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认真阅读了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讲义》，此书囊括了他关于社区、家庭、农村、城镇、区域、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田野调查及理论思考，每章所选内容均来自过去专著。透过此书，可以深入了解费老师的研究脉络，也能够回答系列问题，例如：什么是社会学？如何开展田野调查？如何做好社会学理论研究者等问题……
问题一：什么是社会学
对于“什么是社会学”，费老师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他只是在文中穿插叙述道：“社会学是研究人在群体中所创造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P15】”。这句话中指明了社会学研究的三个关键词，“人”、“群体”与“文化”。他进一步阐述道：“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人是有文化的，文化是由民族传袭和发展的，所以有它的个性（即本土性）【P23】”。这其中，人和群体容易理解，文化则带有一定的抽象性。在第八讲中，他借用马林诺斯基的概念，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语言”和“社会组织”四部分【P307-310】。其中，物质文化是指人类为了适应环境所创造出的各种工具，精神文化是指制造工具背后所需要知识、宗教、法律及伦理规则等，语言是指人类为了进行协作所创造出的一套带有反射作用的意义系统，社会组织是指集体行动时的制定的标准和规矩，包括规则、法律、习惯、道德价值等多方面。
这多种文化的形成是由当地的水土所造成，而一方的水土又和另一方的水土不同。正因为这种不同的存在，导致形成的区域文化有差别，进而要求社会学的研究要根据地方特色来展开，要挖掘出本土性。但此种解释之后紧接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社会学研究如何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恰如美国学者埃德蒙（Edmund） 提出的质疑：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P73】？
费老师举了江村的例子来回答：“江村，是一个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村是一个类型概念，江村无法代表中国所有农村，但江村可以在某些方面代表一些中国的农村【P77】”。在这里，费老师的回答可以转述为如下话语：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在某些方面能够代表中国国情，他着重添加了“某些方面”这一关键限定，而做出这种限定，背后对其做理论支撑的是“类型概念”与“逼近概念”。“江村的条件是否还形成了其它一些农村，能否构成一些类型？中国还有哪些类型的乡村？通过比较方法把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个描述出来，即可以逐步接近于了解中国的所有农村。通过类型比较法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接近是微积分里的基本概念【P77】”。这意味着要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则需要通过将特殊性过渡过类型概念，再通过类型与类型之间的比较来达到对全局的认识，但无法到达真正的普遍性。这种研究路径更强调归纳法的重要性，而在归纳过程中要坚守“类型概念”与“逼近概念”。
问题二：为什么要做本土研究
费孝通先生在书的开篇这样写道：“我们这一代人，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激烈的和最巨大的社会文化变革，旧的在消失，新的在成长……我们的社会将从一个封闭的、乡土的、传统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和平共处的社会，它正在发生些什么变化？怎样变化？为什么这样变化？这些都要我们勇于探索……我们不应辜负这个伟大时代【P14】”。接着他又讲到学科建设：“一门学科，必须代代相传才能存在，才有生命力……在一代又一代的接触中把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传下去，每一代推陈出新，通过不断地再创造而形成一门学科……学术是要通过学人来传袭和开拓的，学人要从加强基础学历和学术实践中成长【P15】”。
一门好的学科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与创新，更离不开身上的那份情怀与热情。而一旦具有了社会学研究者的身份，更应该做的事是“进入到一个和自己不同的社会里，能够客观地讲出个道理来，并且可以用这个道理来推动社会的变化【P15】”。他特别强调研究的落脚点是产生一定的社会价值，“一个理论或一种研究方法是否站得住，应以实际社会效益来衡量和裁决【P78】”。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是社会效益，不论效益是大是小，是短期还是长期。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社会学研究者也应坚守客观和理性。费孝通先生很清楚：“真正的老师是基层干部，因为他们必须在群众中工作，懂得地方上的实际情况。真正行之有效的办法都在下面……【P250】”，而人民群众是最具有创造力的，“他们要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是最大的动力，他们不能不创造【P250】”。面对此种情况，作为一名研究工作者，需要“看出它的意义，讲出它的道理，并加以分析和推广，而不是凭我们的主观愿望去创造任何模式【P250】”。他格外强调研究者要冷静客观，要向人民群众学习。
问题三：如何进行社会学研究？
要进行社会学研究，需要确定研究的对象为何物。首先是人，其次是由人组成的小社区和家庭，再次是乡村、城镇、区域等，层层递进，可从微观层面逐步上升到宏观研究，也可把握宏观大局后再向下进行微观论证，这是一条带有双箭头的研究路径。
具体而言，研究人，则需要观察“他的行为、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想法、他的理想、他的梦想【P60】”，最终是要理解到“他现在怎么生活，决定他生活的这一套东西是什么【P60】”。
研究家庭与社区，则需要做系统分析，“不仅要把组合成系统的各个部分在系统内部的地位和作用搞清楚，更重要的是把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反映出来【P81】”，这种分析更侧重结构化思维，要理清楚各个要素在系统内部的分工以及彼此之间的关联，在它们这些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家庭和社区是如何进行实际运转的，在运转过程中哪一环节已经出现或未来将会出现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正是研究的突破点所在。例如在研究生育制度时，要经常问：为什么要有此制度？制度由谁来定？谁是主要承担者？通过何种方式承担？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家庭形式的差异性是什么？中外差异、地区差异又是什么【P85】……
研究乡村，则需要牢牢把握土地问题。脑子里要经常装着以下几个问题：村民如何以土地为生？他们拥有多少土地？如何使用土地？从土地得到的收益如何？从土地获得的收入是否能够维持现有水平？如果不行，如何弥补不足？如果无法弥补，又将会发生什么？这种财政状况如何影响到土地分布？产权如何分割和转移？这一过程又造成了什么类型的土地体制【P131】？只有解剖好农村土地问题，了解清楚农民的生计模式过后，才能够真正指明土地的合理流转方式和利用方式，才能够清晰指出乡村工业的发展路径，要与乡村农业构成良性互动，这样最终确定乡村城镇化的功能与定位。只有如此，才能够最大限度保障在村农民的核心利益，让农民过得更有尊严。
研究城镇，要记住十字箴言：“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费老师提到：“要先根据共性与个性对不同小镇进行分类，然后分层，并从高层次与低层次的关系来看镇与镇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要规定清楚各镇“乡脚”的大小范围……然后再根据不同的类别和层次来定点、定人和定题，最后进入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并进行分析综合【P157】”。这段话指明，研究城镇依旧要先分类，要在分类的基础继续进行分层，深层次把握城镇高低层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分层之后再做具体分析。
在这里，他提到一个新名词：“乡脚”。“乡脚”直白而言是指各城镇的经济辐射范围，“各村农民生产不同的农副产品可以到不同的镇上或城里去卖，而他们的生产工具、日常用品也可以到不同的镇上或城里去买……各城镇虽有一定的行政区域管理范围，但乡脚无边界【P169】”。这意味着一个乡镇的行政区划并不等于经济区划，而乡镇内部的经济流动并不会完全按照行政区划来走，它有自身的规律所在，背后涉及的关键性概念是“功利评估”，即农民会以最少时间、最低成本去取得最满意的商品【P183】。另外，如果某一小城镇格外繁华，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它繁荣发展的是什么东西，它的这种发展又给小城镇与农村之间的联系带来哪些新问题和新情况【P169】”？这意味着研究要更加深入，弄清楚城镇的发展动力是什么，以及发展之后会带来哪些新影响和新变化。
简而言之，研究城镇，需要分类别、分层次、看兴衰、查分布和观发展，只有在全面了解这些问题过后，才能够真正剖开小城镇。
问题四：如何做具体社会调查
当确定好具体研究对象时，下一步则需要做落地执行，进入正式的社会调查阶段，这一过程共分为四步，概括如下：定好问题、做好计划、确定方法、进行访谈，最后提升总结【P51-59】。具体而言：
首先要确定好调查问题。通常而言，好的研究问题主要有两个来源：理论与经验，再根据冲突点的不同细化为三种类型：理论与理论之间的冲突、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冲突、经验与经验之间的冲突。当看到A理论与B理论在某个“交叉点”不停辩论时，则意味着研究问题的关键点即在于此；当看到理论无法解释某种新出现的经验现象时，则意味着理论需要从某一角度进行调整去匹配经验，而重新调整或重新理解的过程也即研究问题的诞生过程；当看到A区域经验与B区域经验在类似条件下发生冲突时，则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关键性的要素差别，找出此要素在结构化系统中的不同定位后，则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其次要制定研究计划并确定调查方式。通常而言，调查方式包括普遍调查、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其中，普遍调查是指将研究范围内的所有研究对象调查清楚，这种做法的优势是覆盖面广、信息掌握充分、结论可靠性高，劣势在于成本高，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抽样调查是指从整体中抽取一部分作为代表性群体，这种调查方式的优点在于节省时间和成本，结论可靠性相对高，但劣势是无法解决调查深入性问题，而且需要掌握一定的统计技术。典型调查是指进行个案研究，对典型进行全面细致考察，达到对事物本质的深入了解，此种调查方式的优势在于能够进行深度调研，但缺乏范围上的广度，结论带有强条件性。简而言之，这三种调查方式各有优劣，需根据实际调查情况而定。
接下来要做观察与访问。观察可以分为直接观察、间接观察与参与式观察三种类型。直接观察是指用感官去注意正在发生的社会现象，间接观察是指充分利用别人对已经发生过的社会现象所做的记录，参与观察是指研究者要参与到观察的社会团体、社会过程中去做，要放得下、进得去、出得来。访问包括电话访问、调查问卷邮寄和深度访谈等方式。访谈过程中要与被调查者建立信任关系，这样才能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同时也要用逻辑分析去辨别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做出合理判断。
最后是要做分析、整理和总结。其中，分析方法包括典型分析、统计分析、比较分析、历史分析、结构功能分析、系统分析等，各有优势。在分析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点与面”、“质与量”与“因与果”的关系。“点与面”实则指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在做分析总结时需要依据某种性质合并同类事物，区分相异事物，从特殊性中逐步接近普遍性。“质与量”是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之间的关系，费老师指出定性分析主要是对事物质的方面进行全面的、历史的和纵深考察，定量分析是指在某种质的规定下表现出事物的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二者之间的合理顺序应是“定量分析前先做好定性分析，再通过量的表现来进一步加深对质的了解。正如买米前先看米质量好不好，然后通过对米成色的鉴别再确定自己买多少【P58】”。最后，分析总结时要确定好因果关系，确定因果关系的类型，如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因多果还是互为因果等，同时在做总结时需要遵循“在发生时间上因在前果在后，在关系上因果产生共变联系【P59】”这两个基本原则。
问题五：如何提出社会学理论
费孝通先生总结道：“做研究，第一步要认识和理解历史，了解传统，包括西方的、中国的，找出差别和差距。第二步对本土文化要批判地继承，对外来文化要选优去劣，还要有追赶和竞争意识。第三步才是创新，开拓前进，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P10】”。同时，在方法论层面，社会科学要“到生活中去找，去总结。要通过实践，反复的实践去认识其发生发展的规律，要坚持做田野工作，做实地调查，到生活中去观察体验，要走在变化的的前面，占领认识领域的前沿【P10】”。正是在大量理论学习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
例如，他对“才农工商”之间的关系做了如下概括：“无农不稳”，即没有农业，经济站不稳；“无工不富”，即没有工业富不起来；“无商不活”，即没有商业经济活不起来；“无才不兴”，即没有教育和科学文化就不能继续前进【P160】。
农业是一国之本，而以农业为主所形成的“五谷文化”则构成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底色，美国学者金（King）这样概括道：“人从土地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靠着这个自然循环，中国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五千年【P143】”。正是因为这种依靠土地生活的生存模式，导致人们必须聚居在一定地方，过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最终形成一种“小而全”“不求人”的封闭经济样态【P144】。
为了维持这种经济样态，乡土社会形成了“差序格局”与之相匹配。“差序格局”是指：以一己为中心，社会关系层层外推。差序就像是石子投入水中引起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我、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兄弟、兄弟的老婆、嫂子家的弟兄、我孩子的舅舅等，构成一个由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关系网，这个网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所谓“一表三千里”【P145】。这与西方社会的构成逻辑完全不同，他们更多偏向“团体格局”，即：团体之间有边有际，界限之内人人平等，规定下不同权力和义务。一个人可以以不同”法人“资格进入不同团体，团体又以”法人“资格进入更大的组织【P145】。西方社会更依靠“法人”和“契约”关系。
中国乡村虽以农业为底色，但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浪潮，已出现了各类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现象，但何谓真正的“现代化”意涵，涂尔干·迪尔海姆（émile Durkheim）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社会内部群体组织的稳固性为特征，后者是以多元的社会分工为特征，现代化指的就是前者对后者的转型【P322】”。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科层化，而二者又意味着理性化，即资本利用的有效性过程、降低投入增加产出、击败竞争对手及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过程【P322】”。两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定义了何谓现代化，费孝通先生则做出了一个更为生动的比喻：“现代化就是要把一个习惯于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天地里的乡下佬，变成一个一刻都离不开计算机的全球性大社会的运转相配合的角色【P312】”。这背后反映的问题是“乡土社会到后工业化社会的转变过程，也是生产机械化、流通商品化、信息的高速化等现代都市化的过程……【P312】”。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农村工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传统加科技，乡镇企业异军再起【P154】”。一方面要引进高科技集中力量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向跨地区的乃至跨国的、大集团的、农民和科技人员联手的、体制多元的新型乡镇企业方向发展，面向国际市场开发现代化的新型产品；另一方面也要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工业作为基础，加上为其提供服务的、广泛而高效的、提供信息和销售渠道的中介体，如“公司+农户”的新型企业结构【P154】等，最终目的是通过合理地增加农民收入来改善普通村民的经济地位，保障他们一定的生活水准。
【参考书目】：费孝通著，王延中、张荣华整理，社会学讲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