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玛丽安妮·韦伯的《马克斯·韦伯传》中文版问世。细读玛丽安妮·韦伯笔下对韦伯同时代的学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文学家极其富有洞察力的描述，似乎见到了那个时代德国知识分子的学说及其生活。自己当时正在读《韦伯论大学》一书，书中许多细节也涉及韦伯与其周围的学者的关系，心血来潮写下这篇文章。

一个世纪前，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世的那个时代，其他德国学者也通过各自学术研究探索过资本主义精神起源问题，这也是当时欧洲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围绕资本主义精神起源问题，当时学术界大致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赞同韦伯的观点，认为新教伦理，即禁欲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动力，简称“禁欲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精神把人们从神学下解放出来，才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源头，人称“解放说”。拙文简要地介绍与马克斯·韦伯同时代的三位德国学者——特洛尔奇、路约·布伦塔诺、宋巴特在这个课题上的建树及其与韦伯相异的观点。特洛尔奇虽属于“禁欲说”派，具体的论述中也有不少与韦伯相异的见解；而路约·布伦塔诺、宋巴特则持相反的“解放说”观点。对路约·布伦塔诺国内学人大概颇为陌生，宋巴特和特洛尔奇的学说在中国虽有一般的介绍，大家对他们的著述也并不熟悉。

一

历史学家特洛尔奇（Ernst Troltsch,1865—1923）是韦伯在海德堡大学任教时的同事。他早年之所以热衷于古代、中世纪教会历史研究，也是为了搞清楚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问题。关心、承认宗教改革的历史作用这一点上，他与韦伯氏同道，但是，最后的结论还是与韦伯很大的差异。根本的问题在于：他认为启蒙主义才是与传统的神学支配下的统治观念根本上对立的，才算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他强调文化的功能，认为文化的变革不会仅仅局限在文化领域内部，会影响所有的社会领域。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近代欧洲的开始源于启蒙主义的兴起。这一观点不仅与主张文艺复兴运动是近代欧洲的开始的观点相异，而且与同样肯定宗教改革对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韦伯的观点也不一致。因为韦伯把宗教改革作为近代欧洲开始的标志。所以，同属于“禁欲派”的特洛尔奇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观点，还是与韦伯很大的差异。

在1906年发表的题为《近代世界形成中新教的意义》演讲中，特洛尔奇表示：新教的作用于意义在于：促成了宗教个人主义并把这个人主义引入了世俗生活之中。但是不能过分强调宗教改革的作用，社会、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领域近代取得的成就几乎都与新教的宗教家、圣职者没有任何关系。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有几个：部分是中世纪的延续；部分是源自文艺复兴运动、特别是与新教伦理结合起来的人文主义；部分是旧教在新教兴起或兴起之后，与新教同时进步过程中产生的。当然，尽管他认为不能过分强调新教的作用，但是，他又指出，对于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来说，新教的作用和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比较，还是宗教改革运动的作用大，更为重要。他按时期把新教分成三个历史阶段。即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路德派和加尔文派形成的旧的新教时期、启蒙运动后的新的新教时期。他对路德派和加尔文派进行了具体区分和分析。与韦伯不同，他认为加尔文派教教义并没有直接孕育出资本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精神，对产生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只是意外的收获。教义要求信徒在现世中又不为现世所惑，在禁欲下不倦地勤恳地劳动。劳动的盈利也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增加、扩大劳动生产作出新的积累。但是，他又认为，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内含着与这种加尔文派教义完全相反的现世的资本主义伦理也在不断强化，整个社会追求财物、人欲横流而不是为了上帝的禁欲，除了个人主义外，没有任何内涵与加尔文派宗教精神、与其他任何新教伦理有什么联系。以后他在《社会理论》中对基督教继续深入研究，把宗教团体分成“教会”、“宗派”和“神秘派”三种类型。教会一般是保守的，却相对地肯定世俗，要求人们以超世俗的信仰服从世俗社会的权威和统治秩序。宗派取对国家、社会世俗生活不关心的态度，或忍受或敌对，对物质与权威有禁欲的倾向。重视宗教团体内部的法则。而神秘派则强调宗教内面的体验。教会把禁欲作为道德手段；宗派把禁欲作为放弃世俗生活的原理、以圣经为法规，因此无视团体内部的宽容精神；神秘派注重个人人格救济，内心的宽容、良心自由成为主要的追求。路德派与加尔文派都处于教会与宗派之间，后者对禁欲参与现世生活取更加积极的态度。特洛尔奇这三种分类的阐释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有很大的不同。韦伯根据对现世社会影响的程度来判别“教会”还是“宗派”，神秘主义只是作为宗教团体的一种手段来处理的。

特洛尔奇看来，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运动之间虽然有亲和关系，但是根本上是对立的，所以他强调对立的一面。他认为文艺复兴强调的是个人自由要从权威支配下解放出来，也就是从宗教的禁欲主义下解放出来，是反对宗教禁欲的；宗教改革只是承认世俗生活的现实下要求人们实施更加严格和彻底的禁欲道德原则，只是把这样的限制从修道院搬到了世俗社会。文艺复兴运动提倡的是造就普遍的有人文主义修养的人；宗教改革运动培养目标是专门的职业人。但是，他并不认为文艺复兴运动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所起的作用大于宗教改革运动，指出文艺复兴运动也有本身的局限，这种人文主义教养只能在非常笑的社会阶层中实施，是贵族式的、不可能有问完全的独立性要依附教会与宫廷，因此依然是保守的。所以，根本上文艺复兴运动不可能产生新的社会秩序，只能在绝对主义国家中，为宫廷和王权发挥作用。相对而言，专门的职业人的培养只能限定在能够发挥责任伦理与个人良心的领域里，对新的制度产生有强化功能。特洛尔奇认为文艺复兴承担了启蒙的前奏；宗教改革形成了市民追求禁欲、勤劳生活方式的源头。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要等待这两个运动与启蒙主义的历史汇合。

特洛尔奇晚年的一些学术观点与早先在海德堡大学时代的见解发生很多变化，逐渐与韦伯观点拉开更大距离，乃至个人关系恶化，虽然双方都对对方的研究业绩表示敬意，最后还是因为观点对立而绝交。除了对基督教的分析中对“宗派”、“教会”的解释与韦伯有差异外，对17世纪后的启蒙主义认识，双方也有很多差异。特洛尔奇把这些差异作为是“政治的、原理上的差异”。虽然特洛尔奇最后也坚持宗教改革比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有更大的作用与影响，但是他认为是宗教改革偶然与文艺复兴运动的配合、呼应，才使得启蒙主义、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相对而言，韦伯忽更加重视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宗教的作用，视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精神的影响力，认为那还包含了一点封建的要素，只是在政治家与君主的政策中体出来，并没有对市民阶层产生影响。启蒙主义的乐观的预测也只是影响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王室、政治家与文学家；却是新教伦理孕育了产业社会的中产阶级。即使关于宗教改革，两者的观点也有差别：韦伯只认为加尔文派禁欲精神；而特洛尔奇承认路德派也具有禁欲精神。其次，虽然特洛尔奇认为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合流产生启蒙主义，但是，后者的“解放” 逐渐侵蚀了前者的“禁欲”，对启蒙主义影响力增大；而韦伯始终认为新教内部世俗化过程为启蒙主义登场作了铺垫。再次，关于资本主义的“宽容”观念的来源，韦伯认为来自加尔文派的教义；特洛尔奇正相反，认为正是放弃了中世纪的超自然主义的倾向、摆脱了神学的素福束缚，才有启蒙主义的“宽容”精神。第四，特洛尔奇认为转向世俗追求物质的资本主义文化是颓废文化，期待新时代的禁欲主义出现；而韦伯却认为，工商业发达美国因为宗教禁欲精神才激发起人们积极的竞争精神。

二

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1844—1931）与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一起创立了德国社会政策学会，是位提倡社会改良主义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解放”说，与韦伯的“禁欲”说完全对立的。他明确主张资本主义精神源头是文艺复兴运动，是源于文艺复兴运动将人们从超自然的彼岸“解放”出来。他在《清教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文中说，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追去最大利润，韦伯却以为其中如果少了为了货币而追求货币的一种伦理色彩的生活观念的话，就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布伦塔诺以中世纪意大利为事例来说明：那里的资本主义已经极大规模地发展，但是市民社会中尚未出现把盈利神圣化到具有伦理色彩的生活观念。他指出，韦伯自己也不承认当今还存在那种神圣的资本主义精神。另外，在《近代资本主义精神起源》论文中，他提出近代资本主义只是古代货币经济复活，只是一种量的发展。人生来有一种超越他人、支配他人的本能欲望。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只是以使货币不断增殖的欲望来取代中世纪封建制度下人们对土地无限制占有的追求。正是基督教教义把商业及其盈利的欲望看成罪恶的根源。但是这种教义与人的本能是矛盾的。十字军战争后，商业以前所未有速度发展，才使得教会对商业的态度发生变化——追求无限制的利润必然要使人们从传统的基督教教义中解放出来。解放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虽然布伦塔诺并不认为清教徒积极参与资本主义发展，只把这种中产阶级的参与看作出于他们小市民庸俗本性。不仅不具有推进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作用，还起相反阻碍作用。但是，在这种观点背后，也意味着他把小市民、手工业者也归入资产阶级里面去了。

与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来源论对立的另一学者是宋巴特（Werner Sombart，也有汉译为松巴特或桑巴特的），也是第一位把“资本主义”这个词作为专有名词传遍世界的学者，也是第一个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中国学人对他比较熟悉。他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将来》、《德意志的社会主义》等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翻译成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近年来《奢侈与资本主义》、《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的中译本相继出版。松巴特的资本主义研究业绩博大浩瀚，限于篇幅这里只介绍他的关于宗教与资本主义精神起源关系的观点。在宗教领域，他与韦伯的见解完全是对立的，他认为清教禁欲主义正是与资本主义精神对立的。应为资本主义是现实的、世俗的，人们失去现实生活中的快乐与幸福，只会憎恨资本主义的到来和进步。而且，人们积极参与了宗教活动只会对经济活动取消极冷漠的态度。宗教改革运动只是强化了人们内在的精神生活，促进了人们的内心体验的精神生活。宋巴特的视角转向犹太教与天主教的教义，在《犹太人与经济生活》一书里，他明确否定韦伯的新教伦理起源说：“在细考韦伯的论述后，发现新教禁欲伦理精神是来自犹太教”。“这种精神在犹太教中更为明显”，所以犹太民族才是最具有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群体。总之，他把犹太教作为清教的先驱，认为犹太教教义中包含着理性主义，而理性主义即是资本主义精神。从这样推理出发，结论是资本主义精神源于犹太教。

另一方面，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是多元的，基督教（旧教）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也有很大影响。旧教教义对意大利的资本主义诞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罗马教廷的财政政策、租税制度支持资本主义发展。罗马教廷的这种政策事受了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理论影响。阿奎那为了调和法律与福音的矛盾，提出的宗教的法律伦理：这种法律伦理是为了使得人生普遍趋于合理，所以应该由这种神圣永恒的教义来支配世界、自然、宇宙，来制约人的情感与欲望。对上帝敬畏的人，才能使得人生合理。这种伦理观对资本主义发展有促进作用，也为亚当·斯密继承。

宋巴特的论点遭到布伦塔诺与韦伯的反驳。布伦塔诺特地写了《犹太民族与资本主义》一文，批评宋巴特随意解释史料，指出犹太民族本来并不是宋巴特所说的“商业民族”，而是“农耕民族”，所以也不是本来就拥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民族，不过是哪里资本主义繁荣，他们就迁居到那里，哪里资本主义衰退，他们就离开那地方而已。韦伯也发起反击，指出，犹太教教义中存在“对内道德”、“对外道德”双重伦理标准，在经济领域从事投机等非理性的事业正是这种对立的二元伦理标准的结果。犹太民族经济领域中的“技巧”只是他们在几个世纪实践中习得的结果，与犹太教教义没有关系。那是“贱民资本主义”，并非理性的资本主义。近代资本主义制造业大企业的创始人中，没有一个犹太人。即使出现制造业的犹太人企业家，那也只是晚近的事情。虔诚的犹太民族恪守传统信仰，对一切革新的厌恶的态度，与任何其他自然形成的民族相比毫不逊色。

此外，后来的研究者们都指出，宋巴特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与韦伯的同一概念也有很大出入。韦伯概念中的主体不仅包括企业经营者（资本家），也包括受雇用的工薪阶层。认为两者出于同一社会形态，具有共同心态、追求。而宋巴特的资本主义精神主体只限定于资本家。他认为也包括受雇用的工薪阶层具有独资的心态、追求，所以，另一方面，他也关心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运动，有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著述，我们也不以为奇了。

顺便提一下，宋巴特虽然著作等身，长年在没有颁布学位权的地方大学与商学院任教。韦伯因为健康原因离开海德堡大学时，宋巴特作为韦伯教授职位的后继者的希望，因为普鲁士教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最终不能如愿以偿。韦伯尽管与宋巴特学术观点对立，在许多场合为宋巴特的这一遭遇鸣不平，批评当局的人事制度，反映了韦伯的人格高尚。

２００６年元月24日于孤寂斋

（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宋巴特《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刘侃之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现代资本主义》，季子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德意志社会主义》，杨树人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资本主义的将来》，张任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经济学解》，王毓瑚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赖海榕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特洛尔奇《基督教理论与现代》，朱雁冰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