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学界多把刘歆和刘向的易学放在一起研究，这样很难揭示二人的易学特色和贡献。与刘向相比，刘歆对易学有系统的构建，这主要表现在“《易》为之原”和“天人之道”方面。在“《易》为之原”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对“五经”的顺序作了调整，把《周易》置于首位。刘歆提出“《易》为之原”的思想，与其认为《周易》是一部关于“天人之道”的著作有关。在“天人之道”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创作了“三统历”,其目的是以天统指导人统。刘歆创建的以“三统历”为核心的系统，不仅体现了其律历学思想，而且反映了其对宇宙万物、社会历史的形而上学思考。
《汉书·楚元王传》曰：“歆及向始皆治《易》。”1受资料所限，学界对刘歆易学研究较少，并且是把其和刘向易学放在一起研究的，如郑万耕的《刘向、刘歆父子的易说》一文就是从“《易》为五经之原”、“人更三圣”说、“太极元气”说、“河图洛书”说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刘向、刘歆父子的易学思想的。2这种做法很难把刘向、刘歆的易学特点及贡献区分开来。众所周知，刘向和刘歆虽然是父子关系，但在学术思想上二者却有着很大的差别，一个主张今文经学，一个主张古文经学。正因如此，二人在春秋学、诗学、尚书学等方面都表现出诸多不同，易学也不例外。因此，对于刘向、刘歆的易学，我们也应该分别研究。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凸显他们二人的易学特色及贡献。从现有材料来看，刘向对易学只有零散的解释，而刘歆则有系统的易学构建，这主要体现在“《易》为之原”和“天人之道”方面。
一、“《易》为之原”:《周易》在刘歆经学中的地位
刘歆提出了“《易》为之原”的观点，认为《周易》在六经中居于本原地位。《汉书·艺文志》曰：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汉书》,第1723页)
此段文字以“六艺”与五常相配，《乐》配仁，《诗》配义，《书》配知，《春秋》配信。《礼》是表达身体规范的，容易辨别，不需解释。3《周易》则不在其中，是其他“五学”的本原。因为《周易》与天地相终始，不可须臾离开。其他“五学”只能具体地对某一常起作用，就像金、木、水、火、土五行更相用事一样。《周易》虽然不与“五常”相配，却对“五常”起支配作用。
在“《易》为之原”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对“五经”的顺序作了调整，把《周易》置于首位。《汉书·儒林传》对五经的叙述顺序是《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汉书·艺文志》对六艺的排列顺序也是《周易》《尚书》《诗经》《礼》《乐》《春秋》。这种排列顺序与之前儒家对五经的认识不同。孔子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荀子曰：“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儒效》)《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礼记·经解》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董仲舒曰：“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4《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5《史记·儒林列传》也是按照《诗》《书》《礼》《易》《春秋》的顺序叙述五经的。6这与孔子以来儒家对五经的看法一致。与之前的五经次序相比，刘歆突出了《周易》的核心地位。他在论述《尚书》《礼》《乐》等书的时候也引用《周易》作为依据，如论述《尚书》时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述《礼》时说“《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论述《乐》时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汉书》,第1706、1710、1711页)
刘歆的这一举动在当时就遭到了正统官方人士的批评，左将军公孙禄说刘歆“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汉书》,第4170页)。刘歆为何要改变六经的次序?《周易》并不包含在刘歆争立的古文经书之内，其为何要提出“《易》为之原”的思想?
刘歆提出“《易》为之原”的思想，应该与其对《周易》的总体看法有关。在刘歆看来，《周易》是一部关于“天人之道”的著作。《汉书·律历志上》曰：
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目岁，《易》两仪之中也。于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朝聘会盟，《易》大业之本也。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汉书》,第981页)
这是以《周易》为依据来论证《春秋》也是一部关于“天人之道”的著作。《春秋》以“元一”为万物之始，如同《周易》以“太极”为万物之首；《春秋》以春、秋来代表一年，如同《周易》的“两仪”;《春秋》于每年春正月书王，如同《周易》讲天、地、人“三才之道”;《春秋》即使四时无事也必写时月，如同《周易》的“四象”;《春秋》的时月分为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个节气，如同《周易》的“八卦”;《春秋》对于事件成败的记载，如同《周易》的吉、凶之分；《春秋》有朝聘、会盟的记载，如同《周易》所说的“大业”。不难看出，这里依据的是《易传·系辞上》所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这也是一个由天道到人道的过程。在刘歆看来，《春秋》也有一个类似《周易》的由天道到人道的过程。故其说“《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
《汉书·五行志上》对这种“天人之道”的思想也有论述：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宓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旪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畏用六极。”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所谓天乃锡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书》,第1315-1316页)
刘歆对《易传·系辞上》的“河图”“洛书”作了新的解释，认为八卦就是伏羲所受的《河图》,《洪范》九畴就是大禹治水所依据的《洛书》。无论《河图》还是《洛书》,都是天道的展现。伏羲称王、大禹治水都顺从了天道的要求。在刘歆看来，周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也都效法了乾坤的阴阳之道、《洪范》的休咎之征，都是“天人之道”的表现。这样看来，不但《周易》《春秋》体现了“天人之道”,《洪范》也体现了“天人之道”。7《春秋》《周易》虽然都体现了“天人之道”,但从时间上来讲，《周易》的形成显然要早于《春秋》,故刘歆在论述《春秋》时以《周易》为依据。至于八卦与《洪范》,也是伏羲画八卦在前，大禹作《洪范》在后。因此，《周易》《春秋》《洪范》虽然都体现了“天人之道”,但这一思想最先反映在《周易》中，这也是刘歆提出“《易》为之原”的原因所在。
二、“三统历”:刘歆易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天人之道”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在当时通用的“太初历”的基础上，融合董仲舒的“三统说”,创作了“三统历”,并补充了很多天文知识和天文文献。8《汉书·律历志上》曰：
历数之起上矣。传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后三苗乱德，二官咸废，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失方。尧复育重、黎之后，使纂其业，故《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岁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官，众功皆美。”其后以授舜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至周武王访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纪明历法。故自殷周，皆创业改制，咸正历纪，服色从之，顺其时气，以应天道……至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汉书》,第973、979页)
在刘歆看来，历法是天道的表现。颛顼命令重、黎分管天、地之时就制定了历法。后来经过三苗之乱，历法混乱，尧又让重、黎的后人修订历法，舜、禹都继承了尧的历法。到了周朝，周武王又根据箕子说的《洪范》“九畴”中的“五纪”制定历法。后经春秋、战国之乱，史官丧失职责，历法也未得到相应的修订。汉初沿袭秦代历法，后来使用了颛顼历、太初历。到了汉昭帝的时候，历法已经变得不太准确，需要更改历法。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制定了“五纪论”“三统历”,才完成了历法更新。
刘歆创作“三统历”的重要依据就是《周易》。《周易》建立了一套以“太极”为本体的宇宙生成论。刘歆的“三统历”也是以“太极”为本体的，不过他对“太极”作了新的解释。《汉书·律历志上》曰：“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钟……所以生权衡度量，礼乐之所由出也。”(《汉书》,第981页)在刘歆看来，《周易》所说的“太极”就是“元气”,其在“三统历”中的表现就是“黄钟”。“太极元气”虽然名称为一，但实际上涵括天、地、人“三统”,“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汉书》,第964页)。在“三统”中，“天统”最为根本。因此，刘歆通过“三统历”建构了一个以“黄钟”为核心的律历学体系。9
根据《汉书·律历志》,刘歆的律历学包含“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五个部分，其中“备数”是基础。所谓“备数”,就是指天地万物之数，其作用是“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汉书》,第956页)。其基本计量单位有一、十、百、千、万。其本则起于“黄钟之数”。正因为“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所以“黄钟之数”也是以三为倍数逐渐展开的，“本起于黄钟之数，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积之，历十二辰之数，十有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数备焉” (《汉书》,第956页)。关于“历十二辰之数”,《汉书·律历志上》解释说：
太极元气，函三为一。极，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动于子。参之于丑，得三。又参之于寅，得九。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参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参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参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参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参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参之于酉，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参之于戌，得五万九千四十九。又参之于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汉书》,第964页)
“黄钟之数”从子开始，此即一；然后以三为倍数到丑，得三；又以三为倍数到寅，得九；又以三为倍数到卯，得二十七，以此类推，最后到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这样，一、十、百、千、万“五数”就齐备了。关于“黄钟之数”的算法，《汉书·律历志上》曰：“其算法用竹，径一分，长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为一握。”(《汉书》,第956页)为何用“六”呢?在刘歆看来，其依据在《周易》:“其数以《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阳六爻，得周流六虚之象也。”(《汉书》,第956页)。这里虽然说的是“大衍之数五十”,但实际上用的是“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不然“其用四十九”就得不出“成阳六爻”了。
在刘歆看来，“黄钟之数”是“和声”“审度”“嘉量”“权衡”四部分的基础。《汉书·律历志上》曰：“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圜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汉书》,第956页)“生律制器”指的是“和声”,“规圜矩方，权重衡平”指的是“权衡”,同时“规圜”“矩方”还分别指“嘉量”“审度”,“莫不用焉”则指“始于一而三之”的“黄钟之数”。“和声”之“声”指宫、商、角、徵、羽，其作用在于作乐，目的是移风易俗，荡除人的邪意，保全人的正性，其本生于“黄钟之律”。“审度”之“度”指分、寸、尺、丈、引，目的是度量长短，其本起于“黄钟之长”。“嘉量”之“量”指龠、合、升、斗、斛，目的是测量多少，其本起于“黄钟之龠”。“权衡”之“衡”指铢、两、斤、钧、石，衡由权生，目的是衡量轻重，其本起于“黄钟之重”。刘歆的律历学以“备数”为基础，其根本则在“黄钟”。这同时也是“三统历”的根本。
《汉书·律历志上》曰：
九六相生，阴阳之应也。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律以统气类物，一曰黄钟，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宾，五曰夷则，六曰亡射。吕以旅阳宣气，一曰林钟，二曰南吕，三曰应钟，四曰大吕，五曰夹钟，六曰中吕。有三统之义焉。(《汉书》,第958-959页)
音律分为十二，阴阳各占一半，黄钟、太族、姑洗、蕤宾、夷则、亡射为阳，林钟、南吕、应钟、大吕、夹钟、中吕为阴。阳主阴辅，即大吕辅黄钟、夹钟辅太族、中吕辅姑洗、林钟辅蕤宾、南吕辅夷则、应钟辅亡射。
在刘歆看来，十二律包含了“三统之义”。《汉书·律历志上》曰：
三统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纪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阳气伏于地下，始著为一，万物萌动，钟于太阴，故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九者，所以究极中和，为万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六月，坤之初六，阴气受任于太阳，继养化柔，万物生长，楙之于未，令种刚强大，故林钟为地统，律长六寸。六者，所以含阳之施，楙之于六合之内，令刚柔有体也。“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乾知太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万物棣通，族出于寅，人奉而成之，仁以养之，义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为仁；其声，商也，为义。故太族为人统，律长八寸，象八卦，宓戏氏之所以顺天地，通神明，类万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谓矣，是为三统。(《汉书》,第961页)
“三统”指的是天、地、人三统。以律相对，黄钟为天统，林钟为地统，太族为人统。与《周易》相对，则天统为乾之初九，地统为坤之初六，人统为乾之九三。制律也要符合相应的要求，如黄钟律长九寸，符合乾九之数；林钟律长六寸，符合坤六之数；太族律长八寸，符合八卦之数。不仅三统与乾、坤之爻相应，而且其分为天、地、人本身也源于《说卦》的天、地、人三才之道。由此可知，“三统”不仅是律历形成的过程，而且也是宇宙万物生成的过程。在天统的时候，阳气伏于地下，万物萌动，此时阳气“究极中和”,是万物的本元；到了地统的时候，阴气受阳气的命令，开始助养万物，令其生长；到了人统的时候，伏羲氏顺应天地之道，效法万物之情，制定人间法则，使事物各得其理。
刘歆的“三统历”完全效法了《周易》的“天人之道”,天统、地统代表天道，人统代表人道。《汉书·律历志上》曰：
《易》曰：“参天两地而倚数。”天之数始于一，终于二十有五。其义纪之以三，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终天之数，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终于十者乘之，为八百一十分，应历一统千五百三十九岁之章数，黄钟之实也。繇此之义，起十二律之周径。地之数始于二，终于三十。其义纪之以两，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终地之数，得六十，以地中数六乘之，为三百六十分，当期之日，林钟之实。人者，继天顺地，序气成物，统八卦，调八风，理八政，正八节，谐八音，舞八佾，监八方，被八荒，以终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义极天地之变，以天地五位之合终于十者乘之，为六百四十分，以应六十四卦，大族之实也。《书》曰：“天功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则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之象也。地以中数乘者，阴道理内，在中馈之象也。(《汉书》,第963页)
这里以《周易》天地之数和八卦为基础对“三统”之数作出解释。天统以天数二十五为准。二十五分之六，取其整数，故二十五置，以三倍之，得七十五，而非八十一，未知其得八十一之所据。八十一乘以十，得八百一十分。一统八十一章，一章十九岁，故黄钟当期之实为一千五百三十九岁。地统以地数三十为准，以二倍之，得六十。以地之中数六乘之，得三百六十分，此为林钟当期之日。人统则以八为准，以八乘之，得六十四。然后乘十，得六百四十分，与六十四卦相应，此为太族之实。按《易传·系辞上》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其合终于“地十”,此即“五位之合终于十者”。天统兼地统，天统“五位之合终于十者乘之”,人统效法天地，故亦以此数相乘。地统以中数六相乘，是因为阴气之道居内，有《周易》家人六二“中馈”之象。“三统”虽然以天统为根本，其目的却是引出人统，“人者，继天顺地，序气成物”。这也是刘歆以“黄钟”为“三统历”之根本的原因。在刘歆看来，“黄钟”体现了天地的中数，故能孳生万物，为阳气之始。“黄钟：黄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钟者，种也。天之中数五，五为声，声上宫，五声莫大焉。地之中数六，六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黄，五色莫盛焉。故阳气施种于黄泉，孳萌万物，为六气元也。”(《汉书》,第959页)而天地中数又能周流于《周易》的六爻，“天之中数五，地之中数六，而二者为合。六为虚，五为声，周流于六虚。虚者，爻律夫阴阳，登降运行，列为十二，而律吕和矣”(《汉书》,第964页)。六爻又分阴阳，所以律有十二。同时，天地之中数也是人类产生的依据，“传曰‘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汉书》,第981页)。10
刘歆还把“三统”和五行结合起来。《汉书·律历志上》曰：
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登降三统之首，周还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统之正，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统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统受之于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复于子，地化自丑毕于辰，人生自寅成于申。故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为统首。三微之统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与三统相错。传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则三统五星可知也。《易》曰：“参五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太极运三辰五星于上，而元气转三统五行于下。其于人，皇极统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于三统也，日合于天统，月合于地统，斗合于人统。五星之合于五行，水合于辰星，火合于荧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岁星，土合于填星。三辰五星而相经纬也。(《汉书》,第984-985页)
地统虽然与未对应，但与三正相配则配其冲位，即丑，“其于三正也，黄钟子为天正，林钟未之冲丑为地正，太族寅为人正”(《汉书》,第962页)。在刘歆看来，三统循环为首，可以以五行配入。天统以火配之，地统以土、金配之，人统则以水、木配之。其以火配天统，显然与其新五德终始说即汉主火德有关。从五行顺序看，其所说亦为五行相生，“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刘歆把三统与五行配合起来，背后的理念还是“天人之道”思想。从大的方面来看，太极属于天统，元气属于地统，皇极属于人统。从小的方面来看，太极、元气、皇极又分别包含相应的三统、五行。如太极中的三辰合于三统、五星合于五行；元气下面的三统、五行；皇极下面的三德、五事。“皇极”“三德”“五事”均出自《尚书·洪范》,正直、刚克、柔克为“三德”,貌、言、视、听、思为“五事”。
三、“天人之道”:刘歆“三统历”的核心理念
“三统历”的核心理念就是《周易》的“天人之道”,其中天统是根据，人统是目的。刘歆创造“三统历”的目的就是对人统进行指导，这主要体现在《世经》当中。刘歆的《世经》以《周易》为依据，按照五行相生说的顺序，对《春秋》《尚书》等书以及秦、汉以来的帝王谱系作了系统的排列。《汉书·律历志下》曰：
《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传曰昭子问少昊氏鸟名何故，对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言郯子据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黄帝，上及太昊。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汉书》,第1011页)
“传”指《左传》。这本来是郯子对少昊以鸟为标识的解释。在郯子看来，少昊以鸟为标识，只是由于其继位的时候恰恰有凤鸟飞来。黄帝以云为标识、炎帝以火为标识等，都出于同样的原因。郯子在这里并没有排列帝王谱系的意思。但在刘歆看来，根据《周易》,可以排出郯子所说的帝王先后之序。《汉书·律历志下》曰：
太昊帝：《易》曰“炮牺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作罔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汉书》,第1011-1012页)
在三统历中，伏羲表示人统，其继天统而王，是人类社会最早的帝王，而太昊在《左传》中也是最早的帝王，因此，伏羲就是太昊。又因《说卦》曰“帝出乎震”,震卦属木，所以最早的帝王与五行相配应主木德。五德终始说最早由战国邹衍提出，其采用的是土、木、金、火、水的五行相胜顺序。到了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则以木、火、土、金、水的五行相生顺序解释历史。《汉书·郊祭志下》曰：“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汉书》,第1270-1271页)
按照《左传》所说，太昊之后为共工，而据《周易》,伏羲之后为神农。如果二者相对应，那么神农应该与共工相应。但刘歆认为共工“伯而不王”,虽有水德，在木火之间，非其序也。与秦一样，其只能居于“闰统”。11这样神农便与《左传》的炎帝相应，“炎帝：《易》曰‘炮牺氏没，神农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虽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为炎帝。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汉书》,第1012页)。神农之后，《周易》只记载了黄帝、尧、舜，这与《左传》记载的帝王并不一致，因此，遇到少昊、颛顼、帝喾等《周易》没有记载的帝王，刘歆也作了解释，称“周迁其乐，故《易》不载，序其行”(《汉书》,第1012-1013页)。对于伏羲以后的帝王，刘歆都按照五行相生说进行排列，具体地说，黄帝土德，少昊金德，颛顼水德，帝喾木德，帝尧火德，帝舜土德，伯禹金德，成汤水德，周代木德，汉为火德。
《世经》帝王谱系的排列主要以《周易》为依据，不但表现在其对《周易》的引用上，而且表现在其蕴含着《周易》“天人之道”的理念上。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三统历”。刘歆根据《周易》创建了一套极为繁琐的“三统历”象数学体系。《汉书·律历志上》曰：
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参之则得乾之策，两之则得坤之策。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阴阳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为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然后大成。五星会终，触类而长之，以乘章岁，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而与日月会。三会为七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而与三统会。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而复于太极上元。九章岁而六之为法，太极上元为实，实如法得一，阴阳各万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气体之数，天下之能事毕矣。(《汉书》,第985-986页)
这里的数字看似繁琐，其实基本原理皆出自《周易》。《系辞上》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周易》筮法经过四道程序完成一变，经过三变才能得出一爻。一卦六爻，故历经十八变才能得出一卦。18×4=72,此即“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乾卦策数是72×3=216,此即“参之则得乾之策”。坤卦策数是72×2=144,此即“两之则得坤之策”。乾卦的“微算策”以九乘之，72×9=648;坤卦的“微算策”以六乘之，72×6=432。二者相加为1080。然后以八乘之，1080×8=8640。此如《系辞》所云“八卦而小成”。然后以八乘之，8640×8=69120。然后“天地再之”,即以二乘之，69120×2=138240。此如《系辞》所云“引而伸之”。一章十九岁，故在此基础上以十九乘之，138240×19=2626560,此为一会之数。然后以三乘之，2626560×3=7879680,此为三会之数。然后以三乘之，7879680×3=23639040,此为三统之数。此如《系辞》所云“触类而长之”。此为一个循环，完毕后又回到“太极上元”。9×19=171,以六乘之，171×6=1026。此即“九章岁而六之为法”。然后去除23639040,23639040÷1026=23040,半之，23040÷2=11520。此即“阴阳各万一千五百二十”,象征万物之数。此如《系辞》释解所云“天下之能事毕矣”。可以看出，这不仅体现着三统之数，而且也象征着天下万事万物。
综上可知，刘歆的易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以“天人之道”的思想为根据创建了一套形式严密、体系复杂的象数学系统。这种象数学系统，不仅体现了刘歆的律历学思想，而且反映了其对宇宙万物、社会历史的形而上学思考。
【注释】
1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67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2 郑万耕《刘向、刘歆父子的易说》,载《周易研究》2004年第2期。
3(1)古代礼、体可以互训,如《礼记·礼器》曰:“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春秋繁露·竹林》曰:“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法言·寡见》曰:“说体者莫辩乎礼。”这里的“体”指身体。礼者,体也,即礼是表达身体规范的。
4(2)[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页。
5(3)[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938页。
6(4)[汉]司马迁《史记》,第3120、3124、3126、3127页。
7(5)关于刘歆的《洪范》学、春秋学思想,可参看任蜜林《刘歆洪范五行说新论》,载《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5期;任蜜林《刘歆的春秋学思想新探》,载《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8(6)“三统历”其实就是“太初历”,后者以改元而得名,前者以法数而得名。关于二者的关系,可参看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29页。
9(7)陈遵妫、卢央、黄黎星等人对刘歆的“三统历”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可参看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第1430-1431页;卢央《易学与天文学》,北京:中国书店,2003年,第143-159页;黄黎星《〈汉书·律历志〉对易律历的融通与牵合》(上、下,载《周易研究》2020年第2、3期)。对于“三统历”,陈遵妫、卢央侧重于论析其天文学思想,黄黎星着眼于易律历的融通,本文则主要从刘歆易学的角度来进行探讨。另,本文的主体部分完成于2019年上半年,当时黄黎星的文章尚未发表。
10(8)“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出自《国语·周语下》,“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出自《左传·昭公元年》。刘歆这里引用二“传”,与其下面说的《系辞》“天五地六”(即“夫五六者”)并不一致,盖刘歆只注重“五”“六”之数,并没留意二者的差别。
11(9)关于“闰统”,可参看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