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少年时代就有爱幻想的毛病，尽管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孩子们的幻想，总归是画饼充饥。到了青年时代，欣逢解放，幻想往往就变成了现实，譬如上学，特别是上大学，这是我十几岁和二十多岁时梦寐以求，而在旧社会不能实现的。可青岛一解放，不过两三个月，我就被送进革命大学（干训班），结业后又分配到山东大学中文系，一直到读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班。但无论我怎样富于幻想，也从没有幻想过因为写了两篇文章而为毛主席所重视，并掀起了思想战线上的一场风波！对此，近十年来海内外有一些议论，然而，于我来说，往事总是美好的！
一、《在毛主席身边》
1989年11月21日，《中国文化报》第一版发表了两帧照片：一帧是《抗美援朝战地文工团在被击毁的美军坦克上欢庆胜利》，另一帧是《在毛主席身边》。它们都选自刚刚在中国美术馆闭幕的“我们同在年轻时代”摄影展。
这帧《在毛主席身边》的照片，引起了我遥远的记忆。它摄于1954年12月21日，那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二届一次会议第一天的大会上（我只知道照片是新华社记者拍摄的，是《人民日报》苍石同志从当日会议照片中找出送给我的）。会议由毛泽东主席主持，周恩来总理作政治报告。这是一次换届的会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开过，毛泽东同志已当选为国家主席，他不再担任全国政协主席，而改任名誉主席，但仍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那是在怀仁堂，会场两旁还有廊子，场后连接着后堂。在周总理报告中间休息时，毛主席退场了，他从主席台走下来同委员们握手告别，那是怎样一个令人振奋的场面啊！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们便都热潮般拥上前去，争着和他握手。要知道，在这个会议上，像我这样的青年人并没有几个，可以说中老年人居多，知识界更是如此。我当然也不例外，何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呢？我现在已说不清当时的心情，只记得握手后，我一直痴痴地跟在他后面走着，直至环行一周到东廊的尽头……这帧照片上那种幸福、忸怩、拘谨、复杂的表情，大概就是我当时真情的流露。那场面，那情景，到今天还历历在目。
在我，也包括我的同代人——当时青年团员的心目中，毛主席是我们最崇敬的革命导师。当时人们眼里、心里的毛泽东，就是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就是解放了的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不朽的历史功勋，虽然属于浴血奋战的各族人民，属于光荣的党、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属于那一代群星璀璨的领袖人物；然而，说毛泽东是他们的核心，是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代表，却是当之无愧的！当时的爱国的中国人，不崇敬他的是个别的例外，在那热血沸腾的年代，又有谁不为见过他一面或者同他握手而感到自豪呢？！
“毛主席万岁！”那是发自肺腑的欢呼声！我沉浸在幸福中……毛主席已在人群簇拥下走出了怀仁堂，我却仍然呆呆地站在东廊上。这时，胡耀邦同志走了过来（他是我们政协青年团代表小组的组长），拉着我的手说：“走，去见见总理！”我看到周总理正站在东廊出口处同一位委员交谈。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那交叉双臂的习惯站势和交谈中不断发出的清朗的笑声。当听到耀邦同志的介绍时，他用炯炯有神的眼光打量着我，我有点拘束。总理可能看出了我的紧张，就先同我聊起家常来。问我原籍哪里，哪年入的团，有没有结婚。“蓝翎是你爱人吗？”听了总理和蔼可亲的问话，我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一一做了回答。当听到我说蓝翎是我的男同学时，总理开朗地笑了，说：“人们总爱信这些猜测中的事。”总理这次同我的谈话，一直持续到会场上响起了铃声。谈话的大意是：毛主席表扬了你们的文章，可青年人有锐气，也容易骄傲。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警惕这些毛病，就会少犯错误。特别是你们，现在有名了，会有人包围你们。要清醒，不要犯生活错误，毁了自己。要好好学习，提高觉悟，为党工作……总理的教导虽然久久回响在我的脑际，但毕竟没有刻骨铭心，在以后几十年的文艺道路上，我还是犯了些毛病，造成了很多损失。
12月25日晚，政协在北京饭店西楼宴会厅举行宴会。我记得当时和我同桌的，有朱学范（他当时是邮电部部长）先生、范长江同志等。我只知道范长江同志，因为他是前任人民日报社社长。人们刚刚就座，突然从进门的几张桌上响起了掌声，接着，掌声响彻了宴会厅，全体起立了。我看到毛主席的高大身躯在一位同志的引导下，正健步走向厅中的主桌，随后是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周总理……
宴会开始了，我这一桌上的老同志多，他们一面祝酒、一面回忆，谈论着往事，小字辈就我一个，我只有默默地听着，不时地伸长脖子望着主桌上的活动。我看到总理频频向民主党派的老同志张澜先生、陈叔通先生、李济深先生等含笑祝酒，也看到一些老同志和毛主席碰杯。我的心早已飞向主桌，多么想去毛主席身边祝酒，但看了看周围，又有点不敢。朱学范先生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意，鼓励我说：“去敬酒吧，毛主席要知道是你，一定很高兴。”同桌的一位台盟的同志（可惜现在已记不清他的名字），见我还踌躇不决，就拉我直奔主桌。他一面向毛主席敬酒，一面介绍我说：“他是李希凡。”毛主席含笑起身和我碰杯，看着我说：“谢谢你。”我也急急忙忙地说了一句：“祝毛主席健康长寿。”这时，少奇同志也在毛主席身边。他把手伸给我，眯起眼睛瞧了我一会儿，说了一句：“你很年轻嘛！”
我早就听说过，周总理有惊人的记人能力，我也有过亲身体验。那是隔了十几年后，偶然奉命陪他接见日本文化界访华团。我当时虽已比这张照片增加了30公斤的体重，他仍然能第一眼认清我是谁，问到我个人的情况。可毛主席也有那么好的记人能力，却是出乎我的意料的。这次宴会上敬酒的一瞥，我却没有想到还会给毛主席留下什么印象。一个多月后，政协在中南海举行1955年春节团拜，我得到了邀请。那时的怀仁堂两廊有隔开的小间屋，每屋设一桌席，我在第二间屋那桌。我只记得同桌人有聂荣臻元帅和荣毅仁先生。聂帅看到了我的名字，用力地握着我的手说：“文武两条战线，现在仗已打完了，要看你们文化战线的了。”这时，毛主席在中央统战部同志的陪同下走进屋来，一一和大家握手拜年。我记得他同荣毅仁先生握手时还说了这样两句话：“你的建议很好，我们都看了，可以研究嘛。”我想那大概说的是当时工商界的事。最后是和我握手，还特别盯住我看了几眼，像是有些眼熟。又一时记不起这里的唯一的“小家伙”是谁。他似乎在追忆着，已经走出了这间屋又返回来，重新和我握手说：“你是李希凡？”我真高兴极了，赶忙回答说：“是我，是我。”毛主席终于记起了我是谁，这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概也正因为有了这次小插曲，所以在1956年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当耀邦同志把我介绍给他时，他立刻幽默地说：“他，我认识，他和贾宝玉很熟嘛。”毛主席这句诙谐的话，引起了周围很多人的笑声，摄影家吕厚民同志曾经拍下了这个镜头，而且把洗出来的照片也给我看过。那是一个充满欢快的活跃的场面，也是我所能得到的毛主席和我握手的唯一的照片。很可惜，那时的吕厚民同志的原则性太强，仅仅由于毛主席的鬓角稍稍有点失光，无论我怎样苦苦相求，他都不肯把底片给我，而我也就永久失去了那张握手的唯一的珍贵照片……
二、《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在已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和我有关的，有两封书信。一封为大家所熟悉，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是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的，已收编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它虽写于1954年10月16日，但当时看到这封信的人并不多。我们也并不知道有这封信，只是从邓拓同志（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和我们的谈话中隐约地听出，毛主席看过我们发表在1954年第9期《文史哲》（山东大学学报）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此文批评了俞平伯先生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一些观点。毛主席在信中肯定了我们的批评，同时也涉及了当时文艺界的某些倾向性的问题。此信虽未公开发表，却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思想批判运动。对这场“批判”应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当代文学思想史的专著，都有所涉及。而我则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已在拙著《文艺漫谈》和《文艺漫笔续编》的一些文章中论及，这里不再赘述。
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我曾从一位朋友那里，看到了他保存的毛主席对我们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两文的批语，涉及文章内容的，主要是《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的一些看法，有以下三条：
（一）在《评〈红楼梦研究〉》的第二节，我们谈到贾府衰败的时候，曾有过这样一个论断：“关于贾氏衰败的问题，这体现着《红楼梦》主题思想的基本的一面。它是和整个清代社会史的发展相联系的，它表明社会阶级机（结）构的变化。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的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贾氏的衰败可能有很多原因，但基本的是社会经济的原因。”
毛主席在这两段文字旁边做了细密的圈点，并加了一句批语：“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二）在文章的同一节里，我们谈到官僚地主阶级的经济破败时，讲了这样一段意思：“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已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地）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真实地描写了这个发展规律，黑山村的租银，家存的银两，借债和抵押，都不能满足贾家的豪华享受，作者一再以生动的生活事件，强调地描写这个发展规律，绝不是没有原因的。至于抄家，这倒是个别的、偶然的原因，并不是官僚地主阶级覆灭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在这些分析旁边做了疑问的标记后指出：“这一点讲得有缺点。”
（三）在文章的第三节，我们讲到俞平伯先生对文艺批评的见解时，曾引用了他的原文：“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我们说，俞平伯先生这种认为文学批评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只凭主观好恶的看法，是违背文学的阶级观点的。
毛主席对这段话的批示说：“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不管有些人有什么样的反对意见，但是，从这几点批示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在50年代是从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中关注古典文学研究问题的，他是十分认真的。
自然，严格地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主要是针对党内的一种思想倾向的。我们当时虽没有看到这封信（也包括以上引的批语），却知道毛主席曾指示《人民日报》袁水拍同志写过一篇短评。短评对学术界、文艺界不注意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进行了批评，其中有这样两段话：
对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扬的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加以点头，并认为，应毋置疑，对无名的人、青年，因为他们宣扬了马克思主义，于是编者就要一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将其价值尽量贬低。我们只能说，这在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他们的任务不是怎样千方百计地吸引新生力量来壮大、更新自己的队伍，反而是横躺在路上，挡住新生力量的前途。[1]
很明显，这绝不只是支持两个青年人发表在山东半岛上一所大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而是对“不可胜数的年轻力量”寄予着无限的希望，希望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便担负起在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历史责任。
所以，尽管至今对这封信聚讼纷纭，但我以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提出的这种要求，是反映了历史前进的方向的。
三、《致袁水拍》
第二封信《致袁水拍》，写于1957年4月20日，收辑在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里。全信如下：
水拍同志：
你的《摇头》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的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编者在我的名字下面有一个注释：“李希凡，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因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受到重视，于1955年调到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部任编辑。”注释虽简单，却清楚地交代了我的简历和工作情况。至于毛主席为什么在这封信里对我的工作提出了调动的建议？为什么批评我“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何所指？背景又是什么？虽然有些文艺界的老同志可能了解，却已不为多数人所知了，何况袁水拍同志也已经去世！
从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来看，在写这封信的一年前，即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在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在4月28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在当年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十大关系时，又一次提出要实行“双百”方针。其实，也就是在“双百”方针的鼓励下，自1956年下半年开始，学术界、文艺界都比较活跃。从文学创作上看，主题和题材都有相当的扩大。有些作品批评了现实生活的“阴暗面”，有些作品触及了领导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发表的王蒙同志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一篇引人注目的作品。现在看起来，虽然仍觉得这篇小说有些缺点，但深感作者塑造刘世吾这个官僚主义者的形象，并没有把他简单化。从性格刻画上讲，还是写得比较深沉的。作者不只写出了刘世吾在现实生活中较生动的性格特征，而且写出了他的性格的发展历史，写出了刘世吾早先也曾是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却终于没有经受住生活的考验，失去了往日的激情，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冷漠、世故，敷衍着工作，应付着人和事。作者还明确地评论说：“他们（指刘世吾们）的缺点散布在咱们的工作成绩里边，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里，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
这篇小说在当时社会形势下的出现，还是有现实意义、也是有战斗性的，但是，那时文艺界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有些人还很难接受这样的作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尽管发表在《文汇报》（1957年2月9日）的那篇《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也是奉命之作，而且是在讨论会上集思广益的成果，但文责自负。文章是我写的，内容也不折不扣地反映了我的观点。现在看来，我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一些意见，一方面表现了我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自以为在维护党，实际上却是维护了官僚主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还不能适应当时“百花齐放”的文艺环境。此文的发表，又恰恰在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位同志联合署名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在《人民日报》发表（1957年1月7日）后，这真是无独有偶。今天想起来，我的那篇文章至少是违背“百花齐放”精神的。
据我当时在《人民日报》所听到的，毛主席对《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这篇文章，很有意见，为此，《人民日报》还受到了批评。同样，毛主席在几次谈话里，也提到了我的这篇文章，大意是：李希凡到了《人民日报》，“到了高级机关”，就“当了婆婆”，“吃党的饭，说党的话”，写文章也不讲理了。只不过，在这封《致袁水拍》的信中，批评用语虽比较含蓄，却触及了我犯错误的实质：“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脱离群众，正是造成教条主义以至“左”的思想的一个根源。可当时我虽然检讨了几句，却没有深刻的认识，因而，在以后的工作和写作中，仍然不时地出现这方面的错误，而毛主席却始终没有忘记我的这个致命的弱点，直到1964年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还想到我的不深入群众和缺乏锻炼，特别指示《人民日报》领导人，点名要我到农村去。现在想来，在1957年看到这封信的当时，我的理解很肤浅，更没有什么“最高指示”的观念，只凭少年气盛，怎么想就怎么说。当袁水拍同志拿信给我看，并征求我的意见时，我立即不以为然地说：我不会教书，也不愿教书，我自己给主席写信。而且当天就写了信。信的详细内容和怎样写的，现在已记不大清了。大概总是对主席的批评做了一点并不深刻的检查。表示了愿意经常到生活中去，克服脱离群众的缺点，但主要是表明自己不想去教书的愿望。这在老同志身上，是绝不会发生的问题（因为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何况是毛主席的指示），而在我身上却发生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时，这曾是我对抗“最高指示”的“罪状”之一。连姚文元在1974年看到这封信时，还阴阳怪气地对当时《人民日报》负责人说：“你们至今还没有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可那时我已借调出来，在恭王府琴楼校订《红楼梦》，再回到报社时，“四人帮”已经垮台了！后来我也曾问过袁水拍同志，主席看过我的信后表示了什么意见？袁水拍苦笑地说：“你不想去，主席还能怎么办？不是说和你商量一下吗？”我沉默了，想得很多。我还记得在1954年征求我对工作的意见时，我曾向邓拓同志和周扬同志都表示过，愿去文学研究所，而毛主席却说那不是战斗的岗位，调我到《人民日报》来。后来，发现我到《人民日报》仍是脱离实际，就又考虑到我回学校更适宜。或许听了毛主席的话，几十年“边教书，边研究”，会使我走上另一种道路吧！不过，我至今觉得“文化大革命”中斗我的造反派们（也包括姚文元在内），总是从他们那套惩罚主义思想出发，永远也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什么，而毛主席的批评，却是为了帮助青年知识分子进步，甚至爱护和培养，更不是强人所难！
这一切的一切，已经是遥远的记忆了，因为连我自己都过了花甲之年，但它们铭刻在我的脑际，恍如昨日……
（《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4辑）
[1] 《质问〈文艺报〉编者》，《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