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化实为虚
从数字货幣、数字金融到数字经济，从数字城市、数字国家到数字社会，从数字管理、数字策划再到数字思维，数字正以其超神奇的魔力，对整个世界进行颠覆性的催化或进化，试图改变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是现实的存在，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也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凡有可表达的词语形式，加上“数字”这个前缀，它们就有可能变化成现代感超强且未来时空无限的全新事物。
这就是所谓的数字化时代。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了。
从初步数字化的现实来看，“数字”前缀“化”出来的东西，不是惊天动地的运转速度，就是惊世骇俗的加总规模，更有眼花缭乱的外显形态，强烈地展示出数字替代人的体力和脑力的巨大能量。对于如此“去人类化”的趋势，人类既激动不已，又有些惊恐不安。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似乎第一次感受到了科技进步的全能性，而不是历史上多次上演过的科技“段子戏”。有理由担心，全能的东西意味着对人的全面替代，包括机器操纵对人的替代，进而超越人的控制，反过来控制人类。过往的专项性科技进步，已经让人类有这样那样被自己的创造物统控的“异化”感，数字化会不会因为它能量的无边无际，最终成为人类一个新的主宰？
这是一个问题，但不是处在对数字化充满兴奋、热情和期待阶段的人们热衷的问题。人类社会多次工业革命留下的重大遗产，除了物化到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可感可触的实体存在外，更有“科技进步无所不能”的观念在人们头脑中的沉淀，凝聚并固化为一种“科技先进和正确”的意识形态。虽然说，每次工业革命都出现过“机器替代人”的经历，“抢饭碗”类的就业问题也曾困扰人类，但从后续的时段来看，那不过是历史主旋律中无关轻重的插曲，不值得杞人忧天。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必将全面地化低为高，化弱为强，化劣为优，化腐朽为神奇，是科技进步和正确的超完整再现，必定“大而全”地造福人类社会，尽管“机器”对人的替代，势头会更迅猛，疆域会更广阔，程度会更彻底。人类当下要做的，就是张开双臂，拥抱这个数字“化”出的伟大果实，并助力数字之“化”，以达到可能更快、更高和更强的境地。
所谓数字化，简单讲，就是运用现代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等技术，对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的信息事项进行全面的系统性处理。相比于早期人工对信息的处理（如当面口头表达或写信送交），传统的技术开启了信息处理的单项“机器化”过程，信息可不再依附于人而独立出来，如印刷技术使信息有了纸本上的存在，电报技术实现了信息远距离的传送等；数字化则在传统技术基础上，以数字技术完成对信息处理的无形化、无感化和可视化（包括数字转换、运算、存储、传输、显现和传播等），具有更为方便、高效和低成本等强大的优势。很显然，数字化为人类社会热衷拥戴和推动，既是现代信息科技进步的结果，也是人类经济理性选择的必然，必将引发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革命。
如果以“虚”和“实”来看待数字化，那么，这就是一场信息处理“化实为虚”的革命，将彻底改变信息的存在形式和赖以流动的载体——任何实体有形的信息存在形式，都将被无形、无感但外显可视的数字所取代；信息的流动也不再受限于或依附于实物载体，将以数字形式自由地传递和转移。换言之，以往信息本身为实体，信息流动载体为实物的历史，将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全面抽象的数字形式之“虚”。
以数字货币为例。数字货币已被较广泛地认同为人类货币的数字化革命。这次革命的内容，其实就是关于货币信息“化实为虚”处理的巨变，即货币本身的信息，将由有形实体转向虚拟数字；货币信息的传递和转移，将由实物载体转向虚置或虚拟载体。如当下的主权国家纸币，它是有形的纸质实体信息货币，由实物纸张、货币单位、数量符号和发行机构名称等构成（如100 元人民币纸币，就是由规格纸张、数量符号100、单位“元”和“中国人民银行”名称等组成的信息体）；它的传递和转移，需要人工携带，或是运钞车辆等工具来完成。这类主权国家货币的数字化，将不再需要货币信息的纸张形态，也不再需要人工和动力运输工具来传递和转移它们，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等数字技术的综合运用，就将“化”纸张等相关的信息实体和载体实物，为“虚”的数字存在、流转和显现形式。
可以肯定，数字货币将带给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重大的积极变化，如支付不再需要纸质的货币中介物，便利市场的交易活动，极大地降低社会交易成本；货币财富的持有和存放，也不再需要所谓实体现金类的保管方式，个人、家庭和社会都将由此减少货币财富的管理成本；此外，淘汰或是大大减少印制纸币的生产，节约社会生产成本的同时解放特殊的生产资源，更好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还可以较彻底地消灭偷盗纸币、非法滥用纸币等行为，破解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法律和道德等问题。人类当然有足够充分的理由，热情洋溢地迎接并助推数字货币时代的到来。
二、虚后之实
数字化的核心对象是信息。如果说，大自然和人类社会都只是由信息组合而成，那么，数字化就是全能性的，必将全时间、全方位和全要素地“化实为虚”，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彻底地“虚化”为数字形式；否则，这场“化”变就是再倒海翻江，也不过是聚合于信息处理之上的科技运用，称不得无所不能的颠覆。常识告诉我们，大自然也好，人类社会也罢，信息和信息处理之外的世界大得很，数字化不是“如来佛”之手，根本不可能将全部的世界纳入到“虚化”的时空里来。简言之，数字化是有自身明确疆域的。
人类社会任何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包括其中各个环节，都充满信息，生出信息，还流动信息，形成了对信息处理的巨大需求。以信息处理的纯粹性与否为标准，人类所有的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有信息和信息处理的活动，另一类不仅有信息和信息处理，还有相关联的非信息活动。前一类如通信，生成“信”的信息并完成传递，构成整个活动的全部内容。后一类如市场商品交易，一方面，购买者下单，销售者接手，双方完成商品量、价格和付款总量等交易信息的确认，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商品的实物，通过某种物理运输方式，从销售者那里转移到购买者手中。这样两类不同的活动，决定了数字“化实为虚”的重大差别。
对于纯粹性的信息处理活动，因全部的对象和内容仅限于信息，数字化可以百分之百地达到“化实为虚”的结果。如两人之间的节日问候，这是纯粹的信息交流活动，以往需要面对面口头表达或通过实物信件实现，现在数字可“化”为人们已经熟知的手机微信方式来完成。对于非纯粹性的信息处理活动，因信息对象之外还有关联的他种非信息内容，数字只能“化”变信息部分，其他内容仍然会继续保持“实体”的存在形态。在这里，数字化的内在规定显现出来，它的局部性或局限性也显现出来。
从现实生产和生活活动来看，两相比较，非纯粹性的信息处理活动显然要多得多。这一点，从社会生产和服务的行业结构来判断就可以肯定。毕竟纯粹的信息处理行业，远远不能和多元的其他行业相提并论——人类的生产和服务少不得信息，但永远不可能只是信息和信息处理。这里的潜台词是，数字所能够“化”变的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绝大多数都是非纯粹信息性质的，眼前这场轰轰烈烈数字化的主战场，必定是非纯粹信息活动的领域。可以预见，在这样的数字化下，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绝大部分活动，就将转变为“虚化”的数字形式和关联的“实体”内容并存运行的形态。这正是“数字”这个前缀，和紧跟其后的词语捆绑在一起所展示的人类社会数字化的确定前景。
再以数字货币为例。货币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交易工具及财富代表。它属于非纯粹信息的存在，数字只能“化”变货币的信息部分，并和不能“化”变的非信息内容组合在一起，成为完整的“数字货币”。这里不能被数字“化”变的内容，就是货币的经济价值：货币要么本身是经济价值体，如黄金货币；要么代表某种商品经济价值，如主权国家纸币，代表着发行国综合的商品总量经济价值（包括GDP 等）。当我们谈及数字货币时，一定不只是谈它的数字形式，还必定内含了它的经济价值来源——要么是黄金等特殊商品，要么是主权国家的商品总量等。不然，数字货币就只有“数字”的抽象和空洞，根本称不上货币。
与数字货币一样，所有非纯粹信息处理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其数字化就是信息科技的进步，将属于信息的内容，从以往依附在实体之上“化”取出来，独立以数字形式存在、流转和显现。这种信息处理的独立“化”，一方面，将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一分为二，信息是一部分，实体是另一部分；另一方面，这两个部分尽管独立，但不可分割，分割便不再是既定的生产和生活活动。这再次说明，数字化不是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全面重建，只是局部即信息部分超常的突变。当某种生产或生活活动的数字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应当看到，在它的背后，一定还有未能数字“虚化”的实体存在。这些实体不属于数字化的对象，却是数字化最终成果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三、虚后之假
用现代科技手段处理信息的数字化，将大多数人类活动转化为数字形式和关联实体一体的模式来进行，隐含了极端性分离的可能走向。这就是数字“化”出来的虚拟抽象信息，远离关联的实体，甚至和实体完全不相干。这时，“虚化”的数字形式实际表达的，就是一种虚假。由史而今，科技的发现、发明和运用，从来都不必然地带来积极正向的结果，数字化也不例外。
为什么数字化可能出现“化实为虚”之后的虚假呢？
对于确定的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而言，数字“化”变其中“实”的信息为“虚”的数字形式，意味着信息对于原有活动实体的完全独立，并且可以完全自我运转。形式独立于内容，就是形式远离甚至失去内容的开始。一旦这种数字信息与原有活动渐行渐远，虚假就会自然而然地逼近。在这个问题上，数字形式和实体活动之间关系的定位，具有决定性：两者或紧密、或松散、或断开的状态，显现了数字信息可靠和可信程度的巨大差异。也就是说，信息科技实现的数字化，重建了人类生产和生活中信息形式与实体活动新的关系，其中包括可能的彻底无关性，这时的信息就变成“无中生有”的东西了。
导致数字化“虚后之假”的原因，首先可以归结到人的认知之上。数字化是人类信息科技发展到现阶段的新事物，它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处理信息为“虚”的数字形式，存在着许多人为的理解、分析和判断，以及随之而来的实践决策、管理和运行。人的理性的有限和认知的渐进，决定了数字之“虚”不可能和实体活动保有始终无隙的关系，任何偏差都必定是“不实信息”的别名。事实上，从初步数字化的情况来看，因认知不足而来的信息虚假等问题，并不鮮见。
导致数字化“虚后之假”的原因，还有一个人性的因素。数字“化”出的信息形式相对于实体活动的独立，提供了一个可以人为去“处理”的信息和活动之间的关系。人性的善念恶意，无疑会影响、左右和控制这种“处理”。只要人性之恶占了上风，刻意设计并制造虚假便水到渠成，数字“化”出的信息就会脱离实体活动，空洞、虚无和魔幻，充满了误导、欺骗和巧取豪夺。甚至于，数字信息都不需要从实体活动中“化”取出来，起始源头就可以直接凭空“创造”，再人为地牵扯并不存在的实体即可。这不是理论逻辑的推理和预测，初步数字化中诸多的事实，已经鲜活地证明了这种判断。
当数字化触及人的认知和人性的变化，人类社会就必须面对两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一是“虚后之假”的恒久性问题。人类认知的局限，始终就在借助于人类自己发明的各种工具去突破。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这种突破有效但有限。这是一种悖论。有限认知创设的工具，解决不了有限认知本身的问题。事实上，服从生物个体生老病死和群体代际更迭规律的人类，认知的局限是无法终结的。这决定了数字化过程中，基于认知局限而来的虚假，将一直存在。与此同时，人性的善恶，根植于人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存在的复杂交织之中，人的生存和生命延续，总是在导向人与自然、与他人和社会的博弈，人性或善或恶的属性不可能单一化为不善不恶的中性，或是彻底纯粹的善，数字化过程中的任何改变，都会对人性的善恶产生激励，这预示了“虚后之假”全然不可避免。概而言之，人类的认知局限和人性，已经无可奈何地给出了诊断，虚假将是数字化过程中永远的伴生物。
二是对付“虚后之假”的恒久性问题。虚假作为内生“副产品”的确定性和长久性，数字化自身对此是无解的。它热切呼唤数字化之外的时空，构建掣肘或约束的强大力量，最大限度地让数字化减少虚假，大概率造福人类而不是祸害世界。这就有了这个时代恒久应对“虚后之假”既迫切又持续的社会性要求。具体而言，在认知局限方面，教育、培训和激励终身学习，显然是最为有效的办法；而对于人性善恶，道德的教化，信仰的重塑，制度的规范，善举的褒奖，更有法律对恶意造假的严惩不贷，必须全方位地祭出，方有可能保障数字“化”出信息的可靠和可信，坚守住人类信息科技进步那份单纯美好的“初心”。
仍以数字货币为例。将货币进行数字“化”的处理，传统货币便一分为二：“数字形式信息”加上“货币价值来源”。从介入生产和生活活动来看，数字货币在交易使用中，就会有“信息流”和“价值流”的存在和运转。显然，两者可以一体流动，也可能各自独立运行，虚假与否的结果就隐藏其中。只要“信息流”脱离“价值流”越走越远，虚假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直到“信息流”完全没有经济价值关联而陷入抽象空洞的数字形式，彻底丧失货币的属性。必须清楚的是，代码也好，符号也罢，命名为货币之时，就明确了它和“价值流”不可实质分离的特性。
从现实来看，一些国家中央银行尝试进行的数字货币创新，起始不乏另起炉灶的考虑，试图在既有主权货币之外，创造一种全新的技术性货币。结果则是，数字仅仅“化”变了现有主权货币的信息为数字形式，根本脱离不了主权国家商品总量的经济价值支撑，最后成为一种支付形态的主权“数字现金”。这有力地说明，数字形式永远离不开货币价值，只有信息技术内容的任何形式，称之为“货币”是荒唐的。事实上，对于主权国家发行的任何货币而言，整个国家商品总量的经济价值，自然就是货币的价值支撑。主权国家“创新”的数字货币，同样跑不出这个价值根源。
那么，比特币呢？基于区块链技术而来的比特币，享有诸多的称谓。共识性大的说法，它是私人加密的数字货币。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凭空在计算机里写出来的“代码货币”，不需要经济价值基础。这种误解有点大。实际是，比特币可以用作货币，能够用来标价、支付和作为财富保有，正是在于它的生成过程，凝聚了人类的算力劳动，即遵循所谓“工作量证明”（PoW，Proof of Work）原则，构成了比特币初始的经济价值来源。由此起步，比特币实现了与现实市场的连通，和主权国家货币构成交易关联，它的算力劳动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市场表现。鉴于此，我们可以视比特币为人类运用计算机生成的一种智力产品，一种富有经济价值的特殊资产；它的稀缺性（生成总量有限制）、标准化（每枚比特币无差别）和永久性（计算机网络里长久存在），使它能够承担货币的基本职能，有着和黄金商品货币类似的内在属性。甚至可以说，比特币就是一种“人造类黄金”商品货币。
四、数字化的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
综合而论，从数字化对于生产和生活活动“化实为虚”的演进过程来看，数字信息源自实体又独立于实体的特性，隐含了两种可能的走向：一是“虚后之实”，即信息和实体分离之后仍然紧密关联或一体运行；一是“虚后之假”，即信息和实体分离之后不再有任何实际的关联，相互完全切割。对于前者，这是一种技术逻辑，数字只是“化”取生产和生活活动中的信息，并非要远离这些活动；对于后者，这是一种社会逻辑，数字化在人的“无意而为”或“有意安排”之下，不由自主或主观蓄谋地带来了“虚化”信息彻底脱离相关活动的结果。毫无疑问，只有清楚了如此两种逻辑，我们才算是看到了数字化的全景，才能对数字化带来或正或负的后果有充分的应对准备。
不无遗憾，人类拥抱和助力数字化的超常热情，让整个社会正在失去应有的清醒。数字化对于生产和生活活动信息处理的局部性，被笼统地认定为全面性，似乎人类社会任何活动的所有内容，都可以数字“虚化”为代码或符号。由此而来，一方面，真实的世界被人为地缩小，信息处理之外那些无法“化”变为数字形式的实體被忽略，被冷落，甚至被遗忘；另一方面，“虚化”的数字信息被过分地夸张，远离或脱离实体的空洞数字形式骤然增多，刻意而来的虚假信息更是不可避免。现在是需要重申数字化的逻辑，唤回人类清醒的时候了。
数字化的技术逻辑，揭示出数字“化”出的信息和实体之间新构的关系。在本原的意义上，新的数字信息应当也能够更好地关联实体、服务实体和提升实体，但在实际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初步数字“化”出的信息单兵独进势头猛烈，实体则时常被动、仓促和粗放地跟随，数字化并未自动带来实体相应理想的进阶。例如，现代医学受益于信息科技，身体检查数字水平大幅度提高，完备地提供了人的健康信息，但疾病的治疗是否同步得到提升，是一个需要评估的问题。技术逻辑要求我们拥抱和助力数字化，同样要求我们推动数字化关联实体的实质进步。否则，数字化就是畸形的技术怪物。
数字化的社会逻辑，揭示出数字“化”出的信息和人性之间新的关系。数字化不是问题，人的认知和善恶却会在数字化中制造出问题。代码不邪恶，符号不邪恶，加入了人性恶的数字信息，则必定充满了误导、欺骗和巧取豪夺，成了邪恶的工具。例如，数字货币可以消灭纸币的偷盗，但很可能引致数字形式的诈骗，而技术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这就是技术本身带来的问题。社会逻辑表明，如果不紧密地连通到人和社会，不从法律、制度、道德、文化和信仰诸多方面，施加强大的影响和主动的管控，数字化就将在自发的行进中，引动人类社会极端性的新博弈、新争斗和新加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