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历史发展新的坐标点，只有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准确判断大势、应对各种挑战，科学回答“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并且明确强调，“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政德思想与政治智慧，挖掘、总结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政治智慧和文化精髓，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众所周知，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结束的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时代，学界一般称之为“子学时代”，这也是雅斯贝斯所说的中国思想学术的“轴心时代”。思想家们为改变“礼坏乐崩”的社会现状，胸怀“济世化民”的人生夙愿，立足自己的思想学术视野，针对当时人心、人际、社会、政治等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儒、墨、道、法四家。伴随历史演进，除墨家思想外，其他三家都曾用于政治实践。秦国最先采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思想，统一了东方六国，结果二世而亡。紧随其后的西汉总结秦亡教训，采用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但不到半个世纪，便出现“七国之乱”。这迫使汉王朝不得不改弦更张，寻找一种新的治国思想，以指导其集权政治统治。最终，汉武帝接受并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开始与中国的政治相结合，发挥出安邦定国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并在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主流地位，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的主干。与其说历史选择了儒学，倒不如说儒学更适应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发展需要。综观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命题及其理论体系，大致蕴含3个层面9个方面的政治智慧。
一、立足“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提出修齐治平的王道政治、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及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儒家非常重视天人关系，并把“知天命”与“尽人事”联系起来，目的就是实现“知天命”与“尽人事”的有机统一，达成“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儒家不像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没有将人囿于天的神秘力量内任意听从天命的安排与摆布，而是承认天道（天命）的存在，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孔子尽管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但更注重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不过，孔子没有过分夸大人的作用，尤其没有走向西方近代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主张人要学习效法天道，称赞圣王尧帝“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其实，儒家期望为政的“君子”能达到“至诚”之修养高度以及“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的和谐境界。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为儒家人道即仁义道德在上天即天道那里找到了思想根源，奠定了儒家“为政以德”的哲学基础。孔子反思与继承西周以来“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天人观念，摒弃殷商“君权神授”“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的天命观，把天人关系的重心由“天”转到“人”，将“德”作为连接天与人的纽带。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孔子认为，一个人的德性是“天”赋予的，不受任何人限制。后儒对这一思想进行发挥，提出了性命问题：“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这里所讲性命之道，即是天人关系问题。孟子顺着从性命谈“天人合一”的思维路向进一步阐发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肯定天道与人性的统一性，认为人性源于天性，个体通过修身养性，可以上达之天性。张载解释说：“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并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志向。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尽管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只因儒家关注的重点是人道，故其“天人合一”思想关注的重心是人心、人性基础上的道德与政治问题，探讨的重点是“天”与“人”共同组成的整个宇宙系统内的社会政治建构问题，而儒家认为政治的核心和关键是人的道德素养问题。基于此，儒家构想和设计未来社会政治，提出了“内圣外王”即修齐治平的王道政治主张，倡导为政者效法和借鉴“天道”之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以实现儒家所追求的“止于至善”的纯粹境界，最终奔向“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
1.修齐治平的王道政治
“内圣外王”是儒家孜孜以求的理想政治，也是儒家修齐治平的最高目标。梁启超将“内圣外王”解释为“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还对“内圣”与“外王”予以定义说：“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换句话说，“内圣”是指通过个体心性修养的提升，达到“圣人”的道德境界；“外王”是指推行王道政治，实现“博施济众”的政治功业。儒家把内在的道德修养与外在的政治实践融为一体，构成了道德—政治相统一的哲学，即内圣外王之学。孔子曾提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政治命题，其中，“修己”是内圣的功夫，“安人”“安百姓”是外王的事功。内圣外王之道作为儒家国家治理的政治理念与目标追求，是历代儒家讨论的中心议题和学术宗旨，是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所热切追求的政治理想，即王道政治。
2.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
“自强不息，与时偕行”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不竭动力，其核心是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自强不息”和“与时偕行”最早均出自《周易》，《乾卦·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文言》云：“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儒家主张为政者应效法天道之生生不息的精神，做到与时偕行、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领导干部要做到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敢于担当、积极作为。
儒家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不仅关涉个人的进德修业，更关涉变革与创新精神。如《周易·系辞下》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儒家认为，变革、创新不只是大自然的法则，更是政治生活遵循的法则。儒家要为政者因时而动，随机应变，与时偕行，顺应时代潮流。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等一大批政治家、改革家，他们救黎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悬，这种变革与创新精神已积淀为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之林、历经磨难而奋起的精神文化基因。有人认为，儒家进取精神偏重于个人的修养，显然有失公允。因为在儒家那里，个体修养不是最终的目的。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强调个人修养，目的是要将这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与人生品格用于政治实践，进而实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境界。
3.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儒家最理想的社会是《礼记·礼运》篇中的“天下大同”。相对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就是“小康”社会。大同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天下为公”，“公”主要是指政治学意义上的公平、正义，着重强调执政者的公平、公正、不偏私。儒家所构想的大同社会尽管离我们还很遥远，但“天下大同”的思想理念作为中华民族对美好未来的一种精神追求，已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深厚土壤、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其实，远不止如此，即便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天下大同”的理念仍具有永恒的价值意义。面对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这种中国智慧和方案就是儒家“天下大同”政治理念在当代的最好诠释。
二、秉持“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提出德法相济的治理模式、富而有道的经济导向以及文之礼乐的教化理念
儒家对政治提出总体设计的同时，指明了为谁执政这一政治的根本性、合法性问题，形成了“民惟邦本”“政得民心”的价值理念。先秦儒家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主张。孔子秉承“古之为政，保民为本”的理念，把“民”放在为政的首要地位，提倡“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孟子主张“民贵君轻”，提倡“仁政爱民”“与民同忧乐”。荀子提出“立君为民说”，并用“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比喻君与民的关系。这样儒家就明确了如何执政的核心问题，提出德法相济的治理模式、富而有道的经济导向以及文之礼乐的教化理念，作为执政者的原则遵循。
1.德法相济的治理模式
儒家提倡“德政”“仁政”，主张以教化作为管理民众的主要手段，认为道德教化相对于法律和政令具有价值选择的优先性，但并未排斥与否定政令刑罚在政治治理中的价值和作用。孔子说：“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孔子家语·刑政》）“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儒家认为，只有在道德教化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才可“用刑”。一言蔽之，儒家主张德、刑、礼、法并举，在价值选择方面则以德、礼为先，强调德主刑辅、先礼后法，从而形成了德主刑辅、礼法合治即德法相济的治理模式。
2.富而有道的经济导向
儒家将民众视为国家的根本，把民生问题作为政治治理的重点和关键，把富民视为政治的第一要务。孔子认为处理好政事需要具有“五种美德”，首要的是“惠而不费”，也就是“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将百姓富裕作为国家富强的前提。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孟子主张“制民之产”，让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认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
儒家不排斥和否定为政者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主张用合乎道义的方法取得物质利益，提倡“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如《大学》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一言以蔽之，儒家倡导富而有道的经济导向，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对谋取不义之财，提倡“因民之利，富民强国”的生财之道。
3.文之礼乐的教化理念
儒家主张用道德教化的方式引导民众自觉遵守礼仪规范，实现天下和谐有序的政治目标。孔子主张的教化就是“道之以德”，是一种以“礼乐”为核心内容的道德（仁义）教育，而不是一般的知识教育。儒家认为，礼乐教化是政治治理和社会道德培育的重要手段，可以有效地节制人情，提升人们的德性修养，培养人们彬彬有礼的君子人格，有着道德教化、规范秩序、化民成俗的作用，有效推进社会和谐。汉儒对道德教化有着更清楚认识，如贾谊说：“教者，政之本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新书·大政下》）董仲舒也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春秋繁露·精华》）其实，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社会治理非常注重道德教化的正面引导以及化民成俗的作用，所以中华民族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完整的礼仪规范和优秀的传统美德，被世人称之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
三、围绕“为政在人”的主导地位，提出修己正人的品德修养、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
儒家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认识与肯定人在客观世界中的价值和主观能动性。相对政治来说，特别重视强调为政者的主导地位与关键作用，明确提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的政治命题，尤其将为政者的道德素养看成治国理政的关键与重要因素。如孔子告诫为政者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孟子也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这些都是强调为政者的道德素养及其表率作用。正是如此，儒家围绕为政在人的主导地位，提出修己正人的品德修养、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等三方面的为政素养。
1.修己正人的品德修养
儒家提倡贤人政治，主张选贤举能，认为为政者的道德素养是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是解决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的总根源，为政者的“修身”问题直接关系政治的得失成败、国家的兴衰治乱。如《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十分重视为政者的德行问题，认为政治治理的关键在于为政者的自身之“正”，即“政者，正也”（《论语·颜渊》）的问题。换句话说，孔子把为政之德的着眼点和重心放在了规范和约束为政者的德行上，希望为政者通过自身的美德和善行影响民众，提高民众的道德境界，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感，进而促进社会和谐有序。一定意义上说，儒家政治思想的重心不是在“治民”，而是在“治官”。儒家强调为政者首先要“其身正”，做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尊五美，屏四恶”（《论语·尧曰》）等，尤其做到要求民众做好的首先自己要做好、要求民众不做的自己首先不要做。
2.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儒家认为为政者应具有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不能骄傲自满、要谦虚谨慎，不能狂妄自大、要心存敬畏，时刻注意潜在的危机和祸患，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始终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清醒。如孔子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周易·系辞下》）孟子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
忧患意识是对事物发展吉凶成败的理性思考和远见卓识，表现为一种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早在孔孟等早期儒家那里发展成一种理性的思想自觉，一种对事业成败、人生得失，尤其是政治兴衰成败的理性洞见和把握，是一种心存敬畏、居安思危的思想理念。儒家忧患意识有着忧道、忧民、忧己的鲜明特质，它直接指向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儒家不只是在谈个人的得失，更多是在强调如何修养自身、经世致用，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感。
3.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
儒家要为政者“先之，劳之”“在其位，谋其政”，始终保持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首先，要克己。克己就是要克制个人的私欲，做到廉洁自律，克服懈怠懒惰。儒家认为，一个合格的为政者既要做到廉洁自律，又要做到勤政为民且不“扰民”，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其次，要奉公。以大公无私的态度奉行公事，做到“居之无倦”（《论语·颜渊》）、“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带着真挚的感情为民众办事，做到忠于职守。早期儒家忠于职守之“忠”与后世强调忠于君主之“忠”有着本质的区别。忠于职守之“忠”是一种兢兢业业的做事态度、一种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是为政者的尽职、尽责、敬业，是为政者对所从事政务工作的热爱、珍惜和敬重，是一种全心全意、竭尽全力投入政务工作的忘我态度、敬业精神。
综上所述，儒家立足“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把天人哲学思考的重心由“天”转到“人”，从“天道”转换到“人道”，并基于“人道政为大”的政治认知，进而展开对社会国家治理问题的一系列深度思考，清醒认识到以君为首的为政者之“德”的极端重要性，洞察了道德对政治的巨大作用，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政治命题，对建构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如何良性发展以及理想社会给予总体建构与设计；对为谁执政、如何执政从治理模式、经济发展、教化民众三方面提出原则遵循；对让谁执政即有德者执政从品德修养、忧患意识、道德操守三方面提出素养要求。这样，就从天与人、人道与政治、君主与民众、手段与目标、职责与素养等关系层面，提出一系列“为政以德”的核心理念及原则要求；从天—人—人道—政治—德政—君主（帝王）—为政者—德行—身心的哲学思维路向贯通了天命—人性，把“天道”与“人心”联系起来，使“知天命”与“尽人事”统一起来，将改变世道人心即倡导仁义道德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着力点和关键环节，为其“道德的政治”找到了形而上依据，即把现实个体之心性上达形上之天命、人间之王道上达形上之天道，不仅为儒家“德政”“仁政”思想的道德本体找到了先验根据，而且也贯通了儒家“为政以德”政治思想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无不与其当政者不立德、不修德、不践德有关，无不与其当权者作风不正、腐败盛行、丧失人心有关。”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智慧，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以及政治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形成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仍可以为当今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供很好的镜鉴。
（作者系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孔子研究院研究员，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