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极权主义研究的名著，中国的读者熟悉的是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1951）。再要列举的话，那就是弗洛姆(Erich Fromm，Escape from Freedom，1941)，奥威尔、弗里德利希和布热津斯基（C．J．Friedrich and Z．K．Brezinski，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1967），乃至哈耶克、波普尔、哈维尔等。殊不知最早的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的著作却是1939年出版的杜拉克的处女作《经济人的终结》（P．F．Drucker，The End of Economic Man：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和1941年的《产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A Conservative Approach）。近几年，中国也出版、介绍了不少杜拉克管理学著作的中译本（据说有个出版社买下了他所有著作的版权），但是，要知道这位管理学的大师中的大师的30多种的著作中，有一半是关于社会的宏观研究的著作，他对社会学也有相当的建树。《经济人的终结》就是这样的著作。1994年再版时，85岁的杜拉克还为新版写了序。正像他在1963年再版序中所说，此书和阿伦特的以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学体系的衰退和崩溃为线索的研究不同，是一部更加关注现实社会政治的著作。书中主线—围绕自由与平等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还是手段的论述，一定会引起不少中国读者的兴趣。
一、绝望带来幻想
书的开头，杜拉克就澄清人们对法西斯主义体制诞生有三种误解。即一，法西斯主义是革命中人类原始的野蛮性和残虐性的表现；二，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抵抗马克思主义必然的胜利的最后的武器；三，法西斯主义是巧妙地、彻底地操纵无知的大众的卑劣的本能的结果。对于第一说，杜拉克认为单以此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特征，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任何革命都有野蛮性和残虐性的表现，因为破坏力本身是邪恶的，盲目的。关于第二说，他指出，法西斯主义犹如资本主义同盟军说法只是一种谎言，是历史的篡改。所谓大企业支持法西斯也是一种谎言。国民经济的极权主义的管理和军国主义化，受害最大的是大企业。相对而言，在德、意两国产业界、金融界投靠法西斯主义的“积极分子”最少。就第三说，杜拉克提出了反证。法西斯上台前，反法西斯的人们也操纵着所有的手段。各种报纸每日刊登着讽刺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文章；德国国家电台也反复播送反法西斯的节目；教会系统的宣传工具，包括更强有力地动员一切宗教手段进行反法西斯、发纳粹的宣传。相反，人们因为不买法西斯的报纸，几乎使这些报纸到难以维持、濒临破产的状态。他指出，如果说大众因为被操纵而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只能说我们宣传的信念是没有根据的。这样，岂不是我们更像法西斯分子了。声称大众受到操纵、不承认大众的意志和自由的应该是法西斯。而且，即使没有那种操纵，法西斯也会慢慢地滋生起来。不过，他也承认，当然操纵会使有些人转向，可是那只是想赶潮流的人，因为个人需求而受到诱惑的人，或者就是企图从恐怖中解脱出来的人。总之，他认为操纵的成功只显示社会症状的存在，操纵并不是成功的原因，所以相反的操纵也不能治愈这种社会症状。接着他指出法西斯与历史上独裁专制主义相比，有三个特征：它不具有自己的积极的信念，却攻击、排斥和否定其他所有的信念；在欧洲历史上，法西斯主义是第一个不仅攻击传统思想而且否定作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社会的权力—不承认作为促进个人福利进步的手段的政治、社会权力的正当性；加入法西斯行列的人并不是因为相信法西斯主义的任何承诺，而正是不相信这些承诺而采取行动的。所以，法西斯是“行动走在思想的前面”，“革命先于信念和秩序”。他举例：戈培尔在1932年一次演说中竟然说：“要提高农民的谷物价格，要使工人吃上价廉的面包，要使面包和食品商获得最大的利润。”同年，纳粹一边与共产党一起，支持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冶金业的大罢工，希特勒同时对经营冶金业的巨头们承诺要恢复他们的主权。结果竟然大部分的工人和资本家都成了纳粹的支持者。矛盾的背信弃义、制造谎言是极权主义者的家常便饭。那么大众为什么会相信不能相信的主义和接受违背常理的理由呢？杜拉克说，那是处于绝望中的大众幻想有奇迹出现的心理作祟的缘故。
到20世纪初，欧洲的大众普遍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的资本主义产生绝望的不信任。社会主义苏联，在经济领域，虽然资本家被消灭了，可是特权阶层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大量增加。新的官僚和专业管理阶层与非熟练工人之间的收入格差扩大。杜拉克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上未能完成这种阶层产生正当性的解释。马克思承认技能对产品的价值的贡献，那不就是等于承认特权的技术中间阶层的正当性，而近代社会这样的专业技术的中间阶层是必不可少的。在政治领域，令人疑惑不解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资产阶级消灭了，那么不就是无产阶级失去自由，自己成了专政的对象了吗？因此，杜拉克认为，斯大林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在反共的人们看来，那却是革命的必然，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因为工人阶级是在体制内部反对资本主义，所以，随着产业的垄断，工人运动工会组织化，西欧工会依存于资本主义秩序本身，成了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成了这秩序内部的反对势力。于是工会放弃革命走上改良道路，与资本家结成“统一战线”。革命并不能在近代工业社会中发生，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自己也为此疑惑不解。亚当•斯密首先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即人类不仅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行动，而且也懂得活动的方法。马克思把“经济人”看作不管自觉与否，必定是按自己阶级利益行动的人。可是当人们明白了个人的经济自由不能自动或辩证地带来自由与平等的时候，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双方关于人类本性的概念—“经济人”概念也开始瓦解了。杜拉克认为社会主义不能解决平等的问题给大众的冲击更大，因为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加能将经济领域的优越性与自由、平等结合起来的理论了，这理论至少还可以抽象地存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传统同样也是使大众陷于绝望。杜拉克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进入资本主义以后，才将个人利益最大化，对积极追求利润作正面的评价成了社会的理念，经济的自由也成了社会发展的目标。但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对于在这个社会秩序中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经济自由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东西。经济自由对他们来说不会带来平等，连“机会均等”也达不到，倒是一种威胁。也可以说经济的自由带来了大众的贫困。可是，对资本主义体制不信任并不限于这些没有得到自由经济好处的阶层。杜拉克看到了更威胁的一点，受到经济自由带来利益的上层的技术工人和下层的中产阶级也固执坚持认为“自由竞争促进效率”是一种谬论。在中欧，上层的技术工人和下层的中产阶级的立场与资本主义对立起来。以后，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得出同样的结论：纳粹运动的积极分子大多出身于这样的阶层。在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的问题上，杜拉克竭力推崇美国的经验，指出它对法国革命的影响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兴起的美国移民潮也正是这个原因。笔者推测阿伦特肯定受到这位同样来自中欧的犹太人同胞影响，她的《论革命》将杜拉克的见解详尽地展开了。
二、对两个恶魔的恐惧
杜拉克那一代人亲身经历了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幻灭的两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世界性的大萧条。他说，大战与历史上如法国革命的民众的战斗是为了平等的秩序，为了真理献身不一样，也和以后西班内战两个阵营分明的作战也不一样，只是帝国主义争霸的混沌的战争。因此，人类突然被理性所不能理解的恶魔所控制，感到成了世界中完全无力的一分子。自己的命运可以由自己的价值和努力来决定的那种社会观念，变成只是一种幻想了。杜拉克也指出1929年大萧条的特殊后果。他说如果1830年和1873年的两次经济危机时，人们还认识到危机尽管带来牺牲和阵痛，也是以后经济增长、发展的代价，是一帖“自然的药”；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不仅凯恩斯的理论否定了经济危机对于合理秩序的必然性和有益性，而且，那是人们也已经对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追求自由、平等社会的目标产生了怀疑的时代，人们犹如处于什么都不能预测的世界中，对于失业，他们也感到是那么无力，自己孤立地成了巨大世界的一分子。和对战争态度一样，危机也使人们对科学理性产生了怀疑—难道不是极端地追求唯物主义和理性的结果吗？现在驱逐这个恶魔成了欧洲社会的最大目标了。评价所有政策的标准只有一个：能不能降伏这个恶魔。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希特勒的完全消灭失业政策会付出其他多大的代价人们都不管了，只要政治家承诺这政策能制服这个恶魔。年轻的杜拉克已经痛心地看到了严重的恶果，对经济危机的恐惧使得民主主义的理念在大众的心里虚无、凋零起来了。如少数派的保护、言论的自由、对话妥协等民主主义的原则不管作为目的，还是作为手段，在人们看来对治疗危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东西，从而民主主义这种制度也变得毫无意义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也是不能理解的东西。另一方面，经济的自由不会带来平等这一点，人们也很清楚了，所以，也没有保卫经济自由的必要了，只要能远离失业的威胁、经济危机，放弃经济自由也是值得的。最终，连经济领域外的自由也可以放弃。于是，自由不能带来平等，即可以放弃，自由与稳定相比选择稳定。放弃自由变成从绝望中解救出来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杜拉克感到更加威胁的是，所谓自由本来的概念是个人与少数派的权利，也就是反对派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在德国，自由的概念发生了质变，成了压制少数派的多数派的权利。所谓邻国的德国血统居民超过一半的地域要归入德国的版图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和阿伦特的革命往往只是一种复旧的观点一样，杜拉克也认为，因为历史上的革命大多只是提出一些新的口号、形态，但是社会的实质变化往往是十分缓慢的，有时甚至毫无变化。然而，法西斯主义相反，它破坏了旧社会的所有秩序，而竭力要维持旧社会的外表形态（形式）。经历了经济危机的大众把资本主义企业、利润以及经济发展自身看作导致危机的恶魔，所以纳粹、法西斯利用、迎合大众这样的心理，宣称要驱逐这些恶魔，找到了一种“真正的资本主义”，或者说“真正的社会主义”。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呢？它在经济领域，保留了经济管理、财务、价格、会计、生产、流通等诸形式；在政治领域，也如此驱逐了恶魔—与政治自由、少数派的权利、舆论监督、主权在民等有关部门的原则，只是在形式上保留了形式上的平等：选举或国民投票制度。所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自豪地称自己得到99%国民的支持，实施的是“真正的民主主义”。但是，这种支持是建立在将投反对票作为犯罪行为的基础上的，而且，他们都认为取消这种投票的自由也何尝不可以。法西斯尽管禁止了欧洲传统所有的自由—传统的信仰和理想，也不得不用选举这种传统的形式来装饰自己的信念。当大众对理性和传统绝望。期待着奇迹出现的时代，这种装饰起来的谎言能在历史的某一时期奏效。
三、基督教传统的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尽管有不少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以及不少工人出于绝望而求助、归依传统的基督教，但是，在杜拉克看来，那是他们没有看到在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产业社会里，基督教的教义本质上只能提供浪漫主义的反动和没有现实意义的幻想。因为不能容忍唯物主义的教会必定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而其自身并不能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基盘。他举了两个例子：亨利•亚当斯虽然一生期望在基督教中追求政治上合理社会的基础，可是，始终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得到的只是个人的价值观；纳粹时代少有的抵抗者牧师马丁•尼梅拉从宗教良心反对纳粹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可是他也不能发展这种宗教的政治信念。因此，基督教教会虽然知道法西斯主义是比共产主义更加极端地反宗教的，却往往会站到法西斯主义一边去。基督教教会还有两个弱点：一，它攻击唯物主义，却不明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和自己的教义一样主张由正义的力量来驾驭权威—这与把权威解释成可以恣意妄为的法西斯主义有本质上的区别。二，它另一方面错误认为货币经济、私有财产是导致大众的贫困、社会的不平等根源，何况，教会本身是私有土地的拥有者，它有时要站在那些攻击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同样的立场上。杜拉克已经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基督教教会立场在奥地利、西班牙发生的矛盾的悲剧。
杜拉克还认为，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教会必然要受到迫害，也只有在受到迫害的情况下，教会才会发生真正的革新运动，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他以法国大革命时期教会为例，指出当年起着社会、政治改革作用的不是留在法国国内的宗教家，而是逃亡在国外的宗教家波拿尔和梅斯托等人。
四、极权主义这样的“奇迹”为什么发生在德国和意大利
杜拉克不赞成有人把极权主义这样的“奇迹”为什么发生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原因，归结为两国的国民性，指出法西斯主义遍及世界各国，即使德、意两国国民性及其历史也有很大的不同。与法国曾经出现过的路易十四的专制、拿破伦的独裁历史相比，倒是魏玛时代德国将文化优先于军事。他也不赞成把原因归结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说为什么民主主义一次大战后在法国保存了下来，在意大利却消亡了？为什么德国战后出现了比战前更完善的民主主义信念呢？问题的症结要从德、意两国与其他欧洲各国不同的政治、社会历史原因中去找。他认为德、意两国与西欧的英、法、荷及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不一样，他们的民主主义不是自下而上的大众运动的结果，而是由少数知识精英提倡的结果，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建立了民主体制，即使有少数精英进入了内阁，但是并不掌握实权，这样的民主主义社会还是无力的，不巩固的。而且，西欧诸国的民主主义在国家统一之前就已经形成，德、意两国，民主主义不过是资产阶级统一国家时候的旗帜和手段。这种作为手段的民主主义很快会被法西斯主义利用，最明显的事例是意大利最具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理想主义理念的哲学家乔温尼•捷第莱的学说却被法西斯启蒙运动所利用。
杜拉克说，当世界经济大萧条发生时，德、意两国的国民对社会主义和传统的资本主义都表现出极大的失望。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几乎同时使用“革命”的法宝—都是在1934年以后提出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建立一个不依赖经济要因的社会，将自己的体制一边维持现代产业的生产方式，一边把所有原来的“经济成分”“改革”掉。他们惟一关心的经济问题是生产体系发挥高效率增长的功能，由谁投资、如何分配都是在其次的。杜拉克否定流行的产业资本家是法西斯后盾的说法。希特勒至少到1932年取得政权前没有停止过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把犹太人作为资产阶级的象征来使理论合理化。即使相对受到资产阶级支持的墨索里尼，也与本国的财阀进行过苦斗。在分配领域，法西斯主义采用以“非经济的社会地位补偿”来解决经济上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他们把农民称作“民族的脊梁”，把工人叫做“民族精神的代表”。农民参加纳粹举行的集会、仪式、节日的庆祝活动可以得到地方少年给他们作的补偿义务劳动或者得到其他经济上的补助。5月1日劳动节不仅是法定节日，而且也是纳粹时代最重要的节日，因为工人是英雄，是民族形象的象征。给予资产阶级的也是一种非经济的象征，他们是作为民族“文化的承担者”。至于领袖人物，也不是由经济地位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他精神领域能力的发挥。当然，这种体制下，通过参加冲锋队、党卫军、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组织的非经济活动，原来经济地位低下的阶层的经济地位也会朝相反的方向逆转。这种将经济与政治分离的政策不仅对中下层社会阶层特别具有吸引力，给所有的阶层都有一种似乎得到平等待遇的感觉而得到拥护，但是，这种经济以外的补偿对于消除社会差别来说，还是不充分的，于是就需要一种完全脱离经济要因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全民皆兵军事化—军国主义登场了。以军事扩张为第一目标的产业，又使整个经济体系处在极权主义控制之下。资本家在生产的目标、雇佣、原料和产品价格、进出口等各个问题上都失去了自由。有人认为即使如此，资本家依然追求利润，所以这样的极权主义体制还是资本主义。杜拉克则不以为然，他指出法西斯政府虽然不禁止资本家追求利润，但是通过税收、公债、控制股票和强制赞助来抑制、剥夺资本家这种追求的效果，对犹太人企业还公然没收。他还指出这种非资本主义政策在农业领域更加显著。两国都以为了社会进步的名义取消了大地主和自耕农，发展组织起来的农业产业化、社会组织化，虽然农业得到政府的补贴，但是农业生产的产出都纳入了国家军事一体的计划之中去了。农民得到了社会地位，却失去了经济的独立性和自立能力。书中，杜拉克主张农业现代化，可以机械化，但不能产业化。产业化的结果会与其他产业一样，给农民带来更多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他强调“而失去自由、平等的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他认为极权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最大的差别是，它把经济发展只是作为一种手段，扩大雇佣、国民所得提高只是其结果，而不是目的。它的特征是抑制消费来增加积累。他也分析了法西斯体制与苏联当时经济体制的微妙的差别：后者是边叙说实现经济上的平等，边制造、保证特权阶层高消费，导致新的阶层差别形成；前者实施的是保障最基本的消费，抑制上流社会奢侈消费的政策，所以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的是中上层阶层。因此，杜拉克否定法西斯经济体制是以牺牲工人阶级利益为基础的理论，承认德、意两国解决了失业问题，改善雇佣状况，最底层的工人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对整个工人阶级而言，生活水平也都有提高。
五、预言与历史
1939年春天的杜拉克对眼前欧洲的前景忧心忡忡。因为欧洲的民主主义国家，不论左翼还是右翼都为了维持“经济人”主导的社会体制，希望自己能避开极权主义的攻击，期待着苏、德“这两头怪兽自相残杀”。他们的“绥靖政策”如意算盘盼望德国把矛头指向东方。在杜拉克看来，“绥靖政策”的根本错误在于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不能战胜极权主义，重要的是，人类要创造一个基于自由、平等的非经济的新的概念。就当时的形势，他预测英、法的让步不能阻止德国战争的步伐。纳粹的主要敌人在西方，因为苏联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
他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在新经济政策之下有实现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在斯大林体制下，在世袭官僚的统治下，苏联也与德国一样走上超越经济社会的极权主义道路，大众的自由完全丧失，整个社会的“需要”完全服从于军事的需要。对苏联这段历史，阿伦特在《论革命》中也持同样的评价。社会、政治取极权主义体制，经济体系也不得不是极权主义的。即使局部缓解统治，容忍例外的不从属与非经济目的的经济活动会给极权主义社会带来裂痕，导致危机。他说，苏联20年代也实施过“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尽管收到很好的效益，但是因为要污染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最后不得不取消了。加上苏、德经济资源相互互补的需要，苏联又有来自日本的威胁，斯大林国内肃清运动也需求外部的支持等要因，所以，这两个国家都要把西欧民主主义各国作为自己的敌人。他预言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必然的（此书1939年4月出版，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鉴于以上分析，他呼吁为了欧洲的未来，西欧要做好迎击自东面的进攻的准备。关于战争的结果，他说：“如果这次战争极权主义取得胜利，那欧洲的秩序要完全崩溃，进入如同13世纪至16世纪那样黑暗和绝望的时代。但是极权主义崩溃，从黑暗中会产生自由平等的新的社会秩序。”
杜拉克对英国寄予希望。他和爱德蒙•伯克一样相信已经老朽了的英国的稳健传统与法国狂热革命的传统是不一样的，也许会萌生出新活力，问题是英国也需要有新的民主主义力量的产生。他也列举了若干在欧洲也有着建立“超越经济人”自由、平等社会的传统的潜在要因：基督教的个人良心自由对极权主义的防御虽然在政治上是无力的，但是在德、意两国依然是个人灵魂隐居的地方，极权主义制度下的青年人自身也有可能产生出新的人文主义，与经历了中世纪后文艺复兴时代也会重新兴起自由的概念及“知性人”登场一样，将来也有可能今天隐居着的这样的“圣职者”和“知性人”再生，创造出一个既超越“经济人”框架又保证自由、平等的社会。然而，杜拉克毕竟不是世界经济算命先生，他在此书出版30年后的1963年承认这种预测犯了过分悲观的错误：“第二次大战后我们实际看到的是当年不能想像的事情，即富有的欧洲经济复活，私有制跨国大企业企业家的精神领导世界经济发展。”
今天，“经济人”终结了吗？
关于工业社会与商业社会的不同，杜拉克在《产业人的未来》一书中说得更加清楚。他说，工业社会与商业社会的区别在何处，只有一个：自由不仅成为工业社会成立的必要条件，而且在工业社会中还起着功能性作用。在工业社会中，经济活动没有消失，就活动规模也没有缩小，对于个人来说，经济上的成功和报酬也与商业社会时代同样重要，而且，技术的进步也变得更快。但是，杜拉克强调：经济活动不再继续是工业社会的中心领域，或者说经济活动的目的不再是社会的中心目的了。虽然在以前150年间经济活动是欧洲社会的最高目的，并且取得了成功。而杜拉克认为进入了工业社会后，人们面临了以下的现状，即个人财产权与社会权力基础脱离，而且股份制企业的经营者们的权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商业社会时代的社会统治者。光发展经济不能解决经济领域的自由与平等问题，今天的社会功能也不再单由市场所能左右的了。所以，今天的人们必须考虑为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是否正当，有必要抛弃以往的以经济发展为最高目的、以经济成果为最高价值的信条了。对于个人来说，也要抛弃以自己的经济成功与报酬为最高人生目标的信念了。在这个意义上，“经济人”的时代终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