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副总理、秘书长习仲勋，1962年被康生诬陷授意炮制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习仲勋罹难两次下放洛阳工厂劳动“改造”及在北京隔离审查、脱离领导岗位长达16年之久。
1978年4月，矢志不移、年已65岁的习仲勋，恢复组织生活后即被中央派往广东省主持省委、省政府工作，一直工作至1980年11月调回北京，襄赞中枢。
习仲勋主政广东仅两年零八个月，但贡献卓著，影响深远。广东改革开放先行先试、雷厉风行，成果丰硕，而他建言中央并主持创建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则是最重要硕果。
一、调研外逃香港问题，提出发展经济对策——在深圳、珠海建“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到广东时，满目“文革”疮痍。习仲勋住处门口有个卖鱼卖肉的小档口。要凭票购买，起早排队，有些老人凌晨三四点就去排队。有时习仲勋也在早上5点多钟去排队。他在省委会议上说：“广东四季常春，是鱼米之乡，鱼米之乡没鱼吃，买来的剥皮鱼过去都是当肥料撒在地里的，现在都是香饽饽。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要尽快提高生活水平。”
广东紧邻港澳，是难以闭目塞听的，粤港百姓贫富差别悬殊，青壮年眼见为实“走为上”，偷渡逃港谋生成为困扰广东近30年的顽症。紧邻香港30万人口的宝安县（深圳市前身）是“重灾区”，达12万人次偷越境，成功越境定居香港者有6万之多，留下来的劳动力不足10万人，且多是年老体弱，全县40多万亩粮田有10多万亩撂荒。而宝安县所在的惠阳地区，外逃人数占全省60%以上，偷渡搞得人心涣散，给广东省乃至各省区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习仲勋主政广东省，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绕不开的偷渡逃港问题。习仲勋在广东任职期间，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南粤大地，有“粤东之行”、“粤西粤北之行”、“海南之行”。他抵粤第一次调研就径直去宝安县，在与香港仅有一街之隔的沙头角“中英街”，我方杂草丛生，萧条冷落，香港那边车水马龙，繁荣蓬勃。临时收容站里，习仲勋询问青年人为什么要偷渡？回答是：“我们穷，分配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习仲勋又与20多位宝安基层干部座谈解决逃港问题，基层干部直言“左”的思想束缚，使宝安县与香港新界农民生活差距日益扩大。习仲勋不忌讳，说，“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国内却不行？这是政策问题，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要最终解决偷渡外逃问题，根本要靠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习仲勋与邓小平所思是完全一致的。1977年11月，韦国清、王首道等向到广州视察工作的邓小平汇报广东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邓小平当即指出：“这是我们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邓小平强调要发展经济，“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那么，具体怎么解决呢？基层有好做法，习仲勋到蛇口看了一个渔业生产大队，有5 对船，最大的150吨，共有200多个劳动力出海，生产搞得不错，渔民收入也较高，他很高兴。 他还考察了宝安县两家“三来一补”企业——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制作和补偿贸易，他表态鼓励大力引进港资办工厂。在听取宝安县领导关于吸收外资搞加工业、小额贸易的工作汇报后，他鼓励说：“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干。”习仲勋深感调整经济政策和改革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说，“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不让搞，不敢搞，比如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企业家进设备采砂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他一眼看到市场经济的活力和宝安县的出路，指出，“搞外贸基地建设，主要看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价高、赚钱多，你们就生产什么，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农民能增加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搞的，就大胆地干。”
此行，习仲勋先后至梅县、汕头、惠阳地区的21个县调研，他接触了很多老百姓和基层干部，了解历史和实际情况，掌握大量一手鲜活材料。在南海县，了解到一季度来料加工企业就收到加工费77万美元，等于出口1万头猪，还签订了72个金额达6000多万港元的引进外资合同，他非常高兴，鼓励大力引进外资。
回广州，习仲勋立即指示落实过境耕作和开展小额贸易等问题，并派工作组到宝安、珠海两地调研，帮助开展外贸基地建设。很快，边境农副产品、小商品和海淡水产品可以小额贸易出口。所得外汇40%留给社队，用于进口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
习仲勋深有感触地说：“广东这么好的条件，再搞不上去，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心不安啊。”
习仲勋认真总结分析了“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及对外开放的做法和经验，亲自设计、谋划广东改革开放政策方案。1978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选派三个代表团，分别到西欧、日本和港澳考察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先进做法和管理经验。港澳考察组回到广州，向习仲勋等广东省党政领导人介绍考察情况，习仲勋还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参与西欧五国考察组的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的汇报。习仲勋与外访团组的思考不谋而合，习仲勋思谋在毗邻港澳的宝安、珠海等地建立“试验区”，并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面向港澳“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并开辟游览区，办好商业、服务业等。
由此，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建设问题，分析了广东所处地位重要性和有利条件,希望中央能改变经济管理体制,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权责。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的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在靠近香港处搞拆船业取得钢材等；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手续。这些要求突破旧体制的构想，是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
会后，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并提出将宝安、珠海改为省辖市的设想。
同时，习仲勋和广东省委还同意国家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宝安县蛇口投资建立加工工业区的提议，充分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原材料，两者结合起来，促进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和宝安县城市建设以及广东省的建设。
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大力支持兴办蛇口工业区，同意宝安、珠海两县改设为深圳市和珠海市。
紧接着，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分析说，国际上出口加工区，遍及欧、亚、非、中东和拉美等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有效地进行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建议运用国际惯例，在深圳、珠海、汕头礐石、达蠔设立对外加工贸易区。
与海外有广泛接触的广东各级领导干部，对海外办特区的做法，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广东省委对在深圳、珠海、汕头办出口工业区的名称一时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因此暂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认为试办“贸易合作区”富有创意，决定将这一大胆设想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中央领导作汇报。
习仲勋的这一决策，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创办经济特区战略的先声。
二、习仲勋是“大政策”最坚定的响应者、促进者，1978年秋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倡言中央给广东面向港澳的特殊经济政策
1978年11-12月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宣布了“一个大政策”，邓小平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好起来。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邓小平“大政策”激励了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领导同志，习仲勋在会上着力介绍广东省的改革开放措施，根本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为国家多作贡献，希望得到中央支持。
他分析了广东省发展的有利条件，提出：“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让广东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社队企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他还介绍：广东省“根据中央的指示，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正初步展开。到9月底止，签订协议合同近百种产品，金额3350万美元。这不仅有利于开辟劳动力的出路，而且对提高技术，促进外贸，发展工业，也大有好处。但是现在思想很不解放，条条框框太多，机构运转不灵，办事效率太低，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否则就做不好生意，甚至可能造成经济损失。省委已经决定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全权处理有关业务。建议中央考虑：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能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
他提出与外商合作发展海水养殖业和海洋捕鱼业。说，要实现渔业现代化，需要更多的投资、设备，目前国家投资有限，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开展补偿贸易。这是加快我省渔业现代化的重大措施，希望中央支持我们办好这件事。
他提出引外资实现农业机械化。说，希望中央允许广东省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另一方面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解决农机具制造所需的钢材，建立强有力的支农工业。调动华侨建设侨乡的积极性。他建议，为了适应华侨建设祖国需要，应采取积极措施：一是恢复华侨投资公司；二是请国家优先安排，帮助广州市的建筑行业尽快实现现代化；三是对一些重点侨乡县，要帮助他们分别作出建设规划，以便利用华侨资金，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工作。
他提出要给地方经济决策权。习仲勋是第一个看到计划经济体制与发展大势已经极不协调的领导人，他指出，“要果断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适应的改变，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各企业的积极性。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严格按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现在搞的统收统支和靠‘长官意志’、单纯用行政办法这一套，既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也不利于发挥各级的积极性。
他提出行政体制也要改革。他说，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
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习仲勋在会上所谈的意见，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热议的话题。这些意见对于广东争取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党、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层解放思想、确立改革开放的理念，同样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习仲勋同志列席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习仲勋、杨尚昆、郭荣昌、王全国和吴南生等省委常委带领8个工作组,共300多人，到各地区和县、市帮助工作、开展调查研究。习仲勋和省委班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就是一定要充分根据广东省的特点，发挥优势，还希望中央下放权力，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省先走一步。
三、1979年春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再次倡言中央“放权”广东和创建深圳、珠海和汕头“经济特区”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要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等问题，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习仲勋是中南组的召集人。习仲勋同志主持中南组开会，华国锋、李先念和胡耀邦参加中南组讨论，4月17日，习仲勋作了系统发言。习仲勋发言时，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不时插话，表示赞同。习仲勋汇报了广东情况,他直截了当地对中央计划工作提出了批评，认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集权和分权关系没有处理好。现在地方感到没有权,很难办事。习仲勋提出给广东放权的要求。他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这时，华国锋插话问:“仲勋同志，你们要些什么权？”
习仲勋说:“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广东作为一个省，5000万人口，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要求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习仲勋要的是中央多给广东审批权和钱（外汇）。
中央集权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中央几乎是所有都管，所有财权都要收。省没有外汇进口物资权，地方进口的急需物资，往往从填卡到进口，少则半年，多则一年至两年，一些小的项目都要经国家有关部委审批，报批手续繁琐，效率低下。如广州市引进香港会得丰棉纺织与染整后处理全套设备的项目，从1978年8月开始洽谈，中央10月份批准同意，直到1979年3月办完银行担保手续，前后将近8个月。不少外商洽谈后，因为我方迟迟不能决定拍板，就不再来了。只要放活一点，广东可以给国家贡献更多外汇。广东1978年收入外汇20亿美元以上，留给地方使用的只有4%。为此，习仲勋引用广东侨务部门同志的话说：“不要杀鸡取蛋，要喂点饲料让鸡多生蛋。”
习仲勋要求中央下放权力，实行外汇收入和财政定额包干；省对地、市也实行包干。外汇收入以1978年为基数，外贸出口增长部分的外汇，除了上缴中央三成以外，七成留给广东省，由省内综合平衡，包干安排。在财政体制方面，希望实行“划分收支，定额上交，五年不变”的包干办法。以1979年收支决算为基数，每年上缴国家10亿元，其余由广东省自主分配。广东省内也照样实行包干。
习仲勋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邓小平非常赞同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关于请求下放若干权力和搞“贸易合作区”等富有新意的设想。对“贸易合作区”的名称，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将来台湾回来，香港回来，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就是了，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办事执着，为了给广东“放权”和创办特区的事更牢靠，会议期间，习仲勋还专门去邓小平家拜访，一方面是温故革命情谊，一方面是向邓小平汇报提出广东开放搞活的具体设想。那一天，习仲勋从邓小平家出来神情喜悦，显然他为能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赞同、支持而倍受鼓舞。
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郑重提出向中央“要权”，得到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和谷牧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从而使广东“先走一步”这个历史性决策豁然诞生。
1979年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专门列出“试办出口特区”一节，提出了特区的管理原则等意见。中共中央十分重视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意见，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一文件为广东、福建两省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石，对我国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巨大的撬动和冲击作用，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十分重要的关键性文件。
习仲勋倡言、邓小平决策创办特区，有人明里暗里抵制和反对，说，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此话传到广东，习仲勋等省委领导同志反应很快，说，对了，就叫“经济特区”！后来经邓小平拍板，同意叫“经济特区”，并强调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这就是“经济特区”的由来。
中共中央对广东省的探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充分肯定。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指出：“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同年9月，习仲勋等又上京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汇报了广东省的工作，并提出扩大广东省改革的权限，给广东省更大的自主权。9月28日，中央印发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进一步肯定了广东省先行一步的成就，给广东省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要求广东省“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
广东省能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是与习仲勋反复倡导解放思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找准广东省的出路，并多次向中央提出建议和积极争取分不开的。
四、懂华商、懂市场价值规律、懂干部的领导人
习仲勋倾听百姓心声，懂民生，更懂参与经济建设的港澳、海外华商的心思和政商关系实质，看问题看本质抓要害，决策务实。改革开放初期，港澳华侨以及台商到广东考察，在一次外经贸的会议上，习仲勋直率地说：“现在，人们都说你们来祖国大陆投资，第一是爱国，第二才是赚钱。此话不对，你们实际上第一是赚钱，第二才是爱国，不赚钱你们爱什么国。”那些华侨就笑了：“习书记讲得对，我们来投资，当然有爱国心，但是不赚钱，谁来呀。”
广东引资兴业走在全国前面——最先积极引进外资兴建宾馆，促进旅游业和对外开放。习仲勋提出，调动华侨建设侨乡的积极性，是很重要工作。1978年以来，除华侨商人要求搞加工装配业以外，有些人还提出在广州市等地建高级宾馆，协助开展旅游和华侨回国观光业务；有些人要捐款建学校、办福利事业，等等。他说，为了适应华侨建设祖国的需要，我们研究应采取措施：一是恢复华侨投资公司；二是请国家优先安排，帮助广州市的建筑行业尽快实现现代化；三是对一些重点侨乡县，要帮助他们分别作出建设规划，以便利用华侨资金，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广东从1978年夏天开始，就引进外资发展旅游事业，建设了内地第一家涉外旅游中山温泉宾馆；习仲勋与霍英东、李嘉诚、胡应湘、利铭泽、李兆基等人多次洽谈。省旅游工程领导小组与霍英东达成在广州市白鹅潭兴建宾馆的《投资计划意向草案》后，习仲勋于1979年2月22日亲笔给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写信，请余秋里帮助从速审批这一合作项目，白天鹅宾馆迅速建成，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和最高建筑。
广东价格改革走在全国前面——推动价格和商品流通管理体制率先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内产品的价格体制和价格结构基本脱离市场，造成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习仲勋通过市场调查，深切意识到必须改革价格管理体制。1978年秋始，在习仲勋主持下，广东省依据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通过放宽计划外产品的价格管理，逐步缩小统派购范围，扩大实行浮动价的范围和幅度，实行计划价、浮动价、自由价、质量差价、地方差价、季节差价相结合的价格政策，逐步把价格放开。
广东干部“走出去”走在全国前面——习仲勋除了亲自率领代表团出访考察外，还派出领导干部到香港和一些发达国家考察。习仲勋让省委常委、秘书长带队，组织全省地委书记到港澳考察，打开干部的眼界，学习境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临出发前，习仲勋还亲自接见全省8个地市出访全体人员，风趣地说，“咱们广东是孙中山先生诞生的地方，又是著名的侨乡，世界各国都有咱们广东人在做生意，他们很想了解中国，了解广东，咱们也很想了解世界、关心华侨，所以这次请你们各路诸侯出去跑一跑，看一看，加强了解，增进友谊，促进合作，我看是有好处的，香港是资本主义的缩影，但资本主义有益的东西我们还要大胆吸收。”这次外出的同志不少是广东人，建国前后曾在香港呆过，30多年旧地重游，却好像到了另一个地方，发现香港大大变样。特别是大家到超市上一看，除了广州出的“豉汁鲮鱼”外，没有别的广东商品。新会橙1港元10只，而美国的金山橙（新奇士）却要10 港元1只，广东出口的生猪在香港没有市场，贱卖给工厂炼油。这让大家惊醒，心中沉甸甸，迅速赶上香港成了大家的心愿。
全国首创的4个经济特区，广东占了3个，从倡建特区到选点和规划、再到特区领导班子的配备和加强，以及《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诞生，把特区真正创办起来，习仲勋倾注了极大心血和智慧。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这里“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2月24日，他回到北京后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原载：《中华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