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舞台”是一个错误的预测，现代国家正在逐渐丧失在其固定领土范围内调节社会和经济进程的能力。如今，边界再次变得重要起来。边界问题不仅是在国家领土的背景下提出的，而且是在身份、文化和共同体统一的问题中提出的，这些问题表达了全球化世界中重新确立边界的趋势。在移民政策方面，成员政策不是一种关于共同体的随意范畴。在全球化世界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背景下，边界不仅可以作为保护传统和文化的工具，而且还可以作为获得支配和剥削的工具。民族主义者捍卫边界坚不可摧的立场和自由主义普遍主义者主张开放边界的立场都是不可取的。
一 导言
不久前，世界市场的形成、民主自由的广泛传播以及冷战结束后的崭新前景都预示，我们将朝着建立一个自由、公正、团结的全球化世界迈出重要一步。如今，这些想法显得极度幼稚。世界确实已经全球化了，但它并没有变得更为公正或更加团结。虽然全球化给一些地区、国家和共同体带来了新机会，但其他地区、国家和共同体却面临着一系列新威胁。分裂和偏狭已成为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主导趋势，而对共同体的忠诚日益成为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我们正在目睹民族主义思想和民粹主义言论对政治进程影响的日益增大。与此同时，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经常受到质疑，即使在那些政治历史上直接以这些价值观为中心的国家也是如此。显然，“历史的终结”还很遥远(弗朗西斯·福山只是把“故事的终结”误以为是“历史的终结”)。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历史进程是由一些本应永远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的力量决定的。30年前的事实就是如此，而且人们也希望如此。
例如，从帕特里克·德宁等保守派人士的观点来看，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对自由主义计划产生的问题的反应。在《自由主义为何失败》一书中，德宁解释了自由主义是如何对社会产生毁灭性影响的：因为它破坏了文化联系和自治实践，导致个人相互孤立、社会两极分化，并使权力驻留于官僚体系中。因此，对德宁来说，“自由主义失败了，因为自由主义成功了。”①然而，德宁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论据来支持他关于自由主义的破坏性本质及其缘由。在他看来，当代社会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呼吁反主流文化(非自由主义)共同体才有可能，这些共同体以保守的价值观为基础，注重当地的经济、政治生活实践。或许，人们可以在许多议题上同德宁进行争论。然而，各国越来越多地支持反移民/反全球化运动，或者更广泛地说是反自由主义运动。我们需要承认，对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如德宁)所表达的对社会和政治趋势的担忧，是站得住脚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自由派阵营中发现，间接承认全球自由计划的失败并不为奇，至少在不同民族国家的人民日常实践中传播和肯定公民权利和自由价值观方面是这样的。值得注意的是，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重新研究了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回答以下问题时所遵循的价值观：“全球化是否使我们在道德上更团结？”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尽管全球经济和信息保持联通，但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分化的道德世界中。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情境奇特的世界，②而不是生活在单一的道德世界中。事实上，真正让我们走到一起的不是约翰·罗尔斯所认为的对社会基本结构原则的全面教义或理性共识，而是如宽容、宽恕、慷慨和信任等一些简单的美德，这些美德构成了地方共同体团结的基础。
伊格纳季耶夫和德宁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激发了这一研究。他们从不同角度和立场认识到，全球化进程并没有促进普遍道德或“道德全球化”的实现，也没有帮助建立一个理性个体的世界性社会(即实现启蒙运动的理想)。相反，全球化进程刺激了本土化、特殊化甚至去现代化的趋势。③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这些趋势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其部分原因是全球化对世界所有区域的现代政治和社会经济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这些现象视为现代化项目的暂时失败。更重要的是，这些趋势的复杂性使我们能进一步阐明社会和政治理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共同体统一的基础。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将试图描述在全球化世界中看到的走向终结的转变，然后讨论政治共同体的形成，概述其边界和成员标准，最后讨论边界是否可以正义的问题。
二、全球化世界中边界的回归
20多年前，阿尔伯特和布洛克指出，现代国家正在逐渐失去在其固定领土范围内调节社会和经济进程的能力。由于社会关系的逐渐跨国化，国家不再能确保社会的凝聚力。他们使用了“国家世界的去边界化”这个术语，随着国家抵抗这一过程的能力降低以及领土之外出现新的政治空间，边界的侵蚀性不断增长。④对民族国家所面临情况的描述显然与杜恰切克的观点重叠。正如阿尔伯特和布洛克所引用的，“主权侵蚀”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反映了解释民族国家灭亡的理论，这在20世纪90年代被证明相当普遍(在这方面最有趣的著作之一是马丁·范·克里费德的《国家的兴衰》。)其中，主权侵蚀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例如，约阿希姆·布拉特⑤对跨境合作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履行主权的概念，该研究表明，国家在跨境政策制定中的排他性作用受到了侵蚀。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许多研究都试图解释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度的增长，以及劳动力、资本、商品、技术、信息和民主自由思想的流动导致边界侵蚀率的提高。这种侵蚀性始于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随着标志东西方长期冲突结束的柏林墙倒塌而达到高潮。研究人员将这些发展进程与国家式微联系起来，并由此与跨国界和跨大陆联盟和行为体(例如跨国公司)的崛起联系起来。
但是，布拉特在谈到民族国家的现状和前景时表现得更加微妙。当他基于空间逻辑分析欧洲和基于流动逻辑分析北美的跨境合作时，认为阿尔伯特和布洛克关于边界侵蚀过程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受边界限制的领土的持续存在不再是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唯一基础。然而，布拉特认为，现在告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为时尚早，因为上述过程还不足以摧毁民族国家。迪特根也支持这种观点，即我们正在目睹民族国家的转变，而不是侵蚀；在全球经济中，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失去其自治权，但不会失去民主制度所保障的主权。
当然，如果不是作为旅游景点的话，柏林墙、哈德良墙或中国长城的遗迹不是一个政治因素，而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民族国家，特别是所谓的第二或第三世界国家，确实比50年前拥有更少的边境权力。尽管如此，得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无国界和无国家治理的世界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乍一看，“我们正在进入无国界和无国家治理的世界”这一结论似乎合乎逻辑，因为国家要求划定明确的边界，而边界内对合法权力的垄断和全球化进程的治外法权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然而，需要重新批判性审视这一立场，即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以及国家边界(以及民族国家)正在消失或者至少这些国家的重要性正在减弱。鉴于支持和保护全球市场机构的是各国政府，这种审视尤其重要。
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人会认同，应该复制罗马帝国的行为，将“文明”和“野蛮”的世界用哈德良墙隔开，或者像冷战时期在两个相互竞争的政治体系之间建一堵墙；也没有人认同贝尔法斯特所主张的，即不同政治共同体与观念的支持者之间应该建立地理界限。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再要求构建不可逾越的保护屏障，只是由于对政治共同体的威胁性质发生了变化，其结果是真实或潜在围墙的地理和政治性质也在发生变化。
支持设置壁垒的公众情绪不仅因为移民而加剧。现代世界移民问题的主要刺激因素是，世界各地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和社会不平等状况，这表明了全球市场在各国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导致的非正义。不可否认，不同国家的公民获得的社会和经济机会是不成比例的，即所谓的“公民权溢价”——一个人仅仅因为出生在某个特定国家就能获得或不能获得某些经济产品。例如，从事同样的工作，富国和穷国的工资收入可能相差十倍。尽管如此，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人们担心移民会对经济造成损害，例如抢走公民的工作或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正如米兰诺维奇所说，一些移民与接受国的当地人口之间存在着技能上的互补性，促进当地人口的收入增长。⑥换句话说，移民可以产生积极的经济影响。此外，人们可以考虑各种工具来补偿移民的负面经济影响。然而，在今天的政治辩论中，这方面受到的关注不及对移民威胁的关注。
移民的负面形象并未导致对全球市场的广泛批评。如今，劳动力、资本、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必然意味着“国家世界的去边界化”，但这种观点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那么明显。从美国贸易收支逆差的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市场不仅带来了利益，也带来了问题，甚至对那些最初通过努力形成全球市场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采取了保护国家市场的措施。然而，这种经济保护主义并没有导致之前预见的全球市场和整个自由经济的废止。相反，它旨在加强一国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正如世界主要经济体捍卫自由贸易协定时那样。这再次证明，尽管民族国家的作用显著下降，但其对干预措施仍有需求。
作为自由市场和“封闭边界”政策的忠实捍卫者，经济学家汉斯—赫尔曼·霍普为这一观点辩护：即使是最严格的移民政策或最排外的种族隔离主义，也与拒绝自由贸易和采用保护主义无关。⑦这一立场反映了一种有影响力的现代趋势，即新自由主义者和右翼激进分子的立场趋同，这可以追溯到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2016年，经济事务研究所提出了哈耶克是否会支持英国脱欧的问题，这并非巧合。哈耶克是自由全球市场的倡导者，关于他支持英国脱欧的论证非常有说服力。而欧盟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中央集权和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奎恩·斯洛博迪安和迪特·普乐威在分析了围绕哈耶克的讨论后发现，新自由主义者最初支持欧盟的发展，认为它是实现市场自由的机会，但他们很快发现欧盟在国家之间构成了竞争威胁。对于像哈耶克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来说，竞争是建立自由市场条件的关键。他们与保守派的和解并不奇怪，对于保守派来说，家庭和传统道德是社会的主要支柱，身份问题是优先选项。因此，越来越多的“排他性的社会浪漫主义取代了平等主义的社会政策”。⑧在不同层面和不同国家提出边界问题的人的言论中，经济观点被政治、文化、宗教和伦理问题所补充。事实上，移民问题不单是经济问题，这使得移民问题更加尖锐，尤其是对欧洲国家来说。同时，与美国或澳大利亚不同的是，欧洲国家几乎没有大量融入外国人的经验。
托马斯·尼尔在《边界理论》中指出，尽管近年来出现了全球化，但也出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的新型边界，⑨即新的文化、社会、宗教、信息和意识形态边界已经出现。例如，由于确认了共同体成员的文化和种族身份，共同体之间出现了差异，但这还不是全部。在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为了捍卫其政治经济制度的国际化以及人类基本价值观的普遍化，人们提出了一种明确的政治要求，即将“旧”边界——国家边界转变为不可逾越的壁垒，特别是针对非法移民。
边界更新的重要性可以从许多例子中看到，包括英国脱欧理论家的演讲，对激进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支持，以及美国、欧盟和东欧出现的右翼民粹主义言论。法里德·扎卡里亚提出了“非自由民主国家”这个词来反映这些国家日益增长的独裁倾向，比如中东宗教激进主义的蔓延。如今，人们担心的是非法移民、难民和恐怖组织，威权政府则担心不良信息会渗透到国家信息空间。这些担忧迫使一些政治家和国家当局支持包括虚拟墙在内的新墙修建计划。民族国家还有可能寻求保留现有的边界，如这些边界存在于以下主体之间：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加沙地带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摩洛哥和西班牙飞地、肯尼亚和索马里、美国和墨西哥、泰国和马来西亚。
学术研究主要通过自由民主和自由世界秩序的问题这一棱镜来审视这些过程。例如，由于主要是右翼政治力量而不是左翼在表达世界不同地区的抗议情绪，因此克服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任务是民族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性质的政治运动来承担(通常得到新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支持，如霍普)。与此同时，在“边缘民主”(罗纳德·英格哈特)和非民主国家，独裁领导人不仅依赖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还经常依赖公开的排外情绪。
民主社会的问题被日益增长的政治力量所印证，这些政治力量呼吁要免受他们所声称的自由普遍主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毁灭性的影响。“我们中的陌生人”问题(大卫·米勒在右翼政治话语框架内提出的关于移民的说法)被视为自由主义政治的后果之一，以及被称为“特朗普无产阶级”(或自称“沉默的大多数”的特朗普支持者)对精英阶层的反抗。即使在法国或德国等右翼最近未能上台的国家，右翼在选举中获得的大量支持也表明问题确实存在。民主国家确实正处于艰难时期。许多研究者讨论了自由民主所面临的“反自由转向”(伊万·克拉斯特夫)、“民粹主义挑战”(威廉·加尔斯顿)，或将“民主世纪的终结”(雅莎·芒克和罗伯托·史蒂芬·福阿)作为新时代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这绝非偶然。
有两种观点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高的动员潜力。匈牙利右翼政治家维克托·奥班用讽刺的口吻表达了这两种观点，即：“精英们正在掠夺我们自己的国家!”“不再有家园，只有投机场所。”⑩第一种概念与对政治生活失去控制的感觉有关，与此相对应，国家精英表达的是当地社群的利益比例越来越低，而全球经济参与者的利益比例越来越高。第二个概念与全球化世界中共同体的身份有关。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谈论的都是对全球化进程引发变化的反应，以及只有实心墙才能解决积累问题的信心。然而，全球化的力量没有摧毁国家边界。相反，全球的相互依存以及政治经济的趋同已经对地方共同体的凝聚力提出了质疑，因为它们依赖于排斥、商品分配和承认等做法。这些做法界定了我们的日常世界，当经济和政治程序开始失去当地共同体的控制时，它们将受到威胁。
曼纽尔·卡斯特非常准确地阐述了全球化世界的悖论：“世界变得越全球化，人们觉得越本地化。”(11)更恰当的做法是更多地提及这种趋势，即对已成为全球化世界进行新的划分，重新审视当今西方兴起的反民主浪潮。毕竟，类似的进程在全球各地的民主国家、非民主和非自由国家中都普遍存在。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种划界趋势的转变看作是对全球化世界中边界被侵蚀的一种反应，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比仅仅保护国家经济利益更复杂的进程。今天，边界问题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维度，因为它不仅是国家在某一特定区域的主权冲突中产生的领土问题，也不仅仅是20世纪90年代国家主权的分拆和侵蚀问题。正如从对移民的讨论中所看到的那样，当全球化进程被视为对社会团结的威胁时，身份问题已经被提出。正如巴贝利所说，划界的趋势代表迈向或建立“共同体之间的边界”(12)，即重新界定社会边界以及对政治社会成员进行严格控制。
边界和移民的问题是对民主的一个挑战。对于阿拉什·阿比扎德和其他理论家来说，重新划定边界的进程是对民主的直接威胁，因为真正的民主边界政策只有从“全球民主”的立场出发才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当它对本国公民和外国人共同实施时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边界政策，片面的边界隔离做法则不符合民主。然而，弗雷德里克·惠兰持相反的观点，并深信为了维护民主，人们需要建立边界来限制“他们”的权力，从而放弃关于理想世界共同体的自由信仰，取而代之的是，在世界政治中的自主行为体(即国家)之间建立明确的边界。阿比扎德和惠兰所采用方法的差异是基于让—雅克·卢梭和伊曼努尔·康德的著作中长期存在的争论。这是社群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他们主张以理性个人的普遍道德共同体为主导，任意建立国家边界。阿比扎德试图消除这种紧张关系，同时保持边界和“全球共同体”。受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影响，他声称，边界和“全球共同体”的保留只有在边界获得道德民主合法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然而，这一提议并不令人信服，因为它留下的问题多于答案。
例如，根据阿比扎德的说法，如果边界政策的讨论需要民主合法的外来者参与，那么为什么与边界有关的共同体成员标准的问题不需要这样的外来者？与边界政策一样，影响外来者利益的是什么？1918年堪萨斯州审理的关于战争期间外国公民权利的判决书中指出，外国人有不同的类型，即“外国朋友”和“外国敌人”，后者不能与其他人同等看待。(13)这一判决是否既合法又民主？或者在战争时期，边界是否具有民主性？我们应该让外国人来讨论这个问题吗？这些难题表明，阿比扎德的方法似乎是在拖延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事实上，这场关于边界和移民的争论正是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阿比扎德和卡伦斯以及许多其他讨论边界问题的自由主义者关注的并不是民主原则。相反，应受到关注的是社会团结的原则。如果不了解共同体如何构成以及其成员规则如何定义，就很难理解现代全球化世界共同趋势的根源，我们称之为“全球化世界中的边界重塑”。
三、成员资格和正义
20世纪90年代，民族国家的消亡以及统一的世界秩序和全球社会不可避免的出现，是由两个关键因素导致的。首先，欧洲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和中国经济开放政策的重新定位，推动了市场一体化和跨国经济机构的作用，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次，通过构成欧洲现代性方案基础的伦理普遍主义，全球化呈现出共同体的整合过程。然而，如今在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视角。诚如迈克尔·曼所言，“民族国家和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打败另一个的零和游戏中的竞争对手。”(14)同样有必要质疑约翰·罗尔斯(在这个例子中，他推动了源于约翰·洛克和康德的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传统)所持立场的有效性，对他来说，边界问题——包括社会和国家的边界问题——都是次要的。毕竟，一个有序社会的政治统一，是由其作为基本结构的理性一致的正义原则(如罗尔斯所述的“背景正义”)所保证的。只要一个人理性地接受这些原则，他/她都有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员。因此，理性一致似乎比任何刺激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因素都更重要，而对这种一致的关注导致罗尔斯等理论家普遍忽视宪法边界的话题。
同样，哈贝马斯反对“在民主程序和制度层面”或在宗教、国家历史或“世袭权力”的影响下形成的社会统一(如赫尔曼·吕伯所说)(15)。对哈贝马斯来说，第一条道路的优先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形成统一的正确途径是基于最抽象的原则，即超越私人关系和地方忠诚，以确保整合现代多元化和高度分化的社会。罗尔斯和哈贝马斯通常会对普遍的正式原则和规范以及历史和文化的统一持明确的反对意见。这种立场追求的不是描述性目标，而是规范性目标。
哈贝马斯认识到，我们找不到一个其凝聚力完全由市场和行政当局支持的现代政治共同体(国家)。这一认识完全适用于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在描述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时，罗尔斯还强调，社会制度支持自尊，(16)并阻止嫉妒等负面情绪的发展。换句话说，罗尔斯也强调情感对社会统一的重要性。
因此，泰勒认为，即使在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中，自由主义制度也被非自由主义实践所保护。对于自由主义(典型学者代表如罗尔斯、罗纳德·德沃金和托马斯·斯坎伦等)中出现的“原子论思维模式”来说，社会统一是建立在法律伦理基础上的，其任务是“规范和调和个人相互竞争的需求”。与此相反，泰勒视域下的共和主义源于这样一种理念：社会不仅是个体利益交汇的自治领域，而是作为普遍利益的一个特殊领域(泰勒把“普遍”说成是一种对话现象)，或者是一种不能被简化为个人利益的共同利益，或者是一种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的合作。因此，爱国主义是共和主义的基本美德，这并非巧合，它是“一种与他人在特定共同事业中的认同”。(17)仔细观察，爱国主义仍然是指导人们行动的重要动机，即使主流态度不把它视为关键的公共美德，而且这种态度的支持者通常避免谈论公共美德。换句话说，泰勒从许多自由主义者(如罗伯特·诺齐克或德沃金)那里发现了一个事实：尽管个人主义在现代西方社会盛行，但这个社会实际上并没有转变为个人的机械团结。社会团结与其说是通过法律制度和官僚机构来实现的，倒不如说主要由是过去的事来实现的。在这些社会中，个人的动机不仅取决于对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的承诺，而且取决于他们彼此的情感投入。即便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可能最接近洛克和罗尔斯的理想社会)，社会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对某种生活方式的依恋，以及他们对追求的共同目标的信念。此外，这种依恋得到了积极的维持和培育，国家也鼓励这种爱国主义的培育方式。
泰勒用“水门事件”来说明他的观点。这个例子强调了人们对理查德·尼克松政府的欺骗和操纵的极端负面反应。这种反应证明，尼克松政府的行为影响了人们的“爱国认同”，而这种认同是无法用利己主义或利他主义来表达的。(18)杰弗里·亚历山大对“水门事件”进行的文化学和社会学分析表明，这一事件与美国社会的精神气质、美国公民的团结意识以及公共利益受到威胁的情绪密切相关。亚历山大声称，只有把“水门事件”定义为超越政治且涉及基本道德关切的问题，尼克松才能受到批评，“水门事件”才能被视为真正的危机。(19)请注意，这种反应与人们认为尼克松的行为破坏了自由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的事实无关，正如批评家可能会提出的那样。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尼克松的行为和自由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是相关的，但这只是因为在美国社会中，当这些原则作为个人身份的基础时，已经形成了对这些原则的特殊态度。因此，“水门事件”不仅印证了泰勒的观点，而且正如他所说，自由社会的团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和党人的态度。
亚历山大提示人们注意以下情况：官方证人还试图合理化和明确公众对其行动的倾向，辩称他们是根据务实的考虑和常识行事的。他们表示，他们只是根据技术理性的标准决定实施这一行为的。(20)换句话说，“水门事件”期间的阵营通过让公众意识到必要的务实考虑，努力将公众舆论“拉”到理性的立场。另一方面，“水门事件”期间的阵营通过呼吁人们团结一致来产生一种情感反应，以便让公众对这样一种情况的描述产生印象，即犯罪行为看起来像是对美国社会本身的生存威胁。第二种策略最终取得了胜利，尽管它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毫无疑问，这一胜利既不是白宫“掩盖此案”失败的结果，也不是在此案没有成功时，通过指出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件普通事件来为自己辩护的结果。这场胜利与努力形成一种共同的感觉(或像泰勒所说的共和党的感觉)有关，这种感觉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保持着，并对真正的美国传统有一定的阐明，尽管在政治思维中明显占主导地位的是原子主义态度。
即使是一个自由的“原子化”社会也离不开“共和美德”，即理想信念和情感投入。玛莎·努斯鲍姆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在明显受罗尔斯的影响写成的《政治情感：为什么爱对正义如此重要》一书中，她令人信服地证明，在任何社会中，都需要“为公共利益牺牲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不仅有理性表达，而且有公共的情感表达。(21)换言之，社会团结和凝聚力也是通过让个人参与社会互动而得到培养和维护——不仅作为追求目标的理性行动者，而且作为情感上经历这种互动的人。此外，与政治秩序的规则和目标的理性一致，以及情感互通(情感互通不仅是罗尔斯所强调的公平政治制度的结果)，对政治共同体的形成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些例子也有助于质疑许多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中立国家的可行性。根据钱德兰·库卡塔斯的说法，“自由主义国家并不关心其成员的生活方式，而是承认社会存在多种目的，以及人们追求这些目的的方式。”(22)在此情况下，我们认同威尔·金里卡和尚塔尔·墨菲就自由主义面临的关键问题的看法。在全球化世界中，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它关键在于找到可以实现社会团结答案的同时，保持善和生活方式概念的多元性。依照罗尔斯、布鲁斯·阿克曼等自由主义者的观点，由于政治社会的理性和基本结构的中立，(找到可以实现社会团结答案的同时，保持善和生活方式概念的多元性)是可以实现的。正如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强调，我们不应把正义视为形而上学，而应把正义看作一个不能被简化为已经存在于社会中的全面的道德和宗教学说的政治概念。自由主义理论家即使同意批评家们所说的不能对道德采取完全中立的立场，但仍然声称“他们的理论是一个最低限度的理论”。(23)然而，这种说法根本没有说服力。
就像其他国家一样，一个自由国家不可能是中立的，而是需要一种维持和复制的生活方式。自由主义者也承认这一点，例如德沃金、金里卡和罗尔斯，罗尔斯在其关于民主社会政治文化的著作中明确承认这一点。(24)库卡瑟斯把国家中立解释为正义，提出为了多元化而牺牲团结，因为他非常怀疑建立一个价值中立国家的可能性，并深信强大的社会纽带对于放弃多元化来说代价太高。他认为，政治秩序中不需要有社会团结。任命一名仲裁员(其职能应由国家履行)来规范个人(或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以确保他们的和平共存就足够了，因为“政治共同体只不过是承认共处条件的人的协会”。(25)换言之，个人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团结，是通过个人对共存的规则的一致认同来实现的。库卡瑟斯由此得出结论：政治共同体是“对政治体内部什么是公共的、什么是私人的有共同理解的个人协会”。(26)然而，这里还应指出两点。
首先，库卡瑟斯提到的公私分离总是在假定存在政治共同体的特定政治边界内进行。汉娜·阿伦特指出，当公共和私人的界限变得模糊时，后者并不一定会分崩离析。决定政治共同体及其内部组织边界的不是私人和公共领域的比例，而是排他标准——“我们是谁”的答案。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无论它是民族国家或文化同质的国家，还是“社会联盟中的非社会联盟”(罗尔斯对自由主义国家的解释)，人们都是通过一种对排他性标准的共同理解而团结在一起的。在吉尔·德勒兹的观点基础上，墨菲提出，所有身份都是通过差异来建构的，而不是自我呈现的，所有社会客观性都是通过权力行为构成的。这意味着所有社会客观性最终都是政治性的，必须显示出支配其构成的排他痕迹。(27)
对区分标准的理解取决于当前的权力关系体系，或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话语，及其对国家法律制度中所载的公正社会原则的独特解释。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对公民身份标准解释的差异反映了理解城邦组织的不同方法。(28)例如，民族主义(尤其是激进形式的民族主义)所主张的文化、历史和宗教关系使社会更加排外；在文化多样化的社会中，各种社群影响政治决策的程度比自由主义政治假定的更具内部等级性。任何政治斗争都是关于如何和根据什么原则建立统一的斗争，都是在什么地方划定“我们”和“他们”之间界限的斗争；或者，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它可以被设想为定义(正义)区分标准的斗争。
其次，共同理解不是理性共识(哈贝马斯)或重叠共识(罗尔斯)的结果。事实上，库卡瑟斯将共同理解解释为一种理性协议。他甚至认为他的观点与政治共同体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只有在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下才能达成协议，而不是在“无知的面纱”或“理想的演讲情境”下达成。根据库卡瑟斯的说法，政治共同体只有在放弃让人们对什么是好的和正确的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其成员的自由。的确，人们不应该期望他们自己特别是异质共同体的成员会达成这样的协议，任何强加协议的企图都将不可避免地被贴上胁迫甚至直接暴力的标签。然而，库卡瑟斯主张“部分联合”的政治社会理想是行不通的。这种理想“本质上是那些没有任何重大意向关系的人之间的联合”，(29)个人对这种联合负有相当弱的义务。事实上，库卡瑟斯本人也承认，“没有理由怀疑政治社会是一种团体。”(30)这种社会模式是不可行的，因为将个人团结在政治社会中的，不是软弱的承诺，而是如沃尔泽所说，与特定社会世界相关的正义和福利的“厚颜无耻”概念。从我们出生那天起，我们每个人都是某个政治共同体或单一共同体的成员，就像那些出生在难民营且没有公民身份的人一样。与此同时，我们的成员身份并不取决于我们参与监管和执行政治权力的事实，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31)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汉娜·皮特金指出的，在君主制下，只有贵族才是公民，“但这是荒谬的。”(32)“成员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共同体共同意义的共享程度，因为加入一个政治共同体并不总是自愿的。”政治理论家往往忘记了一个现实，即我们是被迫遵循社会的规则和条例的。
共同体作为具有共同意义的世界具有明确的边界，因为共同的理解总是反映共同生活的当地经验。因此，政治共同体要求确定自己的成员标准，例如制定相关的移民政策。然而，承认边界的道德正当性，并不能自动消除制定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标准问题。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对共同体设定的成员标准进行正义或不正义的界定？从沃尔泽的角度来看，答案是否定的，除非我们从共同体成员对正义的看法的角度来评价它们。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理解不同意这些观点的共同体成员为什么会对他们给予相同的评价。
沃尔泽强调，任何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资格是一种主要的或“我们彼此分配”的基本权益，(33)拥有它让我们有机会参与其他商品的分配，如安全、权力、财富等。这种分配要么是与生俱来的，要么是政治决定的(“在美国社会和任何正在发展的社会中，成员的分配都是一个政治决定的问题”)。当然，关于非共同体成员的政策不能被称为完全武断的行为领域。首先，它反映了共同体成员对正义和成员资格的理解。其次，正如沃尔泽所指出的，它受到国家对那些居住在其领土上的非公民的道德义务的限制，非公民中有一部分早已在这个国家工作，也就是经济代理人，对这群人的驱逐显然是有失公平的。(34)最后，这项政策适用于因我们的行动而获得这种地位的难民。然而，限制移民政策的道德义务与个人和社会群体有关，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和社会群体受特定国家和个人面临环境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普遍的司法标准要求各国制定具体的成员标准。毕竟，正义的标准是在政治共同体中作为一个“品格共同体”(沃尔泽)形成的，因此只有政治共同体才能确定相关的标准。沃尔泽指出，“成员资格的分布并不普遍受到正义的约束”，(35)这并非偶然。在这方面，共同体的边界是正义的边界，在此边界之外，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宽容、互助和慈善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沃尔泽合乎逻辑地提到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36)这充分说明了建立在宽容和互惠上的个人关系。事实上，正义需要的环境还没有形成。
沃尔泽批判约瑟夫·卡伦斯关于开放边界和成员标准问题的观点。与沃尔泽不同的是，卡伦斯认为，限制国家移民政策的不是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本身。对于那些希望成为政治社会一员的人来说，边界的开放不是宽容或关心，而是正义的直接要求，因为所有个人的道德价值观念都是自由文化的特征。正如卡伦斯强调的，尊重个人作出的特定选择和承诺，自然会从对平等道德价值观念的承诺中产生……而排斥那些想要移民的人(或者说成为政治社会一员的人)，与平等道德价值观念显得格格不入。在这方面，卡伦斯和罗尔斯的边界与共同体之间没有基本的构成要素。这里的边界只不过是人民的物质障碍，他们希望行使他们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生活的权利。正如卡伦斯提醒我们的那样，“边境有警卫，警卫有枪。”(37)
边界的道德意义受到民主文化的质疑。这种文化的保留不是通过维持边界，而是通过跨越边界、在共同体中尽可能容纳更多的人来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卡伦斯认为，保护民主共同体不受那些不认同民主价值观和理想的潜在移民侵害的道德依据，是不存在的，因为排斥这些人本身就会破坏民主精神。(38)然而，他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些有其他社会理想的人对这种精神构成的威胁。尽管他承认民主文化也包含道德上合理的排他标准，但在他看来，修建隔离墙对正义和民主构成的威胁远大于开放边界。
概言之，有人可能会说，沃尔泽主张为了社会而牺牲正义，而卡伦斯则完全符合康德的精神，主张为了正义而牺牲社会。这两种立场看起来都过于激进，很难无条件采纳，因为一种倾向于相对主义，而另一种倾向于单一方法主导的普遍主义。近年来发生的全球性事件，表明了乌托邦主义和建立全球政治共同体想法所固有的危险。正如沃尔泽在《正义诸领域》中所指出的那样，拆除国家的墙并不是要创造一个没有墙的世界，而是要建立1000个小堡垒。(39)今天，我们目睹了这样的堡垒正在建造。唯一的问题是，恢复边界和修建新墙并不能建立正义，反而加剧了世界上的不公正程度。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从一个不同于民族主义和自由普遍主义的角度，来处理边界公平和成员标准的问题。
重新界定身份问题的进程使排他成为政治秩序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国家间的不平等处在以前所未有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为基本特征的全球化世界时代，边界问题往往成为政治和经济统治的工具。沃尔泽相当合理地将成员资格解释为一种分布式商品。但沃尔泽的问题在于，他认为政治共同体是孤立和独立的。在这种视角下，作为共同体的一方，与另一方的关系应该以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模式为基础。在人道主义理念的指导下，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获得成员资格，但我们没有严格的义务这样做。然而，在现代全球化世界中，经济发达国家对来自贫穷国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关闭边界，奉行经济保护主义政策，与此同时，经济发达国家还能利用全球市场和经济透明边界(尤其是与那些移民来源国之间的经济透明边界)提供的机会发展自身。因此，一些国家和地区凌驾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上，从而导致机会和资源不再平等，全球不公平现象加剧。今天的成员资格问题不是人道文主义问题，而是正义问题。因此，排他政策只有在不助长全球不平等的情况下才是公平的。
沃尔泽认为，边界与(政治)共同体的形成有关，即共同体是由对正义原则的共同理解而形成的。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成员标准的界定是在正义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说，在使正义成为可能和必要的条件下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未能在平等的自由理念基础上寻求边界正义原则的权利，因为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寻求一种传统对另外一种传统支配的指控，而这正是我们希望避免的。
这些正义原则的依据与人类生存的基本特征有关。例如，瑟伯恩正确地指出，不平等是致命的。(40)无论我们如何理解正义，社会或社会之间(特别是在获得医疗用品方面)的实际不平等状况都会大大缩短人们的生命，甚至导致死亡。这表明，成员资格定义的正义标准既不能是特定价值观和规范普遍化的结果，也不能是唯意志主义的结果。托马斯·伦奇认为，我们实际上受限于普遍的和先验的人类学构成前提来构建道德的可能性。(41)它们决定了社会存在只有在满足某些基本条件(我们所说的正义)时才可能发生。共同体的原则、我们作为成员所依据的原则都被包括在这些基本条件之内。
四、结语
边界问题被我们指定为边界重塑进程，已成为对我们全球化世界中政治共同体所面临的内部问题的一种反应。这些问题是政治和经济进程的跨国化和全球化的结果。人民对政治精英进行民主控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不同国家之间人民生活水平的不平等状况越来越严重，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越来越多。因此，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矛盾也在相应增加。在此背景下，康德的世界共和国的理想在全球正义理论中的价值是有争议的。但毫无疑问，全球化进程揭示了共同体的重要性和边界的构成作用。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都无法建立一个无边界的全球世界。我们可以把现有的边界作为一个交流和合作的地方，或者相反，把它们变成对其他人坚不可摧的墙。尽管如此，在全球化世界中，这些坚不可摧的墙常常导致一些国家或共同体凌驾于其他国家或共同体之上，这种支配总是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数百万弱势群体想方设法摧毁边界墙。最终，这些人将实现他们的目标，同时引发新一轮的社会和政治冲突。21世纪的威胁即使不比20世纪破坏性小，也不亚于20世纪。全球化世界是极其多样化的。共同体边界(身份)不仅具有构成意义，而且具有道德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边界如此容易成为右翼民粹主义者政治投机的托词，他们倾向于将边界变成静态标记。与此同时，世界的全球化使边界和身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变。这一发展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机会，但如果这些边界造成对“我们”和“他们”的不公平，就会带来重大威胁。
*原文标题为Borders，Membership and Justice，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年7月主办的学术会议“全球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的会议论文。
注释：
①Patrick J.Deneen,Why Liberalism Failed,New He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8,p.179; Inderjeet Parmar,The US-led Liberal Order:Imperialism by Another Name?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4,no.1,2018,pp.151-172.
②Michael Ignatieff,The Ordinary Virtues:Moral Order in a Divided World,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205-206.
③See Alberto Rabilotta,Yakov Rabkin and Samir Saul,La Démodernisation en Marche,Revue Internationale et Stratégique,vol.4,no.92,2013,pp.40-50.
④Mathias Albert and Lothar Brock,Debordering the World of States:New Spa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Political Science,vol.18,no.2,1996,p.70.
⑤Joachim K.Blatter,Debordering the World of States:Towards a Multi-Level System in Europe and a Multi-Polity System in North America? Insights from Border Reg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7,no.2,2001,pp.175-209; Ivo D.Duchacek,Perforated Sovereignties:Towards a Typology of New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Hans J.Michelmann and Panayotis Soldatos(eds.),Fed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Role of Subnational Units,Oxford:Clarendon Press,2001,pp.1-34; Marthin van Creveld,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439.
⑥Branko ,Global Inequality,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Cambridge and 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p.153.
⑦Hans-Hermann Hoppe,The Case for Free Trade and Restricted Immigration,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vol.13,no.2,1998,p.223.
⑧Quinn Slobodian and Dieter Plehwe,Neoliberals Against Europe,in William Callison and Zachary Manfredi(eds.),Mutant Neo-Liberalism:Market Rule and Political Rupture,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20,pp.89-111.
⑨Thomas Nail,Theory of the Border,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p.1.
⑩Jan-Werner Müller,What is Populism?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9,p.136.
(11)Manuel Castells,The Power of Identity,2nd edition with a new preface,Chichester: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2010,p.xxiii.
(12)William A.Barbieri,Constitutive Justic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5,p.173.
(13)Robert E.Cushman,Judicial Decisions on Public Law,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3,no.1,1919,pp.104-105.
(14)Michael Mann,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4:Globalizations,1945-201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10.
(15)Jürgen Habermas,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Studies in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8,p.132,p.129.
(16)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82.
(17)Charles Taylor,Cross-Purposes:The Liberal-Communitarian Debate,Cambridge,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187-188.
(18)Charles Taylor,Cross-Purposes:The Liberal-Communitarian Debate,Cambridge,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96.
(19)Jeffrey C.Alexander,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A Cultural Soci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62.
(20)Jeffrey C.Alexander,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A Cultural Soci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63.
(21)Martha C.Nussbaum,Political Emotions.Why Love Matter for Justice,Cambridge,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p.206.
(22)Chandran Kukatas,The Liberal Archipelago.A Theory of Diversity and Freedo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61.
(23)Chantal Mouffe,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5,p.138.
(24)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6.
(25)Chandran Kukatas,The Liberal Archipelago:A Theory of Diversity and Freedo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210.
(26)Chandran Kukatas,The Liberal Archipelago:A Theory of Diversity and Freedo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171-172.
(27)Chantal Mouffe,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5,p.141.
(28)Pol.III,1275a.
(29)Chantal Mouffe,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5,pp.209-210.
(30)Chantal Mouffe,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5,p.169.
(31)See,for example,Pol.III,1275b20.
(32)Hanna F.Pitkin,Wittgenstein and Justice,On the Significance of Ludwig Wittgenstein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p.215.
(33)Michael Walzer,Spheres of Justice,New York:Basic Books,1983,p.31.
(34)Michael Walzer,Spheres of Justice,New York:Basic Books,1983,Chapter 2.
(35)Michael Walzer,Spheres of Justice,New York:Basic Books,1983,p.61.
(36)Michael Walzer,Spheres of Justice,New York:Basic Books,1983,p.33.
(37)Joseph Carens,Aliens and Citizens:The Case for Open Borders,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49,no.2,1987,p.269.
(38)Joseph Carens,The Ethics of Immigr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176-177.
(39)Michael Walzer,Spheres of Justice,New York:Basic Books,1983,p.39.
(40)Gran Therborn,The Killing Fields of Inequality,Cambridge:Polity Press,2013,p.212.
(41)Thomas Rentsch,Die Konstitution der Moralitt:Transzendentale Anthropologie und praktische Philosophie,Berlin:Suhrkamp Verlag KG,1990,p.350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