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2001年4月18日早晨去世的。当时我正在外面带班，突然接到大哥的电话，要求我赶快回家，说爸爸昏迷了。我正准备请假时，又接到姐夫的电话，他声音很大，几乎是在喊：“跟你说实话，爸可没了啊！我没法跟你说话了！”紧跟着是他的哭嚎声，接着电话就被他挂断了 。我感到大脑一片空白，在坐上出租车时禁不住向出租车司机讲了父亲刚去世的事情，出租司机的几句安慰让我好受了许多。因为此时我感到非常无助，真希望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立刻成为我的亲人，以弥补父亲离去给我带来的巨大空白感。
父亲是在家中逝世的，当急救人员宣布抢救无效后，经母亲同意已把父亲遗体运送到北京市急救中心的太平间。当我赶到父亲面前，见到已与我阴阳相隔、人世间将永不重逢的父亲时心如刀绞。父亲衣衫不整，显然是抢救时弄的，我抓住父亲垂向两侧的双手，帮他摆正。当我抚摸父亲胸口时，竟感到了他仍然很热的体温。在我托起他的头时，发现父亲的后脑勺浸满了汗水，那是他刚刚与死神搏斗的证明。直到殡葬师傅为父亲穿好寿衣、推入冰柜，我向两位师傅表示感谢，略遭推辞时，我的眼泪才猛地流了出来。
北京的街头已春意盎然，急救中心附近大街上两侧的一株株碧桃花期正盛，但这美景已经不属于父亲了。他再也不能在这个城市生活、工作、呼吸、行走了。见到街上溜跶的老人，我发自内心地祝他们健康长寿。我突然懂得了：一位走在街上毫不起眼的老人，可能就是他亲人们的整个情感世界。
父亲的去世让我如此深切体会到了人生的幻灭感。人是有意识的万物之灵，能够理解万事万物，却也要像普通动物那样去经历生死，因此悲剧性是人的本质这一说法应该不错。对逝者而言，死并非只是肉体的消失，更主要是意识的丧失，是全部数据的丢失、是全部情感的丢失。父亲1924年2月17日出生于河北省河间县的袁家村，这样算来他一共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27801天。这期间他经历了多少苦难和欢乐，而这一切只在一瞬间就归于虚无了。
当我回到家中，见到父亲长期坐卧的长沙发空空摆放在那里时，我心中产生了极度虚无感，仿佛我独立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大。我突然知道父亲意味着什么了，他是我44年来的精神支柱！我长期在精神上依赖他。我永远记得我三岁时得了场病，迷迷糊糊地被父亲抱进医院，打针、吃药。父亲搂着我，不停地哄着、呵护着，用手轻轻拍打着我的后背。我病愈出院时，父亲又把我背上肩头走回家去，一路上他讲着乡村的童话故事、哼着那古老故事中的怪怪歌谣：“豆儿脆、豆儿香，我给人家熏衣裳”。崇文门的长街啊，让我永记了父亲海洋般的深恩！我进入社会后，无论遭遇什么风风雨雨，每当回到家中见到日渐衰老的父亲却立即充满信心。只要父亲还在，他就是一课蓬勃大树，供我荫庇；只要父亲还在，他就是一座伟岸码头，供我停泊；只要父亲还在，他就是一个承诺，供我依赖。对我而言，父亲是一种精神源泉，是一种力量来源！而我只是他的附属物，我忽然有一种恐惧感，父亲不在了，我以后如何面对外界的各种压力？
为了给父亲设置灵堂，我到家乐福超市去买一些食物作祭品。当拿起父亲经常吃的干果，想到再也不能孝敬他时，我胸中憋闷得难以忍受，终于忍不住在货架边上痛哭起来，我非常想用手将悲痛堵回去，但毫无意义。我知道我惊吓了身边的顾客，也让收银员小姑娘非常紧张。在等待父亲火化的五天中，我又回到了学校带班。赶上一位老师第二天缺课，我赶到中关村购买录像带充实课程。走出书店，已是晚上九点。此时夜空辽阔、繁星满天，想到父亲已进入永恒、进入天国、再也无法与他相处时，一股巨大的痛苦从心底处喷涌而出，我嚎啕大哭起来。好在路上人不多，我不用顾忌了，用力地把胸中的痛苦、思念都倾吐出来。我望着遥远的星空，想到今后与父亲遥不可及的距离，不停地捶打着自己的胸口。我此刻特别需要宗教力量的支持，希望灵魂不死的说法成立，我还能通过某种渠道与父亲对话、与他交流。
在父亲的告别仪式上，大哥宣读了简短的悼词，叙述了父亲平凡而苦难的一生。父亲1938年小学毕业，第二年便受中共区抗日民主政权的派遣任小学教员，月薪是120斤小米。先后在虞家小学、北辛河口小学、龙关村小学、石经村小学教书。不但要给学生上课，还要担任当地基层民主政权的秘书，做抗日宣传工作。据母亲讲当时15岁的父亲害羞，迟迟不愿去学校报到上班，硬是让虞家小学的老师学生敲锣打鼓地从家里请了去。1942年春夏日寇对冀中平原大扫荡，我的家乡彻底沦陷，日寇的岗楼触目可及，抗日民主政权受到极大摧残，父亲也成了日寇捕杀对象，两次虎口脱险。一次他与被打散的八路军战士一同撤进一个村子，日寇汉奸尾随而至，一个十余岁的男孩将父亲与一位战士藏在了自家院内的一个洞内，上面覆盖上杂草。敌人的喊杀声、枪声使父亲颤抖不止，那位战士小声安慰他：“我家伙里还有三颗子弹，干掉他两、三个咱俩足够本了”。有一次，父亲的三位年轻同事刚吃完饭就被日寇、汉奸抓住了，敌人对他们背后刺刀轻戳、前胸军刀猛劈，刚吃下的小米粥与鲜血、肝肠并流。在这极度恐怖中父亲东躲西藏、无法立足，许多亲戚避之为恐不及。他于1942年7月只身一人毅然投奔抗日前线，在山西介休夜渡汾河，在孝义县加入国民党第二战区抗战部队，慷慨从戎，那年他正好18岁。父亲跟我们回忆说起过他军训期间浑身肿胀、每天晚上要用手把双腿搬到床上的艰辛情景。我脑海里永远浮现着父亲与战友们手握步枪，警惕守卫汾河防线，绝不许日寇上前一步的英雄神情。他们的身后就是无比壮丽的秦晋高原，那是伟大中华文明的中心发祥地，那里安息着炎黄二帝的圣灵，他们再不能后退半步了！汾河前线、吕梁山麓永远留下了父亲参战的光荣足迹。到1948年他所在部队参加内战被人民解放军击败、整编时，父亲已做到了中尉军需，从事后勤工作。因此父亲进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财经队，度过了一年的学习和工作时光，成了财务上的行家里手。经过整训，本来可以留在人民军队继续工作的父亲还是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回到了老家，去照顾年迈的双亲。没想到老家已完成土改，家里的地已被分光，父母成了无地的闲人。如果此时去村里申请要地，非常可能被视为反攻倒算，而遭到镇压，这种情况在当时广大的华北农村时有发生。父母只好到北京投奔亲戚，父亲曾就职过的一家小学的袁文才校长给开了证明，使父母顺利在北京定居。父亲于1951年在北京考进了老交通银行，成为一名真正的北京市民。
老交通银行后来更名为一家著名的新式银行，父亲成了审查工程预算的行家里手，他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工作。据母亲回忆，在人民大会堂建设期间父亲整天奔走在工地上，他曾经扶着工地的总工走遍了九根巨大的横梁，以证明其牢固。我模糊记得小时父亲经常看图纸到深夜。他孝敬老人，在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每月往老家寄点心糖果，雷打不动，62元工资的三分之一要寄给爷爷奶奶。“不当亡国奴、热爱新社会、认真工作、善待他人、孝敬父母、关爱子女、清心寡欲”大哥的几句悼词概括了父亲的一生。
三个小时后，父亲滚烫的骨灰已抱在了我的怀里。我仿佛窒息了，无论使多大力气深呼吸都吸不到底。阳光是惨烈的、春风是凄凉的。2001年的春天是我丧魂落魄的时期，不吃饭不觉得饿、不喝水也不觉得渴，我不知道以后的路如何走、今后该怎样生活。为父亲洗照片、写怀念父亲的文字、为父亲寻找墓地一度成为我减压的主要手段。记得5月4日我们终于为父亲在海淀西静园选好了墓地，当天下午我们办好手续回到家中时，正有一只喜鹊站在距我家窗台十几米远的铁架子上欢叫。我感到那只喜鹊很兴奋，就像是父亲兴奋时的神态；我感到那只喜鹊是在笑着，就像父亲高兴时发出的欢声。我希望这是父亲的在天之灵派来的小使者，来向我们表示他的心意，感谢我们为他选择了这块好墓地。我久久地站在窗前望着那只喜鹊，一直到目送着它远去。
父亲的照片永远摆在了我的桌前，年轻、英俊，是他28岁时的正身像。父亲人长的得很漂亮，我则生得比较丑，又非常厌学，为此经常受到父亲的奚落。总说我小眼麻渣，既没个出息又没个模样。记得那次我咬牙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套西装，穿上后受到同事们的夸奖，当我向父亲炫耀时他却嘲讽道：“苕帚疙瘩打扮打扮都三分人才”！让我一时无言以对，对这句充满智慧的讽喻暗暗称奇。这是指老家的人们为了扫炕笤帚结实耐用，都给笤帚苗的上半部分用布头缝裹起来，戳在那里就像人穿了衣裳那样增加了姿色。望着父亲的遗像，往事历历，无论是父亲的嘲弄、呵护、表彰还是责骂此时都变成了异常甜蜜而痛彻的回忆。
父亲虽永远离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总在我心中浮现，临睡前想的是他，早晨醒来第一个感觉也是父亲没了。父亲去世时我44岁，爷爷去世时父亲也是44岁，我不知道这里是否在启示着什么。奶奶去世后爷爷来到北京与我们住在一起，由于爷爷的成份是富农，在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时的那个凄厉夏天就赶忙在妈妈的陪伴下回到老家，两年后就去世了。我永远记得我们把老实憨厚、种了一辈子地的爷爷送到和平门14路车站，挥手告别的情景。记得爷爷回老家没多久父亲单位就来了三个红卫兵，两男一女，这些平日和蔼可亲的叔叔阿姨此时变得冷若冰霜、气宇轩昂，喝斥、检查、抄家毫不含糊，姥姥送给母亲结婚用的金戒指、苏联专家讲课的教材、父亲的学习笔记都成了他们的战利品。这三位叔叔阿姨临走时在大门外的东侧墙面上贴了两张大字报，语言极其犀利：坚决揪出这个历史反革命，他是人民死敌！然后以及其威严和无比神圣的表情离去。当时我们住的单位宿舍位于前门外西河沿，这是一条又宽又长的街道，大字报一贴，立即引来几百人围观、起哄。一、二百人涌进院子将我家围得水泄不通，不停地有人将煤块、砖头、杂物从窗户扔进屋内。一些男青年高喊着父亲的名字，叫他赶快滚出来，并想冲进屋内揪打父亲，九岁的我、十四岁的二哥、十一岁的姐姐拼命拉住门把手，不让他们进来，他们还真没坏到极限，隔着玻璃望见我们三个小孩惊恐和愤怒的表情，不久就放弃了进屋的念头。但他们从下午一直闹到夜里，一直折腾到次日凌晨，我们一家人没吃饭、没喝水、没睡觉、也没上厕所。这个突然打击让我们一家人停止了一切生物性活动。父亲一直坐在后面沉默着，天快亮时对我们讲：“我的历史情况一开始就向组织讲的清清楚楚，都放在档案里，没有隐藏的东西怎么叫揭发、揭露呢？我这次可能得回老家去，如有人问你们跟谁走，你们就说跟着妈，去平谷！”当时我母亲在京郊平谷县缝纫厂工作，父亲在最困难的关头为我们几个小孩设计了最好的出路。
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所谓到我家抄家、揪历史反革命的行动基本上就是三个普通员工的自发行为，他们参加了一股规模很小的红卫兵组织，模仿文革抄家高峰时期的做法，从档案中翻查到谁有问题就上门抄家、贴大字报，弄的单位中不少人员声名狼藉。闹上一阵子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他们并没有进一步的处置权。但这给父亲和我们全家可造成了非常大的刺激和麻烦，院子里的人两、三年内没有与父亲说话的。平时我爱招惹是非，非常淘气，与小伙伴们多有龃龉，成为狗崽子后顿时没了斗志，为此挨了周围小伙伴、小同学不少打骂，却无可奈何，着实给我上了一堂堂人生的皮肉大课。说来万幸，这件事发生的晚了一些，北京的打人、杀人高潮刚过，不然那一晚父亲将难免拳脚之苦，甚至丧命。我就亲眼见过斜对门的一家资本家被抄家时全家人让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记得我的小学校长王锦环老师总是鼻青眼肿、满脸血痂，面对屡屡飞舞的桌椅腿，她总是举起血肉模糊的双手向红卫兵小将们讲：“好了，行了，下次再打，下次再打，谢谢，谢谢！”红卫兵的暴行曾使北京城处于极度恐怖中。我家发生的这次突发事件使我们与父亲有一段时间关系也怪怪的，这次冲击将他的尊严一扫而空，平日威严的父亲这时期对我们客客气气，我们似乎不太适应，穷于应付。平常由他做主的事情这时期竟要与我们小声商量，这时父亲的表情往往显得有些尴尬，两、三年后父亲才重新在家里恢复了权威。
不久，父亲所在的银行被撤并，大多数人被下放到卢沟桥一带的五里店五七干校劳动。1969年他又以下放干部的身份被下放到京郊平谷县劳动，与母亲相聚去了。母亲工厂所在的小辛寨村是一个民风纯朴的地方，村里的小辈人将他随了母亲的姓，叫他田大爷。父亲被分配到养猪场，他认真工作，整天泡在饲养场里，除了给猪喂食还做起了木匠、瓦匠，将破败的饲养场修理得十分整齐。当母猪奶水不足时他竟然自己掏钱买来豆浆、白糖和奶瓶喂小猪仔，大大提高了猪仔成活率，一时在全村传为美谈。那一时期是父亲精神最愉快的岁月，很快就使他从冲击带来的压抑中解脱出来，逐渐恢复了原有的秉性。记得一年暑假我去看望他们，父亲用了一个礼拜时间很认真地写了一份关于大队建设的建议，无非是哪些地方应当改善、哪些地方应当加强等等，由我送到了大队部，交给大队干部。当然建议没起任何作用，却成了一个时期我们嘲笑他的把柄。母亲则向我们说出了父亲在吕梁山兵站时期的一个故事。一次一支部队来拉粮食，故意多拉了几麻袋，父亲坚持一定要卸下，气得那支部队的军官打了父亲一个耳光。父亲并不还手，却红着脸坚持把几袋粮食卸了下来。
其实父亲内心一直为自己在抗战期间亲身参与抗战感到极为骄傲，一次他在回忆起早年抗战经历时竟然大放悲声，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若干年后我从报章资料上知道了在抗战中伤亡的三百多万国民党爱国官兵时，我心中忽的形成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判断：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爱国官兵与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以及各个党派和众多民间的仁人志士构成了中华民族自诞生以来最伟大的英雄群体！历数中国近代历史，有哪次对外斗争有过如此巨大的牺牲？是他们以农业时代的培养的血肉之驱和从祖先传承而来的不屈精神，手执早期工业生产的简陋武器，与武装到牙齿的凶恶敌寇浴血奋战，终于没有使全国彻底沦陷，保留下半壁江山，捍卫了现代中华民族的最后尊严，为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不朽业绩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我凭借自己简陋的历史知识，掰着手指头粗粗计算，东北三省、华北大部、华东大部、华南大部、西南一部惨遭日寇铁蹄践踏，四亿五千万人大约三亿人身陷敌占区，大多都只能在心底里抗争，一直处于民族自由状态的一亿五千万人投身抗战事业，但真正在一线直接面对顽敌做肉搏角斗的，前赴后继只有一千多万人！这个英雄群体中的任何部分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都值得我们永久怀念、永久感激。兄弟之争永远要让于民族之争，个人间的恩恩怨怨永远要让于外敌带给我们的国恨家仇，这是一个民族最伟大的文化伦理！我为父亲参加抗战的壮烈经历感到无比骄傲，无比光荣！为此，我爱我的父亲，我永远都深爱着我的父亲啊！
文革以后，关于自己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在山西运城被人民军队击溃、全体官兵被俘、被改编的经历，父亲从不忌讳与我们谈起，回忆到这段历史时，他总是对共产党深表感激之情，对新中国表示了极强的归属感，对那场人民战争表示极大的认同感。在人民军队生活的那段日子他还被选为所在连队的学习委员，给予了他一股浓浓的兄弟情。作为他的儿子，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当然对半个多世纪前发生的那场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深表拥护。由于我们党的正确政策，使那场军事斗争紧紧围绕着政治斗争展开，成为纯粹的理想之争、政治之争、道路之争、道义之争、政权之争，而没有演化为兄弟间的大屠杀和纯粹的人口淘汰，这正是我们党获得合法地位的重要依据。现代政治斗争主张协商、合作、妥协、谈判，主张人的观念改造和意识更新，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采取军事斗争的手段；而古代政治斗争则强调单纯征服、残酷镇压，强调人的肉体消灭。在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我党的确是先进意识的代表、先进观念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善待旧政权的军政人员，使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出力、贡献才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也是一个充满光辉的政治学案例！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封建专制历史、缺少现代政治文明传统的国度，实现这一举措实属不易。这一举措使包括父亲在内的几百万人心存感激之情，从容迈入新社会，献身祖国的建设事业。至于包括文革在内的几次极左思潮泛滥，却是对这种正确路线的背离、反动和抹黑，“四人帮”等极端势力不过是古代残酷政治意识在新中国的短暂复活。
父亲工作认真是出了名的，他退休多年后，单位的一位老领导在给新学员讲课时提到了父亲。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审查建筑工程预算细致入微，建筑公司冒算的要核减下去，漏算的要补上去。一家建筑工程总公司的一位总工在与父亲打了几次交道后心悦诚服，他要求下属工程队：凡父亲署名审查的预算一律不许争议。父亲退休前一直在单位的会计科工作，负责轧总帐。听他的同事讲父亲总是爱用两把算盘，左右开弓，有收必有付，收付必平衡。他和他那一辈的大多数人一样，一丝不苟、业精于勤，从未在工作中出现过任何失误。
父亲会做一手非常好吃的“农家饭”，味道极为浓郁。我的小侄女一、两岁时吃了他做的打卤面极为喜欢，回家后不久就缠着大哥大嫂还要吃打卤面，等做好了她一尝立即抗议，哭着大叫：“还吃爷爷那味的！”晚年的父亲一度变得很风趣，爱开玩笑。一次我加班回家很晚，他给我热了饭菜，见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大约有些心理不平衡，笑迷迷地当众问我：“又没真本事，还不正点回家，进门就吃饭，还要别人伺候你，你配吗”？想不到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你一个小小科员给大科长做几顿饭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也接受几十年教育了，怎么这么点觉悟都没有”？我的歪理邪说把父亲气得忍俊不止，甚至笑出了眼泪。这时期我们简直成了非常好非常好的好朋友，说话打趣已完全没有了伦理关系的顾忌。
父亲和母亲是老式婚姻，母亲18岁那年过了门，那年父亲只有14岁。一年后圆房，第二年就生了我大哥。他们的早婚既有旧社会的传统因素，也受战乱影响。他们的父母一代人总希望儿女们成双结对地度过战乱岁月。在一次全家聚会中不知怎的扯到了这个话题，我那位正上高中的大侄女那年16岁，当听到爷爷当年比自己还小一岁就生了自己的爸爸时大为惊讶，她咯咯笑着把脸凑到父亲面前嘲笑道：“哇！爷爷真够有本事的，爷爷本事可真够大的呀”！还嬉皮笑脸地伸出大拇指说道：“真了不起呀！行呀，您可真够棒的呀！”父亲的脸羞的通红，像个小姑娘似的不好意思地笑着，那羞赧尴尬的表情让我终身难忘。
父亲出奇的节俭，我则出奇的爱花钱，常常是月月吃光花净。但相当部分还是花给了家中，我上班后长期坚持为家人买水果、买鱼、买肉。想到工作20多来年也给父亲买了很多的食品，我的心里感到安慰了许多，这往往是思念父亲时让我止住泪水的重要理由。父亲火化的第二天，同事小樊给我打电话，在告诉他我失去慈父的消息后，我劝他快点去关怀他的父母。小樊是江西人，我要求他每月给父母寄点东西，不管他们是否需要都要做，要当作一件例行公事来做，形成习惯，以免日后后悔。看来小樊被我说动了，表示一定会抽出精力关心父母。
我们决定为父亲修一座简朴而大气的墓地，由于墓碑加高、加宽，又刻了大量碑文，父亲的墓地显得十分庄重。碑文是我与大哥联合撰写的，如下：
慈父立峰，苦读勤耕；任教学堂，乡请锣鼟；
山河破碎，投笔从戎；抗战救国，死而忘生；
奉公律己，日月昭明；业精于勤，同行服膺；
信守孝道，亲友戴拥；节俭守正，玉洁冰清；
淡薄心志，荣辱不惊；先父精神，万古长青。
我将永远生活在对父亲深切怀念的情愫中，在深切怀念中继续体会到父爱，如同他活着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