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辈子做的工作，是从社会经济起手，然后做了文化史研究。常常有人问我，什么什么事情，在哪本书里可以找到。比如，我曾在一家饭店吃饭，店主人就问，中国菜这样那样的烹饪方法，是从哪里开始的？我一想，哎，中国通史上还真没交代。那次之后的两三个月，有饮食文化研究会找我去讲演。我就专门找中国小炒菜的起源。为什么做小炒菜？一般来说，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小炒菜不能大块吃肉，是小口吃肉啊！那篇文章得到了很多的反响。可以说，这些小零碎的事情，跟我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信仰都有点关系，但史书里却不交代。这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也有人写，但都是笔记。这里一段，那里一段，通常不被人注意。我内人也常常被人家问，你们夫妻俩都学历史，能不能介绍一本我们看得懂的中国通史给我们看。他们说，一些思想史好是好，但论的都是天大地大的问题，又多引经据典，老百姓看不懂。我觉得，既然老百姓要问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学历史的就应该有所交代。这是我写作《万古江河》的最初动机。今天的题目，说老实话，是东南大学派给我的，不是我自己定的，好像在替我自己的书做广告的样子。但《万古江河》这本书，不是作为一般的历史教科书或者一般的通史而写，而是有一定的想法的。
“中国”是从哪里来的
我在海外过日子，常常碰到一些很热心、很爱国的同胞跟我说，我们中国人是特别优秀，你看这个学校里功课最好的都是中国人。我则常常跟他们说不见得。
我更重要的动机，是想告诉我们的同胞，中国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这么大，而是慢慢长大的。今天大多数的同胞，总以为中国自古以来就这么大的一块。自从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就这么大一块以后，天下其他地方都不太管了。好像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突然就蹦出黄帝来了，然后黄帝生了一大群儿子，然后我们慢慢就出来了。谁生女儿啊？没问。黄帝这么多儿子得娶媳妇才有子孙啊！难道我们都是孙猴子，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所以，这些事情一直以来大家都是模模糊糊下来，形成了“中国中心论”。
更常见的是“中原中心论”，说我们四面是“蛮夷戎狄”。“夷”这个字还不错，一个人背着一张弓，还是个人嘛！“狄”这个字也还可以，有狗有火，在草原上过日子。“蛮”是个虫，其实“蛮”正规写起来，是头上梳了两个辫子盘髻的一个女孩子蹲在地上。“戎”是背武器的人。这对四邻都是不太礼貌的说法。这四个字，从原来的字根讲起来，都是描绘人们的生活形态，但演变到后来呢，只有我们中华是特别好，外面都“蛮夷戎狄”。我在海外过日子，常常碰到一些很热心、很爱国的同胞跟我说，我们中国人是特别优秀，你看这个学校里功课最好的都是中国人。我则常常跟他们说不见得。
这种自大的、自我中心的观念，是几千年来“中华帝国”、“天朝上国”这个观念演变出来的。在过去，我们关着门过日子，所以没什么关系。但是现在，我们是在世界上过国际社会的日子，就不能再这样了。所以我写《万古江河》，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中国不是自古以来就这么大一块，是慢慢长大的，当年的“蛮夷戎狄”就是今天的腹地，当年的敌人就是今天的邻居，同样地，今天的敌人也可能是将来的邻居。
我深受感召的梁启超先生，他原本要写一部中国史，可惜没写成，只写了一个绪论。他说，“中国”是从“中原”开始的，中原变成了中国，中原的中国慢慢扩张变成中国之中国，然后超越中国之外，慢慢将四邻吸收进来，通过文化上的交往以及势力范围的扩大，变成了东亚的中国，然后在亚洲范围之内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亚洲的中国，将来还要进入世界，成为世界之中国。梁任公写这篇绪论是在一百年前，他真是目光如炬！今天世界的大格局、全球化的现象的确出现了。在一百年前没有第二人敢这么说。
我现在最喜欢到国内看考古遗址，看人家不看的破破碎碎的瓦片。一片瓦片可以告诉你许多许多事情，告诉你“中原”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也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在古代那么多的地方，不同的人群发展着他们不同的过日子的方法，谁也不是“上”，谁也不是“下”，谁也不是“中”，谁也不是“外”。地球是个圆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中心。各处都有自己寻找的方向，都有自己过生活的方式。那么，这些古代的地方上的文化是怎么样聚合的呢？
国内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老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已经过世。中国考古史学界过去比较受制于“一条鞭”的单一理论，主要是“单线的演化论”、“中原的扩张论”两种说法。苏秉琦先生在这种风气之下，居然突破所有的关口，从证据说话，提出了“文化区系类型学说”。他认为，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地区性的文化圈，文化圈里又有不同的类、不同的系。他根据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现象，将中国划分为六七个区，每一个地区都有至少三层四层的次级系统。如果我们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初期的话，当时区还没形成，系也没形成，类也没形成，型也没形成，每个地方都是将就着当地的资源过当地的日子。经过互相学习、互相模仿、商品的交换、知识的交换，还有人口的交换，最重要的是男婚女嫁，以及抓人家做奴隶，经过如此这般交换以后，慢慢才并合成一条条线，然后再慢慢并合成一个个区。这一套理论，和梁任公的理论是完全配套的。只不过梁先生是从“中原”起头，苏先生是从“中原以前”起头。我自己也找到一条很重要的线，就是相当于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的时代。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陕西形成一个文化，后来分为两条线，一个是陕西西安的半坡文化，另一个就是旁边的河南陕州古城南的庙底沟文化。在考古学意义上，“文化”就是怎么样过日子、住什么样的房子、烧什么样的陶器、用什么工具来敲石头、敲成什么样子等等。我们主要靠发掘出来的破罐碎瓦等来考察。这两个文化，本来是很类似的文化，后来有了不同的发展。我们从半坡文化的工具看，渔猎工具越来越多，农耕的比例比较少；而庙底沟呢，农耕农具的比例相当大。就像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隔着河过日子，然后慢慢地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庙底沟文化的实力逐渐强大了，于是慢慢地往外开展了，越到后来，越往东走，并不是往西走。这样东边的地方慢慢地就采用庙底沟文化的生活方式，并逐渐变成了黄河边上一个相当显著的生活生产方式。当然这不是那时候最高、最强有力的生活生产方式。当时东北的红山文化，就早于庙底沟文化，是有玉器、玉刻的文明，还有神庙、很大的墓，有等级不同、规模很大的聚落。浙江杭州旁边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也有很好的玉刻器具，有很大的土台，有很好的木结构房子，还有水稻。湖北石家河有一连串的城市，每一个都比庙底沟看着要像样子。而山东的大汶口，甚至可能有了文字，因为有几个字留下来了，不是普通的符号，而是文字。
你看，四周有这么好这么多的大的文明，居然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几乎全塌下来了。为什么？我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但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是气候原因？人口压力？过度浪费？都有可能。但庙底沟文明，不但没塌，还变得更强大，影响范围更广了。它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特色，平凡得很，没有大的土台，也没有城市。但刚刚所讲的几乎所有好的、有漂亮器物的文明，它都从中学到了一点。庙底沟文明向两边扩展，它去了黄河南岸的河南、黄河北岸的山西，尤其是山西的运城平原。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已经发现有极大的古城，有城墙，有道路，有宗庙，有大的礼仪性建筑，有大的公共建筑，有非常大的水沟，这些现在还在继续的发掘中。
注意到这一串现象，我就认为这个庙底沟二期，在其他文明塌下来之后，它站起来了，应该讲就是中国文化的起源。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其他更早的文明，早到五千年以前就有了，而且很多很多。但我认为，庙底沟文明是核心。考古学家将之称为“夏文化”，我觉得夏文化应该是“诸夏”，在文献上讲夏朝就是诸夏，就是许多的夏，并不只是一个夏。“夏”大概是一些人自己称自己的名称。诸夏，彼此之间有很多小的差别。山西运城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内容并不完全一样。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色，都肯采纳别处的东西，因此东南西北的特色它都有。我认为这才是中华文化的起源，虽然没有大的显赫的成就，但是肯接纳、肯吸收。这个动力、这个特性，使它可以变成一个强固的核心，有了核心，它就慢慢成长。
我写的《万古江河》就是以此为核心展开的，旨在填补梁任公先生在中原以前的那一段。我讲文化的扩大，不讲武力。我向来不喜欢讲武功，因为我从小在战争中长大，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事情，我知道什么叫做鲜血。我不讲武功，不讲开疆辟土，只讲文化圈的扩大。我所讲的主调是：在文化圈的扩大过程中，我们有“给”，我们也有“拿”。我们给过很多四邻中国的文化，我们也从四邻的文化中吸收接纳。从庙底沟二期开始，我们就继续不断地向四周“给”，也从四周“拿”，不然庙底沟二期也不会长大。
等到庙底沟二期长大了，到后来“中原”变成了“商”，“商”也不断地给予吸纳，而“周”在“商”的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不仅继承了商代文化，也接受了许多其他文化的东西。秦人原来在西方，在今天甘肃天水一带，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壮大，东迁至陕西关中一带。秦由小小的牧马民族逐渐变成秦帝国，是吸收了六国的长处、吸收了六国的人才，才得以壮大。汉朝作为那么庞大的一个文化体，也是不断地进行文化输出和输入。汉朝的文化输出，东到日本、东南亚，西到天山，北到大漠；汉朝的文化输入，最典型的是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还有北方巫术文明和各地的巫术，也被汉武帝统统接受，后来变成道教的重要成分。汉文化一路向南开拓，将南方的动植物引进中国，从西域也带进来西瓜、葡萄，从北方带进来骆驼、野驴子等等很多很多的物产。这样无穷的文化交流、物产交换，使得汉文化异常博大丰富。
所以，每一朝文化在扩大的时候，都是“有给有拿”。我们不吝啬“给出去”，也不惭愧“拿进来”，这才是大大方方、磊磊落落。有好的我就学，见贤思齐，人家肯向我学，我也诚恳教人。教书这一行，最好的一点，就是我教给人家越多，自己收获也越多。这跟做买卖不同，不会是我拿出去了，自己就少了。所以，在这样大大方方、磊磊落落的状态中，中国慢慢地成长了。
世界并不是那么平
大家一律平等之后要竞争，但是竞争遵循谁的规则？在哪个操场上竞争呢？如果在你的操场上竞争，或者按照你的规则竞争，我肯定吃亏。对不对？
我在《万古江河》中为什么以1500年做断代呢？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在1492年，1505年欧洲人攫取的白银就开始运到中国来了。这也是中国第一次面临世界格局的形成，所以我取个整数以1500年做了断代，前面写了半本，后面写了半本。1500年以后近代的事情，跟我们的关系更密切。最重要的是我们碰到了一个重大关口，就是面临一个不比我们差、到后来比我们更有力的文化系统。我们面临的对手不简单，不能够轻易对付它，我们曾经输过，我们也正在爬起来。从1500年到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挑战，恰恰是这个挑战。现在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怎样跟他们做个交叉，大家作合理的融合，而不是单向的学习。从五四以来就一直有所谓“全盘西化”的说法，前几年，我又经常看到“先进国家”这个名称。用“先进”一词，就是承认他们的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只是我们落在后面，晚了一步。如果说齐头并进，各走各的路，彼此之间有道路的交叉，就没有所谓的“先进”、“后进”。
事实上，西方文明也是经历了梁任公先生所说的那些步骤，从古希腊时代希腊半岛尖端的西方，到地中海东端的西方，到地中海的西方，然后才有欧洲的西方，有大西洋的西方，有跨洋的西方，最终有现在几乎笼罩全世界的西方。西方文明的发展步骤和我们一样，它的成长过程也是“有给有拿”。只是到了近代两百年来，它逞凶霸道，只夺取别人的东西，还强迫别人接受它的文明。如果之前不是“有给有拿”，为什么会出现基督教呢？怎么会学了火药呢？怎么学了阿拉伯数字呢？
我们首先要在心理上重新整理自己，不要再囿于“中华中心论”，尤其是“中原中心论”。这样我们才心胸坦荡，可以组织起一个大的文明团体，而这个文明团体也更需要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地面对那些曾经压迫、欺负我们的文明团体。我们应当承认，别人的方案不一定错，我们的方案不一定对，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不足。我们对的地方，可以重新整理，为未来全世界所用。你认为非常好的部分，到今天出了毛病了，也要想想要不要丢掉，要不要重新来过。平心静气，大家才可能和谐共处。
西方文明在近代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东西，都在经历很深层的改变。西方近代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体系永远膨胀。这话不对。经济的膨胀，必定要消费，消费必定要资源，而世界的资源经不起永远的消费。因此，经济体不能永远膨胀。怎么样叫稳定？怎么样叫衰退？怎么样叫繁荣？都要重新界定。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演化，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问题，它要加以整顿。
我们中国呢，几千年来是集体主义，社区、宗族、大家庭都是集体主义，每人都要为大的单位而牺牲小的单位。话说有一家姓张的，五代六代同堂，皇帝就问张家的大家长：“你们一家五六代人能住在一起，靠的是什么？”他就说是“忍”。“忍”是什么？就是吃亏也算了，就是每个人都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这种“为大我而牺牲小我”的精神，是中国慢慢成长的条件。但这个条件到了一定地步也出了问题。孙中山先生就说：集体主义到了今天，如果想走下去，分配是很重要的。分配要影响到人的工作积极性。大家知道，我们中国这几十年来迅速成长，正是因为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换句话说，分配是调动了你个人的意愿，这和集体主义是相违背的。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了。西方资本主义要反省，我们也要反省。
再比如说，我们儒家是不讲“神”的，我们讲“良心”，而天主教、基督教讲“上帝”。“上帝”是西方文明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在西方，没有上帝，很难讲到人权。“天赋人权”，西方人的“天”就是“上帝”啊！但在今天，美国的教会衰落了，大多数人不太相信了。美国天主教会的学校一家一家地关闭。我家斜对面是一个基督教会，每个礼拜五要举行bingo（一种赌博游戏）来赚钱。耶稣基督当然是不允许在殿堂上赌博的，但是穷啊，为了维持只好出此下策。宗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基础，将来怎么办？也要修改，要向我们中国“以人为本”的方向修改。
印度人非常重视自然。各位看过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对不对？“天龙八部”这名词出自佛经，包括“非人”、“天”、“龙”、“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和“摩呼罗迦”八种神道精怪。在印度人看来，“人”并不比这些神道精怪占什么大优势，并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注重“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调节、和谐，讲究“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与西方的浮士德精神截然不同。浮士德把他的灵魂出卖给魔鬼，然后换得一切都“更好、更好、更好”。西方的主流观念就是永远成长、永远扩张、永远要“更高、更快、更好”。但这也就意味着永远在浪费自然。在这个事情上，西方要向中国和印度学习。但是印度推行种姓制度，人与人之间极不平等，这要向西方学习。我们中国因为集体主义，比较重亲属、欺外人，重邻居、欺陌生人。这个也要改变。
最近有一本很流行的畅销书，书名叫《世界是平的》。书中说，不管肤色、不管信仰、不管种族，大家一律平等。这话是对的。但是我们进入全球社会的时候，记得不要完全听他这个话。大家一律平等之后要竞争，但是竞争遵循谁的规则？在哪个操场上竞争呢？如果在你的操场上竞争，或者按照你的规则竞争，我肯定吃亏。对不对？所以，世界并不是那么平。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比如我比你们矮，我手脚完全不行。我到体育场上竞争，根本进都进不去嘛，还怎么竞争？所以，我盼望将来的全球化是一个有各地的特色、有各地的专长、有各地若干程度的自主范围的全球化，但没有自主的战争，不许自主地说“我爱打谁就打谁”。
地球上将来有什么样的天灾人祸、会有如何严重的后果，我们很难预料。可能是地震，可能是气候的暖化，也可能是疾病。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疾病正在酝酿当中，许多天灾我们是不知道的，而人的愚蠢、贪婪和无情也可能造成很大的灾难。当天灾人祸来的时候，不是只有一套答案就能对付的。这一套答案可能在某种情况可行，而另一套答案呢，可能在另一种情况可行。这种危机时刻，要靠存在许多可能的答案、可能的解救方法，人类共同的前途才不会受到威胁。所以，我希望将来这个世界是各地的特色互相补充，各地的专长同样存在。
（演讲时间为2006年11月9日）
许倬云 著名史学家。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1962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系主任。1970年赴美，任匹兹堡大学史学系及社会系合聘教授。1980年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1986年当选为美国人文学社荣誉会士。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求古篇》、《西周史》、《寻路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现代伦理寓言———东游记》、《历史分光镜》、《万古江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