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于今年6月22日批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该遗产空间跨度约5000公里，申报遗产区总面积42680公顷，遗产区和缓冲区总面积234464公顷，包括中心城镇遗迹、商贸城市、交通遗迹、宗教遗迹和关联遗迹等5类代表性遗迹共33处，其中中国境内有22处，哈萨克斯坦有8处，吉尔吉斯斯坦有3处。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之间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近两千年以来为人类的共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
作为横跨亚欧非三大洲之间的交往大通道，丝绸之路的开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以中亚为分界线，从东西两个方向来观察，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
从东向西的交通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中期。据《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史记·秦本纪》等文献记载，周穆王于公元前10世纪西征犬戎，从长安出发，北上向西，经陇西、兰州、武威、张掖、居延海及巴丹吉林大漠，最远至葱岭、中亚一带，每到一处，就以丝绸、铜器、贝币和朱砂馈赠各部落酋长，各部落酋长也以马、牛、羊、酒等物品回赠，由此打开了横穿大西北的草原之路。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东向西的交往轨迹进一步明显。从考古发现来看，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时，中国丝绸已经传入希腊。例如，属于公元前6世纪后期的科莱女神石像就披有薄绢，而属于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的雅典神庙的命运女神像和加里亚狄像都穿着飘逸柔软的丝织衣料。这种细薄透明的蚕丝衣料在当时只有中国才能制造，所以，学者们推测，中国的丝绸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西传，到春秋战国时期通过中亚而流入希腊地区。20世纪前半叶在俄罗斯戈尔诺阿尔泰地区的乌拉干河、卡通河和比亚河上游一带也出土了一批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制造的丝织物。1977年在新疆的阿拉沟东口，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品和漆器，可见中国的丝绸是沿着天山山麓向西流传的。秦帝国的西部经略进一步扩大了由东向西的交往能力，并为西汉中期丝绸之路东段的全线贯通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在中亚以西，从西向东的交往趋向也逐渐形成。作为欧洲文明的摇篮，希腊人早在爱琴文明时代就与北非和西亚等地有所接触。到了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帝国崛起，并以伊朗高原为中心迅速向东西两面扩张，建立起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还修筑了覆盖全帝国的驿道网，南欧、北非和西亚之间开始有直接而紧密的交往。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军东征，经十年征战，一个从地中海到印度河的大帝国将中亚以西各文明区域连成一片，由此开始了人类文明交往史上非常著名的希腊化时代。这个时期，形成以西亚为中心，以地中海和中亚、印度为两端的新的交通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东西方商路有三条：北路连接印度和中亚的巴克特里亚与黑海。中路连接印度与小亚细亚，又有两条支路：一条经水路从印度到波斯湾，沿底格里斯河溯流而上，抵达塞琉西亚；一条经陆路从印度越兴都库什山，过阿富汗的巴克特拉、伊朗高原到塞琉西亚。水陆两路会合后，跨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西达叙利亚的安条克，由此转向西北到达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南路从印度沿海航行到南阿拉伯，再经陆路到佩特拉，向北转到大马士革、安条克，或向西到埃及的苏伊士、亚历山大里亚等地。亚历山大东征使希腊文化从南欧一隅之地向东迅猛传播，成为凌驾于西亚、中亚和南亚部分地区的原有文化之上的强势文化，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急速推进。
公元前3世纪前期，印度孔雀帝国的阿育王即位，经过多年的武力征讨，不但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统一的帝国，而且将政治和军事势力推进到中亚地区。影响更为深远的是，阿育王以国家力量，组织庞大的团队，向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传播佛法。1989年在阿富汗发现的阿育王法敕铭文证明阿育王的传教路线已经越过南亚次大陆向中亚和西亚地区延伸。
在丝绸之路西线呈现出从南亚、南欧、北非同时向中亚推进的态势的同时，东方的汉帝国继续着从穆天子以来向西探索的努力，终于在汉武帝时，因为军事联合的需要，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由张骞率团出使西域。东汉时期，班超继续经略西域，并派甘英远赴罗马帝国，尽管没有完成与欧洲的直接联系，但丝绸之路东段路线最终定型，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也由此全线贯通，世界各大文明区域终于彼此连接在一起。
此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艰难维系与路线调整，隋唐时代的鼎盛，宋元明清时期的延续与衰落，陆上丝绸之路在经历两千年的兴衰之后，走到了历史的终点。海上丝绸之路尽管在中古后期曾经超过陆上丝绸之路，但很快也被新航路所取代。
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
翻开历史，我们发现，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有身揣皇上敕令的使节，有率领千军万马的将军，有心怀发财梦想的商人，有浪漫云游的边塞诗人，有随民族迁徙的民众，尤其是不绝于途的心怀信仰的传教士。所以，丝绸之路是商贸之路、外交之路、传教之路、军旅之路、漫游之路、迁徙之路等多重文明交往汇聚一体的交往平台。多姿多彩的文明交往历经两千多年的积淀，留下了丰富的物质遗存。
仅以此次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丝绸之路各文物点来看，就有属于宗教文化的历史遗存，如大雁塔、兴教寺塔、小雁塔、彬县大佛寺石窟、炳灵寺、麦积山石窟、克孜尔石窟、苏巴什佛寺遗址；有属于交通的历史遗存，如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玉门关遗址、悬泉置遗址、克孜尔尕哈烽燧以及哈萨克斯坦的卡拉摩尔根遗址；有属于商贸中心从而见证了不同民族之间贸易往来的历史遗存，如锁阳城遗址，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开阿利克遗址、塔尔加尔遗址、阿克托贝遗址、库兰遗址、奥尔内克遗址、阿克亚塔斯遗址、科斯托比遗址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巴拉沙衮城（布拉纳遗址）、新城（科拉斯纳亚·瑞希卡遗址）。尚未被列入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名录的历史遗存更是遍布沿线各个国家和地区，而相关的零星文物也层出不穷，数量惊人，仅在各地出土的来自不同地域的钱币就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与此同时，因为丝绸之路而得以互通有无并延续下来的物品与物种，如从中国输入西方的丝绸、茶叶、漆器、瓷器、药物、纸张、火药、指南针，以及从西方输入中国的胡麻、胡桃、棉花、胡瓜、乐器、香药、钻石、珊瑚、琥珀、葡萄、石榴、芝麻、大蒜、胡萝卜等，均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馈赠。
除了物质遗存外，丝绸之路所蕴含的丝路神韵更是一笔丰富的精神资源。与后丝绸之路时代的西方一极化不同，丝绸之路在空间上始终是多极支撑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印度、中东、欧洲四个极点。通过这种多极支撑的交往框架，人类的多个文明中心彼此遥相呼应。多元并尊的交往态势也有赖于本土为基的交往意识。纵观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往，基本上都是在保持本土文化根基的前提下引进外来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扬弃，实现本土化转型，从而使自身的文化更加完善，更加有力。这不但保持了丝绸之路沿线不同文明体系的个性，使其没有因为丝绸之路的贯通而失去独立发展的足够空间，而且因为丝绸之路的馈赠进一步激活其内部的机体，生发出新的力量。在这一基础上，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欧洲文明等人类主要文明体系之间得以相互接触，相互依托，但互不压制，互不取代，彼此尊重，彼此借鉴。人类文明在并立中会通，在彼此呼应中共荣，呈现出存异并弘的文化生态和多姿多彩的发展取向。
当今世界，文明交往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将全球统摄到同一历史进程之中。在全球化迅猛展开之际，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并存，“文明和谐相处论”与“文明冲突论”分别成为不同政治家的战略支撑，由此引发的博弈与合作等不同策略也影响着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在经济、科技全球化的同时，保持政治多极化与各民族平等共荣、和平发展的期望必然呼唤一个文化多元化时代的真正降临，而丝绸之路所蕴含的多元并尊的交往原则恰可以为当今世界提供历史的借鉴与智慧的启迪。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