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筱筠：“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最早由19世纪普鲁士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ndinand Von Riehehofen）使用，此后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和高度关注。学者们对“丝绸之路”的理解大同小异，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广义的“丝绸之路”，在路径上不仅包括传统的陆路“丝绸之路”，还包括“海上丝绸之路”，而且无论陆路还是海路，都有多条路径。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围绕“一带一路”大战略和具体计划展开讨论和论证。在我看来，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之路，人员往来之路，而且是文化之路、宗教传播与融汇之路、文明互鉴之路。为此我们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卓新平所长、国家宗教局刘金光司长和西安市副市长方光华先生对话，就宗教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和宗教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实施中的作用展开讨论。
方光华：的确，“丝绸之路”有多条路线，主要包括：（1）沙漠绿洲之路，这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道。从长安出发，途经西域、中亚，通往西亚、南亚，西可达地中海沿岸直至罗马，即狭义上的“丝绸之路”；（2）北方草原之路，从长安出发，向北经欧亚草原通往西亚、欧洲，又称“皮毛之路”；（3）南方丝绸之路，是从四川经印度通往中亚的道路。唐代则有从长安出发，经甘肃、青海到达西藏，可通往印度的“唐蕃古道”，还有从云南和四川经缅甸或西藏通往印度的“茶马古道”，都属于南方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4）海上丝绸之路，分别通往朝鲜、韩国、日本、东南亚和南亚、西亚、东非。其实欧亚大陆在公元前3000年就存在一些文化传播的通道，公元前2000年前后，原产于西亚的小麦传入黄河流域，原产于黄河流域的小米也同时传入新疆和中亚。商代晚期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量用和田玉制作的玉器，证明当时在中原与新疆地区之间存在着作为早期丝绸之路的“玉石之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记载了公元前10世纪时周穆王携带丝织品西行至“西王母之邦”的故事，其西行道路应当就是这条“玉石之路”。公元前6、5世纪波斯帝国对西亚、非洲和欧洲东南部地区的征服、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的东征、公元前3世纪前期印度阿育王的扩张，都促进了欧洲、西亚、中亚、南亚之间的区域交往，自帕米尔以西的丝绸之路西段实际上已经开通。考古证明，公元前6至前5世纪欧洲人已得到中国丝绸，公元前5世纪，在西亚存在着一条从小亚到波斯、以贩运制作石器工具所需的“黑曜石之路”，阿拉伯半岛则有一条贯穿南北、以贩运香料为目的的“香料之路”。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前往大月氏，几经周折，西行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大月氏（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大夏（古代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北部）等地，公元前126年返回长安，史书上把他的这次西行誉为丝绸之路的正式开辟。自此一条东起长安，经陇西、河西走廊，然后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进而连接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的中西交通通道正式建立。
卓新平：对于延续约2000年之久的古丝绸之路历史，我们一定要特别关注宗教的传播和交流，这在中外交通史上占有很大比重，形成了其文明对话、融汇的隽永史话。外域宗教的相继入华、中国儒教等中华信仰传统的西渐，通过丝绸之路而全面展开，从而使经贸、外交之内在要素即精神信仰的交流得以实现。由此，宗教的双向流传与相互交往，促进了地域广泛、人员众多的中外民众信仰生活多层面的相遇和较深入的融通，使富有动感、充满活力的丝绸之路获得了其久远持续的精神动力。
陆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至少可以追溯到张骞西游大月氏的时期，由此中国人始知印度之名、随之亦“始闻浮屠之教”。而随着丝绸之路的西向开拓，佛教得以从印度经西域而传入中国。历史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时佛教传入中土，揭开了中印文化交流的序幕，也开始了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即从被中国人所视为“西天”的古代印度，逐渐向西域扩展到真正“西方”意义的欧洲。在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蔡愔、秦景等中国人赴天竺求佛法，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迎来印度人摄摩腾、竺法兰至洛阳，并因“时白马负经而来”之说而建有此后极为著名的白马寺。最早时期的佛教东传中国乃经过西域，不少佛教高僧不惧艰难险阻经由穿行西域的丝绸之路而到中国内地传教，使佛教成为对于中华文化意义最为深远的外来宗教，而其得以在中土流行更迎来了佛教“中国化”的华丽转身，新生为深入中国民心的中国传统宗教。此后，中印文化交流的海上丝绸之路亦得以建立，有了不少穿梭于中印之间以宗教传播为使命的文化使者。这些始创中印文化交流通道、有着筚路蓝缕之功的先驱者包括不少印度及西域高僧，如祖籍印度的鸠摩罗什（344-409）从龟兹（今新疆库车）被迎到长安，尊为国师；印度高僧真谛得梁武帝之邀经海上丝绸之路于中大同元年（546年）来到南海（广州）弘法；此外，来自西域的僧人还包括安息人安清、安玄，大月氏人支娄迦谶，龟兹人佛图澄，北天竺人觉贤，南天竺人菩提达摩等。这些人学识渊博、精通经典，来华后大多成为译经论法的著名翻译家和宗教理论家。
中国人的“西行漫记”也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佛教传入中国后，不少中国人先后踏上西行求法之路，这样就与西域僧人的东行传法相呼应，使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得以积极互动。最早到印度的中国人是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从鸟鼠山（甘肃渭源）出发的成光子，此后在曹魏甘露五年（260年）西渡流沙的朱士行则成为最早沿丝绸之路西行的中国僧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西游、后经海上丝绸之路东归的东晋僧人法显（344-420年），他是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海归”，将其游学获得的他国文化知识带回中国，以充实中华文化。此外，中国僧人竺法护、智猛等人，尤其是后经《西游记》加工而闻名遐迩的玄奘（602-664年）、以及稍后的义净（635-713年）等人，都是西行东归、译经传法的名僧。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人在通过佛教文化认识印度的同时，也因为早期印度文明与古希腊文明的复杂关联而得以间接地了解西方尤其是古希腊的精神文化要素。所以，佛教经丝绸之路的传播，有着极为广远而深刻的文化交流意义。
早期曾活跃在丝绸之路的宗教还有琐罗亚斯德教，其作为古代波斯萨珊王朝的国教在传入中国后也被称为“祆教”“火祆教”“火教”“拜火教”等容易为中国人所理解的教名，而其蕴涵光明、至善之意的神名在华则“始谓之天神”。这一关注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相对抗的二元神论，及其表达的对世界之二元理解和分析，在宗教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琐罗亚斯德教经丝绸之路东传，于6世纪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曾在西域特别盛行，其流传包括焉耆、康国、疏勒、于阗等地，一度被古代王朝的一些统治者所推崇，如北魏灵太后（516-527年）曾使该教获得独尊之位，让统治者带头奉祀，并废止了其它祭祀崇拜。陈垣认为，“火祆之名闻中国，自北魏南梁始”。而北齐、北周时流行的“事胡天”、“拜胡天”，则使“胡天”成为该教的专称，“胡天神”还被用来区别“中国恒言之天”。隋唐时期该教曾达兴盛，社会广建祆祠，统治者为此也设立了萨宝府和祀官，包括唐朝长安的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和崇化坊，洛阳的会节坊、玄德坊、南市西坊，以及凉州的祆神祠等，呈现其当年在华之辉煌。陈垣认为，“祆字起于隋末唐初”，揭示出人们对该教理解的中国化。“祆字之意义，以表其为外国天神，故从示从天。同时周书亦有祆字，并谓之曰火祆神；火祆二字之相连，亦始于此。”中国宗教文化以“示”表敬“天”的信仰蕴涵在此得以透彻体现。
郑筱筠：古代丝绸之路上从事商贸的人熙熙攘攘，但其中不乏虔诚的传教人和取经者。他们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到西方，亦将异域的宗教带到中土。发源于丝绸之路西端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中段的摩尼教，也都借此路传播到东方。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也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们的行动都促使各地的宗教文化变得丰富多彩。
卓新平：犹太教因其民族发展的跌宕起伏而使其历史充满着谜一般的经历，其流散和迁徙在丝绸之路上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犹太人在唐代甚至更早就已来到中国，对之有着不少传说和猜测。他们多从中亚经丝绸之路来华经商，亦有从海上丝绸之路经西亚、北非或印度等地转道来华者。犹太人走到哪里，也将其宗教带到那里。所以，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发展流变踪迹基本上是一致的。早在公元2世纪，犹太教拉比文献中就已经有了关于丝绸的相关记载，在丝绸之路则发现了7世纪至14世纪之间许多犹太教的遗迹、遗物等，这说明犹太教与丝绸之路的关联至少有千年之久，其与中国的交往自隋唐以来更显频仍。隋朝裴矩在《西域图记》中记载了当时从中国出发西行的路线，“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这反之也说明了东进来华的相应路径。到了宋代，则已经有确切史料证明大批犹太人来华侨居，如开封等地犹太人在此时的存在及与中国人的同化留下了令世界极为惊讶的一段历史。关于犹太教在华“一赐乐业”之教名，一种解释为今“以色列”的同音异译，另一种解释则认为此名乃根据明太祖旨意而来，表明其“抚绥天下军民，凡归其化者，皆赐地以安居乐业之乡，诚一视同仁之心”的宽容和包容。犹太教的丝绸之路之旅使两个博大精深的文化得以相遇，并有着融合、会通的佳话。
基督教最初以景教的身份传入中国，而景教之名本身就打下了丝绸之路的深深烙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描述了唐贞观九年（635年）波斯主教阿罗本沿丝绸之路而来中国传教的经历。其初来唐时被称为“波斯教”、“波斯经教”或“经教”，使之与联通中国与波斯的丝绸之路紧密相关。其后所取“景教”之名的本意也是指“光明之教”，而“景”字本身就与“火”、“日”之意有着内在关联，由此可以回溯到古代波斯的拜火信仰，故而也曾被误传为火祆教。陈垣谈到了景教由海上丝绸之路初来的可能，“彼时中华与波斯大食交通频繁，伊大约由海路来也，景教碑有‘望风律以驰艰险’句。” 而朱谦之则认为也不能排除景教亦由陆路传入中国，“在中国与波斯之间，密布着交通网，以与中国之重要国际贸易都市相连接”，“景教徒自叙利亚、波斯以至中国，一路上凡是景教徒所聚集的地方，大概都是东西往来贸易的通路，例如安都（Antioch）、泰锡封（Seleucia-Ctesiphon）、驴分城（Edessa伊得萨）、木鹿（Merv）都是。这些地方或驻有景教的大主教或主教（如安都、驴分城），或即为景教之据点（如泰锡封、木鹿）。”由此看来，景教在古代丝绸之路乃活动频繁，在横贯西域、中亚、沟通中西上有着独特贡献。唐朝景教达到过“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鼎盛，而在唐会昌五年（845年）受武宗毁佛灭教牵连遭打压后也没有在中国完全消失，仍然沿着丝绸之路继续发展，在西北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中成为其主要宗教，如居住在土拉河和鄂尔浑河流域的克烈部落、阿尔泰山附近的乃蛮部落、色楞格河流域的蔑里乞、阴山以北地区的汪古部落、以及西部地区的畏兀儿和吉利吉思等民族都以景教为其信仰，这为元时景教重返中原地区埋下了重要伏笔。
摩尼教在华则是古代波斯宗教与中华草根文化的奇特结合。摩尼教最迟于唐朝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在中国宗教史和农民战争史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早在4世纪初，中国人已经获知摩尼教的存在，而“据中亚发现的文书残卷记载，摩尼教于675年传入中国。”其传入中国后曾被称为明教、明尊教、末尼教、牟尼教等，在民间亦有菜教、食菜教之称。在丝绸之路发达地区，如西北、东南沿海、中原等地，尤其在吐鲁番一带，摩尼教在古代曾颇为兴盛，成为在当时外来宗教中仅次于佛教的第二大宗教。当代发现的摩尼教遗址、遗物分布很广，西到新疆、东抵福建等地，这充分揭示出古代陆海丝绸之路影响广远，而相关地区的宗教活动亦非常活跃。731年前摩尼教在华可以自由传道译经，因而在基层发展迅速，但此后遭唐玄宗禁止，其在内地的发展势头受阻。但在西部丝绸之路地区，摩尼教仍保持住其发展强势，如回鹘人于8世纪曾在吐鲁番地区建立高昌王国，以摩尼教为国教。当回鹘人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之后，移居中原的回鹘人自768年也被允许建寺传教，摩尼寺院一度遍布各地。840年回鹘亡国后，摩尼教再度遭禁，此后其流入民间，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间宗教，明朝对之持高压禁止的态度，摩尼教才最终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郑筱筠：了解世界宗教发展史的人都知道，丝绸之路上的中东地区是世界三大一神教的发源地，这一地区宗教格局在不同时段的改变，不仅直接影响到西方宗教演变的轨迹，而且沿着丝绸之路辐射，并在丝绸之路的东端生根开花。
方光华：伊斯兰教借助丝路实现了从中东向中亚、南亚、东亚的传播。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它的向东传播也得益于丝绸之路的兴盛。一方面，伴随着历代哈里发政权的对外扩张，阿拉伯帝国将北非、西亚和西南欧的广大地区纳入伊斯兰文化圈；阿拔斯王朝在8世纪后沿着丝绸之路向西亚和中亚推进，将伊斯兰教传入波斯、中亚大部、以及南亚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并使之逐渐伊斯兰化。而在10世纪喀喇汗朝统治者改宗伊斯兰教，将伊斯兰教传入今中国新疆地区，并逐渐实现了该地的伊斯兰化。另一方面，随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大食商人来到中国，在长安、开封及外商聚集的港口城市泉州、广州等地建立清真寺和教团，以和平的方式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中原地区。同时，伊斯兰教还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商业贸易、移民和穆斯林政权的扩张而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东南亚地区。从伊斯兰教的传播发展史中不难看出，伊斯兰教正是通过商业贸易和军事征服，并结合了对东方财富的追求和宗教传播的热情，沿着陆地与海上两条“丝绸之路”而大规模东传的。
卓新平：需要补充的是，明朝时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将领郑和（1371-1435）曾率领船队七下西洋，极大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疆域，而且促进了亚非众多国家及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而这些区域的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也获得明显的发展。当年郑和所到之处，如今仍有着佛教、伊斯兰教等丰富信仰精神资源。
天主教是历史上依托丝绸之路来华传教中最为典型的宗教之一。自元朝以来，其传教士活跃在陆上及海上丝绸之路，时时显现其在丝绸之路长途跋涉的身影，促成了中西文化及宗教精神的直接碰面和深度交流。当时元朝的强大及蒙古人的西征，使欧洲人震惊而不解，而当时东方有一位长老约翰王信奉天主教异端景教的传闻，又让西方天主教颇为不安。1245年教宗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开欧洲主教会议，决定派传教士作为使者东行来华，以争取蒙古大汗信仰正统天主教，此即蒙古与罗马教廷开始通使来往的政治及文化原因。1245年方济各会修士柏朗嘉宾（Giovanni de Piano Carpini）沿丝绸之路从西往东行进，为西方天主教东行来华之始。1247年，多明我会修士安山伦（Anselme de Lombardie）亦受遣东来。此间来华的还有1249年启程的多明我会修士龙如模（Andre de Longjumean）、1253年出发的方济各会修士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他们对丝绸之路沿途风土人情的精彩描述让西方人感到惊讶和羡慕，为当时将要展开的中西交流提供了极好的文化氛围。此后于1271年随家人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久居中国，直至1291年才回返欧洲，其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成为深度了解古代丝绸之路和元时中国的阅读范本。1289年方济各会修士孟德高维诺沿丝绸之路穿越亚美尼亚、波斯和印度东来，最终于1294年从印度由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中国，开创了基督宗教来华传教的新时代，他本人亦成为天主教来华开教第一人。天主教的东传成功代表着中西开始直接的精神文化接触，这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宗教生活，而且使中国有了更多的机会观察和了解西方。
以丝绸之路为点线来扩散开的中西文化及宗教精神交流，在明末清初耶稣会的东传中国之实践中达其高峰。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沿丝绸之路边学习、边前行，因为掌握了中国语言、积淀了中国知识而真正实现了这种文化交流的重大突破。中国人经耶稣会的媒介而开始对西方科学、哲学、宗教、语言等的系统研究，欧洲人也因此而获知中华传统的儒教、道教等宗教精神，受到中国哲学、文学、艺术、风俗、传统等影响。明清传教士在丝绸之路的远东之旅中还创建了一门新的学科，这就是欧洲汉学的奠立。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将中国学问回传西方，开启了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学研究，并一度形成欧洲的“中国热”。这门学问经法国耶稣会士而进一步达其体系化，涵括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领域，成为迄今仍然影响广远的中国研究。我们今天对丝绸之路意义的回味和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思考，同样也不能离开目前已达中西携手并进的这门中国学问。
郑筱筠：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这条自古代开辟的丝绸之路上，都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因素。丝绸之路上的诸多宗教故事，表明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宗教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同时也说明人类的存在和交往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如丝绸美玉瓷器、科学技术发明的交换与传播，还有精神层面的音乐舞蹈、诗歌文学，尤其是宗教与哲学等的交流和分享。总结历史进程中宗教在丝绸之路沿线发生、发展和传播的性质与特点，探索今天和今后如何发挥宗教在社会文化与经贸往来中的积极作用，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战略成功实现之不可回避的战略考量。
刘金光：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丰富多彩，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第一，宗教多元化。古代形成的这条丝绸之路上，不仅贸易繁荣，而且多种宗教并存，不仅有延续至今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宗教，还有现今已经不复存在的摩尼教、祆教等，体现了宗教形态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第二，多种宗教活动场所在丝绸之路上并存，它们的管理经验值得挖掘和整理。据史载，唐时“凡天下寺总五千三百五十八所。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维那一人，共纲统众事。”可见，唐政府对宗教活动场所实施了管理，否则也不会有数量的统计。当时从丝绸之路而外传入华的宗教种类繁多，政府如何进行有效的管理，使其相安无事，非常值得研究。第三，宗教的传播一直与商业活动紧密相连。这似乎是各种宗教传播的普遍特点。当然近代西方宗教入华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相联系，而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与商业的关联则更多体现了和平与文明的传承。第四，各宗教之间和平相处。从现在的研究看，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极少发生冲突，体现了各宗教的宽容。宗教传播体现出的和平特点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繁荣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和环境。第五，国际化和国际视野。丝绸之路的形成具有了全球化的早期形态。丝绸之路上的宗教，大都是具有深厚的国际背景。不同的国际背景的宗教，特别是三个世界性宗教(基督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在这条路上往来交融，形成了国际化的特征和开阔的国际视野。
方光华：丝绸之路促进了各大宗教思想之间的相互吸收与影响。首先，基督教的发展受到犹太教、祆教和佛教的影响。基督教文明实际上是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结合的产物，其教义和思想中包含有许多犹太教及波斯宗教的内容。公元前559年古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释放了巴比伦的犹太人囚徒，他们返回巴勒斯坦的同时，也将许多古代波斯的宗教文化观念和习俗传播到犹太人中间，如末世论的世界观和救世主来临的信念，以及肉身复活以及末日审判的思想，为善升入天堂、为恶沦入地狱的观点等等，这些思想后来被基督教所吸收和改造，并进一步影响到后来的摩尼教和伊斯兰教思想。此外，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即景教在东传的过程中也大量吸收了东方宗教特别是佛教的术语与教理来阐释自己的教义，如佛、慈悲、五蕴等概念，其汉译经典也与佛教相似，这使得后世甚至将景教典籍误认为佛教典籍。其次，基督教和犹太教思想是伊斯兰教兴起的重要思想渊源。伊斯兰教兴起于公元7世纪，其教义理论受到其他宗教，特别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深刻影响。从公元1、2世纪开始，犹太教和基督教就传入了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在创教的过程中吸收了两者的许多重要思想，如伊斯兰教中关于至上神真主的一神观念、天启和先知的概念、个人获救等思想，正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基础。此外，《古兰经》中的许多传说，以及其中包含的基本教义和信条、宗教义务和制度、种种规定和禁令，都可以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找到相似的出处。此后，伴随着阿拉伯帝国对西亚、北非、中亚等古老文明地区的征服，希腊、埃及、波斯、印度文化交融汇合，形成了崭新的伊斯兰文化。再次，摩尼教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祆教、犹太教和佛教等宗教思想融合的结果。摩尼教义本身糅合了基督教、巴比伦古代宗教、希腊的神秘哲学以及印度的宗教思想，表现为一种折衷的、极其富有适应力的宗教。例如，该教创始人摩尼从早期基督教诺斯替派思想出发，主张通过一种神秘的知识体悟就可以获得救赎或解脱；其善恶二元论哲学则受到古波斯祆教的影响；他还引进了佛教的轮回说，认为人在趋向善与克服恶的斗争中可以再生。此外，摩尼教还接受了“佛陀”的概念及佛教术语，其僧团组织也同佛教相似，即分为在家与出家的男女四众。而在西方，摩尼教传教士宣称他们的教义是一种更为真实的基督教理论，并视为一种“基督教化的祆教”或“祆教化的基督教”。在东方，他们则主要以佛教的形式来推广自己的教义。
郑筱筠：事实上，学术界还有一个观点，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前就已经存在。公元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见蜀布邛杖，一问才知是从“身毒”（当时对印度的称呼）与中国四川、云南相互的贸易往来中出现的商品。回国后因此建议汉武帝从蜀国通滇，打通前往印度、大夏的通道：“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事宜路径，又无寇。……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者，四道并出：出，出冉，出徙，出邛，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越、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略杀汉使，终莫得通”。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汉王朝政权进入了滇西地区哀牢王国，在云南保山设置永昌郡，至此南方茶马古道的官方商道开通。茶马古道的开通为中国与印度、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提供了有利的保障。例如，唐朝贾耽《皇华四达记》和樊绰《蛮书》就详细记述了唐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数条通道，足见当时双方往来之密切。尤其是8、9世纪在东南亚地区国力较强的骠国佛教音乐也是经由这条通道为唐朝熟知，794年（唐贞元十年）南诏归服唐朝，骠国王雍羌也想内附于唐，曾几度遣使来华献乐。801 年(唐贞元十七年)，骠国王由南诏王异牟寻引荐，遣子舒难陀率乐队和舞蹈家抵长安表演。唐德宗授其国王以太常卿、舒难陀以太仆卿之号。诗人白居易专作《骠国乐》书其事，《新唐书·骠国传》对其歌舞艺术有详尽的记载。在《唐会要》中对“骠国乐”有详细记载。甚至有学者考证，后世的词曲《菩萨蛮》就是源于骠国乐的。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南方丝绸之路早已促进了古代中国与印度、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宗教文化交流、文明互鉴。
方光华：宗教的传播与交流改变了丝路沿线的文明格局，对丝绸之路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首先，中亚实际上成为多种宗教的混合区域。在阿拉伯人占据中亚、推行伊斯兰化以前，伴随着丝绸之路带来的文明交往，中亚成为多种文明交汇的枢纽之地，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和萨满教等多种宗教并存，并且大体上保持着和平共处。但很少有帝国把向外传播宗教作为畅通丝绸之路的重要使命，对于各种宗教的来来往往，各政权基本上都显示出一种顺其自然的平和心态，这使伊斯兰化之前的中亚地区则成为各种文明的融合荟萃之地。其次，伊斯兰教的兴起改变了祆教、景教、佛教等宗教的传播方向，原先为多元宗教区的中亚等地最终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区的一部分。在阿拉伯帝国崛起过程中，伊斯兰教大力扩张，使得西亚及中亚境内的其他宗教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它们只好向东发展。例如景教虽然5世纪时已经在东罗马产生，但直到635年才传到长安，而此时伊斯兰教已经在阿拉伯半岛兴起。有学者认为，景教徒入华可能与波斯对阿拉伯的抵抗有关；来华的景教僧阿罗本就是从波斯出发，并与设在波斯的本部教会有密切关系。最后，丝绸之路沿线宗教的发展与演变，深刻影响到丝路贸易及沿线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宗教的传播与发展既得益于丝绸之路，同时也对丝路贸易及沿线地区的民族和国家产生了深刻地影响。
郑筱筠：就一带一路区域而言，学者们对于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谈了很多，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也是不容忽略的。它辐射地带宽广，这一经济走廊不仅连接着世界上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重要新兴经济体，而且还连接着南亚和东南亚，甚至还可以辐射到整个东亚和东北亚等广大亚洲地区。在这一领域中，宗教作为一个变量极大地影响着南亚和东南亚各国，乃至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进程，故应该挖掘和发挥宗教在这一区域的积极作用和强大的社会资源及其动员能力，努力搭建国际宗教——文化交流平台，建立文化一体化效应，与经济区位边境一体化效应相辅相成，共同为各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刘金光：宗教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大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宗教要形成自身的软实力。古丝绸之路上的宗教呈现给我们更多的是正能量，形成了自身包容、和平、互鉴的软实力。现在这条路上“三股势力”猖獗、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泛滥，似乎表现出更多的宗教负面性。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严格区分宗教本身与宗教极端主义的界限，不搞扩大化；另一方面，宗教要形成坚实的软实力，传播出丰富的正能量，这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大战略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基础和前提。
第二、丝绸之路战略实施中既要注重物质桥头堡、关节点的建设，也要注重精神桥头堡、关节点的建设。在这条路上，其实最关键的是人的活动，这些人的思想、精神和信仰，无论到达哪里，他们都会带到哪里。商业活动是他们的外在的物质活动，无论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人在精神上有需求、在信仰上要实践，宗教信仰是人不分国籍、肤色、语言可以连动统一起来的重要平台。在这条路上不能只考虑物质的、技术的、商业的和贸易的内容，还要考虑走在这条路上的人的宗教信仰以及他们相应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商贸活动时，要统筹考虑这条路上的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活动、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使宗教活动场所等设施能够满足需求，宗教教职人员能够提供宗教服务。
第三、丝绸之路上的宗教形态要多元化布局。目前丝绸之路上的宗教布局体现了穆斯林聚居的形态。而历史上丝绸之路上的宗教布局却是多种宗教，无论是主流的还是非主流的，呈现的是多种宗教并存在的局面。而这种局面正是各宗教互相包容、宽容、交融、互鉴、和睦共处的前提。
第四、构筑抵御渗透和反对极端主义的防线。现在的地缘政治和国家主权概念已经大大不同于千年之前的古丝绸之路时代。作为现代主权国家，抵御来自其他国家的渗透，特别是对主权构成威胁的渗透是理所应当、责无旁贷的。在强调丝绸之路上的互连互通和交流交融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必然存在的渗透隐患和危险。新疆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大都是从境外渗透进来的。抵御渗透，是在扩大开放条件下的抵御渗透，特别是在这条国际性极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抵御渗透的目标一定是保证这个大战略的顺利成功实现，而不是相反。宗教工作部门有责任通过加强工作，团结和教育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对从中亚方向涌过来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对企图“祸水东渐”的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筑起思想上的大坝。
第五、要发挥好宗教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丝绸之路是一条国际线路，历史上的宗教在这条路上已经发挥了非常好的公共外交的作用。当今条件下，应该继续发挥好宗教的公共外交作用。国家宗教局已经在前年和去年分别支持和协助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土耳其和中国成功举行了“伊斯兰教文化”展出和交流活动。这对于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互信，促进民心相通，能够发挥独特作用。
第六、宗教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稳定发展的大局。丝绸之路上，特别是我国的西部，是穆斯林群众集中的地区，他们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中，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要继续支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做好解经工作，做好“中道”思想的挖掘、阐释和弘扬工作，做好爱国宗教界人士的培养、团结和教育工作。
郑筱筠：“一带一路”是个大战略，这个地带的发展与稳定直接影响未来世界。2012 年，中亚地区（不含中国）共有人口 6500 万人，GDP 规模为 2987 亿美元。就伊斯兰教而言，伊斯兰世界商业发达，金融业也较为繁荣，成立了伊斯兰银行，并形成了跨国伊斯兰金融，开展金融业务和投资开发。国际金融市场看到伊斯兰金融市场的巨大潜力，纷纷开设一些伊斯兰柜台、窗口和分支机构，以扩大穆斯林客户市场，如瑞士联合银行设立了伊斯兰投资基金，花旗银行、摩根银行、巴克莱银行都有伊斯兰专柜等。“丝绸之路经济带”拓展开来的亚欧经济带，覆盖了亚欧大陆主要国家和地区。该地区（含环中亚地区、不含中国）人口规模达到 27.4 亿人，GDP 规模高达26.7 万亿美元。而世界上现有的各大宗教都是这个地带的重要的文化因子和社会力量。尤其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应该不仅仅只是丝路沿线的65个国家。只要是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发展的国家，都是可以看作“一带一路”国家，甚至包括美国、拉美等国。我们需要意识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不是排他或对立的，而是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一带一路”是个促进合作、互利共赢的进程。如何让不同的宗教传统和文化传统在不同地缘板块、不同利益诉求、不同生活方式和习俗的接触与互动中发挥软实力的润滑和沟通作用，释放正能量并消解负能量，特别是针对一些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比较强势的局面，如何让更多的人们认同温和的与和平的宗教信条与主张，如何真正让“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福祉，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需要加大关注的，也应该有更多的学者和宗教界人士积极行动起来，更好地发挥宗教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国际化平台上的正能量，文明互鉴，共同致力于一带一路各国的互利互惠，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