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粹主义被视为当今西方社会的重要政治图景之一，它因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去平等化力量的刺激而生，对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的治理提出了重大挑战。经济不平等如何挫伤西方自由民主的平等主义理想，进而为民粹主义的抗争政治打开大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梳理民粹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以下方面的讨论对于认识不平等及其与民粹主义的内在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贫困与不平等对民粹主义的激发有着不同的政治意涵; 其次，经济不平等在收入与财富分配、中产阶级变迁、社会流动性等方面出现结构性恶化; 再次，从经济不平等到政治不平等是一种难以遏制的、互相强化的演进过程; 最后，作为结果，经济与政治不平等的相互交织将引发大众抗争，中下层民众希望修正“不平等的民主”，民粹主义成为表达“民主的不满”的激进方式。

关键词：不平等；民粹主义；中产阶级；社会流动性；民主的不满

作者简介：林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人们在思考和讨论西方社会的民粹主义现象时，将之追溯到不平等问题上，这应是必然的思路。作为一种基于不满与抗争的大众政治实践，民粹主义的发生固然离不开某些政治精英的鼓动与操控，但争取平等公正的确是最具道德意义和物质意义的大众诉求。刚刚过去的21世纪的前20年正是一个不平等问题极端严重的全球化时期，民粹主义在欧美的复兴并向全球蔓延被认为是经济不平等的产物。许多学者试图通过不平等问题来解读经济全球化与民粹主义复兴之间的因果联系，以此来反思经济增长与民主发展之间的真正关系。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预测，经济不平等将是使整个西方民主世界陷入危机的重要原因。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用厚厚的一本《21世纪资本论》叙述了收入与财富分配的历史，揭露了不平等是如何给这个时代带来挑战的。不平等问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但直到今天它仍然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困惑，“我们对不断变化的经济不平等与政治行为、统治机构和公共政策的变化之间的联系所知甚少”，尤其是我们对不平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的认识仍然模糊零散、充满臆断。在西方社会的财富集中和阶级固化日益严重的今天，讨论经济不平等的政治意涵与政治后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廓清民粹主义发生、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从而为突破民粹主义困扰、寻找国家治理良策打开一扇窗户。

一、贫困、不平等与民粹主义的发生

19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之势浩浩荡荡，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被很多国家视为圭臬而得到广泛推行。然而，进入21世纪后，主权债务危机、金融危机、难民危机在西方世界接连发生，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本土主义重返政治舞台，其中，左、右翼同时勃兴的民粹主义引领了反全球化浪潮。虽然就像罗纳德· 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学者力图论证的，文化和社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这些危机与挑战的发生，但是就这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危机和挑战而言，忽视经济因素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客观的。事实上，所有这些危机和挑战都与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有着直接关联，而西方大多数学者也没有回避这一事实。

2014年，皮凯蒂出版了聚焦财富分配问题的经济学著作——《21世纪资本论》，在其前后，其他学者解读不平等现象及其与全球化之关系的著作也大量问世，如《至关重要的阶层》（Class Matters，2005）、《至关重要的不平等: 美国日益扩大的经济分化及其恶果》（Inequality Matters: The Growing Economic Divide in America and Its Poisonous Consequences, 2005）、《不平等的民主: 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2008）、《平等不公正: 美国被误导的收入不平等斗争》（2016）、《不平等社会》（2017）和《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2018）等。这些研究的切入点不同，观点也有差异，但都发出了大致相同的警告，即经济不平等日益深化，阶层界限日益牢固。

这一时期，恰逢民粹主义的全球性复兴，人们在考察其经济根源时立即注意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固化等现象。民粹主义作为一种以大众反抗为行为特征的社会政治现象，它的参与主体涵盖社会中下层的普通民众，例如，中产阶级、城市贫民、乡村农民都可能是不同民粹运动的积极行动者。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民粹主义运动的支持者通常是贫困的最低收入阶层，而当前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支持者主要以熟练工人、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主。促使这些经济地位有所差异的阶层行动起来的经济因素是不平等问题，还是同样古老的贫困问题? 抑或是两者更为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导致的? 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贫困与不平等的政治意涵的理解。从现象层面看，在2016年以来的欧美民粹主义浪潮中，最活跃的参与者其实是焦虑的中产阶级，大部分支持脱欧的英国民众、大部分反对容纳难民的欧洲民众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贫困阶层，特朗普的支持者中绝大部分是中低收入的白人中产阶级和蓝领劳工，他们并没有所谓的贫困之虞，而真正深陷生存危机、挣扎在贫困线之下的底层民众如移民群体、黑人群体却大都是民主党自由派的支持者。在全球化的当下，“民粹主义是底层人民的政治”这一论断过于狭隘，它事实上是被剥夺感最强、能动性也最强的中下层民众的反抗工具。要理解全球化与民粹主义的关系，必须梳理贫困与不平等现象不同的政治意涵。

贫困本质上是一个关于匮乏的发展问题，即家庭或个人的生活物资短缺和不足的经济问题。毋庸置疑，消除贫困是任何社会应该追求的理想目标，但减贫、脱贫至今仍是人类社会尚未完成的、最艰巨的使命。1960年代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美国约翰逊总统的“向贫困开战计划”均致力于帮助国民摆脱贫困、增加收入；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阿比吉特·班纳A吉（Abhijit V. Banerjee）等三位聚焦发展中国家脱贫研究的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案”。从理论上看，我们可以从三个重要的维度来认识贫困问题以及消除贫困的问题。首先，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看，贫困的缓解或消除依赖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经济增长可以带来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整体财富的丰盈，更重要的是，“文明进步的直接趋势是增加人们的劳动能力，来满足人的欲望——根除贫困，消灭匮乏和人们对匮乏的恐惧”。贫困是一个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的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其次，从个体目标与努力来看，脱贫解困依赖于个体能动性的发挥。美国保守派学者认为，贫困首先不是分配问题，而是生产问题，之所以有人会贫困，是因为他们没有创造足够的财富让自己富裕，而多数美国穷人之所以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不工作。从个体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有一定道理，如果不考虑有限的福利救济，那么失业或不工作即意味着贫困。政治经济学在解释财富增长过程中贫困长期存在的原因时发现，尽管“现代最贫困的人可能在某些方面享受到富人在一个世纪前不能得到的东西，但这不说明生活条件的改善，因为这些人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能力没有增加”。因此，如果机会平等得以保障，贫困与否与个体能动性有着重要关系。再次，从制度设计和实践来看，贫困及其纾解终究还是一个再分配的问题。政府需要对产业发展和财富积累进行管理来减轻和消除贫困，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把这种管理的最彻底形式称为“社会主义”。1997年上台后，英国工党政府认为应该优先考虑最弱势群体的利益并采取了相应的再分配政策。根据2003年的统计数据，英国如果以“生活水平在中位收入的60%以下”来定义“贫困”，那么从1997年起，共有150万人脱离了贫困。因此，贫困虽然是一个发展问题，但是它的解决需要依赖于经济增长、个体能动和再分配的共同作用。

不平等更接近于一个关于分配正义的政治与伦理问题，虽然它常常以财富占有数量为指标。人类关于贫困的体验只有一种，但是关于不平等的体验则多种多样，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 认为，除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异，具有社会或历史意义的不平等类型还包括性别与性取向、种族与民族、年龄与能力以及教育、健康和机遇等方面的种种不平等。非经济性的不平等，如基于种族、性别的身份歧视，违背了道义、限制了自由、侵犯了人权，是现代政治伦理所认为的应该被全面谴责、努力清除的对象。但是，经济性的不平等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方面，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在假定的机会平等的前提下，受到约束的、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积极意义，因为它会刺激竞争、鼓励追赶、推动生产力提升，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将在底部对社会结构起到托举作用，把社会整体抬高。但另一方面，根据罗尔斯“公平的正义”理论中的“差别原则”，不平等的合理性需要严格的前提，即不平等只有在能够让所有人受益，尤其是弱势者尽可能多地受益的条件下才能被证成，否则都是违反平等关切的、应被反对的非正义现象。

托马斯·斯坎伦（Thomas Scanlon）进一步论证了不平等的非正义性。他认为，基于种姓、种族或性别的不平等都是法律问题或社会习俗和态度问题，而基于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等意味着穷人必须以一种被合理地视为令人羞辱的方式来生活，危及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计划的价值所具有的安全感以及执行这种计划的能力”。因此，经济不平等的道德性是很难保障的，因为它完全无法止步于经济领域。事实上，皮凯蒂、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等经济学家的研究也表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不平等、贫富分化现象已经严重到无法保障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地步，严重到“弱化了我们的经济，损害了我们的民主，分裂了我们的社会”的地步。

贫困和不平等都是造就社会不满与反抗的根源，二者有内在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当不平等程度比较稳定时，贫困率可能很高; 当不平等非常严重时，贫困率可能很低，如1990年代中期美国的不平等水平较先前显著上升，但贫困率却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Sebastian Edwards）认为：“收入平等分配而大多数民众生活上处于赤贫状态，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一个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但人们都达到了舒适的生活水准，这也是可能的。”富有戏剧性的是，当前西方民粹主义反建制浪潮的兴起表明后一种可能性正在发生变异，即许多经济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已经严重到无法保证人们过上舒适生活的程度，“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已经超出了许多美国人认为合理或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范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运动”得到了许多中下层美国人的响应，民粹主义的左翼与右翼浪潮在美国渐起风浪。

慈继伟曾区分了三种形式的贫困，揭示了从贫困到不平等的演进路径。他认为，当缺钱威胁到一个人用来满足身体生存需要的能力时，这是“生存贫困”（subsistence poverty）；当缺钱使他无法按照某种社会要求的、可以获得尊重的方式生活时，这会导致“地位贫困”（status poverty）；最后，当一个人由于缺钱而无法成为一个“正常发挥作用的能动者”（如拥有一份工作）时，他便处于“能动性贫困”（agency poverty）之中。这三种贫困的划分对认识贫困与不平等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生存贫困”就是上文所说的作为经济问题的贫困，它的解决只意味着一种“基础性平等”的获得; 而后两种贫困则包含着丰富得多的社会与政治内涵，它们与其说是一种贫困，不如说是一种由贫困所致的不平等。一个处于“地位贫困”甚至是“能动性贫困”的人，他的最大问题不是匮乏导致的生存危机，而是对自尊造成威胁的、无法自救的不平等问题。更进一步说，贫困与不平等都不是单纯的经济或政治问题，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交织是这两个问题的复杂性所在，也是我们思考民粹主义发生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时必然要涉及的问题。

二、经济不平等的结构性恶化

无论是单纯的贫困还是某种形式的不平等，都有可能促使失落、失意的人们走上街头、奔走呼号，这在民粹主义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民粹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经济飞速增长中的高调回归与经济不平等的结构性恶化有着直接关联。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贫穷仍然困扰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比如在美国，2018年其贫困人口仍有3970万之多。但是，刺激民粹主义支持者的不是物资匮乏或绝对贫困，而是财富分配不均造成的相对贫困与被剥夺感。

( 一) 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

经济不平等问题涉及社会内部的物质资源分配，是许多政治社会矛盾的根源。沙伊德尔从可分配的社会资源入手，把税收和公共转移支付之前的收入称为“市场收入”，把转移支付后的收入称为“总收入”，把除去所有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收入净额定义为“可支配收入”。他认为，市场收入不平等是唯一可以被了解或估计的收入不平等类型。皮凯蒂等经济学家在2011年创建了“世界财富和收入数据库”（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对研究多个国家历时性的经济不平等有着重要帮助。他将经济不平等划分为源自劳动收入（即工资薪酬）和源自资本所有权（即继承财富）两个方面，即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两个方面。由于可以使用基尼系数和总收入/财富的百分比份额等常用指标来解释，因而沙伊德尔和皮凯蒂对资源或财富的分类有助于我们认识不平等问题的内在差异。

近年来，关于经济不平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收入不平等问题上，比如高管薪酬、最低工资保障等，但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侧重于对财富不平等的讨论。他在书中指出财富不平等是最大的长期问题，认为西方社会的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劳动回报率以及平均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是资本高度集中、不平等加剧的根源。根据美国国内收入署的报告，2003年，在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18万多个美国家庭中，大部分家庭收入来自遗产继承和变卖财产，包括股票和债券。即使是依据最保守的基尼系数来看，美国的这一不平等指数也从1970年的0.41上升到了2010年的0.52，上升比例超过25%。到了2018年，其基尼系数仍处在0.485的高位。根据摩根大通公司的报告，美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近75%的家庭净资产。美联储的报告则显示，从1989年至2018年的30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家庭财富总额的比例从23%上升至32%，而最底层的50%的家庭的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这种财富高度集中的趋势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某种内在规律，即财富倾向于聚集在非生产性继承人手上，而非创造价值的企业家手上，这在根本上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社会正义原则产生了抵牾。皮凯蒂认为，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使得美国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过度的、不公平的财富积累不是来源于努力和冒险，而是来源于‘残酷的运气’，例如财产所有权和土地回报的增加。”遗产继承实现的财富积累是一种残酷的不平等形式，它在本质上违背了共享社会产品的互惠原则，违背了正义原则强调的“平等的关切”。

( 二) 中产阶级的萎缩与贫困化

在一个理想的政治系统中，“庞大且富裕的中产阶层充当了富裕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的缓冲器，既阻止了富裕阶层镇压贫穷阶层的企图，又阻止了贫穷阶层发动革命以剥夺富裕阶层的冲动”。一个中产阶层足够强大的社会常常是稳定的，在这种社会中，民粹主义等激进的反建制运动很难成气候。

在美国，中产阶级被认为是决定性的经济支柱，是美国梦的基础。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中产阶级美国”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收入大压缩”时期的产物，依靠支持平等、强势工会和累进税的社会准则维持了一代人的时间。美国的中产阶级崛起于1960-1970年代，得益于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向贫困宣战计划”等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这一时期，蓝领产业工人不断富裕化，跨入中产行列，“中产阶级美国”成为同时实现分配相对平等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典范。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1980年代的开启，中产阶级停止了扩大的步伐和向上的流动，伴随着收入和财富向极少数人的集中，中产阶级、劳工阶级群体深陷经济困境。一方面，他们的就业竞争力远远比不上适应了信息化需求的高技术人才，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失业率始终停留在10%上下；另一方面，他们的财富增速被富人阶级远远甩在后面，在财富分配体系中不断被边缘化。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对遭受金融危机严重打击的中产阶级表示担忧，认为“当中产阶级家庭不再有能力购买企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时，整个经济都会受到拖累”。2015年皮尤中心的报告指出，中等收入的美国人已经不再占有美国社会的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正在失去领地。另有调查显示，从2002年到2014年，千禧一代中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人所占比例从45.6%下降到34.8%。这些人中的56.5%自认为是工人阶级，8%自认为是下层阶级。同一时期，美国229个大都市区中有203个出现中产阶级在成年人口中所占比例下降的情况，其中纽约、洛杉矶、波士顿、休斯敦等大都市区的这一比例已降至不到一半，中产阶级萎缩已成为美国大都市的普遍现象。

中产阶级的萎缩与贫困化必然改变上层富裕阶层与底层贫穷阶层之间的政治博弈。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认为，当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富裕阶层与形成了组织化团结的贫穷阶层势均力敌之时，中产阶层就成为决定民主体制能否建立起来的关键。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中产阶级的贫困化日益严重，这一阶级不仅规模萎缩，而且地位沉降，与底层结成政经同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这使得美国逐渐成为严重两极分化的社会，民粹主义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则可以获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 三) 社会分层固化与向上流动停滞

社会分层或阶层结构是社会成员差异化的客观结果，包含着某种程度的经济不平等。在西方社会，绝对平等只是一种乌托邦目标，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则普遍存在，只是不同时代、不同制度下的不平等程度各有不同而已。只要社会分层体系中的各个阶层没有固化，仍然有足够的、公平的流动机会，即向上和向下的流动都同样畅通，那么这个社会体系大体是健康的。美国人一直相信他们拥有经过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这种被称为美国梦的信念自战后以来为美国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强劲的社会动力。“流动是一种保证，而这种保证是美国梦的核心所在。人们认为，它能填平富人与穷人之间不断变宽的鸿沟。…… 只要贫富可以互易，只要存在走向机会平等的条件，贫富差别就不会累积成阶级隔阂。”可见经济流动性对个人、对国家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由于财富集中、贫 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美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层固化和社会流动停滞现象，阶层之间的敌意与对抗不断加剧，社会裂痕十分突出。二战后，出身贫寒的美国人成为中产阶级的几率是50%，到1980年代降为40%，而在21世纪的今天，出身贫寒的美国人成为中产阶级的几率仅为33%。在全球化的30年历程中，美国的阶层变化中有两个重要现象值得注意，一是中产阶级日益贫困化与萎缩，二是劳工阶层尤其是蓝领白人群体上升为中产阶级的希望日益渺茫，其结果是中下层群体不断壮大，其绝望与不满的情绪也越发强烈。后一种现象带来的影响尤其明显，白人劳工民众最终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共同推动了一场空前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2012年，“皮尤经济流动项目”（Pew 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的一项调查发现，处于20%最低收入阶层、未获得本科学历的孩子在毕业后依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比例为47%，而高于这一阶层的、取得本科学历的孩子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比例仅为 10%。这表明接受高等教育对于改善低社会阶层人群的地位有较显著的作用，但是中低阶层人群中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比例大大低于高收入阶层，这是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贫富分化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是根本原因。

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把不断升级的不平等问题视为妨碍美国社会流动性的“明确的挑战”，他认为：“这是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向上流动性的缺乏已经危害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信念，即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有机会获得成功。”美国中产阶级的信念是建立在社会流动和机会平等之上的美国梦，当社会流动日益变得水平、停止甚至是下降时，中下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就日益渺茫，美国梦即面临破灭的危险。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对此曾警告道：“若干代不流动会使金钱差别走向凝固，形成陈旧的欧洲式社会阶级。”大量调查数据表明，美国的经济流动水平与加拿大、北欧国家相比低得多，甚至比英国还低，“美国处在收入底层的家庭继续待在原来的位置，比其他国家的情况更为糟糕”。随着中产阶级的萎缩和社会流动性的衰减，那个曾经的“中产阶级美国”正在消失，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反讽，更意味着巨大的治理困境，不平等将从经济领域扩散到政治领域，最终造成民粹主义的不服从与反建制。

三、“不平等的民主”：从经济不平等到政治不平等

财富如何影响政治生活？民主政治能否与经济不平等兼容？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就开始了。亚里士多德的见解是：“寡头（少数）政体以富户的利益为依归；平民政体则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前者是有产者们执掌政治体制的最高治权，后者由无产的贫民（群众）执掌最高治权，换言之，如果拥有政治权力是因为占有经济权力或财富，那么无论拥有政治权力的有多少人，都是寡头政体；并非因为财产多寡而拥有权力的，则是民主政体。亚氏的政体理论有着清晰的政治经济学思考，它肯定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之间的直接关系。

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一定限度内的经济不平等是恰当的，因为客观来看收入差距有可能因不同技能的劳动力供给而导致，并且当经济稳定增长而每个人都能相应受益时，当劳动技能有差距但通过教育可以得到提升时，某种程度的收入或财富不平等不是坏事，它可以刺激竞争，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外，在一些学者那里，减少或纠正不平等还被批判为非理性的“向下拉平”（leveling down），削减富人财富去弥补穷人的匮乏如同是一种经济上的“反智主义”，可能导致落后的“平等的贫困”。约瑟夫·拉兹（Josep Raz）就认为，“平等主义的原则常常导致浪费”，如果我们无法把某种好处平等地提供给每一个人，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多的好处可用来分配，那么平等主义原则会要求我们不把它提供给任何一个人。古典自由主义也力图为不平等提供价值观上的辩护，认为不应当反对当下社会的不平等，因为这种不平等来自个人自由的合法运用，试图减少不平等的措施是对个人自由的不正当干涉。许多普通美国人相信建国文献和国家神话里写着的“所有人生而平等”，但之后如何，则要看个人自己了，他们将物质上的不平等视为自然和不可拒绝之事。“整体上，美国人更不在乎不平等——明显的贫富差距——但更在乎机会和成就：即人民进步了吗?”托克维尔讲过平等精神是美国文化的标志，但是他也认识到，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平等与大量的经济不平等并存，他说：“我从没注意到这样一个国家，对钱的喜爱会在其人们心中占据更大的位置，或其人们对财富永远平等的理论表达了更大轻蔑。”说到底，当美国人相信政治自由或机会平等可以得到充分保障时，他们确实不在乎物质的不平等，因为“物质生活的不平等，可以通过两条途径缓解：其一，起点上的机会平等；其二，排除物质差别的公民完全平等”。如果这两条途径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还仍然畅通无碍，那么皮凯蒂的担忧就是多余的。皮凯蒂多次强调，他反对的是金融性、资本性收益大大高于劳动性、生产性收益，但他对财富分配的历史研究表明，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危 机已经出现，因为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已经远远地将经济增长甩在后面，严重威胁到以政治平等为核心的自由民主。

事实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存在一种导向政治不平等的不可遏制的惯性，最终将形成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相互强化、相互转化的恶性循环。经济不平等对政治过程的破坏性影响导致了政治不平等，即“造成不断加剧的、政治回应上的不平等”，而政治不平等又反过来“带来对贫穷民众的利益越来越有害的公共政策，接下来这会造成更大的经济不平等”。这一循环过程证实了“有钱人的权力游戏”和“有权人的金钱游戏”的共生关系。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指出：“不平等对基本的政治过程有着深入的影响，它构成了政治生活的主要基础和限制。”财富本身无关好坏，财富拥有量客观上体现了个人禀赋、个人努力的差异，但是财富对政治生活的破坏性影响在于，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可以转化为一种特殊的、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它破坏了政治平等，使得机会成为被垄断甚至世袭的特殊权利。

经济不平等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体现为它对政治公平的严重损害。首先，破坏选举权的价值。由于财富、经验、兴趣和专业训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贫困阶层参与投票已属不易，小额政治捐款常常微不足道，而富裕阶层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方式，他们可以通过捐款、控制媒体、创建思想库等多种方式参与并控制政治。比如，与穷人仅仅参加投票相比，富人可以通过各种个人或组织捐赠的形式对竞选和立法活动进行政治投资。在美国，选举政治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财阀政治，候选人和各党派越来越依赖非常富有的捐款者，2012年美国顶层的0.01%的群体捐献的竞选资金占到了总竞选献金的40%以上。相比之下，普通民众的投票作为一种直接政治参与形式，只有大样本计数的意义，个体的影响几可忽略。“随着投票和直接政治让位于筹款竞选式的财阀政治，民主政治的实质即投票权，已经被逐渐销蚀……人民由此发现，政治已将自己排除在外。”因此，当政治被财富裹挟时，人民必然被排除在 外。当富人阶层掌控政治时，选举权的价值会受到实质性破坏，选举民主虽然是一人一票，但并非票票等值。

其次，垄断公共的权威职位。这是富人、权贵俘获政治权力的直接手段，在西方民主国家，公共权威职位富人化是一种历史性现象，这些职位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等领域的重要官员，无论是通过选举还是任命产生，富裕阶层的成员都更有机会和“资格”获得这些职位，这是财富、经验和相关教育综合作用的结果。获得这些职位的实际意义在于，富人们不仅仅可以影响政策，而且可以直接地决定政策了。威廉·多姆霍夫（William Domhoff）认为，企业共同体的“主要领导被任命为执行机构的高层，它在国会中的同盟者认真地听取雇佣专家的政策建议”。美国的当选政客和议员们大多是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据统计，2012年，美国参众两院总共435名议员中至少有268名的资产超过百万美元，国会几乎成了“富人的俱乐部”，特朗普本人在从政之前进入过福布斯富豪榜单，他的家族在美国更是堪称豪门。

再次，掌控政策影响力。罗伯特·达尔（Ｒobert A. Dahl）认为，政府对政治上被视为平等的民众的偏好持续作出回应，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由于财富与经济地位的差异，政府实际上对不同阶层民众的回应存在很大差异。据研究，富裕阶层将一项政策意向变成法律的可能性是贫穷阶层3倍。拉里·巴特尔斯（Larry M. Bartels）发现，美国参议员对选区富裕选民的意见比对选区中等收入以下的选民的意见作出了更多回应，其中，对前1/3最富裕选民的回应度要比对中间1/3位置选民的回应度高出近50%的权重，而在收入分布中处于后1/3位置的选民的看法和诉求几乎被忽视。显而易见，财富从来都具有影响甚至决定政策的能力，它帮助富人、权贵阶层成为了支配阶级，这些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们利用财富施加影响，反对那些政策立场不利于自己的在任者或候选人，更严重的是，“除非受到正式限制，最富有的公民还用他们的特权来骚扰其他公民且不受惩罚”。

政治平等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当它能够对经济不平等形成恰当的约束时，政治是良善的，经济也是健康的。当下，新自由主义引领的经济全球化助长了经济不平等的发生，导致了巴特尔斯所批判的“不平等的民主”。准确地讲，这种民主就是“自由主义者的不平等的民主”，或者“不平等的自由民主”。当财富分配不均发展到某种严重程度时，比如，当10%的人群掌握超过50%的社会财富，或者最顶层1%的家庭的净资产比普通家庭高288倍时，经济不平等实际上挫伤了民主的平等主义理想，严重破坏了民主的政治过程，为反抗性的激进政治打开大门。

四、民主的不满：沉默或抗议的民粹主义

从现象上看，经济不平等既是一个关于财富分配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关于阶级分层的社会问题，而最终它是一个关于公平与正义的政治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适度的财富造就好公民，因为中等处境之下的人最容易听从理性，而不平等的财富分配使极富之人骄奢而容易产生野心，不愿意服从；使极穷之人匮乏而容易产生嫉妒，不适合统治。卢梭也看到了贫富分化对共同善的破坏，他认为要使国家巩固，应该“使国中没有豪富，也没有赤贫”，因为这两个等级“对公共的幸福是大有危害的”。以美国为例，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贫富鸿沟逼近了192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最高水平，当10%的人群掌握了全社会财富的一半而不是1970年代的1/3的时候，当企业高管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273倍而不是1970年代的20-30倍时，一种所谓“赢者通吃”（winner -take -all politics）的政治就出现了。一项较近的调查显示，在联邦政府层面上，84%的游说花费来自大公司和代表大资本的商业协会。在美国，21世纪已成为真正的大资本控制政治的时代，因为由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组成的权力精英群体决定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也决定了中下层民众的生活。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可能导致一个“灰心沮丧的下层阶级”发展壮大，这个阶级会“感到被忽视，以及不能参与公共政治文化”，这些失望与无力感常常与一些极端情绪交织在一起，如不满、愤怒和期待改变等，如任其发展，“灰心沮丧的下层阶级”总有一天会发展成为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不适合统治”的社会力量。帕特里克·戴蒙德（Patrick Diamond）和安东尼·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轻易地处理好由于剧烈地向下移位所带来的问题——普遍的不满和绝望感。”对统治集团来说，与不平等相伴而来的将是重大的合法性危机。经济上的分配不公和政治上的话语权缺失将孕育“普遍的不满和绝望感”，人们期待改变，开始响应反建制精英的号召，直接采取民粹主义的行动。就行为特征而言，这种直接行动可能是一种沉默，也可能是一种抗议。

“沉默的大多数”是对中下层大众的政治写照，用以形容这一群体在政治上的不活跃。然而，当财富集中已经超出合理或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范围时，大多数人的沉默与其说是一种接受或顺从，不如说是一种无声的民粹主义抗议。在西方社会，民粹主义常常在选举政治中出现，民众对不平等现实的无声抗议常常表现为不投票或惩罚性投票。不投票导致美欧等国的低投票率，被精英群体斥责为政治冷漠和缺乏政策认知；惩罚性投票可以理解为选民刻意将选票投给所要反对的政治候选人的对手，如美国蓝领工人投票支持特朗普是一种对其长期归属的民主党自由派阵营的惩罚性投票。在西方社会，由于政治日益被财阀与权贵裹挟，传统的选民控制理论和多元民主理论已经很难解释选举结果，普通民众也很难像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通过“不断关心自己的事业和重视自己的权利”，来“防止他们的代表偏离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为代表规定的总路线”，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自己的投票权利，对政治日益疏离。美国民众的投票率自1960年代后开始下降，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选举参与率也在不断下降，这一趋势在1990年代后进一步加速。1980年以来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通常都只是在48%-57%之间波动，2016年大选的投票率高于2012年，也仅为57.6%，将近一半左右的民众放弃他们的权利，以沉默表达了对政治的不信任。投票率下降说明公民政治参与不足，这一方面有利于精英阶层操控政治，使不平等现状更加固化，另一方面削弱了民意表达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扩大了民众与政治的距离。“尽管经济不平等暂时抑制了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但它并不会就此平息民众内心的不满情绪。”当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会选择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来表达。

抗议是一种直接行动，一种激烈的甚至暴力性的行动，这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常常表现为街头抗议、游行示威等草根政治形式。马丁· 路德·金（Martin Luther Kong Jr.）指出，“群众游行可以把普通人转化为引人注目的行动者”，“他们的工作可能不让他们享有尊严，但尊严却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等待着他们”。动员理论也认为，经济不平等和贫困会强化民众的被剥夺感，导致社会和人的价值退化，进而削弱政权的合法性，逼迫人们参与政治活动，在实践中，被迫的政治参与很少表现为基于信任的体制内活动，而常常是一种体制外的抗争活动。1964年，有76%的美国人信任华盛顿政府多数时候在做正确的事情，而30年以后，只有20%的美国人仍对政府持有这份信任。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3年桑德斯和特朗普得到规模不同的中下层群体支持的现象，折射出经济不平等日益严重化、大众对建制派精英强烈不满和不信任的现实。

在美国历史上，经济不平等一直是重大变革产生的重要原因，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和“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 ties）存在十分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政治腐败，引发了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1880—1920）和新政时代（The New Deal Era）的制度变革。从19世纪末的人民党运动到整个20世纪，美国民众对财富集中以及形成的政治效应的定期对抗书写了一部美国民粹主义发展史。进步时代的著名法学家路易斯· 布兰迪斯（Louis D. Brandis）指出: “我们要么拥有一个民主社会，要么拥有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大幅集中的财富，两者不可兼得。”民众“对经济精英并不信任，且定期运用民主政治来抵制他们的恣意妄为。银行、特殊的大公司、铁路、巨大的托拉斯，‘金钱势力’、华尔街以及‘拥有庞大财富的恶人’，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把愤怒的选民‘点着’并使之成了熊熊燃烧的地带”。直接行动的民粹主义是激烈的甚至是破坏性的，是对极端不平等现实的高声抗议，体现了“有血有肉的政治必然具有的愤怒、激情、承诺和派性”。乔治曾努力寻找物质进步为何不能缓解贫困的答案。他发现: “凡物质进步的条件最充分具备的地方，即那里人口最稠密、财富最庞大、生产和交换的机器最发达，我们发现最严重的贫困、最尖锐的求生斗争和最多的被迫赋闲。”当一个社会中的特定阶层因贫困与不平等而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无法认同地、有规律地参与常规政治并获得效能感时，这是危机隐伏的时刻，因为他们一旦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政治时，通常会释放极具破坏性的巨大能量。

“把理论上人人平等的政治制度建筑在非常显著的社会不平等状况之上，等于把金字塔尖顶朝下竖立在地上”，这样的金字塔终有倒下的那一天。对不满与焦虑的民众来说，无论是选择沉默或是抗议，他们都参与到了一场民粹主义的大众政治中，这场激进甚至极端的政治反抗了建制派、批判了权威精英，成为一种对“不平等的民主”的修正。金融危机之后的欧美诸国见证了不断升级的经济不平等对既有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破坏，其中最强有力的破坏来自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反全球化的保守主义运动，这些运动侵蚀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结构，加剧了政治分化，带来了严重的治理危机。（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