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前期深受康德与克罗齐影响，立足主体性美学，从自我出发进行自我定位与规定，倡导主体创造的能动自由，以及自我表现—实现的自由。后来，朱光潜对克罗齐逐渐从追随转向怀疑，并于1947年撰写了《克罗齐哲学评述》，批判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理论忽视了艺术的外在客观传达。随着思考的加深，1948年，朱光潜发表了《思想就是使用语言》一文，直陈不仅传达思想即使用语言，内在的思想过程也是使用语言的过程，思想与使用语言同时发生。该文可能吸收了维特根斯坦与英国日常语言哲学的相关理论，在修正克罗齐美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尝试从主体的意识构造与意识分析转向语言分析，透露出对主体性意识哲学的符号学改造趋势，蕴含了以语言为中介、从语义学走向语用学的主体间语言交往维度。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朱光潜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自己的主体性美学理论展开了进一步的系统突围，对美学主体间性维度的探索开始朝向社会性、历史性、人民性方向发展。朱光潜后期美学的核心观点是“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美既非主观唯心主义执迷的主观感受，亦非机械唯物论坚称的客观属性。朱光潜的论证逻辑如下。
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审美活动的首要根据是作为物本身的客观自然之物，它是审美活动不可或缺的感觉素材，是美的条件。
第二，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审美活动要求审美主体对感觉素材进行加工。审美主体尽管保持了能动性、创造性，没有滑入客观绝对化的机械唯物论，但绝非康德哲学的主观绝对化的先验主体，而是被社会意识形态所形塑的社会化主体。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个体对事物的态度，塑造了个体的人生观与艺术观，并且通过个体的生活经验（即个体所接触到的现实世界）而发生作用。因此，“‘无主体的对象’和‘无对象的主体’都是自相矛盾的名词”（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主体对客体的加工既不是被动教条的机械反映，也不是康德式先验统觉的肆意扩张与无限运用（即先验主体以先天范畴作用于杂多的感觉材料），而是有世界、有他人，因而也有历史的社会性主体对感觉素材的创造活动，并调配感觉材料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使二者相符的程度达到理想状态。这是一个主客互动、丰富深化、琢磨洗练的持续过程。
第三，由此产生的艺术作品反映了现实，也改变了现实；反映了自然之物，也反映了作者自己；既有别于脱离社会意识形态作用的自然之物，也迥异于完全不依存于自然之物的主观幻想。
第四，审美标准是差异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审美标准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形塑，这一方面使在同一时代的同一社会中，存在普遍的审美标准，超越了个体审美趣味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导致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中，存在不同的审美标准，但是人类生命的历史延续性保证了其能够超越这种差异性的阻隔，欣赏不同时空中的艺术作品。
社会性、历史性与人民性的方向
依据朱光潜的论证，我们可以捕捉其后期美学主体间性转向的基本特征。
第一，朱光潜从马克思的“社会性”概念出发，突破了康德先验主义的禁锢，从“构造”走向了“被构造”，用社会化主体的世界性、开放性、被构造性代替了先验主体的孤独性、内在性、抽象性、封闭性、构造性，拆解了主体性美学的先验结构，指出主体总是已然被镶嵌到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主体，受到社会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规定与形塑，即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性”是主体无法剥离的特性，主体由此意识到自由的界限，并舍弃对纯粹性、至上性、绝对性、奠基性的幻想。
第二，朱光潜从马克思的“历史性”概念出发，提出了一种历史化的世代主体间性。主体间性不仅是共时性的，还是历时性的。主体不是非时间性存在（atemporal existence），而是历史构造的结晶与历史传统的产物，主体间性具有一种生命延续性的历史维度和共同命运，“每个历史阶段的生命都融会了过去所有历史阶段的生命……历史有延续的生命”（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因此，一方面，“传统”的价值得以被保留，对“现在”和“未来”的颂扬并不等于对“过去”的全然否定与舍弃，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精神得以弘扬，线性历史进步论的基调受到批判和抑制。另一方面，不同历史时代的社会化主体不会被阻隔屏绝，而能够跨越阐释学的间距，达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实现继承历史传统与文化遗产的超世代共同目标。在不同世代社会主体的一次次深层历史对话中，而非单一主体一劳永逸的决断中，历史传统与文化遗产的价值也会在延续中得到继承、更新甚或转化，从而避免堕入墨守成规的传统主义。
第三，朱光潜的“社会性”概念侧重共时性主体间性，“历史性”概念侧重历时性主体间性，二者虽然否定了“超现实”（超时代、超阶级、超社会）的抽象普遍性，但是并没有抹去马克思强调的具体普遍性。由此出发，朱光潜强调主体的“阶级性”和“党性”不会排除主体身上的“人类普遍性”，即列宁所说的“人民性”。因为“人民性”是人情之常，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具体共性。换言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个主体都被相互承认为自由平等的主体，平等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和交往自由是最大限度凝聚共识的必要条件，这恰好是“人民性”的根本体现。“人民性”不是一种强制的、抽象的、排他的普遍性，而是一种尊重和融合具体性的普遍性。
朱光潜的这种观念有助于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概念。沿着朱光潜的新方向继续前进，将会克服对现代身份政治的相对主义执迷（即认定具有不同身份的主体之间绝无可能同感共通）和宗派主义划界（即坚称唯有身份相同的主体才有可能相互理解）。在自由平等主体之间一次次社会性、历史性的具体对话中，避免非此即彼的排他意识和高下悬殊的等级意识，挣脱立场界限和视域盲区，把握差异的内在联系，辩证综合不同视域，逐渐生成普遍共识，并在朝向未来的无穷开放的对话中，通过自由交流、平等争鸣和理性论证，对共识予以持续的动态调整和深化，从而建构一种理性、有机、平等、自由、团结、友爱、开放的人类共同体。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普遍性的支撑和包容下，自由平等主体间的具体差异将不会阻碍共同体理想的实现，不会堕入相对主义的分裂、单子论的孤立与自然状态下的冲突互搏，反而会在主体间的交往中，最大限度地丰富共同体。这正体现了朱光潜对辩证法的深入理解和灵活运用，即差异性和同一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运动，而这种生成运动需要在以语言为中介的主体间理性、平等、自由交往中达成。
第四，对朱光潜而言，主体间交往的社会性、历史性、人民性原则必须贯彻于实际的具体审美活动中，“文艺服从政治”的题中之义正在于此。这一命题不是要让文学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是从根本上强调艺术家必须走出非社会性、非历史性的单数私人生活，摒除孤立绝缘的状态，放弃以“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自律为名而对复数性的社会生活采取冷漠、鄙夷、排斥的态度。同时，必须坚持“人民性”，拒绝自语者的唯我论独白和优选者的天才意识，承认人民大众的平等地位，致力于与大众的平等交往。
沿循社会性、历史性、人民性的逻辑，“大众”也必然是所有历史和社会中的大众，这种交往必然是一种以符号—语言为中介的主体间对话，既是对过去大众的铭记与回应，也是对当下大众的倾听与交谈，还是对未来大众的盼望与呼唤。艺术家在此过程中也进行着持续的自我更新与转化，并由此在社会性、历史性、人民性层面延续和扩充艺术的生命。因此，唯有基于主体间的自由平等交往，关于美的定义、艺术品的界说和审美标准的普遍共识方可确立，并且将在持续的对话中不断更新、修正和深化。
综上所述，朱光潜的美学经历了前后期的立场转变。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朱光潜挣脱了前期的主体性美学框架，从不同方面探索美学的主体间性维度，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多有启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厦门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