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的重大理念。其中，政治制度内生性演化是一个基本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内生性演化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现象，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制度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具体体现，从而使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牢固建立在客观规律之上。
内生性演化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现象
人类政治文明具有多样性的基本特征，这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形成，一般可分为外来性输入和内生性演化两种。外来性输入，是指学习、模仿、移植别国的政治制度，经过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使之成为本国的政治制度。而内生性演化则是基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自然生长起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对于一个经济政治落后的国家，在政治制度形成的过程中，外来性输入和内生性演化往往表现为制度建构的两个阶段。在政治制度的初创时期主要表现为外来性输入，而后经过不断调适而逐步转变为内生性演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内生性演化是主要的，是常态，而外来性输入是次要的，是异态。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中国近代史上模仿和移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失败，深刻诠释了这一道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于是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努力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他们在学了这些东西以后，就企图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模型来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最早的尝试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主张的君主立宪制，“试图在不改变封建统治的前提下，按照西方政治制度对我国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改良，结果遭到了失败。”接着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宪政，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产生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未能取得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胜利。辛亥革命后，中国又尝试了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都没有能够找到正确答案。毛泽东就此指出：“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
从21世纪初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独联体国家和中亚地区策划了一系列以颜色命名的政权变更运动，即“颜色革命”。其实质是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输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大造舆论，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使得这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深受其害。
总结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政治制度内生性演化的基本内涵：“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他提出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有效的“八条标准”：“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这一重要论断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
内生性演化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制度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
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历史经验是党在历经艰辛、饱经风雨的长期摸索中积累下来的，饱含着成败和得失，凝结着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概括了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坚持中国道路”是其中之一。内生性演化是中国道路的显著特点，一个重要方面是避免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独立自主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从哪里克隆来的，也不是亦步亦趋效仿别人的。无论我们吸收了什么有益的东西，最后都要本土化。十月革命的风吹进来了，但我们党最终也没有成为一个苏联式的党。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我们仍然走自己路，所以我们才有今天。”
中国共产党早期，有过外来性建构国家政治制度的尝试。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建立起以苏联苏维埃为样板的工农民主政权。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苏维埃制度移植到中国出现了不适应中国国情的问题。苏维埃制度的选举权是有限范围的，只有作为苏维埃公民的工农兵劳苦民众享有，而不包括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由此建立起的政权具有“清一色”的色彩。毛泽东后来评价说：“一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环境。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是吃过亏的，照搬外国，就是照搬苏联的经验，结果把南方的根据地几乎都丢掉了，只好长征，使革命受了很大损失。”
基于抗日根据地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参议会制度的成功实践，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国体进行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设计，指出：“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独立创造的这种国体概括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苏联苏维埃制度也是有区别的。毛泽东指出：“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代表会议就是苏维埃。自然，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是俄国人民创造的，列宁加以发扬。”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评价“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是与苏联的一党制不同的。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也曾经想争取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但由于在国内战争中俄国资产阶级和其他党派都敌视苏维埃政权，只剩下俄国共产党继续把十月革命的胜利坚持下去，因此在苏联无法实现列宁提出的跟各党派合作的设想，只能实行共产党执政的一党制。但中国情况就不同了。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分野中，放弃了“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作出了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选择，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于1949年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政治协商方式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也标志着人民政协制度正式确立。习近平总书记评价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内生性演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什么样的思路来谋划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作用。古今中外，由于政治发展道路选择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更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
这条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开辟出来的。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政治发展道路”概念，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将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推向前进。”2003年2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推进政治文明建设，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2008年2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将这一政治发展道路正式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求全党：“我们要始终牢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必须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政治发展道路是否正确，对一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具有决定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他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内生性特点，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在政治制度问题上，要注意防止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另一种是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我国政治制度内生性演化，就要找到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这就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 。形象地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协商民主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这就是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形成了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如果说选举民主起源古希腊文明，是在西方广泛实行的民主形式，那么协商民主则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具有长期历史传统的民主形式。“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协商民主不仅能够克服西方选举民主的弊端，并且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有鉴于此，要重点发展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内生性的协商民主，推进实现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战略任务。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首先表现为有完整的政治制度体系。这些政治制度都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都具有新型的特征。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保障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我国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由此形成了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了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概括起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对于这样的政治制度，我们没有理由不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反复讲，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中国人民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我们在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一定要有定力、有主见，决不能自失主张、自乱阵脚。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度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优势。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把握党和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走过的道路、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不能照抄照搬他国制度模式。”也就是说，要继续走政治制度内生性演化之路。只有这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才有光明的前途，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提供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专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