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层面的价值观

“以人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重要特点。世界主要文明古国大多奉行“以神为本”，而中国最早从“以神为本”的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到了西周前期，人的地位越来越高，如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那时“以人为本”的基本观点是，人事比神事更重要。这个思想一直影响到近代。毛泽东同志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就是发挥了“以人为本”的价值文化。

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是理想的治国方法，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才是理想的社会。因此，从孔子开始，儒家提出了“以德为本”的治国理念，也形成了在治国方面的重要价值观。“以德为本”，就是主张以德治国，强调道德重于法律。在《孟子》中，管理社会、与人打交道以及从政有两个原则是互相对立的，一是“以德服人”，一是“以力服人”。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我们在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时，也有一个“以德服人”还是“以力服人”的问题。由此，孟子把“以德服人”称为“王道”，“以力服人”称为“霸道”。

“以民为本”，在儒家以前已开始酝酿。《尚书》里有“民为邦本”的观念，“邦”就是国；这个观念甚至可以反映在某种宗教的意识形态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代表最高的神，但是这个神没有自己的意志，而是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视听为视听。后来，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很明显地强调了人民尊于君主、重于君主、高于君主，我们以前习惯把它叫做“民本思想”，也即是“以民为本”。

“以合为上”，或者“以合为本”，这个“合”不是和谐的和，是合作的合、合一的合。在中国历史文化里，处理民族、国家这类事务时，强调合一高于分立。在中国历史政治文化里，在管理国家时这是很重要的价值观，从上到下都以合为高、为尊、为贵，不赞成分立。

以今天的价值观来表达，可以说，“以人为本”就是强调人高于万物，“以德为本”强调道德重于法律，“以民为本”强调人民重于君主，“以合为上”强调合一高于分立。

社会层面的价值观

社会层面包含四个层次：第一，责任先于自由；第二，义务先于权利；第三，群体高于个人；第四，和谐高于冲突。

从孟子开始，“士”的责任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中国古代的“士”文化里非常强调责任的意识，强调人对整个家、国、天下所负的责任。责任先于自由的这种意识成为我们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光荣传统。

如果把近代西方的主流价值观作为对照来看中国古代价值观，义务先于权利就是比较有特点的地方。新儒家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表达过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社会最讲义务，义务是先于权利的；而近代西方人则主张个人的权利是优先的。梁漱溟说，中国社会更多的是伦理的社会，比如父母和子女，只能说父母有养育子女的义务，子女不能有要求父母养育的权利。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伦理性格，就是义务重于权利，义务先于权利。

中国传统文化里，处理群体和个人关系的时候，也一定是群体本位立场。西方一直到了16世纪以后，“以神为本”才开始被取代，强调“以人为本”，但从主体上来讲还是强调以“个人为本”。而中国古代的“以人为本”，在群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强调的是“群体为本”。在中国古代，群体有不同的层次，可以被无限地放大。从个人推演出去就是，家庭、家族、宗族；更进一步，社稷、国家、天下。因为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很早就提出了“天下大同”。

儒家、道家崇尚的和谐观念，早在中国上古文化里便已萌芽。春秋时期《国语》里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念；《尚书》里很早就提出“协和万邦”、世界和平的观念；《左传》里也讲“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就像乐器演奏音乐的那种和谐一样，要达到天下的“无所不谐”。所以，和谐的观念应该说在我们历史上出现得很早，中国文化里很早就把音乐的和谐作为一种模式和典范，把它推广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甚至推广为宇宙的和谐。60年前，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重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在万隆会议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和而不同”的智慧在现代外交的运用。

个人层面的价值观

首先是重义轻利，或者说先义后利。孔子提出“义以为上”，荀子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孟子》开篇就是“何必曰利”，都是“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思想。

其次是以理制欲。理就是道理的理，欲就是欲望的欲。《荀子》里讲“以道治欲”，道和理是相通的，不能任由欲望自己发展，一定要有个统帅。这个统帅一定是理性，一定是道理，就是道德法则、道德原则。

中华文化传统里有大公无私的观念。《尚书》里已经有以公去私的讲法，宋明理学认为私是可以有的，但是私的上面一定有个东西就是公，并且强调这个私必须由公去主导、去把握。这个原则对于传统士大夫非常重要，一个士人出来做官，一定会碰到公私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要以公胜私，公心胜于私心。

心胜于物，就是精神需要高于物质需要。生命的需要也是一种物质需要，很重要，但是精神的需要更重要，所以是舍生取义。涉及生死的问题，从孔子到孟子都表达了人格的尊严、人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比仅仅生命的保存还重要。孔子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就是表示精神需要比物质需要更重要。

基本道德也是社会价值

价值观是道德的基础，而道德是行为的直接指导。中国古代提出的这些基本道德，既是个人层面的基本道德，同时也是社会的基本价值。

最明显的例子是五常——仁义礼智信，至少从汉代以来就成为我们的五项基本道德。从个人道德来讲，仁就是敦厚慈爱，义就是坚持道义，礼就是守礼敬让，智就是明智明辨。这是作为个人价值、个人道德的意义。在整个社会发展中，仁义礼智也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比如《贞观政要》里最重要的两条就是仁、义，在这里，仁、义不仅仅是个人德行的基本道德，也是国家治理首要的原则。比如说社会层面，仁就是仁政惠民，义就是社会正义，礼更多的是强调文化秩序，和是和谐团结。再比如，仁不仅仅是做人要厚道，仁者爱人有更大的层面，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所以仁义礼智在古代不仅作为个人道德的基本观念，同时也是社会基本价值，这是古代文化的一个特点。我们今天在讲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的时候，要兼顾这几个方面，这样才能比较完整地掌握。

最后，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简单重复，但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它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为根基、为基础的。只有将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看作是从中华文化的优秀价值观里面发展出来的，才能够完成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完成我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担负的责任，传承、发扬并加以创造性的转化。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本文根据其在中华书局“4·23读者开放日”的演讲整理而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