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文明的整体视域来看，唯有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激荡融合，形成一种具有内生活力的文明体系。这样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一定具有能够为拥有这种文化的人们提供生活信念和人生智慧的特质。
一、天人合一的哲学根基
中国文化主要发端于“靠天吃饭”的农耕生产生活，所以从甫一发生，就包含着一种人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不可分离的自然观和生命观。这从最古老的文化典籍、传统造物和可考的祭祀礼制中都可以认识把握。
被誉为“大道之源”“群经之首”的《周易》，其中明确提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大人”之说，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之道等，作为中国文化基因深刻影响了儒家、道家等诸子百家学说，深度参与塑造了中国人敬天法地的宇宙观、家国天下的世界观和乐天知命的人生观。
这种独特的天人观自然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艺术精神、中华文明礼俗以及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等。我们从汉语的象形与指事等“六书”造字法，写意性的传统书画与戏曲，“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古代建筑与古典园林，由皇家到民间的各种天地神灵的祭祀活动，名山大川间庄严慈悲的“飞天”与卧佛，从陶器、青铜器、玉器、瓷器等“天工开物”的传统造物之美，“望闻问切”的传统中医诊疗之法和顺应二十四节气的养生之道，等等，都能够感性、直观地充分理解深蕴其中的“天人合一”之哲学根基。
二、刚柔并济的中正品格
因为中国文化所具有的这种“道法天地”的天人相合，所以能够从“天行健”和“地势坤”中获得自强厚德、刚柔并济的中正品格，以及儒道互补的文化特质与进退自如的生命智慧，进而形成中和之美、中庸之道等具有内在逻辑互证关系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中华文化的长河从容不迫、千回百转地流淌至今。每当我们遇到人生挫折和民族危机之际，都能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和“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的信念坚韧地度过，并由此塑造了中国人既温柔敦厚又忧勤惕励的民族性格。
这种刚柔并济的中正品格，与儒道互补的文化特质可谓是表里相合的一体关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素以“修齐治平”为己任，但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道家作为中国文化“阴柔”的一面，互补儒家勇猛精进的“阳刚”之气，从而使一代代中国人能够在“庙堂”与“江湖”之间进退自如，既有建功立业的抱负与作为，也不乏退隐遁世的自在与旷达。这种文化特质与生命智慧，也使我们更为推崇“中和”的审美趣味和“中庸”的价值观念。
三、崇文尚德的价值观念
虽说数千年来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之上，民族争战、朝代变迁几乎是周而复始地上演着，或许正因人们饱受战乱之苦，才如此爱好和平，尊崇文化，重视仁义道德，礼敬家国天下，从而形成一种崇文尚德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的核心要义主要源于儒家学说。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推广仁政，克己复礼，教化人心。从“君子怀德”“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一部《论语》不仅全面论述了君子之道，也深刻阐释了治国之本。所以自汉代以后，儒学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孟子之说同样极为推崇以仁存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而且，正因为儒家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才力倡礼乐教化、以德治国。即使“远人不服”，也可以“修文德以来之”。而也正因这样一种对文化价值与文明力量的推崇，中原汉民族和四方少数民族在不断地交流、交战、交融中最终得以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天下大同”的家国理想。
四、上下通达的生成路径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不乏“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帝王将相、名门望族、才子佳人等作为统治阶级和主流话语权阶层，但最为根本的仍是满布山河大地间的最广大的“庶民”。作为一种超稳定的农耕社会结构，这个广阔而厚实的“民间”，不仅是宗法社会的坚实根基，也与士绅阶层、文人集团发生着密不可分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因而使中国文化在阶层之间保持着一种上下通达的流动活力。
这种活力首先在于“寒门出贵子”的“上通”之路保持畅达，即一般人家子弟可以通过门客、幕僚或从军戍边等渠道向社会上层进阶，尤其是科举制度所提供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渠道，也因此打通了由“江湖之远”进阶“庙堂之高”的藩篱。这种打通，消除了由阶层固化所产生的社会凝滞的弊端。另一方面，由于名落孙山、被贬辞官或者告老还乡等诸多原因，那些未能功成名就者和功成身退者得以“重返民间”。这也是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所给予中国人的生命智慧。历史地看，这条上下通达的文化路径，使中国文化一方面保持着“精英治国”和“礼失求诸野”的活力，另一方面有效地垂范和滋养着乡土中国。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所言：“中国社会充满了向下实行劝诱性质的典范以及向上进行模仿的渴望。”
五、美美与共的开放胸襟
中国文化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源头不是单一的，发展过程也是多元共生的，故而能逐渐演化成一种对外部环境具有调适性、自身具备整合性并且充满内在张力的文化体系。这一点，我们首先从发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两大文明的相互借鉴与补益中就能感受到。其次从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与北方、西北和西南等地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狩猎文化以及东南沿海居民的海洋文化的激荡融合中，也可有深切的理解。再次从秦汉以来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特别是汉末自西土而来的佛教的中国化历程，也能够体会到中国文化既不唯我独尊、也不妄自菲薄的开放大气、兼容并包。费孝通先生概括的最为经典，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从民族学而言，在“中国”作为实体的历史进程中，绝大多数朝代的政治范围都涵盖了北方、西北以及西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或者与这些地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时期如汉与匈奴、唐与突厥、宋与契丹和女真、清与蒙古族噶尔丹部等，也都没有把少数民族排斥在“中国”之外。由此，中国文化美美与共这种内在张力和开放活力就不言而喻了。
六、诗教礼教等美育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充满观物取象、阴阳相生等美的特质，传统人文教育和生活教育又大多具有独特的美感形式。实际上，无论是诸子百家、经史子集中的教化之说，还是民间百工造物、岁时礼俗中的育人之道，都具有诉诸感性审美、注重心灵陶冶、追求人格修为等美育特点。可见，崇尚中和之美、讲究礼乐教化、重视耕读传家等内涵丰富的中华美育，是中国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
20世纪初，力倡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元培也讲到，中国古代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中，至少有“五艺”是具有美育作用的。其中“乐为纯粹美育”，而“书以记述，亦尚美观”，这里的“书”就包括书写、识字和作文。而之后的“魏之文苑、晋之清谈、南北朝以后之书画与雕刻、唐之诗、五代以后之词、元以后之小说与剧本”等，“殆无不在于非正式教育中行其美育之作用”。可见中华传统美育载体之丰富，路径之畅达。但这里也还只说到文艺体育方面的教育，而没有涉及传统造物之美、岁时礼俗之美等给予人的生活兴致和人生趣味。
纵览中国历史，不难发现愈是“政通人和”的时代中华文明的伟大特质就会愈发得以彰显。所以，置身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必须理性地认知使中国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之所在，从而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气魄，激活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稳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努力实现一个2000多年前中华先民就歌之咏之的千秋家国之梦。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宋修见 中央美术学院美育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兼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