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金秋时节，习近平主席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今年正值倡议提出九周年。发展至今，“一带一路”倡议内涵不断丰富，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截至2022年9月，已有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同我国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不断被写入联合国主要机构决议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文件之中。九年来，我国学术界积极跟进，从不同角度展开“一带一路”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了贡献学术力量。
研究成果丰硕
九年来，我国学界深入100多个沿线国家进行调查研究，内容涉及国别区域、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以及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方面。同时，各种各样、各级各类“一带一路”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具有学理性的新观点和新论述不断涌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日益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大厦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在学术资源发现平台上，用“一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关键词来检索主题，2013—2021年间共检索出15万篇相关期刊文献。其中，“一带一路”相关文章刊发高峰期出现在2017—2019年，特别是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期间文献数量最多，超过了3.1万篇。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教授张耀军介绍，2013—2014年期间，我国学界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大多聚焦古代丝路语言文化、历史宗教以及“一带一路”意义诠释、涵盖地域等内容。2015—2016年，学界对“一带一路”时代内涵的了解逐步加深，对共建国家政治制度、法律体系、营商环境、外交政策等方面的研究逐渐深入，“一带一路”集经贸合作与发展、政治外交与安全、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为一体的国际倡议特性被日渐认知。2017—2019年，我国成功举办了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构建全球价值链”“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事关人类和平发展的重大议题成为研究热点。2020年，“一带一路”研究重点发生一定转向，“全球卫生治理”“清洁能源”“绿色金融”“三方合作”以及“全球化未来走向”成为最新的“一带一路”研究议题。
依据时间线索梳理，可以看到我国学界有关“一带一路”的研究在五个方面渐次递进。一是从个案专题研究到系统制度设计。在聚焦“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经贸投资、海外并购、跨境电商、人民币国际化等热点问题的同时，学界也在逐步深化对“一带一路”制度化发展、机制性合作等问题的探讨，包括“一带一路”经贸投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机制化举措和实践路径。二是从对接各国发展战略到分享中国发展经验。有关研究从最初“走出去”对接各国发展战略，转向近年来对中国发展经验域外适用性的深入分析。三是从现象描述性介绍到学理体系性构建。“一带一路”研究逐渐摆脱初期研究的时事化和浅表化，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背景、时代内涵、基本概念、建设目标、重大意义、合作架构等角度出发，在总结归纳政策对接、规划衔接、合作机制设计和运行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建设规律背后的基础性学理问题，力求建立规范性的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四是从国际传播失语到主动构建中国话语。从学术视角出发讲述共建“一带一路”故事，加强国际话语传播能力建设和传播规律研究，为提升国际话语权创造了有利条件。五是从单一研究视角到跨学科综合研究。更加注重综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管理学、文化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一带一路”进行多维度、多视角、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比如近年来蓬勃兴起的区域国别学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建立就是典型实例。
与此同时，我国学界围绕“一带一路”发表、出版了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在“一带一路”相关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丝绸之路研究院理事长蔡昉领衔主编的《“一带一路”手册》先后修订出版了两版，并与英国罗得里奇出版社合作在海外发行英文版；《稳妥推进“一带一路”：理论与实践》《“一带一路”的经济学分析》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陆续推出。
“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是学术界聚焦的重要研究领域。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很多学者对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了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室执行主任谢来辉介绍，有学者从世界市场失灵角度探讨了“一带一路”合作的基础，也有学者从重塑全球价值链入手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经济学阐释，还有学者探究以新兴市场经济体为枢纽的全球分工网络，提出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共轭环流”理论等。同时，还有一些国内学者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理解和讨论“一带一路”的理论逻辑，进而论证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必要性。还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的核心概念具有超越传统理论的重要创新意义，应围绕理论基础与学科定位进行全面的理论创新，并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经济学的设想。
服务建设实践
九年来，我国学界从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对“一带一路”的时代特征、发展进程、作用规律、影响要素、总体趋势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为共建“一带一路”发挥着重要的学术功能。
在张耀军看来，学界持续深入思考共建“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机制、国际合作机制、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全球贸易投资格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新型南南合作等议题，积极回应世界性的重大现实问题，为研判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国际大势、化解建设中遇到的风险挑战、构建海外利益保护体系、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持，有力推动了国际合作的顺利实施。
谢来辉表示，学界的相关研究对“一带一路”相关理念和政策进行了及时准确的阐释，对错误观点及时进行批驳，推动了国内外的知识交流和对话，有助于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项目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有关研究成果还为各级政府和企业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咨询和参考。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的大量决策咨询报告，分析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形势和潜在风险，为政府决策提供了许多解决问题的思路。刘英认为，“一带一路”研究对于拓展国际合作领域、加强国际合作机制建设、密切国际合作关系、强化国际合作成果、防控国际合作风险，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可以说，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广泛成果，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认同，与学界提供的良好学术供给和智力支持密不可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发展经验成为“一带一路”研究的重要内容，比如我国减贫取得的巨大成就及相关丰富经验在“一带一路”这一全球共同发展的平台上得以宣介。一方面，这表明“一带一路”研究为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途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一带一路”研究推动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进一步提升，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智力支撑。应该说，通过学术研究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将我国的经济优势转化成为学术优势和理论影响，是我国学界对“一带一路”建设重要的贡献之一。
持续开展高质量学术研究
在看到“一带一路”研究取得良好进展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还存在的一些亟待突破之处，突出表现在理论供给与实际需求不相匹配，科研生产力和学术创新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等。比如，当前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存在较为明显的失衡，对大国或中等强国的研究较多，而对非洲、中东欧地区和国家研究较为薄弱。在学术研究领域，“一带一路”研究还分散在多个学科领域，自身专业属性尚不明晰，不同研究领域之间亟须互通与整合。在理论原创性方面，学界借鉴西方概念或研究范式较多，高质量原创性成果较少；追逐热点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较多，基础理论研究较少。
对此，张耀军建议，未来“一带一路”学术研究需要进一步强化战略思维，在构建“一带一路”自主知识体系上着力，不断提升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理论能力和学术水平。同时，加快建设多学科交叉融合、全方位综合立体的“一带一路”研究体系，注重处理好知识的全球化与经验的地方化的关系，努力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系统性知识，既对“一带一路”研究作出宏观整体认识，也要分门别类地开展国别、区域和次区域研究。在具体议题方面，应围绕共建“一带一路”长时段、全局性、基础性问题开展研究，深入挖掘“一带一路”带动沿线国家减贫、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等方面的理论内涵。注重寻找“一带一路”实践中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为“一带一路”研究创新提供新的增长点。同时，加大对重大项目、金融支撑、投资环境、风险管控、安全保障、气候变化等实际问题的研究投入。
持续开展“一带一路”学术研究，有助于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有助于为当下国际体系变革注入中国的知识动力，充分彰显中国学术的理论魅力。刘英认为，未来学界要在合作之路、健康之路、复苏之路和发展之路上多做研究，特别是要在国别研究上推进“一带一路”的务实合作。在贸易畅通上，不仅要加强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还要加强产业合作和资金融通研究，集聚更多金融力量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还要推动政产学研紧密结合，促进“一带一路”标准规则建设。谢来辉表示，“一带一路”建设要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向机制化方向努力，既要研究“一带一路”机制化的必要性和理论基础，也要结合具体领域提供可行性研究建议和方案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