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尼格尔·汉密尔顿（Nigel Hamilton）坚持认为在传记这个题材短暂的历史上，当今时代是“西方文化的前沿。”到了新千年的转折点，“它在人类探索、交流和学术研究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有代表，实际上进入第三个千年后，除了目光短浅者外的所有人都清楚传记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题材，是西方世界广播和出版界非小说类中引起争议最多、争夺最激烈的领域，体现在当今蓬勃发展的用电子方式表达个人思想和经验的博客，网络日记等。”
汉密尔顿用非常自由的方式给“传记”下定义，包含了不仅以书本的形式记录人生经历的传统模式，还包括许多比如电影，电视，网络等非正式的生平故事。或许这是应该的，因为从自己在过去30年从事传统的传记创作的历史中，我非常清楚传统形式的局限性，也学习了很多非传统做法。比如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和《巴顿将军》（Patton）电视节目《吉恩·凯利生平》（Gene Kelly: Anatomy of a Dancer），举这三个例子吧。我也很清楚其他媒体提供了文字很难完成的其他生动有趣讲述生平故事的可能性。
当然，传记应该是什么，传记作家应该用什么方式撰写等观念过去一些年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毫无疑问，汉密尔顿的仓促调查说明了我们当今所理解的传记只是表面上和在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或者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或者华盛顿传记家帕森·威姆斯（Parson Weems）甚至维多利亚女王传记家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时代人们期待的传记相似。只是到了1683年，“戏剧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第一次把传记作为集体名词”，传记家的新职业是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才得到承认的。
我们为什么急于阅读、倾听或观看别人的生活故事，为什么用回忆录或自传的形式记录自己的生活呢？这当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是汉密尔顿（喜欢他的斜体字）指出“基本上所有早期社会和文明都试图记录自己的生活通过纪念特别的个人，通常是用诗歌的形式代代相传。汉密尔顿称为第一部文学传记的《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 King of Ur）就是这样的纪念。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是以竹简的形式被考古学家在当今伊拉克的地方发现的。它提出了“萦绕在今生传记家心头的永恒问题：事实和解释的界限在哪里？传记是历史还是心理猜想？传记的目的是庆祝名人、伟人的生活从而为其他人提供榜样，还是把他们降低为凡人，列举他们的缺点和毛病从而安慰我们？
这些问题的答案倾向于满足当今的需要和欲望。汉密尔顿让人吃惊地很少关注（这是难以原谅的过失）罗马皇帝的伟大传记家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很快推崇传主的伟大成就，但是并不急于显示他们的泥足。在后一个意义上，他的微型传记其实带有让人惊讶的现代特色。正如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他的小说《罗马帝国兴亡史》（I, Claudius）和随后在同名的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访谈中使用的做法。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Confessions）中似乎认识到在基督徒需要一个自我谦卑的诚恳者的榜样，但是由“牧师，和尚，托钵修会修士和修女”撰写的其他典范性人物的当代人生活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集体名词：圣徒传记”。
这种偶像化传统断断续续存在了很长时间。文艺复兴期间发生了变化，当时传记“一方面显示向古典模式的回归，纪念死者是为了不断激励后人更加道德的行为，另一方面，用考验和磨练确认另一凡人的生命旅程，帮助现代人理解自我、接受自我。”但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圣徒传记报复性地回归促使斯特雷奇总结了这个时代值得记忆的风格：
“那两册厚厚的书是我们用来纪念死者的常用方式，死者不知道里面有消化不良的众多材料，马马虎虎的写作风格，乏味透顶的赞颂口吻，缺乏选择、缺乏公正、缺乏规划，真是让人惋惜。它们就像送葬队伍中的抬棺材者一样熟悉，同样的缓慢、愚昧和粗鲁。”
当然，同样的话也适用于今在美国和英国出现的众多学术传记作坊里出来的玩意儿，包括对传主采用毫不隐瞒的书（当然，汉密尔顿的《少年轻狂的肯尼迪》（JFK: Reckless Youth）是警世的例子）提醒我们古老的信念仍然有很大的生命力，那就是生平故事可以通过无休止的事实和记录的堆积来完成，不管它们多么无用和不相干。斯特雷奇自己在《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中用讽刺产生巨大效果，传记家对传主直言不讳甚至冒失无礼的态度得到人们的尊重。汉密尔顿轻蔑地嘲弄他，因为“他热衷于作家的舒服椅子而不是作为追求真理的研究者，但是忽略了更重要的内容，也就是斯特雷奇解放了未来传记家，至少那些愿意采取挑战立场的人，更深入地探索传主的生活和心理，而不是事实所许可的范围，运用传记家这个领域合法的猜想和辨别的工具。
汉密尔顿精确描述了里程碑式的最高法院案例《纽约时报》诉萨利文（1964），其中报纸发布的广告批评亚拉巴马公共官员“作为民权的激烈反对者”是全体一致认定的，汉密尔顿说这对传记家来说是个转折点，可以“自由考察、记录、解释健在的名人的生活不受惩罚，只要没有明显、恶意的背离真实。”
“对于西方世界的传记来说，这个决定将影响此后出版的每本传记或者自传著作，解放作者和广播者，肖像画家，传记记者在合理的范围内，进入20世纪，来完成约翰逊把传记作为包括美德和罪恶的记录的主张。传记从前作为整个一生印刷记录的边境哨所已经被踢倒，艺术家，作家，电影制片，广播员，研究家，和别人试图在各种媒介发现和解释个人生活的更多内容，为了众多不同的动机，从政治到个人。”
这是本来无懈可击的段落末尾处的奇怪信息。当然，有人是别有用心的动机来写传记，但是在我一直有天真的想法，认为传记家来从事这个工作的目的是要寻找真相。当然，真相是让人困惑的、不好捉摸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个尝试是值得的。传记书在这点上最成功、最有用，其他形式的传记当然也有其优越性和用途。汉密尔顿说一张林肯的照片可以显示传统传记所不能提供的很多东西，这确实有点道理，但是新形式也有局限性，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它们倾向于把传记当作娱乐而不是严肃的探索。
这是汉密尔顿几乎完全忽视的当今传记的一个方面。他提到了传记频道，其他电影或者电台传记的途径，但是他根本没有探索文献电视片以及传达历史记录片,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的肯尼迪的类似形式，但是对事实的迅速和随意处理就是要达到娱乐效果，在斯通这个案件上就是传递政治上的信息。它让汉密尔顿很开心，传记家现在（多少）自由探索传主的性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性行为确实反映人的性格，但是他好像不明白传记已经正在滑落到众所周知的流言蜚语的斜坡。
另一方面，或许这正是它从来都处在的位置。我们阅读传记是理解或者从别人的生活中获取利益吗？还是我们想知道内幕的丑闻？或许两者都有吧，但是当今，电影、电视、网络当然还有书籍泛滥的情况下，传记家端上来的东西就是各种货色。这是说明物种不可阻挡的变化趋势未必一定走向完美的又一个例子吗，我自己倾向于这样认为。
译自：“Why are we so fascinated by the lives of others?”By Jonathan Yardley
Sunday, March 25, 2007; Page BW15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03/22/AR200703220167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