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真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这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要在下述两个命题中选定其一:
真理是绝对的。…………(1)
真理是相对的。…………(2)
命题的最朴素、最简单干脆的形式,就是上述(1)、(2)这两种形式。这种形式可以附加许多条件,有时候甚至把两个互相对立的命题“辩证地”统一起来了。例如,《唯物论与经验批判》第2章5节所引《反杜林论》的下述一段话:
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不是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某一时候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和有限的。
应该略为做一些精密的分析(当然不免是“机械论”的,而不是辩证法的)。
我们把上述命题分剖为二:
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3)
按人的思维的个别实现和某些时候的现实来说,人的思维不是至上的。…………(4)
显然可见,命题(4)对应命题(2)。命题(4)的结论,是:“人的思维不是至上的。”这也是说,人所能掌握的真理,是相对的。而命题(3)则对应于命题(1),结论是:“人能够掌握绝对的真理。”
可见,命题的形式不一样,一个是“所能”,一个是“能够”。暂时放下不说,到下面再加以讨论。又命题所附条件也不一样,这又和命题的形式不同相互有关。
2、现在我们先来分析命题(2)与(4)。
按恩格斯所附条件,可以又分剖为二:
按人的思维的个别现实。
按人的思维所处的某一时候的现实。
不妨问一下,这所谓个别和某一时候,按照过去的历史和未来可以设想到的状况,是不是所有的人概莫能外?
如果回答“是”,那么就归纳法来说,这就是普遍的无例外的状况。
不过,我们回答“是”,未免过于武断。谨慎一点,可以说:(A)按过去历史,未见例外;(B)推测未来状况,我们还想不出会有例外状况。
如果这样,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或许是普遍妥当的——它的或然性极大。
归纳法所能得到的结论,只能这样。
归纳法以经验为根据。归纳法是笨办法,就已有证据一一检验,有时候,甚至流于极端机械的统计方法,用机械的数字来举出或然率到底是大是小,——而且仅限于已经经验到的。至于未经验到的,只能根据已有的经验来推测,而这种推测的可靠性就更小了。
假如我们笨,缺乏想象力,只敢用经验方法——归纳方法,那么,我们说命题(2)或(4)是几近于完全普遍妥当。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曾经痛骂过归纳法。不过,我们姑且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一下吧!
3、再来看一看命题(1)和(3)。
这里的条件是:按人(或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结论是:“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原文。从这命题推到真理的性质的时候,我妄加窜改成为“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因为这里,从“人的思维是至上的”,推出“人掌握的真理是绝对的”,似乎与条件的性质不合。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条件。条件是“按照”……,所按照的有:a.本性,b.使命,c.可能,d.历史终极目的。
这四个按照的“东西”,可以说,无一不是理想性质的。其中“可能”一项,理想性似乎不太明显。不过,假如把它解释为人的潜在的神性的话,理想性就十分突出了。我相信,我不至于曲解了恩格斯的本意。
所按照的“东西”是理想性质的,所以推出的结论,不是一个简单的“是”,只是或然性极大(允许我说,其实这个或然性还是未曾验证的)的能够。
4、所以,用平易的、笨的、人间世的、经验的语句来分析恩格斯的话的意思,似乎可以说成下列二节话:
甲、按经验归纳,人所掌握的真理,从来都是,今后也将几近于完全是,相对的。
乙、但是这太缺乏想象力了。人是万物之灵,就人类总体,及其所要达到的历史终极目的来说,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
5、人要有想象力,那千真万确的是对的。没有想象力,我们年轻时哪里会有革命?还不是庸庸碌碌做一个小市民?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分析想象力了。
我转到这样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现在,这个危机已经克服了。
首先,我不再有恩格斯所说过的,他们对黑格尔,也对过去信仰过的一切东西的敬畏之念了。我老老实实得出结论,所谓按人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基督教。所谓按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为基督教制造出来的哲学体系,黑格尔体系。
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
6、当我对哲学问题和现实问题继续进行一些探索的时候,我发现,理想主义并不是基督教和黑格尔的专利品。倡导“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亦即被恩格斯痛骂的归纳法的大师,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知。至少,在他的书中,他说,他倡导实验科学,是为了关怀人,关怀人的幸福。这个效果,我们看见了。我想,应该承认,他的效果,并不亚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功绩。
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须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
我还发现,甚至理想主义也可以归到经验主义里面去。胡适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可以归结为缺少理想主义,其实,也可以归结为,他回避当时历史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只敢搞枝节。而就他后来的参加“低调俱乐部”,以及他发表过的一些对中国文化的主张来看,他是认为,可以让日本打进来,然后像同化满洲人那样同化他们。这只能说可耻!我们那时候起来干,那是目标弄准了。(顺便说说,最近看一本西方的经济学文摘,西方的教授们,也有尖锐地指出,现在许多不发达的国家需要的是内部的革命,外援不足以解决他们的经济发展问题。)
而且历史经验也昭告我们,每当大革命时期,飘扬的旗帜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义虽然不科学,它起作用,却是科学的。
7、最后还想说一点。
“真理是相对的”。
这在逻辑上叫做判断。现在逻辑学,承认判断总是处于经验的概括。经验的概括,总只有或然的性质,而不是绝对肯定的。
不过,古典的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认为判断是,把一种性质赋予判断中的主词。判断,是形成概念的途径。概念,他们模糊地承认,那是处于归纳法的概括;不过,他们总不免赋予概念一种神秘的性质,即:
概念虽然来自事物,可是一旦形成概念,概念的品格就高于各个具体事物了。
既然如此,他们就不免把“绝对”的意义赋予判断,认为一切判断,都有绝对的性质。
列宁说,你说“真理是相对的”,这就是把相对绝对化了,你至少承认“真理是相对的”这一判断是绝对真理,其根源来自:判断的绝对化。
所以,请你注意,我在第2节中,力求避免这个判断绝对化。实际上,任何判断(除了纯逻辑的;太繁琐了,不谈它了吧)都不能是绝对的。
说“真理是绝对的”或“能够是绝对的”这个判断难于成立,并不是因为它绝对化了。而是说,它没有得到过任何经验的证实。
8、关于“进步”的争论,我可以让步为:“从历史经验来说,民主是不断和进步相联系着的。以过去推未来,我猜测,我相信,事情极大可能还是如此。”
这算行了吧。
1973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