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是什么？尽管对其技术实现方式尚在探索之中，但它大致体现了当前人们所能构想出的数字化未来的总体愿景。在乐观的倡导者看来，随着元宇宙的发展，人们未来将在3D虚拟世界中体验大多数的生活方式，社交、购物、工作、学习、旅游等日常活动的方式和空间将随之嬗变。在由此所构想的情境中，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等具有未来主义色彩的技术将为人们的体验和互动提供全新的基础，元宇宙中的互动将全面模拟物理世界中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知活动。
当前，元宇宙倡导者对元宇宙未来的预见大多为技术与经济叙事，往往会对技术的先进性与可靠性以及创新发展的必然性作出辩护。在他们看来，元宇宙将建立在基于区块链技术的Web3.0等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之上，它们可使平台和个人随时随地沉浸在互联网中，去中心化的存储和移动方式将确保信息或数据的安全。进一步，从技术与经济的宏观态势来讲，在持续创新和充足资金的双重刺激下，人类总会有动力去突破边界和探索新的体验，去推进和改善日常生活，去追求利润和权力。
不难看到，这些技术与经济叙事的基本论述框架是：下一代的技术将带来更多的创新并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通过创新与投入的相互激励将会实现可持续创新。但与其他局限于技术与经济的新技术叙事和论述类似，存在两个通常被忽视的问题。一是自我兑现，它们通常会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而对主要概念的内涵作出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圆其说的自我兑现的承诺。二是技术解决主义，即假定或暗示技术发展中的问题一般可以通过技术找到解决方案。从当代技术哲学的维度来看，要对元宇宙的本质及其未来影响有更全面深刻的认知，不能将元宇宙简单地视为技术系统或技术经济系统，而应该从技术社会系统、技术与人的关系和面向科技未来的“行星智慧”等视角出发，对元宇宙的发生学、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问题展开更深入的探讨和追问。
一、超真实：基于虚拟性的人工拟像
在知名调研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发布的报告《元宇宙2040》（The Metaverse in 2040）中，受访者对于元宇宙的“元”趋势的认知被概括为两点。一是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的应用将比虚拟现实的发展更有优势，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系统的支持下，人们在现实世界的经验将大为扩展；二是下一代网络知识生态系统的建设方式可以比目前的网络更好地为人服务，但在放大人类活动的同时，元宇宙的沉浸性等特征也会对人的活动与权利造成重大威胁，因此要避免元宇宙由单一平台运作。这表明，人们已经从常识层面认识到，元宇宙不等于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所呈现的现实。而人们所看好的增强现实与混合现实等可能路径则揭示了元宇宙所构建的其实是“超真实”，其发生与演进乃基于人的认知与感知的虚拟性以及人工“拟像”（simulacrum）。
不论怎样界定元宇宙，其谈论者都假定它并非一个给定的或自在的世界，而是为人的需要所营造的世界。而人所构造的世界最大的特点是其在意识、认知和精神层面的创造性想象及其向事物、行为和事件的意义投射，我们可以大致称其为“虚拟性”（virtuality）。实际上，虚拟性是人类不可或缺甚至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伴随着我们这些智人达数千年之久。在人类历史上，虚拟性至少在逃生（在捕食者面前伪装）、免于无聊（以想象力超越生活的平淡无奇）、提升效率（创造性思考）、形成同理心、未来规划和缓解生存恐惧等方面对我们大有裨益，对于人类的宗教、哲学、科学、数学、文学、艺术等智力活动的贡献更是不言而喻。此外，在隐喻的意义上，作为沟通之神和语言发明者的赫尔墨斯主导着虚拟性，同时他也是谎言的制造者，常常在应该给予引导的时候故意误导人们，使各种形式的虚拟世界一直涌动着虚假与欺骗的暗流。
我们固然可从本质主义的维度将虚拟性视为人类心灵与精神的本质特征，以凸显其对人类认知与感知的渗透作用，也可以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借用拉康的实在界、想象界、象征界分析虚拟性的内涵。但为了使我们对元宇宙的虚拟性的讨论不失之抽象，应更进一步从发生学和历史主义的视角，使虚拟性与具体技术的结合及其在特定技术社会系统中的意义得以呈现。正是虚拟性与技术的历史性结合产生了人工拟像（即媒介研究中心“技术图像”）及其谱系，这既可以赋予这一谱系中的新来者——元宇宙某种类型性，反过来元宇宙的未来发展又会赋予人工拟像及其谱系以新的意涵。
论及人工拟像的谱系，可以列出很长的一串名单，从镜子、棱镜和透镜所成的虚像与实像到全息激光成像和人工智能合成影像，从面具、脸谱、神像、机器玩偶到陪伴机器人和数字化身，它们被不同时代的人们当作某种真实甚至神圣的存在。如果要对拟像的谱系作一个简单而不尽完备的分类的话，除了“现实”拟像（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之外，还有模拟拟像（如蜡像，以及鲍德里亚曾经讨论过的博尔赫斯笔下的与帝国领土大小分毫不差、详尽一切的地图）、镜像拟像（如光学镜像、影视影像等）与合成拟像（如人工智能度造假或合成影像、数字化身等）。
在模拟技术和数字技术不太发达的时代，人的认知和感知的虚拟性与人工拟像本身的似真度之间尚有一种相互协同的互补关系，这使神像等拟像对人来说处于某种既非真也不假的可认知状态。在模拟技术和数字技术日趋高度精细化的当下，越来越多的拟像虽属绝对虚构，却以真实存在的方式呈现——也就是艾柯（U.Eco）所说的“超真实”。由此，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应该如何界定拟像和超真实，而是元宇宙发展中出现的新拟像形式所带来的具体的超真实及其真假悖论。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由于缺乏反思和批判，部分由于技术的加速发展，导致了人们对数字技术的力量的普遍屈从，这必然使得代表假象与赝品的赫尔墨斯暗流在数字时代更加汹涌。例如，人工智能深度造假所生成的影像带来的挑战与其说是以假乱真，毋宁说是对真假界限的抹平。但耐人寻味的是，在数字治理层面，技术上的“深度造假”一词却被重新命名为“深度合成”，其用意在于避免对这一新技术的污名化。类似地，作为深度合成数据来源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虽备受争议，却依然在不同应用场景中稳步推进。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深度合成已能根据基因绘制具有种族与家族特征的人脸图像，将来不仅可以还原古人的面貌，甚至能预测任意两人可能的后代的模样。问题是，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的超真实？
二、作为“人类机器”的元宇宙
2022年初，查尔默斯（D.Chalmers）在其新书《实在+：虚拟世界和哲学问题》中指出，在未来的一百年内，人们将拥有无法与非虚拟世界区分开的虚拟世界。他花了很多篇幅论证虚拟现实是真正的现实——我们无法知道我们不是处于模拟之中，但人们在其中同样可以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查尔默斯的旨趣是展开“技术化哲学”（technophilosophy）探究，即借助技术及其所带来的场景探讨哲学中的实在观、对外部世界的怀疑之类的问题，其认识论基础依然是人类主体的感知。（See Chalmers）
而技术哲学对元宇宙这一技术化对象的追问则不能不基于一种后人类的本体论—认识论立场——因为技术全方位和深度地干预了人对世界和自身的理解与构造。事实上，不是查尔默斯的技术化哲学论证，而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数字化迫使我们承认，虚拟已经成为现实的一部分，甚至已经获得了它自己独立的现实形式，即“虚拟现实”。而之所以会产生这一激进的转变，关键在于技术与人的融合推动了本体论—认识论层面的后人类转向。具体而言，技术与人在世界的认知和制造活动中的相互融合，形成了波斯特（M.Poster）所说的“人类机器”（humachine），从而在主客二元之外生成了技术界面，特别是版本不断升级的信息机器界面。（see Poster）由此，人的智能活动成为人类机器组合在技术界面上的一般性智能活动，认知与行动主体从人类拓展为一般的智能体（agents，又称“代理”“行为体”等）。经过这一拓展，人们所说的虚拟现实，对于一个处理数据的人工智能体来说是唯一的现实，而我们也开始承认虚拟为部分真实，真实为部分虚拟。这实际上意味着，一旦人类不再是唯一的认知主体，对于实在或现实的更自洽的界定更多地基于关系、交互乃至制造等功能性的关联。
人类机器及其后人类本体论-认识论立场为元宇宙的技术哲学和媒介哲学分析开启了方向。一方面，我们可将元宇宙视为以数据为认知和操作对象的信息机器，并以此作为元宇宙研究的工作假设。对此，海勒（N.K.Hayles）将虚拟性定义为“物质对象被纳入信息模式并与之相互渗透的文化感知”（see Hayles），这意味着信息机器或与之相关的媒体机器相对于物质机器或机械机器更为重要。对此，在为巴西媒介思想家弗卢塞尔（V.Flusser）的《进入技术图像宇宙》一书所作的英文版序言中，波斯特强调，信息机器比机械机器更接近人类，可能与人类建立更深刻的关系。他希望以此寻求对人类与机器关系的更适切的理解，特别是借此超越人的自由与技术决定论的二元对立。（see Flusser）
另一方面，应聚焦信息权力和认知权力的限度，探讨作为信息机器的元宇宙的发展边界。不论是从人类机器还是信息机器出发，都可由关系本体论维度探究元宇宙发展的边界。换言之，元宇宙作为一种技术社会系统或技术权力系统，必然涉及各种复杂的边界制造实践。在元宇宙中，数据是最基本的资源和一般性的实在或现实，也是所有认知和行动的依据。而这意味着人，在其不再是唯一认知主体的同时，也无时无刻地作为认知客体而存在；采集其信息或数据并进行分析和认知将成为影响人的行动之可能性的边界制造实践。可以想见，在我们可能会完全等同于我们的数据的元宇宙时代，对人的数据作出分析、评判、推理和决策的信息权力和认知权力将成为统摄生命权、行政权等一切权力的中枢权力。为此，必须结合特定的人与数字技术互动的模式，对信息权力和认知权力的边界作出必要的校勘，进而探讨元宇宙时代技术与人的自由等基本权利问题的前提，为深度智能化未来新的社会契约的订立奠定基础。
三、面向元宇宙未来的人文审度
如何走向元宇宙或其所代表的数字化和深度智能化未来，需要我们从行星性事件的维度对其展开更为全面的科技人文思考和审度。首先，鉴于我们对世界的审视本身已经为数字技术文化所渗透，应认真反省其在观念层面的影响。在《文学机器》中，卡尔维诺就曾指出，当我们说世界是断续的而非连续的时候，实际上，“断续”的内涵来自数学和控制系统中的脉冲，而信息、控制、计算和机器思维等思想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思维过程的画面；以前文学家试图描写的那些无法触摸的心灵和灵魂中的内在风景已经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连接在人的头盖骨下的那些类似继电器、二极管、晶体管组成的复杂线路上飞逝而过的信号。（参见卡尔维诺）由此，面对元宇宙及其数字化未来，我们也应该认真探寻其中所蕴含的技术观念与文化对我们可能带来的根本性影响。在《眼与心》中，梅洛-庞蒂就曾对基于现代科学受控实验和控制论的“操作”思想与绝对人工主义提出了质疑：“在这里人类的创造来自于信息的自然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身又是依据某些人类机器的模子构思出来的。如果这样一种思想担负着人类和历史的使命，如果它假装不了解我们通过保持接触和采取立场而形成的对人类和历史的认识，从某些抽象的标记出发着手建构它们，……那么，我们将进人到某种就涉及人和历史而言既不再有真也不再有假的文化体制当中，进入到不会有任何东西把我们唤醒的睡梦或噩梦当中”（梅洛-庞蒂，第1页）。其中，梅洛-庞蒂对操作思想和绝对人工主义的追问不无深刻，而这些问题在元宇宙时代无疑将变得更加严重，数据及其驱动的智能的无与伦比的力量不能没有深刻反思性的哲学叙事与之抗衡。
其次，在地理性、时空性被挤压为单纯的时间性的元宇宙时代，必须从更根本的层面追问元宇宙及其数字化未来应该为人构建怎样的栖居之地。对此，最为重要的是如何为人的能动性与自主性保留必要的空间。在对认知主义和计算主义对人心灵之影响的讨论中，柯普洁（J.Copjec）指出，在19世纪之前，心灵被定义为“意志”，人被理解为“由一堆器官所效力的智慧体”；在现代认知主义和计算主义观念流行的19世纪，人开始被理解为“由智慧所效力的生命组织”，心灵变成了一种功能性的工具，愈发与一台机器无异；这一变化使得“精神的自动性”及其歧义性成为20世纪前半叶法国精神病理论的首要议题：“精神的自动性”究竟意味着“在创造或发明的行动中自发地依照自己的意志而运作”还是“一种全无意识或意志的、机械而不可遏制的展开”；进而，一旦认为能够通过了解人的目标或者动机来调节和操控人，接受人本质上可被无限管理的信念，就会让功利主义成为机器的工程师和设计师的主流观念，而建筑师据此设计出的所谓合乎人的需要的“居住机器”(machines for living)，必然也意味着人本身对建筑的自觉与不自觉的配合。（参见柯普洁）而展望元宇宙及其数字化未来，自主性、能动性和栖居等问题虽然抽象，但它们关系到每一个人如何构想他们想要的科技未来，因此，可以沿着这些思考所开启的话题推动更广泛的跨学科乃至全社会的深入讨论。
最后，要对元宇宙及其数字化未来发展中无限度的技术优化保持高度的警惕。纵观整个信息与数字技术发展过程中技术迭代和版本升级文化，可以预见元宇宙必然会沿着技术优化的路径不断演进。在此，除了应该认识到技术解决主义的局限性，还应关注“一切设计诉诸自动化”的自动化主义弊端。对此，早在20世纪60年代，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一书中就曾经指出，技术的自动化改进已经发展为自动化主义，但其实是以技术系统的复杂化和抽象化为代价的；盲目的自动化往往是虚假的功能改进，实际上很可能导致技术的停顿；而一味地追求自动化，有时纯粹是为了满足人们对自动化的偏好与欲望。（参见鲍德里亚）
这些思考的启示在于，在元宇宙的发展过程中，对技术的优化要诉诸更多实践的智慧。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一是要在人的虚拟性和技术虚拟性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应该认识到过于追求清晰度等技术虚拟性的提升不仅在效果与成本比上不一定最优，而且技术虚拟性的过度优化会使人的虚拟性和感知能力受到压制甚至弱化，最终不利于元宇宙的长期发展。二是要时刻考虑到元宇宙是建立在人的心灵这一小宇宙和地球生态环境这一大宇宙之上的，应尽可能避免对自然资源的过度耗费和对人的无度剥夺，努力走向有利于人、技术和地球总体可持续演进的“行星智慧”。
【参考文献略】
原载：《哲学动态》2022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