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在《求是》2022年第17期，习总书记发表的“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文中，对中国未来开放发展持怀疑态度的疑问，给予斩钉截铁地回答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我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科学认识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主动作为、善于作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我国正在形成以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的发展格局
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大进大出、两头在外进行国内国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简单地称之为“旧发展格局”的话，那么可以发现，这种发展格局的最显著的宏观经济表现，就是进出口占国民收入比重、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都比较高。相应地它的微观经济表现，是进出口中外资企业贡献大，出口中含有较大份额的进口值。简单来看，就是旧发展格局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增长对外依赖程度较高，不仅技术，而且市场也主要是依赖外国尤其是发达国家，而我国自己则成为全球加工制造生产的平台。
从统计数据分析可以明确，这种旧发展格局在2006年达到峰值，而后因我国扩大内需战略作用奏效，而出现一路向下调整的基本态势。到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时，我国以国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正在加速确立。如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6年峰值的67%下降到2019年的近32%，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最高时的10%以上降至目前的1%左右，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很显然，2006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规模的不断加大，我国发展格局演变中重要的特征，是经济增长开始逐步摆脱对西方国家的要素依赖，如提出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国家目标、开始重视利用自己的市场等，不仅继续加入全球价值链向世界开放，是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制造车间，而且国内市场也逐步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台。
发展格局确立要让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跟中国与世界经济要进行再平衡的总体趋势和我国战略转变直接有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发展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宏观经济政策开始意识到大国经济长期依赖以国际循环为主对世界经济均衡与国家稳定、安全将会产生巨大冲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扬弃单一的出口导向战略，把扩大内需作为基本立足点，推动经济发展向内需主导转变，推动经济全球化从客场向主场转变，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向以我为主转变。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还与国内新一轮的发展条件变化和发展资源形成有关。从需求看，我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使我国的消费以及由此派生的进口需求和投资需求位居世界首位，今后仍有巨大的成长空间。从供给看，我国有庞大国内市场刺激出来的全球最大的生产能力，不仅拥有全球最完整的生产门类和体系，而且能够根据国内外需求变化，满足全球市场对质量品质要求不断趋严的商品服务需求。因此可以断言，我国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的特征，是当今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要求和趋势决定的，是我国经济全球化战略方向转变决定的，是大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决定的，绝不是为了实施封闭的国内单循环。今后，随着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不断释放，我国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发展格局特征会越来越明显。这其实也是如中美这种大国经济发展演变的一般模式。
构建新发展格局意味着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内对外开放
发展格局确立要让国内市场主导经济循环，绝不意味着未来发展可以不利用外国的要素，更不意味着结束对外开放实施闭关锁国，而是要把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让更多的国内外发展资源更深入地参与中国嵌入的全球创新链。强调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性绝不是否定对外开放的必要性，而是要使得对外开放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初级阶段，发展到以国内市场为依托，以满足国内人民需求为目的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这种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一方面是主要利用自己的市场和要素而不是依赖别人的市场和要素进行自主创新，形成现代化的产业链供应链；另一方面，是要在开放中而不是封闭中参与有全球创新链合作，寻找自己合适的参与位置，逐步步入以我为主的技术创新轨道。
第一，需要把自己的市场向全球进一步开放，不仅可以据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从而发展本国的创新经济，而且也可以为世界供给创造需求，为长期低迷的世界经济注入来自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即中国的开放发展一方面能让强大的国内大市场具有“向内集聚资源”和“向外集聚资源”的双重作用，强化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另一方面也能进一步凸现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日益突出的趋势下，对于外资来讲，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体现在它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连接的纽带和相互促进的动力。
第二，需要利用庞大的内需去链接、联通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以国内市场拉动或驱动国外市场，以国外市场完善和壮大国内市场，打通经济循环在各关键环节的痛点和堵点，实现市场利用的自我控制和自立自强。例如，我们可以用国内强大的市场容量所决定的巨额订单，主动向发达国家企业发出逆向外包的订单；或者基于国内市场需求，鼓励中国企业去国际上并购一些仍然有生命力的企业，以其高级劳动力、设备和技术知识为我所用，助推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
第三，需要通过吸收外部世界的各种资源、资本和信息，来克服我国国民经济系统内部运行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障碍，即与外部进行积极广泛的交流，全力吸收来自外部的负熵，来克服内部的熵增现象，实现系统的均衡发展。如果我们的思维陷入封闭保守，如果不愿意在扩大内需中坚持开放和改革，不能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连接起来进行能量的交换，那么我们极有可能陷入严重的内卷，从而使国家经济升级停滞。
第四，需要参与全球创新链分工，在合作中实现高水平自主创新。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形成完全由自己国家控制的全球创新链，更不可能在封闭环境中完成创新链中各种复杂的知识、技术和产业创新工作。国家之间只有根据自己的动态比较优势参与某些环节的分工，使各个环节实现紧密的配合才可能实现全球创新的目标。
把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需要克服三大障碍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们能不能把已经开放的大门继续开大，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思想观念；二是外部环境；三是对内开放或国内改革。
其中，第一个方面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问题。现在流行一些不利于中国进一步开放国门的思想观念和认识，其中主要是：一是认为要搞国内市场主导的双循环了，今后的着力点是“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因此对外开放的地位下降了：二是认为我们在很多领域对西方产业和技术的替代能力、创新能力已经很强，对外开放的作用和必要性不如以前了，今后不是我们要对接国际规则问题，而是世界要对接中国规则的问题了；三是对外开放中要坚持“以我为主”，过去注意多方利益平衡、讲究方式策略的原则不适用了；四是以开放、发展要守住安全底线为由，反对通过进一步开放、发展来提升国家安全；等等。显然，这些什么都要以我为主、人家必须按照我的规则来改的思想如给占据上风，将会严重影响和阻碍我国在新形势下的开放步伐，从而最终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第二个方面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当代中国的开放主要是面向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使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但是如今美国不仅主导西方发达国家在战略和政治层面上对我进行遏制、打压，而且在贸易、产业、科技等方面对我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摩擦，同时千方百计寻求在全球价值链上排挤和脱钩中国。这方面最重要的表现，是在对华关系中嵌入敌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以将国家安全泛化、极化来追求构建所谓“友岸外包”。俄乌冲突对世界格局演变和我国发展环境带来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影响，是世界会不会重新出现以中俄为一方、以美欧日为另一方的“两大集团”和两个“平行体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的实践证明，冷战时期形成的“平行体系”，不仅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我国发展利益。
第三个方面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通过加大对内开放来有效地与国际规则进行对接。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在按自己的利益重塑全球产业链治理规则，无论是在“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方面，还是在美欧日关于WTO改革的声明等方面，都在涉及国企、产业政策和补贴、数字贸易、劳工、竞争中性、知识产权、市场经济导向等规则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增大我国制度型开放难度的要求，拉大与我国内现有状态和规则的差距。例如，在产业政策和补贴规则方面，美国一方面自己大搞芯片半导体、新能源和新能源车、新材料、医疗器械设备和原药的产业政策和补贴，另一方面又在国际规则中把禁止补贴的主体由政府扩大到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将禁止补贴的领域由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对外投资领域，同时也将国有企业间的担保纳入禁止补贴的方式，并引入反向举证责任并加大惩罚力度。这与我国国企比重较高的国情现实有很大的冲突。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为了在内需主导下更大力度地推进更高水平开放，把已经开放的大门继续开大，需要我们：
一是要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坚持开放发展观。新时代开放发展观为我们阐明了为什么要开放、如何开放等一系列问题，是我们解决关于对外开放的相关认识问题的根本遵循。习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在当今某些逆全球化浪潮下，对外开放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而且显得更加急迫和重要。我们还有很多产业技术领域与世界发达国家有显著的差距，非常需要向先进国家学习。即使是一些相对领先的领域，也需要向世界宣传我们的规则，并设法让人接受。不与世界规则融合和交流，只会被人抛弃。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国际经济联系中，强调的是利益共享和利益协调，片面提“以我为主”很难得到别人的配合，更不可能正常合作。对于开放、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习总书记说，要增强在对外开放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的本领。因此安全是底线，但是高水平的安全必须在开放发展中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以发展保障安全。
二是要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工业体系及制度等优势，实施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坚定地与各种敌视和恶意作斗争，继续拥抱新型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主导全球产业链重组的现象，对中国来说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结束，而是经济全球化的形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其中最本质的变化，就是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结束，而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开始，即中国要利用自己的强大的全国统一市场，逐步形成以内需为主要驱动力的全球价值链，今后国门大幅度的开放，都要在内需主导的力量下进行。今后，我们一方面要在暂时难以与美欧日沟通的情况下，尽力实施各种可能的单边自我开放措施，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市场需求，吸引全球商品、要素、资源的广泛供给；另一方面利用内需发展创新经济，争取科技的自立自强。这是取得发达国家的尊重和平等地位的重要途径。同时也要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多边主义，尽力避免世界分裂成“两大集团”、两个“平行体系”，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
三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行体制规则改革和对内开放，有效对接全球通行的先进规则。如要继续放宽市场准入，推出若干有标志意义的开放举措。2020年版的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虽然把全国清单条目从2019年的40条缩减到了33条，自贸试验区清单条目则从37条缩减到了30条，但在服务业开放方面还不够，还存在着一些制度性障碍，某些重点行业开放程度还不够。服务业是发达国家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行业，中国这个领域开放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再如，我们还要继续加大国内投资营商环境的优化力度，尤其是改善和提升中西部地区的投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的改善过程也就是对外开放的深化过程。当越来越多的外资是由于庞大的国内市场的吸引力进入中国，公平竞争环境的建设就显得更加重要。国内规制的改革，其重要意义一点也不亚于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的取消。过去，中国对外开放主要靠优惠政策去创造政策洼地，吸引商品和要素流动。现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实施制度型开放，使政策规则统一和一致，吸引外资和产业转移主要应该靠改善和提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投资营商环境。其中，政策和规则的透明度、产权保护、依法办事、鼓励竞争反对垄断，是我国优化营商投资环境中最需要加强的重点，也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工作要点。
作者：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刘志彪 来源：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2022年10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