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指出，要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包括探讨符合历史实际的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认定标准，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这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指明了方向，也对建立文明起源研究话语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考古学的“中国风格”
经过几代学者努力，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考古学在田野发掘技术、科技手段应用等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用丰富的考古资料，描绘出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起源、一万年文化发展、五千多年文明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壮阔画卷，展示了中华文明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成为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我们认识到，中华文明具有独特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历程，自然需要用自己的话语体系来阐释。因此，可将其定义为，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实践中形成的，以解读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为基本目标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基础，努力开展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成为学界的共识。尹达在1958年即倡导“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1960年，夏鼐也呼吁“早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体系”。用中国的考古资料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进化框架，成为当时中国考古学家的一项重要使命。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组织的演进、阶级的分化和权力的出现等成为关注焦点，极大激发了中国考古学家“透物见人”的热情，引发对社会变革动因的深入思考，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之后，许多重大考古发现不断刷新学界对中国史前社会的认识，激发出对中华文明起源、史前文化共同体与古代“大一统”国家的联系等重大学术问题的新思考。苏秉琦曾多次谈到，中国考古学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是“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并提出要建立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考古学。此后，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逐渐搭建起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话语体系的基本框架。此基本框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从进化论的角度观察，文明可定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角度观察，文明是包含特定基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人类文化共同体。
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直是指导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经典。在“文明”的定义上，中国考古学界普遍接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认为文明起源的实质，就是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解体，逐渐建立起国家组织的历史进程。在认定国家形成的标准上，学界最初受到英国学者柴尔德对两河流域文明的研究和丹尼尔综述文明起源与形成重要著作《最初的文明》的影响，提出城市、金属和文字“三要素”说。若此，中国在殷墟时期才出现国家，形成文明。
20世纪80年代，面对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重大发现，更多考古学者认为，如果以殷墟为中华文明的“起点”，将低估了距今5000多年即已开始的中国史前社会。在1991年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上，学者们围绕文明的概念、文明起源的特点和模式等进行了探讨，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多源一统”的观点，认为文明起源研究不应局限于“三要素”之有无，只要有足够的考古证据，就可以认定国家的出现、文明的形成。21世纪初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并持续开展，提出文明起源的“中国方案”，取得广泛共识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生产力高度发展，人口显著增加，社会分工明确，专业化生产高级物品。考古证据为大型水利设施、大规模农田建设、大量粮食的集中存储，出现制玉、糅漆、丝织和高等级陶器制作等高级手工业。其二，阶级和等级分化的制度化。考古证据为墓葬悬殊的等级化，出现随葬品丰富的“王墓”，以钺使用制度彰显王权和军权，以具有宗教内涵的玉器彰显宗教权力。其三，出现都邑性城市。考古证据为城墙环绕超过200万平方米的特大型遗址，规划严密，有宫殿、仓储、仪式场所等需要耗费大量人力与物力兴建的大型公共设施，为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其四，区域聚落等级化发展，呈现城乡差别。考古证据为在1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形成都邑、主要中心、次级中心和一般村落的多级聚落结构。其五，文化的发展。考古证据为玉器和刻画图像反映的“天极宇宙观”及相关天文知识，各种复杂建筑、高级手工制品、复杂的符号系统等。其六，各地区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发生密切交流与互动，共享文化精粹，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的基础。
前五项内容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公认的文明认定标准，但其考古证据则契合中国考古资料，第六项更着眼于中国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按照此“中国方案”可以认定，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6000—5300年前后同步发展，各地区之间相互交流，形成可以被称作“最初的中国”的文明体，良渚文化在距今5300年前后，形成早期国家并持续发展。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
“古国”概念与“多元一体”理论
在对尚未达到良渚文化早期国家阶段的史前复杂社会研究中，考古学理论关于父系社会和军事民主部落联盟的有关论述，难以充分描述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起源进程。有学者引入西方现代人类学“酋邦”的概念，但也如隔靴搔痒，难以激发对认知中华文明特质的研究。为此，苏秉琦提出“古国”概念，并将其定义为“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用以描述距今6000年以来各地区跨越式发展形成的复杂地方政治组织。
“古国”之称意在表明，这样的政治组织在地域范围、“都邑聚”层级结构、社会组织以及治理方式等方面，具备了夏商周时期“国”的基本内涵：控制了特定的自然和政治地理空间，社会上层以经济、等级化礼制、武力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领导策略实施管理，社会成员形成对本区域文化、亲缘和政治管理的认同，并因此而生成归属感，家国体系初步确立。“古国”概念成为构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话语体系的重要实践，已得到广泛应用。虽然对于这一概念的讨论仍需深入，但只有建立这样的概念体系，才能沟通史前复杂社会和夏商周时期基本政治组织的联系，由此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独特政治理想的缘起和发展。
“多元一体”理论是中国考古学从文化共同体角度解读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重要理论创新。其核心内容为：一是中国史前时代形成了多个具有自身发展序列和特征的文化区，均出现“古国”或早期国家，呈现“满天星斗”的局面。二是各文化区在同步发展的同时，通过密切交流形成文化共同体，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三是由多元文化形成的共同体正是历史时期中国的雏形和基础，可以称作“最初的中国”。在“多元一体”理论框架下，先后形成“中原中心”“重瓣花朵”“区系类型”和“中国相互作用圈”等模式，不同模式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对文化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方式有不同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黄河流域的考古发现最引人注目，“中原中心”模式成为主流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包括河南全境和晋南及关中地区的“中原”，自距今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即处于领先地位；各地区发展及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原”推动和引领的结果，只有这样的“引领者”才能将各地区凝聚为一体。严文明于1987年提出的“重瓣花朵”模式否定了中原的领先地位，但强调中原地区因占据花心之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先进因素，最早进入文明社会。苏秉琦在1981年提出“区系类型”模式，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强调各区系“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但并未探讨各区系何以成为一个整体。张光直于1986年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同样认为各地区多元发展并通过密切联系和互动形成一个文化圈，此模式与目前的考古资料最为契合。
“相互作用圈”是美国学者葛德伟在讨论美国东部印第安人文化时提出的概念，在印度河流域与伊朗南部早期文明的研究中，也有学者使用这个概念。但这些研究的主题是区域交流与互动，并未论证延续至今的文明体的史前基础。事实上，中国是唯一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文化共同体的现代国家，经历了不同于“民族—国家”的独特的“文明—国家”形成和发展道路。考古资料证明，中国并非晚近出现的“想象的共同体”，在距今5300年前后，“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已经形成，奠定了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解读这样的发展道路，自然需要“多元一体”理论。
“多元一体”框架下的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较为丰富。苏秉琦提出“裂变”“撞击”和“熔合”的文明起源三种形式说，其可以作为在“最初的中国”视角下，描绘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基本叙事框架。“裂变”为各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基于本地区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完成的社会复杂化的初步发展。“撞击”可理解为自距今约6000年开始，各地区在社会复杂化加剧、社会上层集团出现后，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为核心的区域互动而促成飞跃式的、达到“古国”阶段的社会发展。“熔合”表现为，“古国”社会“满天星斗”式普遍发展、各类型政治构想被广泛实践、“最初的中国”形成进程中孕育出的更具雄心的领导者，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促动下，有目的地借鉴各地区“古国”的兴衰经验和“领导策略”，构建早期国家的政治实践。
苏秉琦关于“共识的中国”“理想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的“中国”形成三阶段说，对探索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政治理想和文化认同的形成具有启发意义。“共识”的形成归因于各地区间密切交流，尤其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各地区社会上层为获取远方的珍稀物品和神圣知识，以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众的特殊能力，努力以旅行的方式开展远距离交流，开始共享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先进的文化精粹，并积累了“最初的中国”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知识，由此形成对彼此共同拥有的、可相互交流与共享核心文化要素的“最初的中国”的共识。因此，“共识的中国”可理解为得到各史前文化区认同的“最初的中国”，此“共识的中国”在距今5300年前后应该就已经形成。“理想的中国”可定义为在“共识的中国”形成后，促进“最初的中国”内各文化区的一体化，并将此文化共同体升华为政治实体的宏大政治理想。在距今4000多年的陶寺时期，陶寺政体的领导者很可能就已经形成了构建广域统一政体“理想的中国”的政治蓝图。在距今3000多年前，周人以宗法、分封制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抱负，将“理想的中国”落实为用独特政治制度管理的“现实的中国”，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基础。
文明起源研究的“世界性”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在世界文明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的目的是阐明中华文明的独特道路，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其“世界性”即对世界文明研究的意义，也由此彰显。正如张光直曾谈到，中国文明“世界性”的内容之一，是用从中国古代史与其发展本身看到的法则，来丰富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上述关于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古国”和“多元一体”的理论探索，无疑丰富了世界文明研究的内容和对文明发展道路多样性的认知。张光直更是以世界文明比较的视角，提出文明的“连续”与“断裂”理论。
通过对中国、玛雅和苏美尔文明的比较研究，张光直认为，通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沟通手段的独占是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现象，促成沟通手段独占的是政治因素，即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在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过程中，主要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人与自然关系间的变化，即技术上的变化，则是次要的；从史前到文明的过渡中，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有多方面的、重要的连续性，其他非西方文明也大致如此；以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明，则主要以技术手段来突破自然的束缚，开辟了“断裂性”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道路，“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中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具有普遍的应用性。
在距今5000年前后，良渚遗址水利工程、茅山遗址水稻田遗迹和良渚文化精制的石犁、石镰，都展示着良渚人以技术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努力。在距今4000年前后，羊、牛和小麦的相继传入，使不同文化在交流互动中获得相互认同，这也在早期王朝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连续”和“断裂”文明的形成道路二分法，其实尚可商榷，但这样的理论探索，引发我们对早期宗教关于文明演进关系的深思。
研究表明，中国史前文化在距今8000年前后即形成以天极为宇宙核心和运行枢纽的“天极宇宙观”。在距今6000年前后，各地区史前文化蓬勃发展，聚落数量也明显增多，“天极宇宙观”成为原始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垄断与“天极之神”的沟通，是“古国”社会领导者获取权力的重要方式。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将此宗教系统化，成为构建早期国家的重要依托。在距今4000年前后，陶寺文化蓬勃发展，从“天极宇宙观”发展为“天下政治观”。“天极宇宙观”强调以“天极”为枢纽的宇宙秩序，成为推进构建“天下”范围一体化政治秩序的有力依托。夏商时期，“天极之神”演变为“帝”，宇宙观与政治观的结合更加紧密，周人则完成了“帝”向道德化之“天”的转变和“天下政治观”的人文化。因此，真正有可能“丰富一般社会科学理论”的探索方向之一，应该是宗教思想“人文化”并转化为政治理念的中国智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理论是中华文明起源理论的基石，考古资料和古史文献记载是中华文明起源理论创新的源泉。考古发现与古史记载多有契合，绝非偶然，是古史记载自有“真实的素地”的明证。“古国”概念的提出、“天极宇宙观”“天下政治观”的讨论，均得益于古史记载的启发。但有学者通过摒弃考古资料以维护古史记载，存在深陷大一统“怪圈”而不能自拔的茫然。因此，文明起源研究只有以考古资料为基础，才能激发切实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构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话语体系，是讲好中华文明故事，让世界认识中国的前提。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实践中，须不断丰富和完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仍路漫漫而修远，在世界文明研究中获得令人信服的话语权也需持续上下求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