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论·原始积累章》和《共产党宣言》
1、40年前，在《资本论》思想指导下，参加了实际斗争的行列，但是系统地读《资本论》，19年前才开始。这以后，曾长期地作过一些由《资本论》引起的历史和哲学的探讨，没有重读《资本论》。感谢促进者，这一回又翻开了《原始积累章》，并联系地读了《共产党宣言》。
这一次重读，是发现了以前没有注意过的几点的：
甲、《共产党宣言》从阶级分析开始，那里所指的“资产阶级”是burgher【 burg市镇，burgher为市镇人民，相对于乡村人民而言。黑格尔《法哲学》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以前各卷文章，“市民”和“市民社会”联称。细读《共产党宣言》第1章，可以知道这意义，恩格斯1888年所加附注，正是为了不愿意burgher再从往昔的广泛解释而加上去的。】，亦即法文的布尔乔亚burgeois，其实原意是“市民”或“市民阶级”。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市民阶级怎样从他的卑微地位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个过程当然就是资本主义成为统治的生产方式的过程。
乙、《原始积累章》是为驳斥忍欲、节约之类的谬论而写，其目的是要把资本主义的牧歌（可以译为田园诗）式的创世史【 现在的《资本论》中译，有些地方似乎还值得斟酌。例如原始积累章之四，英译标题为Genesis of the Capitalist Farmer Genesis，套《旧约》的〈创世记〉，有一种真实历史的神话的意思。中译为干巴巴的“资本主义租地农业家的发生”。此外，potestant是新教。这是中国人习知的名称，直译应为“抗议教”。译者用日文外来语的方法译音，结果，凡是和基督教有关系的、无关系的中国人，一概看不懂。原始积累章涉及大量西方历史，译文似需进一步推敲。（按：顾准写此文时，《资本论》新的中译本尚未出版，此处指郭、王中译本。）】，还原为它的血腥的创业史的本来面目，所以着重写劳动者怎样从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被剥夺成为从生产资料和产品异化出来的一无所有者，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
阐述的目的既不同，论证的方法自然也不同，至于作者的立场当然是始终一贯的。
2、然而，作者写成这两部伟大著作以后，究竟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后世的人，经历前辈所未曾经历过的事情；后世的人，对先前时代的历史知识当然也有某些新加的东西；所以，读这两部伟大著作，提出一些问题加以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如地下有知，必定也会赞许。这是符合他们“为人类服务”那种严肃的精神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虽然今天面临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发展的问题了，可是，100多年来，中国从天朝大国下降到地下发掘出来的木乃伊的可怜地位，中国人对之记忆犹新。这100多年中，中国人深深具有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那种感慨：“我们……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资本论》第1版序言）。这样，我们的探讨，就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是怎样异化而成的？”它必然要涉及“我们历史上的异化是什么性质？”以及，如果这种异化不同于欧洲的话，“为什么不同？”“它是否使我们苦恼更为严重？”等等。
这不过是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因此，这个笔记的范围就不免要宽泛一些——也许是大而无当的。
二、市民阶级是欧洲文明独特的产物
1、“市民阶级”在欧洲文字中的语源，我没有考究过，也许这是中世纪以后才有的词汇，并不是从希腊拉丁文字传下来的。不过，马克思下列的几句话，显然承认市民阶级的渊源可以上溯到罗马和罗马以前。
“资产阶级〔市民阶级〕……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国。”（《共产党宣言》，1971年版，第25—26及第26页脚注①）
“在意大利，……大多数的城市，是罗马时代传下来的遗产。”（《资本论》第1卷，1954年版，第905页，脚注189。译文据英文本改。英文是In Italy……the towns，for the mostpart as legacies from the Romantime）
罗马共和国是城邦共和国，罗马时代意大利的各城市都有城邦式的组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中世纪中期，威尼斯、热那亚、皮萨、佛罗伦萨，这些商业共和国，或商业－手工业城邦，十足地承袭了罗马时代的遗风，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吉本（Gippon）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还告诉我们，威尼斯在古罗马是海滨荒村，蛮族征服罗马的时代，许多富有的罗马人避兵乱到那里，她逐渐扩大起来，不过没有成为“世外桃源”，却发展成为一个借商业为生的城邦，以后变成一个足以左右十字军行动的、富有的、有强大的商船队和海军的、威力强大的商业共和国。城邦国家，商业城邦，这都是希腊、罗马的传统，其渊源远远超过中世纪，这是西方传统的一个显著特点。
我们中国人却往往忽略这个特点，并且只把这种渊源推到欧洲的中世纪，还接着来了一个非历史的类推：既然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对于中国就应该是无条件适合的。因此，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
2、这种非历史的观点，必须批判。欧洲文明的传统，离不开希腊。希腊的社会经济类型，希腊思想，被罗马几乎全盘继承。蛮族征服，给欧洲文明打上了日耳曼的烙印，可是罗马传统通过基督教会大部分保存下来了。13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运动，更使被基督教神学掩盖掉的那部分，欢乐的、世俗的人生哲学，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和具有强烈实证气味的理性主义学术思想，以新的面目恢复了它们的旧观。谁都承认，文艺复兴运动是世界近代化，亦即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外国人承认这一点，随而肯定，迄今的西欧文明可以名之曰希腊罗马文明。中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可是他们目光所及，以中世纪为限，不再上溯到希腊罗马时代。种种误会，可以说大部分由之而起。所以必须略加叙述。
希腊人本来是北方的蛮族。他们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的时候，开始也以务农为生。有些部族，所占土地肥沃，一直务农下去了，斯巴达就是其中之一。大部分部族，所占土地太贫瘠，几代以后，土地上的出产就养不活愈来愈多的人口了（最著名的是雅典）。可是爱琴海域海岸曲折，海域不宽，岛屿密布，周围又是一些早已具有高度文明的富裕的专制主义农业王国或帝国（埃及、巴比伦、波斯……），或者是已经相当开化的蛮族（北非的柏柏尔、欧洲的高卢、凯尔特、拉丁……），于是航海、商业（进一步兼及精制品的手工业）、殖民就成了他们的传统。
希腊人的特殊环境，使他们无须组成统一的民族国家来抵御外族，他们组成一个一个城邦，他们的政治基本上是民主的，当然是贵族中的民主。有过所谓僭主政治，有过斯巴达那样的特殊类型的尚武的集权国家，但从未建成同时代埃及、波斯那样的绝对专制主义的国家。
希腊时代的学术，有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在中国人看来，他们很笨，一件事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一些不容怀疑的自明之事，他们要制成什么“律”、什么“律”的。例如，“甲是甲”，中国人从不进一步考虑，他们却说这叫作什么“同一律”，并由此推出矛盾律、排中律之类。他们的哲学，考究宇宙论，如地水风火是宇宙的四大要素之类。中国也有，五行学说即是。不过他们从这里出发，期望对自然作出精确的分类，还引申出什么概念、判断、推理之类的逻辑学。中国人的宇宙论，不经过什么中介，立即应用到“正名定分”、“圣君治天下”之道上去，要不然来一个庄子式的一切虚无，于是，实际生活，客观事物的考究，就被排除在士大夫的冥心思索之外去了，等等。
希腊时代有些东西，在现代的中国人看来，惊人地“现代化”。希腊世界曾经团结起来抵抗波斯帝国——希波战争。战争胜利结束之后，立即开始了以雅典为首的一个集团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一个集团之间的长期战争，所谓伯罗奔尼撒战争。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斯写了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翻开这本书，我们惊异地看到，由欧洲人带到中国、带到全世界的一套国际关系的惯例——条约、使节、宣战、媾和、战争赔款等等鸦片战争前中国人不知道的东西，已经盛行于当时的希腊世界。这一套国际间的法权关系，只能产生于航海、商业、殖民的民族之中。
罗马人几乎全部承袭了希腊传统。他们唯一的独创是法律，而这是近代欧洲“不可须臾离之”的东西。
不过希腊罗马文明在东罗马帝国却承袭得大大走了样。它的根干，在西欧虽有日耳曼征服的“遮蔽”，却和日耳曼精神混合得更向自由化走了一步。在拜占庭，它和巴比伦的东方专制主义结合，成了所谓东正教文明，其正干是今天的俄罗斯（拜占庭末代皇帝的女儿嫁给俄罗斯的基辅大公，俄文字母是东正教教士帮助创制的。俄国人说，罗马是第一个罗马，拜占庭是第二个罗马，莫斯科是第三个罗马，永远不会有第四个罗马……）。拜占庭帝国的首都拜占庭，在中世纪初期，是西方唯一的商业发达城市。它的商业一大部分是通过“丝路”西运的丝绸转口贸易。这个帝国对于商业的态度和中国一样——当作帝国的摇钱树看待。它的朝廷奢华，国势衰弱，而皇帝特别装腔作势，显出无上的威仪。马克思称之曰“没落帝国”。
3、在这里，宜于说说中国的城市和市民了。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中国城市发达得很早，航海技术发达得也很早。春秋末期，吴出兵攻打齐，一路军队是从海上运去的。洛阳、临淄，是早期的大城市。中世纪欧洲的商业规模，从一些经济史文献可以看出，那是十分可怜的。马可·孛罗来到中国，对于当时的北京、杭州等城市的繁华，惊为天堂，而马可·孛罗还是从威尼斯来的。拜占庭依靠丝绸转口贸易为生，而当时丝绸的唯一来源是中国。这就是说，中国从不缺少商业。陶希圣甚至断定，唐代的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性质。但是，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参见《文物》，1973年第3期，刘志远：《汉代市井考》），是皇朝的摇钱树，皇朝决不会允许商业本位的城市、城邦的产生。
这是中国传统和希腊罗马－基督教文明传统的极大区别之一。外国人对此是不了解的，正如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一样。最现代的一次误会，就是英国唆使广州的陈廉伯组织商团企图赶走孙中山。伦敦的商人，在内战中（17世纪）起过巨大的作用，甚至在滑铁卢战役中也是军队的骨干。在中国，谁要是听到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
4、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兴起，更和罗马传统的法权观念有关系。
中世纪欧洲城市，是一个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它在法国干脆称作公社——Commune，共产主义的名词由此而起，巴黎公社的公社两字，也袭用了这个传统的名词，这种城市自治体的内部关系是：
13世纪［英国］大小不同的城市都已多少取得一点自治。城市现已摆脱了封建的勒索，其主要目标是将它的商业掌握在它自己的市民手里。所根据的原则是，只有对本市的自由出过一份力的人才有分享它的特权；由于市民组成商业公会，这个目的达到了……
14世纪之末，伦敦市长只可由12个大行会里选出。
上述引文，摘自英共作家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1962年，三联书店版，第56—57页）。我没有把城市内部的阶级特权和雇工等的无权状态等文段摘录下来，我不是不注意城市内部的阶级斗争，我只是想指出，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甚至是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沙皇统治下所不允许存在的。一个苏联人写的《苏联通史》叙述过，俄国（大概是诺沃哥罗德）有过城市公社，不久就被帝国勒令解散了。
城市自治是怎样取得呢？是卖买封建主的封建权利而得到的。莫尔顿书上说：
［12世纪末，第三次十字军兴起之际］需要额外的现款。这些款项的筹措方式不一，最重要的是向城市出卖特许状。这些城市仍赖耕种他们的公地来维持，它们所以与周围的乡村不同，主要是因为市内土地保有权的条件有较为自由的倾向。然而，城市常要负担种种既无理而又苛刻的地租和赋税。城市渐渐发达，与领主们订立合同，约定交纳一笔总款项，更常见的，交纳一笔年租以免除他们的种种义务。要做这事，便不免给予一纸特许状，设立一个集体负责交租的团体。……
摆脱私人关系和私人服役制度的自治市“地方自治体”兴起了，结果形成了准备加入政界的新阶级……（第59—60页）
在中国，朝廷兴军筹饷之事很多，但是决不会有出卖特许状，由此建立一个个“独立王国”式的城市自治体的可能。考究其原因，中国历史上的法，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首先是和刑，而不是和权联在一起的。可是，取法希腊精神的罗马法，以及继承罗马法传统的欧洲法律，法首先和权联在一起。他们的封建制度，是具有严格身份等级的一种统治制度，可是，至少在统治集团之间，相互间的身份和关系，观念上认为是由契约规定的，法学家称之为“规定身份的契约（Contract to Status）”。中国，这类问题由简单的16个字加以解决，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正因为城市具有特别的法权，所以它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共产党宣言》说：
资产阶级［市民阶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1971年版，第26页）。
原来，十四五世纪，欧洲在彻底的分裂中兴起民族国家的时候，民族国家大半经过一段专制主义或开明专制主义时期。可是，这种专制主义国家的王权，是依靠了城市来同分散主义的封建贵族斗争，才做到了国家的统一的。说老实话，我初读欧洲史，简直不知道这是说的什么。我们中国人只知道秦始皇、李世民、朱元璋或者蒙古人、满洲人带兵打仗，杀败旧皇朝和一切竞争对手，登上宝座。再深入一些，知道汉武帝打匈奴，缺钱，有著名的“杨可告缗”，征收财产税，对象主要是商人，结果是“中人以上家率破”；知道秦制，戍边，发谪吏、有罪有市籍者、父母及大父母曾有市籍者；知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哪里知道城市可以花钱买特许状，取得自治权利，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支持统一的基础！
罗马法权传统，国家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欧洲各国现代诉讼法中，个人或法团可以成为诉讼的一方，其中一方是国家。个人私利，在理论上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国家不得随便加以侵犯。固然，这不过是纸面上的保障，然而纸面上的保障也是世世代代斗争结果的记录。固然，这是特权阶级的权利；可惜，在中国，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等而下之，什么“权利”也谈不上，所以，马克思讥讽中国是普遍奴隶制——当我们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看到其中强烈谴责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国家时候，千万不要忘掉，马克思他们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之下写作的！
5、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产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
应该承认，马克思生长于希腊罗马文明中，他所认真考察过的，也只有这个文明。
中国不少史学家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
三、有了市民阶级，并不必然从中产生出资本主义来
1、既然市民阶级渊源甚古，又，既然希腊、罗马的城邦并未产生出资本主义来，那么，从这一条，就可以达到本节题目的结论。架空一点讲，商业资本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这是马克思再三论证过的。何况，中世纪城市的特点是行会制度，它不是大量生产的，不是合理经营的，它对经营规模是限制的而不是努力扩大的，它对行东、帮工、徒弟施加一种封建式的身份限制，所有这些，都使中世纪的市民阶级（burgher）迥然不同于现代的资本家（Capitatist），这一点，《共产党宣言》也有所论述。
不过，《宣言》着重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奏凯行进。《宣言》并没有指出那些落伍者，为了说明“市民阶级并不必然从中产生资本主义来”这个命题，我还想列举一些向资本主义进军中“市民阶级”的落伍者。
落伍者第一号是意大利诸商业城邦和商业共和国，威尼斯、热那亚、皮萨、佛罗伦萨等等。这些城邦共和国，曾经为现代资本主义举行过奠基礼：现代银行和国际汇兑制度发源于此，近代物理学和实验科学滥觞于此。她们还是文艺复兴的故乡。可是，地理大发现以后，她们衰落了，那里的市民又返回到农村，经营起园艺式小农业来了（见《资本论》第1卷，1954年版，第905页。）可以把此事解释为航海殖民的中心转移到大西洋海岸，地处地中海的意大利不适宜再成为中心。然而，16世纪上半期西班牙霸权的崛起，囊括新大陆的移民和贸易，扩大疆域及于整个欧洲。甚至意大利也沦为它的领土，看来与它们的衰落也不无关系。那么由此推出这样一个结论，也许有些道理：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来的。
类似的例子是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等北欧商业城邦组成的汉撒同盟。十二三世纪及以后，她也曾显赫一时，甚至当时波罗的海最强大的立陶宛－波兰王国也向她借债，仰她鼻息，可是到十五六世纪也衰落了。我手头贫乏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解释汉撒同盟衰亡的资料，推测起来，意大利诸城邦衰落的原因，也许也适用于它。
第三个例子是西班牙诸城市公社。西班牙首先发现新大陆，征服拉丁美洲，掠夺大批金银回来，并且由于这些财富，使得不久前从反伊斯兰哈利发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崛起的西班牙王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可是这一航海、商业、殖民的伟大成果，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上竟毫无着落。原因何在，我摘录一段文献：
西班牙在16世纪初时……存在着大量的自由城市——公社，……等级制的国会依旧保留极大的意义……1519年卡斯提腊国会向国王宣称：“陛下，你要知道，国王只是领俸给的国家公仆。”……1520年春，卡斯提腊国会对国王提出……（一）［国王］不许离开卡斯提腊（那时查理的西班牙，领土遍全球，1619年兼德国皇帝）；（二）禁止黄金出国；（三）撤销外国人的高级官职。查理拒绝了这些要求。……1520年6月，在卡斯提腊爆发起义，……主要动力是公社城市……1521年起义失败……查理五世与城市分裂，并和上层贵族联盟。……马克思说：“西班牙……贵族政治虽然已趋于衰落，却没有失掉它危害性最大的特权，而城市虽已失掉它中世纪的威力，却没有获得现代的意义。”（谢缅诺夫：《中世纪史》，1956年三联书店版，引马克思语，见他著的《革命的西班牙》。）
总而言之，野心勃勃的皇帝要世界霸权，把城市当作金鹅，并且还杀鹅取蛋，以至城市既失掉它中世纪的威力，又不具有现代的意义。于是西班牙就一蹶不振，而航海、商业、殖民，对它竟毫无收获——除今天拉美各国（不包括巴西，那是说葡萄牙语的）说西班牙语以外。
以上三例，都是产业革命以前的。列举它们，无非说明，市民阶级在转化成为资本家的路途上并不都是成功者，有许多倒下去了。也说明，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可是，如果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只以城市为取得征服扩张的财源之所，而不保护它成长的话，那也是长不出资本主义来的。后面这一点，中国人应该是懂得最多的。
2、跟着西欧编年史往下数，数到17、18世纪的时候，就不免接触到产业革命，并且要问产业革命的背景何在？它何以发生于英国？可是这一来，就接触到一个问题，究竟我们怎样给“资本主义”定义？
我本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资本主义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那是指私人所有的，以谋利为目的，采用机器生产和合理经营方法的那种生产方式。我不敢代表全体中国人说话，不过我分析这种观念的来源，不外（1）工场手工业，咱们中国古已有之，不足为奇；（2）使中国人震惊于资本主义的威力的，最初是船坚炮利，后来是它的“商战、学战”的威力（我还清楚记得，我的母校——留云小学的校歌，开头的几句是：“滔滔黄歇浦，汲汲竞争场，商战学战较短长。”我学会唱这歌，是在1922年，五四运动后第三年）。究竟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不对？
我也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作过多年的探索，我发现，他的定义，集中在一点上：
资产阶级指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主义阶级。（《共产党宣言》恩格斯附注）
这就是说，凡不是以行东帮工的关系处理雇佣关系，而以雇佣劳动方式，即“无情的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地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的方式处理雇佣劳动的，是资产阶级，不论那是工场手工业、农业，还是机器大工业等等。马克思所以采取这样的定义，显然是因为他悲叹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被他自己的劳动所异化了——这是他的根本哲学命题，是他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出发点：是他坚决主张社会主义不再存在商品关系（这是他称之为拜物教的一种关系）和价值范畴的原因。现在读《原始积累章》，看到他从“农民土地的剥夺”开头，看到他把鸟一样的自由劳动者的存在作为资本主义兴起的唯一或几乎唯一的必要条件，在理解了他的学说的“发源地的秘密”（这是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评论黑格尔的用语）之后，就不难理解了。
可是，坦率地说，1954年我初次系统读《资本论》的时候，我对这一点是不懂的。我从字面上理解“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创世的必要条件的秘密，我把它对照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发现，历史上中国从来不缺少这样的自由劳动者——那些没地种、没饭吃、铤而走险、当土匪，或者成了朱元璋兵士的农民，难道不是这样的自由劳动者吗？这种自由劳动者也曾经成为手工工场的劳动者，范文澜《中国通史》序言就曾经引证过一些材料。为什么中国没有成长出资本主义来？
也许，上述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这一理由对于劳动力缺乏、土地资源相对丰饶的欧洲，是确实的（11世纪，英国人口不过200万人，同时期的中国，在5000万人以上）？也许，对于开辟了广大无垠的殖民地的、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欧洲，是确实的？后来我想想，这种确实，也不过是程度上的问题。因为如果它们的人口确实如此不足，就不会有逃亡到城里因而获得自由的农奴了。就历史现实而论，其他的因素更为确实，所谓其他因素，《共产党宣言》所指明了的，有航海、商业和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我想再补充几点，那都是对照中国状况，似乎不得不补充的：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知识的发达，是因素之一，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南齐祖冲之的数学著作，竟然在唐代失传了，因为没有人看得懂。礼教的中国，这类学术的成就，必然是要煙灭的！】；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桑巴特认为复式簿记的发明，其伟大可与血液循环相比。日本明治维新时代鼓吹现代化最力、影响最大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亲自翻译过复式簿记的书。】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如果这几条是合理的，那么，蒸汽机之类的发明应该归到科学技术这一条概括性更宽的条目中去，这一点，在100多年以后的我们看起来，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3、经过以上考虑以后，我不免要以中国人的狭隘性，坚持我的资本主义定义了。我的理由还是狭隘的中国人的立场。18世纪末期产业革命以前，欧洲通过航海、商业、殖民确实大大扩大了它的地盘，它在文化上已经有牛顿、莱布尼茨、康德、休谟、洛克、杜乐阁；它已经征服了印尼、菲律宾，并且开始征服印度，美洲就更不用说了。英国已经有了国债券，有了英格兰银行，有了许多殖民公司。但是当时进步的欧洲对沙皇的俄国、苏丹的土耳其、天朝的中国，还没有显出压倒的优势，相反，那时中国状况和中国知识开始为欧洲人所知道的时候，他们对此还十分歆慕【魁奈的重农主义，被马克思誉为资本主义福音的。是中国康熙皇帝的政绩，是中国的重农抑商传统传到欧洲以后启发起来的。】。欧洲文明的潜在优势那时固然已经十分明显，不久就体现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但是，在产业革命以前，也就是在它还没有实现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以前，它还不足以风靡全球，还不足以使“各民族都在灭亡的恐怖之下”“变法自强”。
我这个狭隘的中国人的想法，从另一方面，即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衡量，也许并不算是狭隘的。希腊罗马文明，其实自古以来不过是世界上几个大文明系统的一个，其他文明，例如中国文明，有过十分灿烂的成就，直到产业革命以前，世界历史并未证明希腊罗马文明的优越性。后代的我们，可指出它的法权体系、思想体系是其后来强大物质力量由以长成的基础，但是当它实现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以前，它还没有证明它自己优越的证据。假如我们把资本主义和希腊罗马文明两者间的关系弄得十分紧密的话，我们未始没理由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产业革命以后那种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把产业革命以前的工场手工业，有组织的金融方法，规模十分宏阔的航海、商业、殖民，都看作现代化资本主义的准备阶段。
4、如果我们这样定义也还有几分理由的话，我想进一步探讨，现代资本主义何以发源于英国？
理由不外是上面所举的那些。复述一下：
甲、就历史背景而言，那时的英国承受了古代以及通过文艺复兴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科学技术、合理经营知识，承受了16世纪航海、商业、殖民的全部有利后果。并且，因为英国本身的特殊条件，还发展了这些有利后果。
乙、所谓英国本身的有利条件，有：第一，它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王国，力量足以保护它的商业利益的扩张；这个统一的王国还以保护它的商业利益的扩张为基本国策（可与上举西班牙相对比）；第二，这个统一的王国作了异常的殖民扩张，但是它不是以建立一个罗马式的、拿破仑式的大帝国为目标；它确实有成片的殖民地，即北美，不过，那是古代希腊式的殖民地，——对母国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殖民地。
丙、它在航海、商业、殖民扩张初期，虽然也利用了个人冒险的私掠活动，基本上采取富于商业冒险精神的贵族所组成的垄断公司（东印度公司、南海公司等），可是，产业革命却不是这些垄断公司的业绩。
这是国家采取商业本位主义国策的又一证明。19世纪中期，穆勒的书中，十分强调一切营业性事物都绝不宜由政府来办。这其实是17—20世纪三个世纪以来的基本态度。以此与中国汉代开始的盐铁国营，及其后连绵不绝直到清代的食盐官卖，广州十三行是皇帝的传统相比（其实，中国在远古的商代，手工业就是“国营”的），可以更加突出地看出它的特点。
丁、产业革命后，英国进行过多少次战争。以拿破仑战争为例，英法两国在战争中的经济政策成了鲜明的对照。拿破仑在经济上控制一切私商，要他们为帝国效劳，他要金蛋，只是不杀掉金鹅。拿破仑禁绝出版自由，只准有御用的立法团。英国则放纵资本家无限制剥削童工（资产阶级的西方史家至今还以此为历史的羞辱），用公债来搜集所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用公债搜集战费当然有利于资本的积累，拿破仑的政策的结果是相反的），以收买大陆上的王侯和拿破仑作战，它自己基本上只用海军力量作战，只打了一次滑铁卢战役，那已经是“做结论”的时候了。英国的这种态度，在拿破仑战争以前（亦即产业革命以前）的历次战役中都一样，如反对西班牙帮助荷兰解放之战，如反对路易十四之战，等等。
其结果，英国的对手，采取王朝本位政策的，虽然所继承的历史遗产都相同，却无例外地抑制了发展。而在英国，每一次战争都是财神的胜利，最后是产业革命。
我这样絮絮叨叨地讲历史，无非想说明：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商业本位国家，荷兰有过，产业革命未发生于荷兰。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科学技术成就，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共同遗产，而产业革命只发生于英国一国。强大的王权，法国和英国一样早，产业革命却未发生于法国（固然，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因素，不过，路易十四时代的科尔贝主义，即国家出资办国营手工工场，也是发展不出产业革命来的）。航海、商业、殖民的扩大所造成的市场扩大，是欧洲诸国的共同利益，唯有英国才促成了产业革命。
5、“产业革命是多种必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命题如果是真的，那么由此可以推出一系列命题：
（1）历史地说来，发生产业革命是必然的，但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却是历史事变凑合的结果。如果历史事变没有这样的凑合，它可以推迟。推迟几百年，在历史上不算一回事。
（2）它只能发生于出现了这样的凑合的国家内。由于这种凑合的机会并不是在所有国家都可以随随便便发生的，所以，它注定要发生在一国内，然后传布于世界——产业革命本身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它是由英到法，到德，到美，到俄，到日，这样传布的。
历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变革，都是这样发生和传布的。
（3）在具备了所有的必要条件中好几项的国家，如英国，产业革命后接受产业革命迅速；而具备条件愈少的国家，接受愈迟缓，接受的方式也显出大大小小的差异。
接受方式，可以分为法国型的、德日型的、美加澳新型的、沙俄型的，以及印度中国土耳埃及型的等等。到本世纪以后，就不再纯粹是接受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现代化”问题，可以有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有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还有50年代以后“新兴国家”的特殊样式等等。
（4）由此可以推论，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
附带说说，对于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之说，梁方仲的《明代粮长制度》委婉地列举证据加以驳斥过。此书论证细致，搜集材料丰富，篇幅不大，倒是值得一看的。
（5）最后，想说一下“忍欲”、“节约”与清教徒精神问题。清教徒精神，确实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其间，并不仅仅是“节约”和“忍欲”，还要加上（a）不是仅仅为了传子传孙，永保富贵，甚至有100亩田就教会儿子抽鸦片以图保产的那种“节约”，而是冒险精神、创业精神，企图在一个领域里打出一个天下来的那种事业心。熊彼得曾引北欧航海家庭的门侧题词来说明这种精神：“航海是必要的，生命是其次的”。（b）“上帝的选民”的意识，换句话说，就是要以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的那种宗教精神。以上几种精神，互相结合，可以表述为崇尚个人才能，力主个人权利神圣的“极端个人主义”。这是路德－加尔文宗教改革以后，经过一系列历史事迹激荡出来的精神面貌。它支持了美洲的拓荒者（Pioneer fathers），支持了克伦威尔的革命，形成了商业事务中的骑士精神。
马克思虽然反对忍欲、节约之说，可是他对于这种清教徒精神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作过充分的估计，不过，没有也不会写到《资本论》里去而已。《资本论》全书要论证剩余价值的非正义性，当然不会说到这一点。而清教徒精神事实上也是17、18世纪的产物，到19世纪西尼耳提出“忍欲”之说的时候，资本家老早是世传的“贵族”，不是凭个人奋斗出人头地的人物了。马克思对清教徒精神的估计，散见其他著作，也没有作过正面的赞赏。马克斯·韦伯得到马克思的启发，写过一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我仅知书名，没有读过。
应该承认，这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支持。没有这种精神支持，资本家哪里会有创事业精神，哪里敢和贵族王权抗衡。其实，即使在这种精神支持下，19世纪英国资本家还是甘愿让贵族出头露面——当首相，当将军与外交官，他们自己还甘愿在政治上当配角。这样看来，在重农抑商历史传统下的中国商人，只会当西门庆，舐一些太监的唾馀，绝不敢要求政权，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忍欲、节约之说，迄今还是西方经济学家持以为股息、地租是合法权利的凭据，这却应该严厉反对。西方进步经济学家，虽非马克思主义者，对此也持否定态度。
这种清教徒精神本身有其残酷的一面。加尔文残杀异教徒比得上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当它被无耻的贪婪资为借口，来贩奴，来残害童工，还说在拯救人们灵魂的时候，基督教徒也指摘他们是财神（玛门）教徒了。
四、余论
1、资本主义靠原始积累起家，其初期内部剥削十分严重，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资本的每一毛孔都在渗出血污，这么说是毫不过分的。不过，随着这种剥削积累形成的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工人生活水平必然逐步提高。恩格斯重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所写的跋，描写了40年间英国工人生活的变化，这是上述命题的第一次历史证明。到本世纪初期，这种历史证据似乎还嫌不足，所以列宁认为，这是英国垄断资本对殖民地超经济剥削所形成的特殊现象。60年后的今天，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是普遍规律了。
其实，资本主义从英国向各国传布的过程中，这种普遍规律还成为后进国家得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力之一。这就是说，先进国家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提高了她们的工资水平，后进国家的低工资水平使她们的物价便宜，竞争能力强，积累率高。上世纪70年代以后德日两国资本主义的速猛发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罗素曾经指出，那时德国大学化学系毕业生每月工资“不过”70美元（按当时英美水平大概算是低的，我们现在看来则高不可攀了），这是德国化学工业很快独步世界的原因之一。
附带说说，德日两国都在兴起之际取得一宗赔款（德国从普法战争，日本从中日战争），这对它们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不过比英法两国在二三百年间海盗式的商业和殖民掠夺所得，到底要少得多。它们的积累大部得自内部来源，它们还没有19世纪初期英国童工那样的惨剧，俾斯麦还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劳动保险制度（那是为了取悦工人，抑制资产阶级攫取政权，推行皇朝本位政策）。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我们迄今记忆犹新。不过“二二六”事变的原动力是少壮军人，他们所代表的是未能在收入较高的现代工业中就业的农村居民，少壮军人的口号是打下满蒙，殖民满蒙，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武士道精神，不是资本主义精神，……经过一次战争，日本充分利用了人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低、技术教育普及，来了一个20年的“神武景气”，工资水平差异这个因素的作用就看得格外明显了。
工资差异的另外一个因素来自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类型——美、加、澳、新那种类型。其特点是广阔无垠的新土地，家庭农场的大农经营（事实证明，这种家庭农场类型的大农经营，比英国的资本主义大农场更加有力，读《资本论·原始积累章》，关于资本主义租地农业家的世界这一节，必须不要忘掉这件事），造成高工资的底子，它促使工业一开始就不能不实行高度机械化，产生了福特主义、泰罗制度、产业合理化等一套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未见过的东西，这自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激起反应，使资本主义世界的技术水平、工资水平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不管怎样，总之，资本主义发展提高了工资水平，而不是压低了它。要对此作合乎事实的理论分析，还可以说许多话，因为前面已经说到过，这里就从略吧！
2、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工资水平，这是事实，是否认不了的。有人闭着眼睛说瞎话，在说“绝对贫困化”，这是违背事实的。
这也是对马克思的歪曲。（1）马克思本人，分析过绝对剩余价值，以明显的文句，分析过工人物质生活即使逐步提高，相对而言，他们还是愈来愈贫困化了。马克思本人，没有直接说什么绝对贫困化了。（2）马克思本人，指出工人的工资，被其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决定。但是，他所说的必要，显然是弹性的，换句话说，是水涨船高的。马克思本人，如果认为工人生活水平会从资本主义发轫之初的一般平民生活水平逐步下降到“收租院”的水平，他还能是马克思吗？（3）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和他在哲学上坚持无产阶级是人从自己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异化出来的残缺不全的人的观点密切相关。从这个命题出发，资本主义不消灭，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不回到社会化的人手里，这种异化不会结束。无论他们吃得也许好些了，它总是处在可悲的贫困状态中。不管我们对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采取什么态度，总之，不了解他的这种理论，也就不会理解他的贫困化的理论。
现在人们絮絮叨叨地谈绝对贫困化，正和不谈佛教寂灭哲学，却念南无阿弥陀佛，不谈圣保罗的原罪和救赎哲学，却跪在圣马利亚像前祈祷一样。这种现象必然会有，可是不必去争辩。
3、不过，在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必然提高工资水平这个普遍规律的时候，必须同时指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要靠职工运动的斗争。还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职工运动不易发展起来；即使发展起来，提高工资的要求也只能逐步发挥作用。一句话，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贫富不均现象总是突出的。
理由何在，不难找到。要通过资本主义来现代化，必然要鼓励创业精神和牟利动机，必然要把资本主义的积累看作人类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把社会积累“委托”给资本家。这种积累，资本家有权无限制地加以动用，即使他“忍欲”了，这份积累还可以变成坐收利息不劳而获的特权。这必然要鼓励他一方面实行无限制的剥削，一方面把个人生活搞得穷奢极欲。事实上，现在世界上一切新兴国家的现代化，都有这么一个大问题。人类比200年前聪明一些了，残害儿童已经不能忍受了，所以，新兴国家怎样现代化，资本主义老路走得走不得，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了。
不过，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的问题全已解决。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
4、研究外国历史研究世界状况，都是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否则那不过是有闲阶级的精神游戏。中国问题可说的太多，前面已经牢骚式地涉及了一些，可是它远不是客观的研究。不过这份笔记已经太拉杂了，这个问题暂时放下来以后再说吧。——那么，让步政策也暂时搁下吧。[此段PDF没有，疑为从别处补充----CTJ121]
1973年6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