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国家建构和社会文化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中国的“叙述”成为关键的主题任务。多种表意实践如何建构出有关中国的认知和表达这一语言或话语的维度，如何对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关键现象与议题作出尝试性分析并提出“何为中国”这一问题，如何以“文明”为基本框架展开中国阐述，召唤一种认识和阐释21世纪中国的自觉意识，对这一进行中的历史过程加以认知、描述和分析，进而探索出有效的实践方式，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21世纪  中国叙述  文明自觉  思想文化  总体性视野

作者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100871）。

来源：《美学研究》2022年第1期P7—P30

《重述中国：文明自觉与21世纪思想文化》一书尝试对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现象与理论议题进行描述、分析和研究阐释。探讨的对象涉及知识界的主要思潮、人文思想领域的代表性研究者及其主要成果思路、影视大众文化中的主要现象。内容较为宽泛，但论题非常集中，那就是自20—21世纪之交以来当代思想文化如何重新叙述中国。

21世纪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国家建构和社会文化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这一转型的阶段性起点，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其时，知识界的分化与论争、影视文化的产业转型和不同学科领域的新思路的提出，都标志着中国思想文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段。经历20余年的发展变化，如何叙述21世纪中国，无论思想议题、大众文化还是学科研究话语，都已形成了相对明晰的轮廓，学界对相关议题和历史脉络也开始了更为自觉的整理和分析。

从最初的构想开始，该书就有一个明确目标，即记录和阐释21世纪转型的中国。虽然也有追踪、勾勒20年当代思想文化史轮廓的基本诉求，但写作方式并不是一般性的历史研究，而是对正在发生中的思想文化实践进行观察，同时融入自己的评价和判断，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来展开探讨。在大量当下思想文化现象和思潮中捕捉到一些主题性的议题，进而努力把握较为全面的对象轮廓，在对核心文本进行深度解读的基础上，推进相关的理论话题，这种写法使得该书兼有思想文化评论和历史研究的特点。

全书写作的时间跨度较长，最早的一章完成于2000年，而写作最晚的一章则是2020年。可以说，这是一本与20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变迁同时进行的书。由于这一原因，各章的内容、篇幅并不均衡，但并不是一般性的论文集。总主题“重述中国”是我在不同时间段、讨论不同对象时反复思考的问题，何种对象能够进入分析视野也是有选择的，因而总体上具有专著的统一性。事实上，这是一本曾经设想可以不断延展的书。考虑到所讨论问题的阶段性轮廓已经明晰化，此时出版该书也有了必要性。

一、二十年的变迁与写作

写作这样一本书的想法，始于2011年。那时，我刚刚完成《“文化自觉”与知识界的中国叙述》（第一章），设想围绕思想文化界如何重新描述和构建21世纪的中国认同问题，继续写一系列文章，加上此前和同时期完成的相关篇什，做成一本研究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专著。

当时我开始明确意识到，如何叙述和构建21世纪中国认同问题，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关注的主要是思想界和影视大众文化这两大领域。就思想界而言，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还是“新左派”“自由派”之争，但通过对“文化自觉”表述群的分析，我意识到仅仅用左右之争，已经无法描述中国知识界的前沿思想拓展了。实际上，如何理解和阐释在21世纪全球格局中经济崛起的中国，从2005—2006年开始，已经形成了另一个广受瞩目的议题，即有关“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话题的讨论。这一首先从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界兴起，继而转入国内的话题，吸引了众多社会和文化力量的参与。

对“中国崛起”的指认，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谈论中国问题和中国话题的方式。其中，费孝通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的“文化自觉”论，受到知识界前沿的很大关注，并经由甘阳、黄平等人的组织，成为当时人文社科领域众多学者参与的“中国文化论坛”的主要议题。而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2008年）、《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2008年）、《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2011年），甘阳的《政治哲人施特劳斯》（2002年）、《通三统》（2007年）、《文明·国家·大学》（2012年），王铭铭的《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2007年）、《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2008年），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2010年），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2003年）、《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2005年）以及韩毓海的《天下：江山走笔》（2006年）、《五百年来谁著史》（2009年）等诸多著作，都已经出版。经过一年多的密集阅读之后，我完成了《“文化自觉”与知识界的中国叙述》一文。这篇文章将在不同学科领域展开的“文化自觉”论述成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表述群，并重点分析了“中国文化论坛”、汪晖的思想史研究、甘阳的政治哲学研究、王铭铭的人类学研究、赵汀阳的世界制度哲学研究等主要观点、阐释思路、理论资源和研究诉求，从而较为系统地呈现出知识界在中国叙述这一问题上所发生的变化及其打开的理论视野。

《“文化自觉”与知识界的中国叙述》的完成，对我而言是一次高难度的挑战，也极大地拓展了我对中国问题的思考视野。在此前后的两三年时间里，知识界所谓“新左派”“自由派”之争已演变得越来越激烈。我也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其中，先后完成了《危机意识与知识分子的主体重建：读王晓明》（第九章，2009年）、《全球化与世纪之交的批判思想路径》（第五章，2010年）、《作为方法和政治的整体观：读汪晖》（第十三章，2010年）、《激活历史经验与学术知识的力量：读刘复生》（第十五章，2011年）等文章。写作的初衷无意于卷入左右之争，而是希望以思想观察者的身份，描述和记录中国知识界前沿话题的内在逻辑和问题意识的变化。但2010年前后因“长江读书奖”而引发的知识界撕裂，使我感到极大的困扰，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来寻求新的思想路径的可能性。我采取的是一个年轻学人可能采取的最温和的介入方式，那就是观察、倾听、理解、思考、阐释，先了解事件或议题的内容，知道人们在谈论什么、如何谈论，然后以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方式加以整理分析，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时隔多年以后，这些当年写下的文章，不仅是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推进自己学术思考的见证，也可以视为记录和见证当代中国思想变迁的分析史料。

与此同时，我也在持续地关注和分析中国大众文化领域的主要现象和叙事变迁。如果说知识界思潮还主要局限于学术领域的话题的话，那么对电视连续剧、商业电影大片等文化现象的关注，则是我力图去了解大众社会的文化心理和政治（无）意识的主要途径。同样在2009—2011年间，我写作了《“让世界看中国”：电影大片的国际化运作与国族叙事》（第十八章，2009年）、《暧昧的遭遇战：孔子与传统文化认同》（第十九章，2010年）、《亲密的敌人：谍战大片中的性别与国族》（第二十章，2010年）等三篇文章。这些文章侧重讨论在后冷战/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电影的产业机制转型和关于中国的叙事方式所发生的变化。一种被称为“中国大片”的商业电影制作模式开始成型，并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背景下，成为国际和国内文化市场认知中国、塑造中国形象的主要叙事形式。如果说《“文化自觉”与知识界的中国叙述》指认出的是知识界的一种阐释中国的新理论形态，那么，这些电影大片的出现则意味着在同一时间大众文化领域也形成了一种新的中国叙事模式。两者所构建的中国形象，都具有跨越古今、统合内部历史断裂与多元构成的叙述诉求。这也是我在该书中尝试以“文明自觉”这一范畴去加以描述的内涵。

虽然全书的构想源于2011年前后，但对主要问题的思考与写作要更早一些。这表现为书中的另三篇文章，即《20世纪末的历史救赎之路：解析“反右”书籍热》（第四章，2000年）、《“没有屋顶的房间”：读戴锦华》（第八章，2000年）和《重述当代史：〈激情燃烧的岁月〉与红色怀旧》（第六章，2003年）。从写作时间的相近可以看出，这属于另一序列的文章。当时我正处在从读博士研究生到刚毕业当老师的这段时间，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是我对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这一批判性研究路径的尝试。我从一个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生和研究者，部分地转向文化研究，获益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思想界特别是北大的知识氛围。此前，我的关注范围还是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普遍具有的学院视野，正是文化研究（特别是戴锦华老师的影响）使我开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那就是越过学院的高墙，去关注和研究“身边的活着的文化”——那些在当代中国人生活和精神中正在发生着的文化变化。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写作了讨论当时图书市场上的“反右”书籍热和热播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的两篇文章，并通过对戴锦华的解读，尝试去理解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批判性实践的可能性。这三篇文章也是我突破文学的专业视野，把当代思想文化作为自觉思考对象的研究起点。

2011年10月，我获得了一次特殊的出国交流机会，被北大中文系委派到日本神户大学交换教学一年。身处异国获取研究资料的不便，加上日常生活感知上发生的变化，使这一写作计划暂时中断。旅居日本的那段时光，我像游客也像田野调查者一样，带着我所关注的国族叙述问题，走遍了日本关西地区，完成了一本散文小册子《西日本时间》（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那对我而言是一段难得的学术假期，也是一次寻求国际性参照并开阔视野的学术调整期，许多问题和思路开始重新聚集组合，但思考21世纪中国叙述这一基本问题却从未停止。也正是在日本期间，我花费了较多时间研读日本当代政治、经济与文化史的书籍，集中地看了一批与日本战后史密切相关的海战电影。这也为我后来写成《他者之镜：日本海战电影与“治愈式民族主义”》（第二十二章）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2012年9月从日本回国后，因为课题项目急需完成，我的主要精力转向有关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民族形式问题的研究，直至2018年完成《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一书。我构想中的21世纪中国叙述问题，与《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这本书在研究主题上有直接关联，许多新的想法也同时实践在后者的写作中。

虽然暂时分不出更多精力，不过我于2015—2017年间又陆续完成了与21世纪相关的几篇文章。这包括《马年春晚与“中国梦”想象》（第三章，2015年）、《中国经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读温铁军》（第十四章，2015年）、《他者之镜：日本海战电影与“治愈式民族主义”》（2016年）、《“抒情传统”论述的文化政治及其启示：读王德威等》（2016年）、《“文明”论与21世纪中国》（第二章，2017年）。这五篇文章的写作，多是因当时的兴趣或编辑朋友的约稿，但我一直有一种要接续2011年被打断的写作计划的想法。更重要的是，随着新的写作我发现，时隔4—5年之后，我曾在《“文化自觉”与知识界的中国叙述》和《“让世界看中国”：电影大片的国际化运作与国族叙事》中关注的中国叙述问题，已经开始显露出越来越明晰的轮廓，并表现为较稳定的理论议题和思考框架。特别是从“文化自觉”到“文明自觉”，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议题。在几年前的思想探索中，“文化自觉”还是一种指向并不那么明确的中国主体性诉求，而在这个时段，用沟通古今、打破传统与现代二元框架的“文明（体）”来描述21世纪中国的特点，已成为知识界论述中国和大众文化理解中国形象的一种主要方式。这是我在2017年写作《“文明”论与21世纪中国》时试图加以明确的理论议题。这种阐释中国的新方式，无论在学界的前沿著述中，还是在影响广泛的春晚舞台和影视文化领域，都已得到明确表达。

2013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温铁军的《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的书评。一个文学专业的研究者分析这本探讨危机治理的经济史著作，在一些关注我的师友看来，我这种跨学科似乎也跨得太远了。我关注的重点是，《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如何从经济史的角度重新叙述当代中国历史，特别是如何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视野中探讨当代中国经济危机的成因及其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对于我这样的关注当代中国历史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者而言并不陌生，而且借助这种批判性的经济史研究成果，可以更为深入地思考当代文学与文化主流叙述观点的基本前提。

可以说，正是出于对“叙述中国”这一总体性问题的关注，我突破学科和专业限制的跨界思考才成为可能；而意识到不同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在这个总问题上似乎不约而同地形成了相近的“文明自觉”思路，则是我广泛阅读的基本动力。当时我曾设想就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99年）、《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汪晖的《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2011年），以及陆续出版的新著如王铭铭的《跨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2015年）、李零的《我们的中国》（2016年）等，写作一个系列的评论文章，可惜因为时间和精力，这几篇书评都没有写出来，只将部分想法放到了《“文明”论与21世纪中国》一文中。与此同时，海外中国学界兴起的“抒情传统”论述，也在国内文学研究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种打通古今区隔而在长时段视野中阐释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路径，也可以视为“文明自觉”的一种表现。这也是我写作《“抒情传统”论述的文化政治及其启示：读王德威等》的原因。

回顾全书各章的写作过程，如果将2000—2003年视为初始阶段，2009—2011年视为明确阶段，2015—2017年视为发展阶段，那么2018—2020年写作的另外六篇，则可以看作收尾阶段。这两年多时间，我又完成了几篇以个案形式分析学者（导演）的著作与研究思路的文章。这包括《当代文学的自我批判与超越：读李陀》（第七章，2018年）、《以鲁迅为原理：读钱理群》（第十章，2018年）、《大学教育与文学史传统：读陈平原》（第十一章，2019年）、《打开当代文学历史的三种路径：读洪子诚》（第六章，2019年）、《“秋月无边”：许鞍华电影的香港叙事与中国认同》（第二十一章，2019年）、《文化前线的游击战士：读毛尖》（第十六章，2020年）。写作时原本没有想把它们收入书中，但我关注的问题始终与中国叙述相关，我对这些学者的理解也是在这个问题域中展开分析的。特别是考虑到如果要研究思潮与文化现象，真正重要的其实是关注那些“思想者”，正是他们的思考呈现出相关议题在怎样的研究脉络和学科背景下展开，又在何种意义上推进并复杂化了某些共同议题的深度和广度。因此，等到这些文章完成时，我将它们与此前完成的关于汪晖、温铁军、刘复生的评论文章一起，单独列成全书的第二编。

但是书稿的真正成型，还要等到2020年。

二、当代中国研究的“第五本书”

2020年，《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一书出版。同时我的另外两本书《“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和《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都获得了修订再版的机会。于是，有近两年的时间，我主要在修订已完成的著作。这是一段回顾自己学术道路的时光，我开始整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学术研究，也有了将该书出版的明确计划。

在这个自我回顾和整理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已大致完成了当代中国主要时段研究的五本书：第一本是我读博期间完成的《批评的增长与危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探讨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批评；第二本是2003年完成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2021年更名为《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由北京三联书店修订重版），研究的是20世纪40—50年代现当代文学的转型期；第三本是2010年完成的《“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讨论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思潮；第四本则是研究20世纪40—70年代的《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而我关于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应是这个序列的第五本书。把这五本书放在一起，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多年的研究其实有一个持续的关注对象，那就是“当代中国”。探讨的问题和研究方式都在不断变化，但“当代中国”这个核心对象和主题却是稳定的，就像一根轴线，串联起我多年来看似分散的研究。意识到这一点，我开始整理自己研究21世纪中国的多篇文章，发现这本我一直在计划中的书，其实已基本完成，并且未曾远离最初规划的目标。

以当代中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既是我一直在摸索和追求的个人研究风格，也与我所在的学科领域即中国当代文学有密切关系。中国当代文学这个专业方向的设立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但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却是自40年代后期当代文学发生期就同步展开了。当代文学实践的推进和展开，不仅包括对文学创作即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评论研究，同时也与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和学科建制的探讨紧密关联。这个最具当下性的开放性专业方向，既是中国文学研究整体学科建制的一部分，也是一个不断地突破文学的边界而直接介入当下思想文化的研究场域。文学问题的讨论始终是与中国问题的研究重叠在一起的。当代文学研究这种前沿性，使得相关研究常常突破了纯文学的学科规范约束，而成为回应当下思想文化问题的活跃“实验场”。

关于当代文学不同时段的研究，我一直尝试着在一种跨学科、跨专业的视野中探讨文学问题，并将“当代中国”视为自己研究的真正对象。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学是基本的研究媒介和主要依据，借此探讨普遍性的中国问题。《批评的增长与危机》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但考察的是批评实践如何回应80—90年代的历史转型、“人文精神”论争中立场和价值认同的分化、文学的边缘化与文化研究的提出、文学史研究中思想命题的推进等；《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处理20世纪40—50年代的五个作家个案和五组思想史命题，关注的是大转折时期不同作家的选择，文学家作为思想者的生命实践方式，以及由此呈现的宏观历史图景；《“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探讨20世纪80年代六个文学（文化）思潮，希望通过知识社会学的整体性考察，呈现当代中国后40年的主流知识体制如何成型；《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重点分析20世纪40—70年代当代文学六个（组）经典塑造民族形式的具体路径，但关注的问题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实践如何转化民族资源并塑造其主体性。把文学问题和作家的创作实践放在思想史视野中展开分析，曾是我提出“人文学的想象力”的基本想法。因此，文学从来不是文学自身，而是一种当代中国自我表述的实践形态。

中国学术体制中并不存在“中国研究”这一分类。在二战后海外学科分类中，中国研究一方面是从传统的“汉学研究”转化而来，另一方面则与战后美国学院新设立的“区域研究”关系密切。欧美及日本等的汉学研究更强调的是古典中国研究，对现当代中国的关注并不多，因此称其为汉学研究还是中国研究实际上也涉及研究中国的时段转移。而在战后美国学术体制中得到命名的“区域研究”，显然与冷战体制及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版图密切相关。在这种区域研究视野中，中国研究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一部分。我所理解的当代中国研究，并不是要接续这样的国际学术分类，而是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界为回应中国问题而提出的前沿性研究路径相关。这种研究的两个特点，其一是将当代中国作为整体性的研究对象，这意味着打破单一国别、专业研究的界限，而形成一种跨学科、跨国别、跨区域的整合性研究视野；其二是从中国的主体性视野出发重新理解中国与世界，这意味着并不将中国问题视为“世界问题”的某一地方性研究，而是注重问题提出的中国语境和历史脉络，并立足中国而重新理解世界。当代中国研究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和讨论场域，在这一问题域中，基于不同国别、不同学科的专业研究可以获得对话和交流的空间，从而共同推进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这是我所理解的“中国研究”，也是我一直在尝试和摸索的研究风格。在既有的学科分类体制中，这种研究风格并不容易获得清晰的定位。两个需要突破的主要体制性区隔，一是国别文学研究，一是学科与艺术分类体制。但在我的理解中，强调要从“中国问题”的整体性视野中展开研究，与专业体制并不构成对立关系。可以说，缺少必要的国别文学研究和艺术分类研究的专业基础，想要将中国研究推向深入，也将是困难的。其中的关键，不在于国别与世界、文学（或他种艺术分类）与中国的二元对立，而是研究者是否能既具有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视野，也具备专业性研究的基础和能力。整体性视野和专业性研究能力这两方面的结合，才能使“中国研究”兼具广度和深度。

宽泛地说，只要关注与研究当代中国，就需要借助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等诸多表述媒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强调“媒介自觉”和研究的专业化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离开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差别只在于，对于何为中国，对于作为一个整体性对象的中国本身是否有着反思性的理论自觉。我开始有意识地将当代中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问题对象，受到90年代求学期间知识界前沿思想的影响。正是在当时知识界的诸多论争，包括“后新时期”的转型、“人文精神论争”、“新左派”与“自由派”的论战等，使得总体性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变成了共同的意识。这使得人们难以仅仅在专业范围内讨论问题，而需要对中国社会现状及其可能的发展方向作出自觉或不自觉的考量。

事实上，在凸显“转型”“断裂”“变革”等阶段性特点的同时，就已经包含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总体性判断。我对当代中国五个主要阶段的分期研究，也是建立在这种总体性理解的基础上的。回过头来看，当代中国似乎频繁地处于“转折期”，20世纪40—50年代之交、70—80年代之交、80—90年代之交乃至20—21世纪之交，中国社会与文化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使得将“当代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性的谈论对象，首先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缺少对当代中国的总体性意识，这些转折和变化的具体内涵也难以得到清晰描述。

每一次对“转型”的界定和分段，都源于一种“新时期”的当代性诉求。在这一意义上，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确切涵义是，缺少对当代性的认识和理解，人们就无法书写“历史”。而我对当代中国五个时段的专题性研究，可以说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当代性意识。当时，如何看待80—90年代之交的转型是一个关键问题，知识界的诸多分化和争论也都建立在这一历史判断之上。就我的历史经验而言，正因为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重要变化，如何重新理解80年代、如何看待40—50年代的重要转型，尤其是如何重新阐释和评价50—70年代历史与文学，才成为可以也应该探讨的问题。这种关于当代中国的分段研究，一方面需要对研究者置身的当代性处境有自觉的历史认知和判断，另一方面也需要反思并超越此前形成的主流评价方式。已经形成的主流判断，主要是后一时期为确立自身的合法性而对前一时期的选择性评价。例如在80年代，学界如何叙述40—50年代转型，如何阐释50—70年代的历史与文学实践，都有意无意地立足于确立和维护“新时期”“新启蒙”的合法性。在这种历史意识中，启蒙与革命、传统与现代、文学与政治等构成了一种二元对立式的选择。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化及其新的历史意识，使得超越80年代新启蒙知识体制而重新阐释当代中国才成为可能。

回过头来看，迄今我的所有研究存在着一个“90年代原点”，也就是说我关于当代中国不同时段的研究，都有意无意地建立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历史意识这一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是我们“70后”研究者的求学期，也是我们的学术青春期，当时的知识氛围和社会历史结构塑造了我们这代人的基本学术谱系和精神气质。意识到这一点，也就深刻地意识到人如何生活在历史中，我们作为个体如何被历史所塑造。所谓“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大约指的是这样的情形。《重述中国：文明自觉与21世纪思想文化》第二编收入了我对刘复生、毛尖这两位同龄人的学术思想评价，也大致呈现出了这样的理解。但是，当代性的社会历史结构是处在变迁发展之中的，“历史中的人”如何反思性地认识历史进而介入时代实践之中，才是代际主体性的真正表现。所谓“90年代原点”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人们的精神状态仍旧处在80年代的浪漫主义余绪中，同时又意识到80年代塑造的“新启蒙”知识体制已经开始失效。构成整个20世纪中国基本认知框架的中与西、古与今、“左”与右、保守与激进等，都汇聚于20世纪90年代的话语场中，在相互分化、辩驳乃至论战中深化推进。可以说这是一个曾经的主流话语失语、失序的时期，是一个略显混乱因而开放地蕴含着多种可能性的时期，也是一个新的思想路径在摸索中逐渐成型的时期。

该书所描述、勾勒和阐释的思潮、议题和现象，事实上都是从20世纪90年代生长出来，进而在21世纪逐渐成型并稳定下来。正如前文提到的，这些从20世纪90年代出发的思想文化探索，经历20余年的发展，已经逐渐显露出相对稳定的轮廓。这或许也意味着“绵延的90年代”终于结束，而21世纪中国也开始显露出自身的阶段性特点。因此，当“90年代原点”获得指认的时候，对我而言，也意味着我终于远离了20世纪90年代，而获得了对21世纪中国更为自觉的认知。这本书的意义因此也不仅在于记录和呈现了20余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变迁的轨迹，也是我从20世纪90年代出发，观察、分析和阐释当代中国的思考见证。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实际上是与我迄今的主要学术研究同时进行的。因此，这“第五本书”不是研究当代中国最新时段的最后一本，而是“四+一”本书，即该书构成了前四本书写作的思想底色、问题意识和当代性出发点。只不过前几本书将研究的范围放在20世纪40—90年代的中国，而这本书探讨的是正在展开中的21世纪，并且直接把“何为中国”、如何重新叙述中国作为关注的主题和对象。

三、21世纪：中国如何作为问题

“何为中国”作为问题的提出，源自20—21世纪之交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和中国社会自身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所有有关中国的讨论，都可以宽泛地视为中国研究的一部分，但追问中国“是什么”、什么是“中国”以及如何界定中国的主体性特点，却是21世纪之后才产生的问题。汪晖曾于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在各种有关中国的具体问题的讨论中，‘何为中国’始终是一个核心的但常常被掩盖了的问题”。这个核心问题，正是在21世纪才提出来的，由此展开的理论实践也构成了20年来最受关注，谈论也最为深入的一个前沿性话题。

诸多学者都将自己21世纪的研究冠以“中国”两个字，比如汪晖的“中国问题”、甘阳等的“中国道路”、潘维等的“中国模式”、温铁军等的“中国经验”等。这种问题意识意味着，人们已经不再能挪用一些既有的理论范畴来界定或谈论中国，而需要对中国作为一个政治体、经济体、文化体的独特性质作出总体性描述。《重述中国：文明自觉与21世纪思想文化》的第一章（《“文化自觉”与知识界的中国叙述》）、第二章（《“文明”论与21世纪中国》）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人文与社科界提出这一问题的大致过程、不同的思考路径和主要议题。包括其他章节所分析的思想文化现象和议题，既是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历史脉络上的具体讨论，“何为中国”又是这些论述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具体问题的论述不是对某些核心理念的演绎或发挥，而是对“何为中国”这一总问题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与阐释实践。

这个总问题被提出来，是因为人们普遍意识到21世纪中国已经发生了不同于20世纪的巨大变化。但这种变化的内涵和性质如何描述，特别是21世纪中国是否具有了不同于20世纪中国的新特点，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21世纪中国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阶段性延伸与调整，从而是20世纪中国在新时段的延伸，还是说21世纪中国已经整体性地超越了20世纪中国的基本问题系，而形成了中国发展的全新阶段，这是看待当今中国问题的两种基本方式。该书从对三个序列（即思想界论述、代表性研究者和影视文化实践）的分析出发，总体性地偏向于持第一种态度，即认为21世纪中国具有了超越于20世纪中国的主体性特点。这一基本判断是否确切，当然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21世纪中国已经具备了新的特点，因而无法或难以用人们所熟悉的20世纪80—90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的主流话语及思考框架来展开分析。但如何描述、判断和界定21世纪中国的主体性，则是一个仍在探索、建构中的思想与话语实践过程。可以说，该书的全部内容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即21世纪中国已经不再是20世纪中国，如何通过思想、学科、文化的话语实践来描述也是建构这个历史阶段的主体性内涵。

21世纪中国变化的阶段性标志是明显的。从全球格局而言，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国家地位的提升，变成了获得明确指认的历史事实；从中国内部而言，社会文化的组织方式和民族认同方式也发生了不同于20世纪80—90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的大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使得如何认知和叙述中国成为一个需要不同社会力量共同回应的核心问题。发生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相关讨论，即是这种问题意识的集中呈现。人们曾经习惯的诸种认知和表述中国的思考模式与阐释框架，诸如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展开的现代化论述，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展开的冷战或后冷战论述，都已无法描述和分析21世纪的中国问题。这使得建构一种新的21世纪中国叙述，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在中国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的21世纪，存在着多种叙述中国的实践形态和方式。从实践主体的层面而言，存在着政府、知识界、学院、大众文化、基层社会等不同力量。该书将关注和分析的重心主要放在了知识界前沿性的思想探索和大众化的影视文化实践这两个层面，讨论的是其“叙述”形态。可以说任何行动实践都必然包含着对其意义机制的叙述成分，但不能倒过来说所有叙述都可以转化为行动。一种知识或理论形态本身可以视为一种“理论实践”，但并不等同于社会（特别是体制性的）行动、实践本身。在这样的意义上，该书更侧重的是思想文化叙述的探索性。也就是更关注这种叙述基于何种问题意识而提出、包含着怎样的共同理念、依托怎样的群体性或体制性力量而展开、其核心叙述文本的具体表述方式、蕴含了怎样的突破性理论性议题、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等。换言之，在重视“重述”这一基本取向的同时，该书对所讨论的理论议题与文化现象的阐释，都是分析性的而非结论性的。

四、“文明自觉”：整合与重构

《重述中国：文明自觉与21世纪思想文化》花费了较多篇幅关注的一种重要叙述模式，是以“文明”为基本框架而展开的中国阐述。正如第一、二章的分析提到，“文明”作为一个论述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基本范畴，其提出者可以追溯到美国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在后冷战的世界里，人民之间的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7页。“文明”在这里被指认为一种“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的“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并区分出当今世界存在的八大文明，将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等并列。亨廷顿的相关论述已为许多人耳熟能详，并且因其美国立场和后冷战色彩而引起广泛争议。

重提亨廷顿的文明论，并非简单地肯定他的观点，而意在关注美国式世界论述范式在中国知识界引发的繁复效应。比如人们较少意识到，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并在21世纪引发广泛关注的“文化自觉”论，其基本意图即是与亨廷顿对话。“文化自觉”论既接续了以“文明”为单位的阐述方式，但又希望构建一种不是基于“冲突”而是基于“和谐”关系的世界图景。而自2003年起，学者甘阳就提出中国应当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他借鉴亨廷顿的现代化理论，将所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西方化”阶段，第二个阶段则表现为“去‘西方化’和复兴‘本己文化’”，由此认为在经济崛起的21世纪，中国的“历史文明”不再是现代化的阻力，而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甘阳进而提出了著名的“通三统”论述，即“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我在书中提及的雅克·马丁的《当中国统治世界》和张维为的《中国震撼世界》等，也力图用“文明—国家”“文明型国家”等概念来描述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与政治体的独特性。更多知识界前沿的诸多相关论述，尽管并未明确“文明（体）”这一说法，但在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基本思路上采取了相近的方式。

当“文明”与“中国”关联在一起，将中国视为一个文明体而非仅仅民族体，或用文明史的视野来阐释中国问题，其间的关键变化包含几个要点：其一，涉及如何理解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性质，即中国作为独立的现代政治体，是文明与国家相统一的形态，具有不同于西方现代国家的特点，不能用西方式民族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或描述；其二，涉及如何看待古今关系，即中国文明具有自身的长时段历史连续性，中国传统不是现代化的障碍或包袱，而应该说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21世纪的崛起正是从中国传统自身延展出来的；其三，涉及如何理解世界的基本格局，即认为世界是由多个文明体构成的区域体系，强调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并不是用中国中心主义来取代西方中心主义，而是从中国的主体性视野出发来理解自身和世界，用费孝通的说法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些变化的关节点在于，文明传统作为一种重要因素与维度，被纳入当代中国问题的思考之中，进而创造一种同时涵纳传统、现代、当代的中国叙述。

需要在21世纪提出新的中国阐释框架的强大动力，既源自中国现实情境的巨大变化，也源自既有话语形态无法有效地回应和阐释现实问题而产生的危机意识。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和现代化意识形态曾经有效地整合起了中国政府、知识界和大众社会的基本认同，那么经历80—90年代转型，这一文化共识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分化。其突出表征是官方“主旋律”、知识界专业化诉求、大众文化市场这种三元格局的形成。而从知识界内部来说，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人文精神”论争，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现代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等的分流，再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并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的“新左派”“自由派”论战，分化表现得越来越尖锐。《重述中国：文明自觉与21世纪思想文化》一书的第四、五章分析阐释了知识界左右之争产生的历史脉络和问题意识。知识界的“论争”现象，可以说是仅仅用冷战、革命话语来叙述中国社会现实所产生的危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论争”本身并不一定是“民主”的代名词。如果双方缺少共同的整合性诉求，对抗式论争只能导向撕裂。这一点亲历过当代中国思想界论争的人们都会有所感知吧。

分化格局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发展，随之也必然产生一种新的诉求，即如何在包容不同族群力量、文化空间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共识，进而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度的中国叙述。“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文化构成体，其存在和发展总是同时需要构建自身的合法性论述，需要在全球性的国家体系格局和内部性的社会关系格局中塑造有关中国的共同体意识。缺少这种共同体意识和认同，中国就无法存在。无论是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还是90年代论争中的诸种思想路径，都主要局限于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而难以意识到处于矛盾和冲突之中的二元本身都共存于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这一内部。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对中国社会形成的越来越明显的影响乃至挤压，使得一种从“外部”重新理解中国的眼光和思路成为可能。这可以说是“何为中国”这一问题提出的初始情境。这里并不是在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逻辑上讨论这一问题，而是从实质性的政治科学意义上探讨中国作为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全球化时代国家形态的存在方式。

从这样的历史脉络来看，“文明自觉”首先可以视为超越二元对立式论战、冲突的一种新思路。费孝通用“文化自觉”来替代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强调关节点不在“冲突”，而在“共生”，所谓“和而不同”是一种既超越“专一独尊”也超越“二元对立”的思考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整合性模式。“新左派”与“自由派”虽然在基本立场和理论预设上存在着较大分歧，但两者实际上都是在二元对立的冷战式框架内部思考问题。21世纪初的“文化自觉”论述，试图通过对长时段文明传统的重新阐释而回应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问题，这种思考框架已经超越了冷战式的排他性政治逻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自觉”论述并不是“左”右之争的延续。

“文化自觉”论述的基本意识，侧重于“中国”作为一种包容多种差异性（包括古今、左右、城乡、东西等）的新共同体形象。而描述这一新共同体的理论性范畴，则是“（中国）文明”。从20世纪90年代关于“文明的冲突”的争议，到世纪之交“文化自觉”论的实践，再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文明自觉”论述的成型，这中间存在着一个叙述能指的展开过程。“文化自觉”所理解的“文化”，并不是一般所理解的与政治、经济、社会等相对应的文化实践，其内涵相当于作为一个大的构成体单位的“文明（体）”。因此，“文化自觉”与“文明自觉”的基本内涵和重构指向是相近的。如该书第二章提到，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明史论述，强调的是一种复数的“文明”观，试图描绘一种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而包容多种文明形态的世界史图景。这种新的世界史/文明史诉求，也构成21世纪中国知识界重新理解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并构想新的世界秩序的出发点。因此，“文明自觉”不仅是回应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分化的整合性诉求，也是塑造21世纪新的中国认同的重构实践。

由于“文明”这一范畴的引入，理解中国的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理解中国内部包括阶级、族群、城乡、东西等群体与区域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都与此前的现代性视野有很大不同。“文明自觉”的基本诉求在于强调中国基于自身的历史传统和能动性实践而具有的主体性。中国不是一般西方式民族国家，也不仅是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机器，而是一种具有自身长时段传统特点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形态。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传统，是关键所在。20世纪80—90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人们对中国的主流理解，都强调应摆脱传统的束缚而将自身转变为一种现代性组织形态。而21世纪出现的这种新论述，则认为经历剧烈的转化更新，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但这个国家仍旧与文明传统有着割舍不断的关联。在阐释21世纪中国崛起的原因时，人们普遍强调的不仅是西方式现代化资源与规范，更是支撑着中国的现代性转化但未曾得到充分理论化的政治传统、经济传统与文化传统。费孝通所谓“行而不知”的实践层面，正是“文化自觉”需要着力探索的面向。“文明”作为一个同时涵纳古典、现代与当代的阐述范畴，由此而成为阐释21世纪中国问题的主要框架。在这种阐释视野中，理想的状态是将当代中国问题的分析，放置在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延长线上展开，以期构建出一种真正能呈现出中国复杂经验和政治文化特点的阐释路径。

21世纪思想文化“重述”中国的主要思考向度，都有意无意地建立在这种“文明自觉”的意识和诉求之上。这是在全球格局中彰显中国主体性的主要方式，也是整合国内不同族群、区域性差异而形成的新的中国认同的主要思路。当下，有关“中国文明”“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描述，已成了人们逐渐耳熟能详的论述方式。但需要意识到，“文明”并非一个自明的范畴，其内涵即便在当代中国也发生了极大变化。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中，“文明”是一个表达价值判断、与“野蛮”这一范畴相对的形容词，而非一种“文化（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经济）实体”。在这种普遍主义的逻辑中，世界只有一个，而中国是其中尚未获得“入籍”资格的成员。当中国被承认为一种自足性的“文明（体）”，也就意味着世界可以是多元性的，每一文明（体）都是这个世界格局中的“地方性”（“区域性”）形态。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文明自觉”的关键在于认知中国的基本方式发生了范式性的变化。这使得考察“文明自觉”的出现过程、具体表述形态和不同的意识形态诉求，成为既是理解今日中国，也是理解20余年来思想文化变迁的一个核心理论范畴。

值得说明的是，《重述中国：文明自觉与21世纪思想文化》并不把“文明”或“文明自觉”作为一个内涵固定的理论范畴，更不将其视为一种理论原理，而强调这是一种包含着相近的问题意识和思考取向的阐释框架。该书更关注的是，在何种现实情境的触发下，人们需要重新调用“文明”这一看似陈旧的范畴来描述世界与中国；在“文明”或“文明自觉”的能指表述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怎样的不同以往的研究思路和阐述方式，以及这种阐释实践能提供何种新的批判性思想资源。但这并不影响全书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即“文明自觉”不是仅限于知识界的一种前沿性理论探索，而是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生的一种范式性转型。

五、探索一种总体性的研究路径

“文明自觉”意味着一种从文明（史）的角度阐释21世纪中国的整合性的文化政治表意实践。由于“文明”是一个内涵模糊、涵盖面甚广的总体性范畴，要勾勒出这种表意实践的大致轮廓，需要某种与文明的总体性视野相匹配的分析路径。这也涉及《重述中国：文明自觉与21世纪思想文化》在基本研究方法上的自觉探索。

首先值得提及的是全书前三章的关联性。第一章将“文化自觉”论视为世纪之交中国知识界一个有多种声音和力量介入其中，但具有相近的批判性诉求的表述群。该章主要分析其代表性研究著作和思路，它们尝试回应当下中国的何种问题，核心的理论议题如何建立自身的逻辑性表述。从分析对象和方法上来说，这是一种思想实践的知识社会学探讨。第二章偏重分析“文明”论，关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哲学等领域前沿研究如何阐释中国的国家特性、历史传统和新的世界史诉求等问题，进而概括提炼出其中的主要理论表述。第三章则以201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为分析对象，探讨这一融合了大众娱乐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大舞台，如何展示“中国梦”诉求，呈现出怎样的文明史叙述和共同体想象方式。从最初的写作动机来说，这三章原本是我设想的相互关联的整体，力图呈现“文明自觉”从知识范式、理论议题到大众文化的实践形态。

将全书设计为“思潮”“思想者”“文化”三大部分，也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视野和思考维度。从一般的学术分类而言，“思潮”研究大致属于思想史的范围。第一编的五章，力图显示出知识界的主要思潮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左右之争转向21世纪的文明自觉的流变脉络。这种章节组织当然是粗糙的，因为这些文章写作之初，我主要是想勾勒当时思潮的主要轮廓、基本议题和论述逻辑，既无法预知此后的发展，也没有考虑思潮与思潮之间的关联性。但将这些文章放在一起，却可以看出20余年来思潮流变的大致轨迹。

第二编的十一章，分析解读11位学者及其主要著作。他们研究的学科范围涵盖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现代文学、思想史、经济史研究、文化评论等。当初写作时没有全盘性的考虑，选择这些学者及其著作作为讨论对象，多是刊物约稿或会议邀请。这些研究对象，都是或深或浅地对我的学术研究产生过影响的前辈或朋友，可以说他们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我的学术与思想资源的基本谱系。同时因这些学者在各自领域和当代思想界的重要影响，这些文章也可以说是以学案的方式展开的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我的讨论不是一般的研究者论，而是侧重于当代中国20余年的历史变迁对这些学者的学术思想产生的影响，特别是他们如何通过自己的研究和思考回应21世纪中国的变化。将这些文章辑录在一起，可以更为具体地呈现出知识界共同面对的议题，包括如何跨越20世纪80—90年代转型、如何在90年代的分化和探索中提出新的研究路径、各自的学术思想和研究议题在21世纪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形成了怎样的具有新特点的研究著作、思想议题和探索路径。如果说思潮研究更关注知识界的普遍议题，那么学案式讨论更关注的是研究者直面21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而展开的能动性思想实践。第一编以“思潮”形态讨论的思想议题和变化轨迹，在第二编中得到了更深入也更复杂的呈现。

第三编的六章，探讨影视大众文化中的重要现象和代表性叙事文本。这是“重述中国”在影视大众文化中的具体实践，可以与第一、二编知识界的理论实践形成互动和参照。第十八章（《“让世界看中国”：电影大片的国际化运作与国族叙事》）是与第一章（《“文化自觉”与知识界的中国叙述》）对称写作的一章。第一章分析的是知识界关于“何为中国”的理论探索实践，而这一章则分析电影产业所塑造的中国叙事。“中国大片”作为中国电影一种独特的叙事艺术媒介和产业形态，在21世纪全球化语境中自觉地谋求国际化市场的过程中，也形塑了一种新的中国形象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同样需要将古典文明资源作为其展示中国形象的内在构成部分，进而重组中国内部的文化认同和全球华语电影的区域性市场资源。很难说这些商业电影有明确的理论诉求，但其展示中国形象的基本叙事框架、调用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方式以及重构中国叙事的强烈诉求，却是与“文明自觉”的理论实践相近或相通的。可以说，这是以“大片”形式展开的重述中国实践。第十九章（《暧昧的遭遇战：孔子与传统文化认同》）、第二十章（《亲密的敌人：谍战大片中的性别与国族》）、第二十一章（《“秋月无边”：许鞍华电影的香港叙事与中国认同》）则将讨论范围扩大到中国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冲突、东亚地区的后冷战整合以及香港电影的中国认同等问题。这四篇和探讨日本海战电影的第二十二章，都试图在一种国际化特别是东亚区域关系中分析电影如何重构其国族叙述。

这种章节设计，力图呈现的是知识界的理论实践、学术界的研究议题、大众社会的文化现象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共振”关系。正是这种共振性，构成了人们指认一个“新时代”的基本内涵。打破既有的学科体制分类，从理论、研究者、叙事这三个实践层面整体地把握21世纪中国叙述问题，是该书摸索的一种研究方法。这也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将“中国”作为整体性的研究对象是如何可能的？

可以说，全书关注的是关于中国的“叙述”，即多种表意实践如何建构出有关中国的认知和表达这一语言或话语的维度。强调“叙述”这一维度，无疑会使人联想起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那些著名论断，“文本之外一无所有”或“我们透过语言看到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关于事实的表述”。斯图尔特·霍尔则将文化研究直接理解为对“表征”（representation）实践的探讨。自20世纪60年代人文学科和理论的“语言学转型”以来，这几乎已成为人文研究领域的某种常识。缺少对“叙述”或“表征”本身的自觉，我们难以将如此广泛的论述对象纳入研究整体中。但是，关注“叙述”本身，并不意味着抽象地关注语言或话语，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意义表述的社会实践行为。对我而言，无论知识界的理论阐释、研究者的学术著作还是影视文化的叙事，都是一种叙述性的“文本”。我将这些文本视为21世纪中国总体性意义网络中的一些开放性“节点”。依托这些文本节点，既可以考察生成文本的21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学语境、专业与媒介的体制性生产机制以及接受条件，也可以深入文本内部，分析其调用的文化符号、叙事表意的策略和试图达成的意识形态效果。

由于这些文本的当代性，也形塑了我作为研究者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文本之间的独特关系。与一般性历史研究的对象化文本不同，这些叙事文本就在我们的身边和生活中展开，其意义实践是开放的、召唤性的，与我作为当代中国人的种种感觉、感知、体验和（无）意识相互参照、相互激发。在这一意义上，我既是参与性的受众，也是反思性的研究者；既需要将这种表意实践纳入知识/权力的体制性场域中进行分析，也需要通过对我的当代性经验和文本叙事的参照性解读，来评判这些叙述文本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这个意义上，我的阐释和写作本身也是一种介入性的“表征”和“叙述”。

作为表意实践的“叙述”存在着不同层次和性质。每一种叙述都是嵌入种种物质性的知识/权力机制之中的，比如思想表述本身无法脱离学院知识生产机制以及社会文化传播媒介，而影视叙事实际上是由影视产业和文化市场组织的，既是“艺术”也是“工业”。这里存在着宽泛意义上的大大小小的“场域”，同时也存在着布尔迪厄意义上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场域的结构性互动。能够将诸种叙述场域勾连起来的共同体机制则是“中国”，它既是政治共同体意义上的国家，是组织共同体意义上的社会，也是意义共同体意义上的文化。对于中国这样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而言，其共同体意识也远远超越了现代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形式，是原发于西欧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物。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从传统的王朝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但长时段历史积淀下来的文明传统并没有消失，并始终在20世纪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仅仅用西方式的现代国家（以及与之同构的社会与文化）理念无法涵盖中国共同体意识的更复杂和多元的层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需要调用作为“超社会体系”的“文明（体）”这样的总体性范畴，来描述和呈现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共有的总体性特点。这种总体性并不表现为整一性和单质性，而存在着不同层次，兼有差异性和同一性的特征。

将中国指认为一种“文明体”，或从“文明（史）”的视野来理解当代中国，是一种基于21世纪全球格局而“在世界中认识中国”的反思性阐释实践。缺少对这一当代性情境的把握和意识，“文明自觉”的叙述实践就不可能出现。也可以说，正是阐释者的当代性立场，构成了“撬动”文明论述的支点。而“文明自觉”之“自觉”这一意识与行为本身，最重要的是提示一种思考路径，即通过对已有经验的反思性认知和叙述实践，重新探索中国与世界的未来。21世纪以来，“中国经验”作为一个高频词的出现，不仅意味着思考者站立的主体位置的调整，也意味着认识中国的方法论和阐释框架发生的变化。借用托马斯·库恩的说法，这是一种真正的范式转型。而“文明自觉”正是这一转型得以发生的基点，它给出的不是结论或原理，而是探索的问题域与新的可能性。

从这一意义上说，以上对该书的写作过程、成书方式、基本问题意识、主要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的回顾，既是对我多年研究实践的总结，也希望由此出发，为推进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未来发展而提供思考的线索。这显然是一次极为艰难而且力不胜任的冒险尝试。但或许这也正是思想探索的意义所在。每一种思考和写作都是认识现实世界的摸索性尝试，并需要在社会实践中检验其效力。缺少这样的探索性认知环节，“经验”无法成为“意识”，“实践”也无法转化为“理论”。

因此，《重述中国：文明自觉与21世纪思想文化》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具体的结论，而在于召唤一种认识和阐释我们置身其间的21世纪中国的自觉意识。21世纪仍在展开之中，21世纪中国和中国人也正在探索自己在世界史/文明史上的确切位置。对这个正在进行中的历史过程进行认知、描述和分析，进而探索出有效的实践方式，将是每一位思考者需要直面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