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比较经济史作为经济史研究的专门学科，历史并不很长。尽管早在19世纪前半期，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李斯特就已经在他的著作中，就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进程进行了较细致的比较分析，稍后，德国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都从阶段划分的角度对各国的经济史做了比较，但这时还谈不上系统的比较经济史研究。他们主要是在总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构想上，或者在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的指导思想上进行了一些探索。除德国而外，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其他欧洲国家，也有一些经济史研究者对产业革命的历史或经济周期波动的历史做过比较研究，并且写出了若干有分量的作品，但同样不能认为比较经济史从那时起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了，甚至也难以认为比较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已经被经济史学界充分认识了。在西方，比较经济史研究的重大进展以及比较经济史的重要性日益被人们所了解，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这是与当时的世界政治与经济形势分不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解体和民族独立国家的产生，为比较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宽广的领域。像库兹涅茨、罗斯托、讷克斯、刘易斯、赫尔希曼这样一些以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著称的著名经济学家，都对经济史的国际比较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而诸如制度创新理论、技术创新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政治市场理论、长周期理论、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又使得比较经济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理论依据或更为生动的研究内容。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比较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的成分比过去大大增加了，它同现实的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比过去大大加强了，此外，它的涉及面也比过去广阔得多。

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这一时期的比较经济史研究中，关于经济制度的历史比较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果说当年德国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从阶段划分的角度来评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时，虽然也与经济制度的比较历史研究有关，但在他们的著作中，主要涉及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初期、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的历史比较。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和他们本身的经济理论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或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以后的经济制度拿来对比，同样不可能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或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同模式中寻找共同点或差异，以及把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以后各国经济制度的某些特征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20世纪前半期的英、美、法等国的学者在进行比较经济史研究时，虽然某些人（如熊彼特、托尼等）也曾接触到类似的问题，但由于社会经济演进过程本身还没有提供足够的可用于这一领域研究的素材，因此他们的探索只不过留给后来者以较多的启示。关于比较经济制度史研究的这一领域，必须依靠20世纪后半期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来开拓。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进行了经济体制的调整与改革，由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现象，并且相继采取了调整经济的政策和减少政府干预的措施，这样，有关经济制度的比较研究问题被置于重要的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内曾经开展过的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再度受到重视，而且这时所讨论的已经不限于理论上的论述，讨论扩展到对历史上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的效应的比较等问题上。在西方学术界，对不同经济模式和不同经济干预方式的探讨似乎有主张重新回到以市场决策为主的老路上去的趋势。例如，有关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效率之间关系的讨论，就与国有化历史和国有化得失利弊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又如，有关福利支出的效应的讨论，关系到如何评价近几十年来的英国、北欧等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现状；再如，计划经济及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不仅涉及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史的看法，而且也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的重新认识有关。总之，包括比较经济制度史在内的比较经济史研究，由于它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研究的重要性，如今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领域。在比较经济史方面所提出的若干反传统的观点，既反映了研究工作的深入，也反映了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的结合。西方经济史学的这一动向，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二

西方比较经济史研究者现在普遍认为，在比较经济史研究中，只注意纵向比较分析，或只重视横向比较分析，都是不够全面的。

纵向比较分析按照历史发展过程分析一国不同历史时期或若干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以寻找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性。如果对不同的国家采取纵向的比较分析，那么还可以发现它们的经济在历史发展过程不同时期的共同点和差异。

在纵向比较分析中，重要的问题一是指标的选择，另一是年份的确定。例如，作为总体比较的指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等等都是可供选择的指标。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越是往前推，这方面的统计数字越不完整，从而国别比较越是困难。此外，这些总体比较的指标还涉及不同的国民核算体系问题。不同核算体系下的总量指标只有先经过换算，口径取得一致，然后才能进行比较，否则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作为结构比较的指标，主要产品的产量、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平均收入的比较等等，都是有意义的。这里同样存在着历史资料的不足和统计口径是否统一的问题。从年份确定方面来看，主要的问题是：用来标志历史时期的年份或用来说明经济转折点的年份要有一定的依据，以防止年份选择的随意性。假定所要比较分析的指标不止一项（单项指标的比较分析往往有较大的局限性），而是若干项，那么不仅这些指标彼此之间要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它们同所选择的年份之间也要有一定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通过纵向比较分析而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

横向比较分析是把一定时期内或一定时点上不同国家（或一国国内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以说明待比较的各国或各个地区的经济的特色。

在横向比较分析中，除了同纵向比较分析一样要注意指标的选择（以及指标的可比性）与年份的确定而外，还需要注意横向比较分析同纵向比较分析之间的联系。从比较经济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横向比较分析固然是有意义的，但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的结合将更有助于说明问题。这是因为，通过这种分析，不仅可以从比较分析中找到经济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且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某些国家的某些历史时期内历史统计资料的不足，即可以用另一些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相当的历史时期内各种已有统计资料替代或推算出来。尽管这种替代或推算至多只是一种近似值，但与历史统计资料的缺乏相比，仍然有其可供参考之处。

在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两个或两组变量之间的比率的分析是一种比较实用的分析方法。关于这种分析方法，雷蒙·哥德斯密斯在“金融结构和发展的国际数量比较”一文（载《经济史杂志》，1975年3月）中，曾做了较细致的评述。他指出：“如果需要有一个广泛的有意义的而又简单的衡量一国金融结构的方法，首先入选的……是一定日期未付的全部金融票据的价值与同期国民财富的价值的比率，这叫作金融相关率。这是一种衡量金融上层结构相对于现实基础结构的规模的方法，因此就存量方面而言是表明一国金融体系在其经济中的重要性的一个指标。”[1]据哥德斯密斯的看法，在进行国际的金融发展的比较时，上述金融相关率的优点在于日期确定和估价方面的统一性，并且可以避免对价格、购买力平价之类的分析方法进行必要的调整等复杂性。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类似的比率还可以举出很多，不仅可以用于金融发展的国际比较，并且在财政、外贸、工农业生产、收入与福利水平等多个领域内的比较。换言之，一个善于进行经济发展国际比较的研究者，只要能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就可以自行设计两个或两组变量的比率，作为比较的指标。例如，最便利的一种比率，就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作为分母，而以某一个或另一组变量作为分子，以此作为衡量某一特定领域内的经济发展国际比较的通用的指标。这种分析大大促进了西方的比较经济史研究。

但应当注意到，在选择变量作为分子或分母时，分子与分母之间的经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仅仅把二者之间的比率作为一种单纯的数量关系来看待。某些西方的经济史研究著作中，常常有这种简单化的毛病。在这里，不妨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个工业国家的经济史的比较为例。我们可以看出，简单地择取两个变量并研究它们之间关系，并不能把各个工业国家的经济状况解释清楚。下面，试举三个例子。

第一，各国的垄断化程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小之间的比率。如果以每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分母，以垄断化程度（具体表现为企业合并数，或若干国家最大企业的产值或销售值在国民生产总值或部门产值中的比重等）作为分子，那么可以看出，分子与分母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一定是那么紧密的。也就是说，一国的垄断化程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英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高，但垄断化程度较低，而俄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垄断化程度却较高。这表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能得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越高、垄断化程度也越高的论断，垄断化程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比率大小并不反映各个工业国的经济发展的状况。

第二，各国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如果把各国经济增长率同各国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具体反映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国营经济在经济中的比重等等）进行比较，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历史时期而言，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清楚的。例如，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增长率都比较高，但德国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却大大超过美国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可见，历史的比较得不出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越大则经济增长越快的结论。对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要从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探讨。

第三，各国资本输出总量与经济增长速度或对外贸易总量之间的关系。这又是一个不能简单地从两个或两组变量之间的比率的分析中就能够做出判断的问题。虽然资本输出总量肯定与对外贸易总量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而且资本输出总量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联系也是存在的，即资本输出总量的增长会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但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各个工业国的经济史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却表明，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似乎要比一般所设想的复杂得多。比如说，法国当时的资本输出总量很大，而法国的对外贸易总量与之并不相称，而且法国资本输出总量的变动与对外贸易总量的变动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关系。又比如说，德国的经济增长率是较快的，但德国资本输出总量的增长也并不慢，看来在德国，资本输出总量不仅没有导致国内经济增长率的减缓，甚至还有加速经济增长的迹象。这些比较历史分析表明，在研究任何一个具体的国家的经济史时，要充分注意它们各自的经济发展环境、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若干特点，而不能把某个变量同另一个变量之间的比率当成是可以说明所有各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的普遍适用的指标。

以上只是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史为例，但即使如此，应当承认，在纵向比较分析和横向比较分析中，西方比较经济史研究者日益广泛采用的选择两个变量之间的比率作为指标的方法，仍然是有用的分析方法。

在西方比较经济史研究中，数量分析越来越受到重视。数量分析无疑是重要的，但数量分析有它的局限性。数量分析是在既定的经济制度前提下进行的，而要深刻地阐明经济发展过程，必须对经济制度进行分析。在比较经济史研究中，除了需要运用数量分析方法而外，可能更需要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在西方经济史学界，制度分析方法历来就被广泛采用，一些著名的经济史研究者，如罗雪尔、施莫勒、桑巴特、熊彼特、马克斯·韦伯等人，都把制度分析方法摆在重要的位置上。稍后，制度创新理论的研究、发展经济学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研究等等，也由于采用了（至少是兼用了）制度分析方法，而取得了某些成果。这些研究几乎都同比较经济史研究有关，不少制度创新的研究者、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者，如道格拉斯·诺思、库兹涅茨、罗斯托，也都以采用制度分析方法来研究比较经济史而见长。这一点可以被看成是西方比较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特色。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比较经济史研究中，制度分析所包含的内容是很多的。例如对所有制结构的分析，对利益集团的分析，对社会文化心理因素及其作用的分析，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及其对经济的作用的分析，价值判断的分析等等，都属于制度分析的分析。

以所有制结构的分析而言，运用这种分析方法，主要的意图在于不把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或任何一个国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看成是单一的成分，而是把它看成是多种成分的组合。不仅在研究古代东方、古代希腊罗马或中世纪西欧时要把经济看成是多元的，即使在研究20世纪以后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时，也应当从多元所有制结构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无论是美国、英国还是德国、法国，除了有资本主义经济而外，还有小生产者经济，包括小农场主、小工商业户、个体经营者等。不同的所有制与不同的利益集团相联系，它们对经济政策的反应不同，对政府的希望和要求不同，在经济活动中的得失损益也不同。这些都会对经济发展过程发生影响。

从所有制结构的分析，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各个主要工业国的经济特征是不一样的。在英国和美国，资本主义成分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而封建成分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所以它们的市场比较完善，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也就相对地小一些。在德国、俄国和日本，资本主义成分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有强（如德国）有弱（如俄国和日本），但封建成分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却比较强，于是在德国形成的是较强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封建经济的结合，在俄国和日本形成的是较弱的资本主义与封建经济的结合。这种结合成为它们的经济特征，而且相形之下，俄国和日本的经济在当时带有更大的封建性。这就是通过所有制结构的分析而得出的论断。

再以制度分析方法中的文化—历史分析方法为例。在比较经济史研究中，文化主要是指一个民族的精神方面的特征，如价值观念、社会风尚、民俗、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生活方式等。文化作为民族的精神方面的产物，是与历史密切不可分的。单单以现阶段的精神因素来分析现实经济中的问题，有较大的局限性。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这样才有助于对经济发展和经济现实做出解释。例如，在对希腊古代经济和罗马古代经济进行比较时，就不可能忽略文化—历史传统的影响。又如，对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在16—17世纪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比较时，必须注意到宗教因素和文化背景对经济的作用。再以19世纪末的经济史为例。为什么日本能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很快地成为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强国?为什么英国的工会运动越来越具有经济主义的倾向?为什么美国的西部的开发会这样迅速，在太平洋沿岸的一些地方会很快成为经济中心?这一切都不能单纯用经济因素来解释。离开了文化—历史分析，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得不到较深入的说明的。

总之，在比较经济史研究中，无论是数量分析方法还是制度分析方法，都是各有适用之处和各有局限性，彼此难以替代。在比较经济发展和比较经济制度的历史研究领域内，既需要利用数量分析方法，也需要利用制度分析方法。在当代西方经济史学中，以福格尔等人为代表的经济计量史学的分析方法，只是数量分析方法中的一种，它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它不仅不能替代制度分析方法，甚至也替代不了其他一些数量分析方法（如经济统计方法）。

三

在当代西方比较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是现代化的过程及其国际比较的研究。“现代化”泛指人类社会摆脱传统社会的、社会经济急剧变动的过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西里尔·布莱克等在所著《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中，曾对“现代化”做了如下的解释：“所谓现代化，作者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即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正在变化……在政治方面，现代化是要日益提高社会成员通过公私机构动员和分配资源的能力，以期把随着知识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而出现的各种可能性变成现实……从经济观点来看，现代化就是用新技术来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提高按人口平均的产量。”[2]此外，布莱克等人还提到现代化过程所涉及的文化、思想、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变化。根据他们的说法，现代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西欧，“现代化过程始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科学革命、英国17世纪和法国18世纪的政治革命以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3]

布莱克等人对现代化及其过程的解释，只是西方学术界对现代化的解释中的一种，但以现代化的含义这一点来看，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即他们全部把现代化看成是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急剧变动的过程，并且全都认为现代化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不同的是：第一，在现代化所包括的各个方面之中，是否存在侧重点?究竟应当把什么看成是侧重点?把某一方面看成是侧重点的理由何在？第二，从时间上说，现代化应当从什么年代算起?现代化作为一个持续的过程，究竟包含哪几个大的阶段?有没有现代化的终点?等等。

关于现代化过程的研究，同比较经济史研究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西方学术界在这个领域内的研究对我们有借鉴意义。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说明现代化研究与比较经济史研究的关系：

第一，现代化过程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过程，并且以经济发展的过程作为其主要内容。因此，对现代化的研究就意味着对实现现代化的各个国家最近一段（多则近二三百年，少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的历史的研究，目前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需要及时总结本国和其他国家这些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如果没有这种总结，现代化过程中就会走弯路，就会重复自己走过的和别人走过的错误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的研究与比较经济史的研究是一致的。

第二，既然现代化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那么对现代化过程进行分阶段的研究便是必要的。但现代化过程究竟可以分为哪些阶段？划分这些阶段的标志是什么?假定有某些标志可以作为划分阶段的依据的话，那么它们无非是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国民教育程度等等。当然，这些标志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而且任何一个标志也难以概括全貌，但不管怎样，到目前为止，还只能依靠这些标志。于是就需要通过比较经济史的研究，包括统计资料的比较研究，才能真正对历史上每个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程度或现代化程度做出判断。比较经济史研究为现代化的研究的深入，以及为现代化阶段的划分、阶段的确定、现代化程度的估计准备条件。比较经济史研究可以被认为是一项不可替代的基础性的研究。

第三，发展经济学着重从经济理论上探讨不同的国家从不发达状态到发达状态的经济发展途径和经济发展政策，为经济史和比较经济史研究提供了经济理论上的某些新的依据。现代化理论要比发展经济学更加广泛一些，但它们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交叉、重叠的部分。许多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如库兹涅茨、罗斯托、刘易斯、讷克斯、格辛克隆等人）也是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者。他们的研究成果既有利于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深入，也有利于比较经济史的研究的深入。例如，关于现代化模式或经济模式的研究，是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成果。这一研究成果的取得对比较经济史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它揭示了走上现代化道路和转入现代经济发展的各个国家都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及它们今后发展道路的可供选择的方案，同时也给比较经济史的研究者以理论上的指引，使他们在研究中能有较开阔的视野，能站在较高的层次上来观察历史和经济问题。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这就是：在一国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把传统同现代化的实际统一起来。这正是现代化研究和比较经济史研究共同关心的课题。布莱克等人的《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之所以选择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过程进行比较，正因为这两个国家有着不同于英、法等西欧国家的传统，而同时又力求在适应过去的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关于传统与现实的关系，布莱克等人在书中写道：“在任何社会内，一切比较现代化的特点都是由以前的特点变革而来的。特别是对参加现代化行列比较晚的国家来说，这些变革更有可能是在旧的形式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发生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由旧到新的直接变化的结果。当旧与新并存的时候，这种旧同原来的旧已经根本不同了。”[4]在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东西仍然被保存下来，但正如布莱克等人所指出的，这种旧东西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旧东西，而且已经同现代化相适应。

那么，它们是怎样彼此适应的呢?他们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文化遗产与西欧很不相同。俄国的基督教与西方的基督教是分道扬镳的，俄国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政治管理方式上都受到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加之，俄国曾经被蒙古人征服，新兴的俄罗斯国家是在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在统一各个分散的公国和领地的基础上形成的。俄国保持着独裁统治的历史传统，它以“第三罗马”自居。这就是俄国的文化遗产。日本则是一个同欧洲在历史上没有联系的东方国家。自从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之后，不仅带去了文化，而且带去了社会的价值标准。但即使如此，来自中国的文化影响却逐渐被日本所吸收，并且日本化了。在日本形成了适应于幕府统治需要的、佛教同神道相结合的一种意识形态。日本颂扬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认为它是独立的。这就是日本的文化遗产。布莱克等人接着认为，把日本同俄国的传统进行比较，尽管它们各有特点，但从现代化以前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来看，它们不同于西欧，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当它们开始同西欧国家接触之后，它们的反映却出现较大的差别，它们对待新的技术和新的经济制度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布莱克等人指出：

在俄国，彼得大帝的政策标志着俄国决心向西方学习，技术引进的活动进展较快。尽管如此，彼得大帝引进西方技术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改造俄国的社会，而是为了保护它。彼得参观了英国的造船厂，但对英国的议会不感兴趣。直到19世纪中叶，俄国的传统文化和农村经济制度（这影响着90%的人口）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大约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之后俄国才认识到要在体制上和价值标准上进行改革。然而，为了使传统与现实相妥协，俄国决心以德意志和奥地利的官僚帝国的体制为榜样，它认为这比英国和法国的体制更适合自己的国家。因此，俄国1861年农奴解放法的条文，主要是根据奥地利1848年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的；1864年的司法改革和1874年的军队改革都以德国为仿效对象。甚至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维特等人所推动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包括设立权力有限的议会制政府形式的1905年10月宣言），仍然主要是学习奥地利的产物。可见，传统固然同现实统一起来了，但这种统一是在现实适应于传统，并且迁就传统的基础上实现的。

在日本，虽然同荷兰人之间的贸易使日本有机会最早接触到西方的技术和文化，但日本仍从内心抵制西方的一切。日本不曾出现过彼得大帝时期。固有的文化遗产是非常牢固的。只是在日本港口开放（1859）和明治维新（1868）之后，日本才开始广泛吸收西方的体制。布莱克等人写道：“日本利用西方体制的范围比俄国广泛。它运用美国的专门知识进行早期的教育改革和开发北部，向北海道移民，使北海道成为坚决顶住俄国压力的界线。在计划建立集中控制的银行业时，采纳了法国的意见。在海军和海运方面，以及在工业和铁路部门，英国的影响占优势。但是在建立军事和政治制度方面，日本的领导人也发现德国和奥地利的模式特别合他们的心意。”[5]尽管如此，日本也是尽量使西方的制度和技术适合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传统与现实统一起来。

通过对俄国和日本的现代过程的比较研究，布莱克等人得出这样的看法，即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和欧洲化。虽然现代化的思想和制度在欧洲是由法国的革命战争和拿破仑传播的，这种思想和制度也是依靠西方的探险者、商人、传教士、移民和军队传播到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去的，但西方化和欧洲化的含义却是：西方或欧洲的制度本身是现代化的根本内容，其他社会可以忘掉自己的历史传统而采纳西方或欧洲式的现代价值标准和制度。事实上，必须由每个社会的成员自己来改革他们以前的社会制度。在总结俄国和日本现代化的经验时，布莱克等人写道：“必须根据以前几代人的社会传统来理解各个发展阶段的价值标准和制度。即使一个民族全部照搬一种外国宗教或法律制度，其结果也必然会受到实行这些制度的环境的很大影响。”[6]

应当承认，西方比较经济史研究的这些论点是有启示的。这正是比较史研究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的实际的参考意义。正如布莱克等人所归纳的：

第一，就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言，起步较晚的国家应当奉行这样的政策，即“最大限度地利用过去遗留下来的财富，并作种种努力尽快寻求和应用别的富有建设性的办法来代替那些不存在的先决条件”[7]。

第二，就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言，“正如现代以前的社会存在的条件既可能有助于进行变革以建立现代化社会，也可能使变革复杂化一样，选择迅速实现现代化的计划，对于以后保持高速度现代化阶段将会产生种种后果”[8]。

现代化就是现代化，它不是西方化。西方比较经济史关于日本和俄国的研究表明：任何脱离本国传统的现代化，或者没有成效，或者根本无法进行。

近年来，西方比较经济史研究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也有新的进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里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能经得起检验，也许这种检验需要较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得出最终的结果，但至少这意味着一项新的研究总是某种新的思路或新的研究方法的体现，它标志着在某一领域内有必要对传统的观点进行一番再讨论、再认识。

例如，与比较经济史研究的有关的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就是有成绩的研究之一。它们既是现状的描述、前景的分析，也是历史的小结。与以往这些方面的有关研究不同的是，它们不是按传统的产业革命模式来解释18世纪末期以来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而是用现实的甚至未来的经济和社会模式来追溯过去的历史，包括18世纪以前的历史。在比较经济史研究中，这些作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所提出的一种新的思路是：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增长，或不仅仅是增长，而是协调，或主要是协调。以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往往被抬高到不适当的位置上，而工业化背后的东西（例如人的地位和人的发展）则被忽视了。他们指出：18世纪末期以来的传统发展战略是片面强调工业的发展，轻视农业的发展；片面强调产值的增长和对设备的投资，轻视产品的适用性和对人力的投资；片面强调消费品的充裕，轻视人的生活方式同消费品数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消费品充裕可能带来的不确定的后果。他们认为，“发达”一词的含义是值得推敲的。传统的看法总是把“发达”一词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联系在一起，根据这种看法，“发达”的代价，包括本国居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和外国居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不予考虑的。而在新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思路之下，增长的代价比增长本身更加重要，消费方式的评价比消费品本身更能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准。因此，只要从这种角度来考察历史发展过程，就会对18世纪以来的各国经济史有了新的认识。

按照这一新的思路，产业革命的性质也可以做另一种说明。以往，对于产业革命的说明是：产业革命以生产技术的革命为特征，它引起从生产资料到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的一系列变革。但这种说明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因为这种说明只限于从“物”的角度来考察，而没有从“人”的角度来考察，只涉及“人手的延长”，而不涉及“人脑的扩大”。假定换一种思路，即把产业革命定义为人的智力的一次解放，那么18世纪末期对蒸汽机的利用，19世纪末期对内燃机和电力的利用，20世纪中期起对电子计算机的利用等等，都是一次又一次的智力的解放，即人类智力资源的开发。每一次巨大的技术变革（从蒸汽机的利用到电子计算机的利用），不仅意味着生产资料到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的变革，而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人类在智力开发的道路上的一次飞跃，意味着人类的知识和信息的积累，并使得社会在向以智力为优势，而不是以物质产品数量为优势的阶段前进。所以说，如果这种新的思路能被确立的话，那么经济史（至少是18世纪末期以来的经济史）就需要重写，需要重新评论。

在比较经济史研究中，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是产业革命（姑且不论它是按传统模式理解为生产资料到生产组织管理方式的变革，还是按非传统模式理解为人的智力的解放）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是哪些因素在促成产业革命。在长时期的研究中，许多经济史学家撰写了有关产业革命的起因的专著，还有不少经济史学家就产业革命的理论进行了阐述，提出了种种假设，如马克斯·韦伯从新教伦理的角度来探究产业革命的根源、罗斯托从资本形成、主导部门的作用和制度变更等方面来说明起飞的原因、波拉德提出“发疹”假设、格辛克隆用“落后紧张”的观点来解释产业革命的动力和过程，等等。所有这些解释不一定是相互冲突的，它们可以彼此补充，也可以共同用来说明同一种经济史现象，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就不能用单一因素来说明，而往往需要多方面提供资料，多方面加以说明。但在比较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理论问题仍然未被阐述清楚，即在导致产业革命出现的若干因素中，能否认为其中某一种因素是最主要的因素？如果承认有一种最主要因素的话，那么它是什么?

英国经济史学家罗纳德·哈特威尔在其所编的《英国产业革命的原因》一书中，曾并列了五组决定产业革命的因素，它们是：

第一，利润的增长，利润的再投资，资本的形成；

第二，技术的进步，包括新能源的利用和新机器的发明，以及新管理方式的出现；

第三，运输和劳动力供给的充裕，使得生产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

第四，经济上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

第五，市场的日益扩大和人口的迅速增长。

根据罗纳德·哈特威尔的看法，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是不可缺少的，否则也就不会在18 世纪末期发生英国产业革命了。[9]

然而，能否认为哪一个因素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呢?马克斯·韦伯、罗斯托等人的解释之所以至今仍然有影响，就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学说体系和理论背景，他们或者把伦理观念看成是最主要的因素，或者把资本形成看成是最主要的因素，是同他们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整个体系分不开的。意见的分歧当然难以消除。那么，比较经济史研究者在这个课题上还能做些什么呢?是把历史仅仅当作资料的来源，再提出一种既不同于韦伯、又不同于罗斯托的体系吗?实际上，经济史研究的进展表明，只有从比较经济发展着手研究，才能站在另一个层次上来观察问题。比如说，在把已经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同正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时，可以从后者所遇到的困难中了解到什么是影响它们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最主要因素。假定某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或基本上具备，只是由于资本形成率过低、利润率过低、利润中再投资的比率过低，才阻碍它的工业化的话，那么资本因素就是最主要因素。假定另一个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由于价值观念的陈旧或不利于工业化的传统因素（包括社会文化因素）过于顽强，从而在其他条件基本具备时而未能迅速工业化，那么这就是它的工业化的最主要因素。可见，比较经济史的研究有助于从新的角度来解释产业革命的原因问题，并且这种解释不是单纯从某一表层的现象出发，而是从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方面对历史做出符合实际的解释。同时，也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来研究比较经济史，才能既避免简单化的单一因素论的缺陷，又不致重复某种公式化的模式的套用。这就是当前比较经济史研究的一个趋向。联邦德国汉堡大学社会学家鲁道夫·哈曼曾在“欧洲的工业革命是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吗？”一文中这样写道：“过去只是本来可能实现的许多种可能性之一。具体事件总是特殊结构条件和人的决策的结果。社会过程只有在一定限度内、在必要的但是不充分的条件的意义上能够被预见。偶然事件，没有预见到的事件的作用和不同国家的传统的不同灵活程度，对社会变革的方向、速度和激进程度能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0]这表明，统一的、标准化的工业化模式从来是不存在的，能够被用来说明某一个国家的产业革命原因和过程的事件，不一定出现于另一个国家，因此也就不一定具有普遍的意义或一般的适用性。

在有关产业革命、工业化、近代经济增长的历史的比较研究中，还有一个与此有密切联系的研究课题，是政府的作用问题。从产业革命历史的再讨论的角度来看，重新估计政府在近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许是揭开产业革命原因之谜的一个关键。

在这里，一个重要的研究途径是从社会所生产出来的剩余及其使用方式着手。莱恩在“政府在近代初期的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一文[11]中指出：社会的年总产品中扣除为维持经济的现有水平的运转所必须消耗的部分而剩下的，被称为剩余，剩余就是可以用于投资的那部分产品，这种投资可用于扩大生产，即用于经济的增长。要了解政府在产业革命前和产业革命过程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就应当先知道政府究竟掌握了多大的剩余，以及剩余是如何被支出的。比如说，政府如果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剩余来修建道路，治理沼泽地，那就是为扩大生产而出力。如果剩余被用于修建金字塔和大教堂，用它们来过骄奢淫逸的生活，则它们对经济增长不起促进作用，至少不起直接的促进作用。如果剩余被用于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那么剩余的使用同样具有非生产性。莱恩认为，要说明政府掌握的剩余量及其用途，就必须掌握有关的历史统计资料。他写道：“我们希望在对以前几个世纪的政府支出进行职能分析时，也能把总计数字分解开，也就是把维持治安的费用、宫廷挥霍浪费的费用以及其他费用区别开来。”[12]但他认为，尽管历史统计资料不足，从而估算起来有困难，但目前仍然有可能通过整理而提出较为确切的数字，以利于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

然而，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保罗·托玛斯对于莱恩提出的这种比较经济史研究途径表示怀疑。他们同意莱恩关于政府与经济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的观点，但认为以剩余为中心的研究方式不一定会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他们写道：“‘剩余’这个概念至少会使人产生误解，而且往往使学者走上根本错误的研究道路。”[13]据他们分析，理由如下：

第一，剩余数量和剩余概念的时间范围都是不易确定的。这是因为，只有当生产力超过某种基本的生存水平时，人们才会相互交换产品，才会有资本积累，经济也才有可能增长，但由于相对价格是变化的（相对价格因商品的稀缺程度不同而变化），这一变化使得生存水平的标准，也就是必要产品的数量界限难以确定，从而剩余数量和剩余概念的时间范围也就难以确定了。

第二，剩余概念的提出以及利用剩余概念来判断经济增长，是把“交换本身具有生产力”这一点忽略了。这是因为：

1.交换过程中，货物从对其价值估计较低的人的手中转到对其价值估计较高的人的手中，所以交换将增加财富，并使双方都受益；

2.交换将促进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并降低发明和革新的成本，这也将增加财富；

3.一个人并不一定先拥有“剩余”再从事商业，他只要参加了商业，就可以从生存水平之下上升到生存水平之上；不仅个人是如此，社会也是这样。人类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就一直依靠商业来改善自己的经济处境。有商业活动与没有商业活动相比，人类维持生存所需要的资源较少，这就是商业给人类带来的利益。

诺思和托玛斯从上述分析得出了下述结论：如果重视交换，重视商业所带来的利益，那么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剩余概念是失去意义的，把剩余多少和剩余用途作为研究经济增长的途径也不可能导致有用的结论。但诺思和托玛斯认为莱恩的下述观点是有价值的，这里包括：

第一，莱恩提出，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越是居于垄断地位，政府的竞争者相距越远，即政府服务需求曲线越缺乏弹性，那么政府所能够从选民那里得到的收入就越多；

第二，莱恩提出，政府把收入用于军费将阻碍经济的增长，例如产业革命前英法两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同，这可以用法国的战争活动频繁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释。

莱恩同诺思、托玛斯关于政府在近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研究途径之争是有意义的。问题不在于双方之中哪一方否认政府的这种作用，也不在于对政府究竟起过多大的作用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争论的焦点是：是通过剩余概念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原因和过程呢，还是通过交易活动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原因和过程。这也是两种思路之争。争论表明了比较经济史的研究的深入。争论对于经济史学界的启示要比具体地阐明某一个具体的经济史问题重要得多。正如诺思和托玛斯所说：“对比较经济史或其他经济史来说，最重要的是提出富于想象力的理论。”[14]在研究中，思路、理论框架、研究途径，对每一研究者来说，都是最重要的。这一点也是我们从当代西方比较经济史研究中可以得到的启发。

四

在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比较经济史研究所取得的重大进展，除了反映于现代化过程的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的研究而外，还反映于其他许多方面。例如，库兹涅茨关于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性的研究、罗斯托关于不同国家从起飞到持续增长的过程的研究、格辛克隆关于发展中国家摆脱经济落后状态的途径的研究、后工业社会论者关于现代化过程中人的地位及其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新经济史学家们关于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问题的研究，以及在法国“年鉴学派”影响下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的研究等等，全都可以被看成是比较经济史研究的进展。因此，要想在这里对近年来西方比较经济史中已经取得的广泛领域内的成果做一番概述，是相当困难的，而且也是作者力所不及的。

我们能够做的，只是略举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并借以说明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下，西方的比较经济史研究者们关心的一些问题以及他们的研究某种动向。

那么，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些什么问题?总的说来，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性，即经济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期是怎样进行的，它们为什么这样进行而不是那样进行，等等。例如，有关政治周期的研究，就是对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与波动过程的历史研究的小结。这种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已经越来越具有政治周期的性质，即随着几年一度的大选，经济呈现着有规则的兴旺和衰退相互交替的特征，而经济政策的重点在大选前后的变化则是形成这些国家战后的政治周期的基本原因。这种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较深刻地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于预测今后经济发展趋势也有一定的意义。

在有关工业化过程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悲观论调与乐观论调之争。这里所说的悲观论调，是指通过对若干已经实现或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的经济史比较，得出了资源正在耗竭、环境正在遭到破坏等结论，从而工业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增长受到限制的过程和人类社会走向灾难的过程。这里所说的乐观论调，是指通过对同样一些国家的工业发展的历史比较，得出了技术进步和人类智慧的发挥必将不断发现新的资源、不断改善生活环境等结论，从而工业化的过程实际上正是人类走向富裕，人类增加了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的过程。对于工业化的历史做出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论断，是很有意义的。这表明，比较经济史的研究并不是简单地去解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事实及其演变趋势，更主要的，是试图通过对经济发展事实的说明来找出合乎规律的东西来。当然，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悲观论调是对的还是乐观论调是对的，应当承认两种论调都有其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依据，从而两种论调都有其可取之处。摆在比较经济史研究者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种考察问题的方法，即不从单个国家、单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事实中引出结论，而是从多个国家、多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事实的比较中引起结论。就上面所提到的悲观论调和乐观论调这两种不同的论调的产生来看，由于它们都来自多个国家、多个地区的工业化的比较，所以二者都有根据，也都是可信的。这就是说，从工业化一开始，人类社会究竟是日益趋近于自我毁灭的境界，还是日益趋近于富裕文明的境界，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两种趋向的并存。但这与人类社会的最终的命运的决定不是一回事。未来取决于人们自己的作为。如果人们只看到乐观的发展趋向，忽视工业化过程给社会和自然界带来的这种或那种问题，那么社会将步入灾难性的境地。反之，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工业化的局限性及其带来的种种问题，努力去控制这种灾难，消除工业化的局限性，并着手解决资源、环境等等问题，那么工业化的前景将是乐观的，而不是悲观的。通过比较经济史的研究，西方学术界有不少人目前已经了解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美国经济评论》（1985年5月）上，在谈到经济史与经济学的关系时，曾写下了这样两段话。他说：“现代的经济是十分复杂的体系。既然我们不能在其规模较小的一些局部进行有控制的试验，或者哪怕对它们作孤立的观察，我们就无法使用经典的硬科学的手段来甄别相互挑战的那些假设。可供选择的另一种基本手段，就是按历史时序进行统计分析。”[15]“人们将不得不承认，经济模式有效与否多半取决于社会环境。这里今天存在的，明天可能消失，或者即使不是明天，十年二十年后也可能如此。在这种研究体制下，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之间就会有明确的、有成效的分工。经济学家关心制作和试验当今存在的（或者我们认为的那样一个）经济世界的模式。经济史学家则可以询问、探索，将这种或那种阐述应用到更早的时期或其他地方听来是否真实；如果不，那又为什么。因此，经济史学家能够使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除此以外还需要有想象力，想象事物变为如今这种状况以前，可能是怎样的。……反过来讲，经济史能使经济学家意识到社会组织的多样性和柔性。特别是由此可尝试一下，稍许更好地理解经济行为和其他社会机构设置的相互作用。它使我想到这是有意义的分工。”[16]索洛的这两段话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它们至少可以说明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对社会的经济现象，既然难以采用物理学或化学的方法，而适用于采取历史的统计分析方法，那就意味着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如果经济的历史过程还不明朗，历史本身尚未弄清楚，历史的统计分析方法又何从谈起?不仅如此，由于历史现象不是孤立的，历史时序并不仅仅指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历史发展的时间先后，而且也指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历史发展的比较，即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某一时期内所经历的，也许是另一些国家、另一些地区在另一时期内曾经经历的或将要经历的。这样，历史的统计分析实际上也就包含了比较历史的统计分析或历史的统计的比较分析。甚至可以认为，只有比较经济史的分析才能更好地补充经济理论研究之不足。

第二，从比较经济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要使得研究深入，还必须依赖经济史学家的想象力。索洛在这里强调经济史学家的想象力，很耐人寻味。当然，我们不能把这种想象理解为毫无根据的、漫无边际的臆想。经济史学家的想象力，应当建立在比较经济史的研究的基础上。比如说，在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曾经发生过的经济现象或经济问题，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同的条件下，未尝不可以设想在另一些国家、另一些地区的某个历史时期内也曾经有过，或者以后会遇到。想象本身也是一种创造，这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深入研究的、通过比较经济史研究而进行的、一种有根据的创造。如果比较经济史的研究者缺乏这种想象力，而以为只要通过收集资料和整理资料就可以完成自己的研究任务，那就错了。由此看来，索洛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社会组织是多样化的。国别经济史的研究将明显地了解到这种多样性。但比较经济史研究与国别经济史研究不同，比较经济史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揭示这种多样性，而在于如何从这种多样化的国别经济史的研究中归纳出或总结出非多样化的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对比较经济史的研究者来说，一方面要重视和掌握经济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需要跳出这些多样的经济发展的事实，把它们抽象为一般性的过程或一般性的规律。但这一切并不违背索洛所说的社会组织的柔性。社会组织的柔性无非是指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可以同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存在。比较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所告诉人们的，正是这样一个结论。换言之，就经济史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而言，如果说经济史在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素材和准备，那么比较经济史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大于国别经济史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比较经济史研究确实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西方经济史学界对开展比较经济史研究的意义，也越来越认识清楚了。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难以举出一位西方比较经济史学界公认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而只能认为某某人在经济史学的某个领域内有较大的成就或贡献，但可以预料，这样的代表人物是会产生的，或者说，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研究群体正在产生。让我们从西方比较经济史研究成果中汲取更多的可供我们参考和借鉴的东西吧。

（本文是厉以宁在1987年年终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所做的学术报告，后刊载于《鄂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1]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1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61页。

[2] 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19页。

[3] 同上书，第21页。

[4] 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3页。

[5] 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3页。

[6] 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4—25页。

[7] 同上书，第445页。

[8] 同上书，第448页。

[9] 参看罗纳德·哈特威尔编：《英国产业革命的原因》，伦敦，1967年，第58页和以后各页。

[10] 《经济学译丛》1984年第12期，第71页。

[11] 原载《经济史杂志》，1975年3月。中译文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1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

[12]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1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81—182页。

[13] 同上书，第183页。

[14]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1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85页。

[15] 罗伯特·索洛：“经济史与经济学”，载《经济学译丛》1986年第9期，第77页。

[16] 同上书，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