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理解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含义、结构和秩序，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以及新时代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的民族工作主线，正确把握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文章结合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从政治、地理、经济、社会、文化、心理、语言、历史等多个维度，在学术话语上梳理了看似杂乱的民族现象，整理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协同和调整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之间的关系，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结构与秩序安排。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秩序;民族认同;国家认同

费孝通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泰纳讲演”（Tanner Lecture）中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对中华民族结构做了提纲挈领的论证，自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成为研究中华民族的核心理论。这一理论对我国民族研究领域进入中华民族整体综合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贡献。

一、中华民族是包含内部结构秩序的复合概念

“民族”作为一种人类群体，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这一概念有其产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中华民族”亦然。中国自秦汉以来即逐渐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1]有两千多年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历史上形成的各个民族群体之所以接受“中华民族”这个族称，是由于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已经朝着“多元一体”的方向发展。[3]

马克思提到中国，称为“中国”，或称“古老的中国”“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他把清朝称为他所处时代中国的“现存政权”或“中华帝国”，把满族称为“当今中国统治民族”。[4]陈连开先生认为，清朝本质上与北魏、辽、金、元等相同，都是以中国历史上早已加入多民族中国的少数民族作为统治民族的封建王朝。也就是说，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所有活动在中国这个领域内的民族和其建立的国家，不管相互之间如何对立，统统都是中国的民族和中国的国家，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只能依据这个实际情况而不能是别的什么情况。[5]历史上建立过王朝的少数民族，大部分进入内地，与汉族在交往交流的过程中相互交融。

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类按照组织单位区分，可以有部落、部族、民族等的差异，现在的世界有中国、日本等民族。[6]这里他将民族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在他的文章中民族也指中国作为“国族”的各个组成部分。如提到汉、满、蒙古、回、藏“五族共和”是在中国历史中出现的第三次民族团结，将五个民族联合为一个民族，称为中华民族。[6]也有学者认为居住和生活在中国领域的民族，包括现有的和曾经存在现已消失的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7]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许多民族在结合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8]

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各自的族名，同时56个民族又有一个共同的族名，即中华民族。[9]56个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进行了民族识别，把历史上形成的不同文化群体经过界定确立为某个民族，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就成为各个民族组成的整体——各民族的大家庭，或“多元一体”结构。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也就成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10]费孝通先生在1988年明确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不仅提出要从中华民族整体上研究国内的民族问题，从动的、变化的观点来看问题，从历史演进的进程中把握中华大地上各民族间的往来变动，各自的形成、合并和分化的趋势与规律，还以近代为标志划分了中华民族的自在阶段与自觉阶段，从一与多的关系入手把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的关系区分为“上层”与“下层”的内部结构，[11]从而引发了后续一系列的学术讨论，引领了中华民族或者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研究。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结构的分析维度

民族现象十分复杂，费孝通先生将我国的民族情况概括为“历史长，渊源久；幅员广大，民族众多；以及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12]等特点。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需要协同和调整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之间的关系，以避免结构紊乱，使民族关系向有序的方向发展。

有些民族现象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杂乱无章的，但其背后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规则和秩序。秩序和无序相对应，有次序、规则、条理之意，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结构和状态。秩序也指自然和社会进程中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把民族关系纳入社会的整体框架之中，或者社会秩序之中去分析，需要从学术话语上把民族现象从看起来杂乱无章的状况，梳理出有条理不混乱、有先后不颠倒的秩序。政治、地理、经济、社会、文化、心理、语言、历史等均是梳理和理解民族关系秩序的不同维度。

（一）政治维度

民族现象的本质是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群体与个体不同，必然涉及秩序安排的问题，所以不能完全从学术本身，还应该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脱离政治理解民族现象，会影响对民族理论政策理解和把握的准确性。民族现象不是纯客观的自然现象，或纯学理的实验室研究对象，它和理论政策，资源配置，人们的社会生活、工作实践等都有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必须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如果把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放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次序中理解，相当于将各民族和中华民族并列起来，就变成了57个民族。显然，民族关系不是这样的次序，中华民族不是56个民族的简单累加，也不是相互并列。

费孝通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讲演时谈到“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13]，“虽则中华民族和它所包含的50多个民族都称为‘民族’，但在层次上是不同的。而且在现在所承认的50多个民族中，很多本身还各自包含更低一层次的‘民族集团’。所以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13]。也就是说，费孝通先生看到了民族现象的底层结构，即56个民族，同时还看到了56个民族之上的上层结构，即中华民族。他表述为“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2]。

56个民族是相互依存、统一而不可分的整体。从政治的角度，把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的关系分成上层和下层的关系，这样一个次序的建构有助于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个次序设定之后，对深入理解“五个认同”的提出以及理解民族现象的其他多个维度均有帮助。

（二）地理纬度

中华大地第一个地理特点是四周都有天然限隔，内部构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14]112，是一个半封闭的、内向型的区域[15]34。区域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交往密切，自古就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传统的“四海”范围以内多民族内向汇聚，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历史。[14]112分处于地理单元局部的不同民族群体，有的相对聚居，大多数处于散居状态，且在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之中，越来越多不同民族的人口散居在全国各地，甚至散居到世界各地。这种分布状态说明人口突破了山脉、海洋等天然屏障和交通受阻状况，向经济文化繁荣的地区流动。各民族人口流动的传统自古有之，即便在相对孤立、封闭的乡土社会、部落社会，也存在北方和东北的游牧和狩猎民族向华北平原流动、西北边陲的部落与民族以东部的中原和蒙古草原为主要的交流和发展方向、西南边界的民族活动和发展方向是东北方的中原等规律。[15]35～39也就是说，各民族数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上的流动，早已打破民族或区域的局限性。如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内，只要是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可以自由流动、自由选择工作和生活区域，这是与国民身份产生关联的一种公民权利。

民族有生态结构和地理空间分布，但是中华民族的地理空间是以国家为单元的；尽管有些民族的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在过去，或现在依然处于局部区域，但无论历时地看民族流动，还是共时地看多民族统一国家，只能说这个区域是国家的，某个民族生活在以国家为地理单元的局部，而不能说哪个区域属于某个民族。

（三）经济维度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提到“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16]。经济也就是过去讲的生计模式和生活方式，是各民族每个个体生活的物质基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区域、一个群体，它的生计模式的相对独立性和与外面联系的互补性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一个群体内部是靠自给自足还是必须和外部进行联系才能够维持生存和发展，实现必备的生活条件、生产资料呢？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提到长城南北的经济与自然条件相适应，有以农业和牧业为主的区别。农业是离不开土地的，而游牧经济中，牲口在草地上移动，一旦逢遭灾荒，北方草原上的牧民就会成群结队，南下就食农区。[2]牧民的南下某种程度促进了经济上的交流，但是，当双方的经济和人口发展到一定程度，农牧矛盾就会尖锐起来。[2]我国目前南北方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生产模式更加多元。就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里的“共同经济生活”而言，各民族到底有没有共同经济生活，中华民族有没有中华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与各民族以及各民族之间，有没有“谁也离不开谁”。如果离不开，就可以说明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是一体的，且有共同经济生活。

当然经济上的联系程度、融入共同经济生活的深度各有不同，各民族对共同经济生活的理解也有不同，但是一个国家的国界或者边界，甚至一个国家国民共同经济生活的边界，在现代国际体系里是清晰的，每个国家内部一定要形成这个国家特有的共同经济生活的一系列制度和经济安排。在斯大林关于近代民族的定义里，“共同经济生活”是指民族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内部的某个局部。所以，如果把“共同经济生活”放在国家内部的各个区域、各个局部考虑，就未必具有和国家一样的关联程度。在国家内部的经济生活中，国家为每个在国土上生活的国民提供的公共服务、财政保障和如交通、通讯等一切和生活生计所关联的安排，可能会形成一个国家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但是，一个国家的局部或区域的共同经济生活及其广度深度都不比国家。各民族、各区域、各群体或个体与国家的共同经济生活都有交集，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离不开国家，但是密切联系程度在区域之间、民族之间、群体之间、个体之间存在差异。在国家地理空间内，国民、民族、群体、区域对国家的从属性，就是国家的基础性和区域作为部分的从属性。

（四）社会维度

一个民族的内部和外部结构，以及其在国家内部的结构也可以从社会结构、群体关系、亲属等等一系列的角度去理解。社会的范围很广，故而很难在社会层面找到民族的主从性，但研究社会政策、公共政策的安排时，还会发现社会层面的次序。比如在族际婚姻非常普遍的情况下，通婚家庭子女的社会身份选择有没有优先次序？社会政策对不同民族社会身份的选择有没有诱导性？尽管身份选择是一个很普通的社会现象，但这个现象背后包含着家长对子女未来成长，获得生计、发展机会等条件的考量。虽然我们赋予了子女成年之后可以自我选择的机会，但从社会身份的角度看待次序，会发现其并不是国家政策安排哪个民族或群体身份优先，但出于功利、名誉或文化因素，作为个体、家庭，有对某些民族身份选择的优先考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在民族工作、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方面强调特殊性多了一些，共同性强调得不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内不同民族的各自特色过分强调，事实上导致了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弱化，不利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所以，要减少民族身份与就业、教育和社会分层的重合，同时防止民族身份与社会角色、阶层的固化和刻板印象。[22]

（五）文化维度

文化是民族学、民族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有序的意义与象征体系，社会的互动依据它而发生。[18]176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在中华民族多层次的民族结构中，文化必然涉及不同层次的民族文化。

我国56个民族都有自身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文化，在56个民族文化之上，还有中华文化。56个民族的文化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可以肯定中华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就包含与被包含的方式而言，有“拼盘式”的理解，也有“切割式”的理解。“拼盘式”的理解是把56个民族的文化堆积在一起，组成中华文化，即56个民族的文化之和就是中华文化。与之相反的是“切割式”的理解，即把中华文化切割成56个民族的民族文化。56个民族的文化看得见摸得着，在吃穿住用、风俗习惯、建筑艺术等方面，很多民族都有明显的文化特征，中华文化的影子似乎只能在各民族文化中看到。但是，“切割式”理解中华文化只能看到中华文化的局部和多元性，看不到整体。那么中华文化有没有整体性，该如何看待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呢？根据“文化上兼收并蓄”，可以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做如下理解。

第一，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上交融性或交叉性的那部分文化。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除了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之外，还有不同民族共享的文化。几个、多个，甚至56个民族共享的那部分文化是相对具体的，比如春节吃饺子。随着各民族人口的跨区域流动，这种共享的文化越来越多，各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共同性、整体性越来越强。

第二，中华文化是在制度、物质、精神层面不属于民族文化层次，而是和国家、政权、制度关联在一起的国家文化。这些文化各民族和每个个体都要共享。个体成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属于某个民族，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成员。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等一系列和国家关联在一起的机制，属于国家文化，它是一个国家国民整合的需要，是个体作为国民身份所享有的文化属性。国家认同包含对作为民族共同体（nation）的认同，也包含有对国家政治制度（state）的认同。[19]国家文化的内容包罗万象，核心是政治、政权。政治和政权作为文化要求每个国民都必须遵循、遵守，违反时会受到惩罚。这些我们看到政权文化、制度文化也是中华文化。

第三，中华文化的内核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很多文化最深层的东西是价值观、理念，这些内容也是意识形态的内容。找到每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比较困难，但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是比较清晰的。作为文化体系的国家意识形态，是精神文化的内核部分。它不属于哪个民族单独享有，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国民共享的。

（六）心理维度

“共同心理素质”对构成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可以有深浅强弱的不同。[12]中华民族内部不同文化群体情感上相互亲近可以从心理层面理解。尽管形成过程很难看到，但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有很多测量工具，比如用“社会距离”测量群体之间的融合或者隔离，反映群体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社会距离能够“使得我们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自身与我们所不能完全理解的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区别或隔离”[20]。也就是说，个体与个体的关系并非完全等距，而是有远近之分。一个民族为了加强团结，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这些其实都是民族共同心理的表现，并且起着维持和巩固其成为一体的作用。[12]

民族关系里有很多各民族内部自己的心理，也有很多不同民族共享的心理，还有很多属于国家共同的心理。不同民族在心理方面有个性，也有共性。但同胞观念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中的一种思想意识，[21]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爱国主义并不是时时刻刻刻意进行，它一定程度上是内化的。比如讲到中国古代历史时国民的自豪感和讲到近代史时的屈辱感，都是油然而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现象在心理层面上体现出民族情感、爱国主义和国民之间的关联性。“自豪感”“屈辱感”这种共同的心理积淀容易形成内在心理机制的共同性。内在心理机制的不同表现为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行动方式的不同。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与中华各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它融合了各民族心理素质的精华。因此，不能把它看作是各民族心理素质的简单叠加，否则，就不能从总体上把握辩证运动着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22]

（七）语言维度

民族在很大程度上被称为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现象的本质特征之一，所以很多研究把民族和语言关联在一起。西方民族国家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个民族。国家发展到最后，最极致的就是一个语言可以推广成一个国家。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之中，也是以语言为界分成不同的民族国家。但是，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23]7文化和语言的关系与种族和语言的关系一样。在原始的水平上，特别容易说明语言和文化没有内在联系，因为这时“民族”观念还没有兴起并干扰那种我们不妨叫做自然分布的潮流。完全不相干的语言在同一种文化里共存，密切相关的语言——甚至同一种语言——属于不同的文化区域。[23]191

语言文字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秩序，也是一种社会安排。不同民族、文化层面的语言在社会中形成一种秩序结构。有的语言可能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就被称作为强势语言；有的语言可能受制于人口分布等方面的原因而没有得到发展，甚至消失。每个国家都有主体性语言，现代国家通常用制度规定语言多样性和语言的主体性的关系、规定语言使用功能、规范标准等，并以法律、政策等形式确定一些强势语言一定的流行程度和功能上的次序关系。就我国而言，语言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为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我国还有几种法定的两会期间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为一个共同的法律语言、会议语言，联合国也有这样的规定。

（八）历史维度

中华新石器文化与远古传说，都证明中华民族的众多成员，其起源于中华大地是共同的。[8]早在战国末期，荀子就提出了“天下如一体四肢之从心”的命题。据史料记载，“天下”的范围包括了当时的“九州”之域和“中国”（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概念，它包括了若干在中原地带建立的国家）、夷、蛮、戎、狄等“五方之民”。[24]

近代以来，在西方民族主义或者民族国家的话语体系冲击下，中国学术思想界不断尝试如何把中国的多民族与近代一个国家的建构有机结合起来的话语建构，由此产生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并试图从“一个民族”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或阐释，以符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所谓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梁启超先生认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25]4。依据上述思路，很多政治派别乃至学术流派都提出了很多类似或相同的看法，当然也有许多不同乃甚至相反的认识。比较典型的就是国共两党对于汉族与中华民族关系的认识。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不仅导致各自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不同，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论是民族识别还是此后的民族工作，都深受其影响。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提出了“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或“全民族抗战”的问题。那时“全民族”就是中国土地上的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是超越地域、超越主义、超越族群、超越单个民族的更大的共同体，是一个由多元组成的一体。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共同体觉醒为自觉的命运共同体。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提出“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中华民族大团结”虽然当时没有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实际上也传递了56个民族在一起是一个民族大家庭的构想。

费孝通先生也是从中华民族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总结和概括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开宗明义指出他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论述中华民族多元格局的形成，他解释了中华民族在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之中，作为多元的各民族和作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以滚雪球的方式不断壮大和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汉族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份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2]各民族之间长时间的杂糅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历史基础。汉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各民族的成分时，不应忽视汉族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出新的血液。从生物基础，或者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发生混合、交杂的现象，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2]他把中华民族而不是各民族看作民族实体，并在理论上、实践上、历史事实上进行了充分论证，以消弭对中华民族作为实体的异议。只有把中华民族作为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才有根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源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内向汇聚与四周辐射的特点，贯穿着中国历史的全过程。[8]各民族正是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着经济上的联系和文化上的交流，在近代终于形成了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也就是中华民族与各民族是整体与部分、上层与下层关系的认识。

到今天，我们对中华民族性质与内涵的认识进一步升华，把其上升到“一个共同体”的高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有共同认同的血缘融通、流动交汇的有机体（自觉的实体和整体），是一个历经五千年风雨锻造而成的“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26]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我国大陆总人口14.118亿，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1.11%，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8.89%。[27]51各民族人口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一致，关系不可分割。这与一些历史上的王朝国家或帝国在民族国家时代分裂为不同的民族国家大有不同。中国境内的“多民族”没有在近代建立各民族自己的“民族国家”而分裂，而是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现代国家，即中华民族现代国家。[28]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的秩序

每个民族都是诸种要素结合而成的复杂系统，但相对于高层次的中华民族来说，是子系统或要素。从民族现象背后的结构和秩序安排中我们看到中华文化对社会稳定、对社会结构和谐的追求和涵化。这种对稳定与和谐的内在追求源于中华文化的内在结构特征，它不同于西方的所谓“一捆干柴”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用法律给它捆起来，各个干柴不是相互从属的，他们强调的是indepen?dent，相互独立；而中国强调的是dependent，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你来我往，我来你去，在这种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结构，虽然整体结构内部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安排，但这些安排符合“差序格局”的中国伦理。

用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的理论看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部结构，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的关系不是简单地“一与多”的关系，两者之间也不是平面或平行的关系，而是存在着上下层的结构关系，存在总体与局部的包容关系。就是在56个民族之间，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各民族政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发展程度、进行现代化的动力机制等诸多方面，也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因此，如果我们仅仅从“一与多”的关系或者56个民族之间的平等关系去理解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理论，是无法理解他提出的民族结构或民族关系理论的。

其实，自从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后，学术界开展了量的研究和阐释。一种阐释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去分析，强调56个民族在政治上是一体的，在文化上是多元的。这种解释不是把中华民族的国家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简单地看成民族关系，而是引入了国家的概念，变成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问题。另外一种解释，是继续沿用中华民族的“民族”属性，但是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而是与国家关联在一起的“民族”。有些学者干脆把“中华民族”的性质确定为“国家民族”。国家民族的性质显然与56个民族的“民族”不是同一层次上的，更不是同一性质的。当然，也有很多人继续从概念上开展讨论，主张56个民族因为不是“国家性质”的共同体，主要是文化属性的共同体，可以借鉴很多国家的“族群”概念而不是沿用“民族”概念，以把二者清晰地区分开来。当然，这些意见都引起了很多争论，要达成认识上的一致或者形成“共识”，还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2008年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在关于“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讨论中，上述意见分歧表现得十分突出。

理论问题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学术问题，而是与实践紧密关联。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于2014年和2021年召开了2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研究当前我国民族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根据主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认识与新举措。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在民族工作领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了很多重要论断和理论观点，形成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指导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精髓或本质，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他始终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中华民族一家亲、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团结奋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特别是中国化的民族理论的最新发展，而且成为中央民族工作确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体系，我们不仅关注其中的上下层结构关系、“民族”属性的异同问题，而且可以进一步注意到“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秩序安排，以及这些秩序如何影响今后的民族工作方向等重大问题。民族识别之后，我国从法律上、政治上认定了社会生活中的56个民族，继续保持56个民族已经获得的相应地位是稳妥的，在相关话语体系中把56个“民族”的“民族性质”降格为“族群”是行不通的。沿着民族结构的理论，我们可以继续深化对中华民族性质和功能的认识，进而强化中华民族的共同体特点和整体性特征。尽管56个民族之间各不隶属，各有各的差异性，但是不影响他们共同隶属于中华民族的本质特征。由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也是一个共同体内部的差异性，这样差异性从属于共同性的秩序结构就理清楚了。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29]这四组关系模式是理解中华民族的民族结构和民族关系领域秩序的指引。同时，也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民族工作指明方向，那就是坚持“增强整体性的导向”。不是不承认各民族历史的、现实的、客观的差异性，而是要转变对待“差异性”的态度，强调我国面临的任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面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来确立的国际秩序。要在以美为首的西方打压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虽然目前我们不像抗战时期面临着国破家亡的生死存亡考验，但中华民族要想实现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可以实现的。面对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建立起的世界格局，中华民族要崛起，首先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就要从文化、精神、理念、价值层面看，党在民族工作中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四个理念，理念巩固了，“五个认同”才能更加坚定，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才能不断推进。只有中华民族总体上强大起来，中华民族的国家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更好地维护56个民族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 陈连开.怎样阐明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国家[J].历史教学，1979(2).

[2]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3] 周平.中华民族: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J].政治学研究，2015(4).

[4] 陈连开.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不容割裂——斥“四人帮”割裂中国历史破坏民族团结的谬论[J].思想战线，1978(5).

[5] 陈梧桐.关于处理我国民族关系史若干原则的商榷[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2).

[6] 冯友兰.从中华民族的形成看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J].哲学研究，1980(2).

[7] 田继周，我国民族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文史哲，1981(3).

[8] 陈连开.关于中华民族的含义和起源的初步探讨[J].民族论坛，1987(3).

[9] 谷苞.论中华民族的共同性[J].新疆社会科学，1985(3).

[10] 周平.中国民族构建的二重结构[J].思想战线，2017(1).

[11] 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3).

[12]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13]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

[14] 陈连开.中华民族的结构[G]//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15] 杨圣敏.多元一体：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传统[G]//张岂之，等.中华文明十二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16]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02).

[17] 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J].民族研究，2018(6).

[18]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19] 郝亚明.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

[20] Karakayali,N. Social Distance and Affective Orientations[J].Sociological Forum,2009(3).

[21] 徐杰舜.同胞观念与民族意识[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

[22] 杨盛益.试论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在实现祖国统一中的作用[J].贵州民族研究，1986(3)

[23]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陆卓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4] 杨盛益.中华民族系统初论[J].民族论坛，1986(3).

[25]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G]//饮冰室合集·专集专集之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

[26] 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J].民族研究，2018(1).

[27] 国务院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办公室.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28] 王延中.从“多元一体”到共同体[J].今日民族，2021(7).

[29]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光明日报，2021-08-29(01).

注释：

1本文由魏霞博士基于王延中2021年3月18日在内蒙古师范大学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THE STRUCTURE AND ORDER OF THE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

Wang Yanzhong Wei Xia

Abstract：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implication, structure, and order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helpful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goal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mainline of ethnic affairs in the new era, which is based on build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orrectly grasp ethnic theory and ethnic policy. Combining with Mr. Fei Xiaotong's theory of “the pattern of pluralistic unity of Chinese nation” and the spirit of the 2021 central conference on ethnic affair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academic discourse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politics, geography, economy, society, culture,psychology, language and history. The seemingly chaotic ethnic phenomenon organizes the Chinese ethnic community as an organic whole, and coordinates and adju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hole and the parts and between the parts, so that the ethnic relationship develops in an orderly manner. The ethnic structure and order arrangement of the Chinese ethnic community.

Keyword：the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 structure; order; ethnic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原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