停泊的时间，船上常常配备一些装卸工、搬运工，后来，由于在港口（起点和终点）都可以随时雇佣到所需要的装卸工和搬运工，这些人就可以不必随船出行，船上只保留必要的船员，从而降低了海上航行期间和港口停泊期间的劳动成本，提高了每个船员担负的实际货运吨位。
这样，诺思就通过间接度量法，不仅在缺少直接可比数字的情况下计算出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的增长率，而且还在客观上并无重大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用制度变革因素的作用解释了这段时间内海洋运输生产率增长的原因。
应当承认，诺思在海洋运输生产率增长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有关间接度量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是很有启发性的。
六、诺思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论述
诺思从新经济史学的角度对美国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论述。1961年，他出版了《美国经济增长，1790—1860年》一书，该书的考察主题是探讨美国是如何由18世纪末期大体上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转变为19世纪中叶的工业社会的。他的观点是：市场经济的扩大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制度和政策起了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在研究中，他把美国出口部门的发展及其引起的后果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而在出口部门中，棉花种植业又是最重要的部门。所以他的分析从植棉业开始。
他的论述步骤是：国际市场对棉花的需求不断增加，引起美国植棉业的发展，再引起植棉业收入的增加；植棉业收入增加引起收入分配和使用方向的变化，于是导致一系列后果，具体如下：
首先，美国在这段时间植棉业收入的增加使居民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导致国内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从而使美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变化，例如为出口服务的行业发展起来，为国内消费品工业服务的服务业也发展起来了，而且促进了为收入增多的消费者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其次，棉花产量和出口量的增加，以及植棉业收入的增加，促进了社会经营资本的形成，从而引起基础设施建筑业的发展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再次，棉花产量和出口量的增加，以及由此带动的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引起了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劳动力的短缺促使外国移民入境，同时还刺激各行各业的技术进步，以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此外，来自西欧的大量移民，除了填补东部劳动力的空位以外，他们还向西部移民，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最后，资本向美国境内的流动也增加了，因为美国投资机会多，投资前景好。资本的流入和出口的增长，又使得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逐渐改善。
上述这一切，在短短的70年内（1790—1860年）使美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国际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出口的带动，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推动力。
诺思在《美国经济增长，1790—1860年》一书中，还对当时美国发生的经济危机做了论述。他以1837年的美国经济危机为例，说明这次美国经济危机同棉花的供求关系变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他收集了1833—1843年美国南部五个州土地出售亩数、棉花生产量和棉花价格的统计数字，寻找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提出了“棉花生产能力周期性枯竭”的论点。根据这一论点，他认为，1837年美国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不应当从工业品生产过剩或投资过度等方面来解释，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美国南部适合种植棉花的处女地太多了。这是因为，种植棉花是十分消耗地力的，经营植棉业的奴隶制种植园主人不断需要新的土地，并在新购入的土地上种植棉花。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循环：
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出现波浪形的棉花价格上涨和下跌，不断出现购买新的土地以增产棉花和在土地肥力枯竭后改种粮食的情况。1837年之所以发生经济危机，正因为在这个时间棉花价格下跌，从而引起了收入减少，影响到社会购买力的下降，再波及其他行业。但只要美国南部适宜于种植棉花的新土地还存在，土地肥力枯竭和购买新土地的浪潮始终没有停顿，而美国植棉地区就逐渐从美国的东南部向西南部推进。上述的土地肥力枯竭、棉花价格上涨和下跌，以及棉花种植业西进的循环也就持续下去，直到适宜棉花种植的新土地供给越来越少为止。
这是一种与当时经济史研究者所解释的美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产生的说法不同的论点。它表明了统计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在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反映了新经济史学的特色。
七、美国经济史研究领域中两派学者的争论持续进行
自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界发生经济史学革命之后，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出现两派学者的激烈争辩。一派是坚持传统经济史学的经济史研究者，另一派是倡导经济史学革命的新派经济史学家。
传统派的经济史学家们不同意新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承认后者的研究成果。他们的观点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经济史所要说明的，不仅是这一组数字同一组数字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政治同经济之间的关系、社会文化同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与经济变动有关的制度、宗教、伦理观念、风俗习惯等因素的作用。在新经济史学研究者的论著中，所有这些都被忽略了。这样也就舍弃了经济史的最重要的内容。
第二，经济史依然要靠文字叙述而不能仅用数学公式来表述。数字资料多少还能说明一部分问题，但编制某种数学模型，以为这就能代表某个时期的经济史，必定大错特错，结果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而只会把人们引入歧途。
第三，经济史这门学科固然要根据一定的经济理论进行指导，但经济史毕竟是经济史，不能在强调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研究融合的名义下，用经济理论来代替经济史，更不能用数学代替经济史，如果那样，干脆不用“经济史学”这个名词，而随便给它起一个另外的名词。
经济史研究中新派和传统派研究者们显然把经济史领域由一个领域变成两个领域，把一支研究队伍变成了两支研究队伍。他们似乎有些互相瞧不起的情绪，也有些互不服气的心态。这是难免的。
实际上，经济史学革命的发生对经济史学这门学科来说，并不是坏事。多一种研究方法，比只有传统研究方法一枝独秀好。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结合得更密切些，要比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研究脱节、隔绝要好。经济史研究中多一些统计的运用，比疏远统计研究、分析的状况好。所以不应当贬低经济史学革命，更不应当把新经济史学视为邪门歪道。
然而，传统经济史学研究者们对新经济史学不足之处的指责，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经济史研究中的数量化倾向不要越过一定的度，更不能以为只有用数学模型表述才是真正的经济史。如果那样，就走偏了。
争议最大的是新派经济史学家所采用的反事实度量法。关于这个问题，留在下一讲“论‘新经济史学’中的反事实度量法”中再评论。
（本文是厉以宁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同陈振汉教授合开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课程《西方经济史学》讲稿中的一章）
[1] 诺思：“美国经济史的数量研究”，载《美国经济评论》，1963年3月，第128页。
[2] 此文载于《经济史杂志》，1957年12月。
[3] 此文载于《政治经济学杂志》，1958年4月。
[4] 此文刊载于《经济史杂志》，1960年3月。
[5] 此文刊载于《经济史评论》，1960年8月。
[6] 此文刊载于《经济史杂志》，1960年12月。
[7] 此文刊载于《政治经济学杂志》196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