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千年来，陶渊明（或陶潜，字元亮，谥号靖节，365—427）被广泛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但是，作为文化偶像，陶渊明在后代文学作品和绘画作品中的接受时间却要早很多。在他死后，陶渊明被视为高尚隐士、道德模范和具有人格魅力的人物。除了他的作品，与这些性格描绘以及逸事有关的直接或间接的材料来源就是陶渊明的早期传记，在这些传记中，陶渊明被归入“隐逸传”中。1这些传记材料，除了能提供有关渊明生平和性格的描绘外，对后代绝大多数读者来讲，是理解陶渊明诗文作品的重要背景依据。从5世纪后期到7世纪早期，《宋书》《南史》《晋书》等官修史书中的陶渊明传记以及萧统的《陶渊明传》，通过大量的历史叙述对陶渊明的隐逸形象做了基本框架。2就对后代读者的影响来讲，上述四篇史传应当给予足够重视。
这四篇传记材料中的所述内容，一般被视为了解陶渊明的基本事实，但是近来一些学者开始质疑其中的真实性。齐益寿在比较了史传中的逸事跟陶渊明作品和其他文献中的有关内容后，指出需要重估这类材料的价值。3王国璎不仅对传记中的多数内容进行了深层辨析，更重要的在于，她批判性地分析了史传叙述中如何构建了陶渊明的形象。4王国璎认为，许多流传较广的故事经不起这样严格的批判性分析，不仅在陶渊明自己的作品中或者其他同时代的文献中缺乏依据，而且经常彼此互相冲突，有些很可能是道听途说的产品或者作者主观想象出来的内容。
尽管有些逸事是可信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传记中的内容是撰者对传主生平事迹材料选择性处理的一种结果，并由此形成了对陶渊明实际生活的一种主观阐释；可以确认的是，四篇传记有诸多共同点，但在增删传主生平事迹材料过程中，却产生了非常不同的陶渊明形象。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会对四篇传记进行独立分析并相互比较，由此探寻传记作者“建构描述”过程中的本质、方式、语境、动机，这是理解后代读者如何形成陶渊明形象的重要一步。把这些史传作为独特文献来理解的话，需要仔细辨认其中的不同，并且要慎重对待文本中的选择性。《宋书》中的陶潜传，由沈约（441—513）在488年所撰，它成为萧统（501—531）独立叙述的基础，后又被收入萧统的《陶渊明集》，同时也是李延寿《南史》（约成书于643年—659年）、房玄龄（578—648）《晋书》（约成书于648年）中的主要叙述基础。
一、隐逸的理想与实践
所有的传记都把陶渊明放在了隐逸的框架下，这与中世纪时复杂的隐逸思想与实践背景有关，5因此有必要对传记中的隐逸概念先做一下简单评论。牟复礼（Frederick Mote）对于“隐士”有一个很好的定义，他说：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学而优则仕”在儒家看来，是那些有能力、有素养又有学识的文人最合适的职业，但是主张隐逸的人却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即从具有公共服务功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脱离出来，关上跟外界联系的大门，不依赖政府的俸禄，自食其力，展现其对进入官场、获得社会名利地位行为的抵制，转而投身于修身养性、著书立说以及艺术追求中，这就成了人们眼中的“隐士”。6
从官场上退出是古代隐逸的主流，但正如牟复礼所指出的那样，古代文人选择隐逸的动机却因人而异。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有关隐逸的讨论，大都注意到了隐士选择归隐时在个人动机和时代环境方面的差异。中国史学家对隐士类型的早期区分包括：隐居山林，追求理想的隐士；从官场退隐，保持他们正直品行的隐士；使自己远离伤害的隐士；抗议不义政府并采取不合作态度的隐士；因为“不遇时”而选择归隐的隐士；追寻内在自然之性的隐士。7这些不同的隐逸动机彼此并不互相排斥。现代有关隐逸现象的研究把这些分类进行了提炼并从儒、释、道的角度做了新的划分。8
另外一种有关隐逸的划分体系是根据隐逸地点的不同所作的分类，这是中世纪的作家们提出来的。在这个分类体系中，隐士可以分为“朝隐”“市隐”、山林隐士和田园隐士。朝隐之所以成为可能，这跟后汉、魏晋时期的士林风气有关，当时士人推崇“得意”。王瑶对这种态度有简洁的解释，他说“只要能得其意，则朝隐也可，市隐也可，并不一定要栖遁山泽”9，这种类型的隐逸有些复杂，它有隐逸之实，却没有隐逸之形。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以隐逸动机或以隐逸地点为标准的划分，各自体系内都有多种不同的类型，这有助于我们把握古代社会中复杂多样的隐逸实践。
当然，隐逸并不只是史学家用以对历史人物进行分类的一种标准，它还常用以指称学者生前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类型。在六朝文化背景下，隐逸有着积极的价值，被社会作为一种高尚的行为所接受，并演变成为一种社会风气；10不过澳大利亚学者文青云（Aat Vervoorn）认为，中国隐逸传统的主要形成时期是在东汉，11要早于六朝；美国学者柏士隐（Alan Berkowitz）说六朝时期的个人隐逸实践是构成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隐逸传统的重要基础。12陶渊明是这个时期个人隐逸实践中的重要一员，他的隐逸实践对隐逸传统的形成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二、有关陶潜的四种历史肖像
史传作者在把陶渊明生平和隐逸方面的信息变为叙事文本的时候，实际上受到了历史编纂传统的影响，正如崔瑞德（Denis Twitchett）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历史人物传记的特别之处在于保留了对个人行为的探究，而不只是用细致缜密的文字展现个人的完整一生。”13在官修史书的人物传记中，读者不应期望能发现按年代顺序编排的个人生平的档案式叙述。从司马迁和班固开始，就倾向于选择人物性格的一两个特征，有意忽略其他方面，来展现人物的个性。一位史学家近来观察到，《史记》中一种最为常见的人物刻画形式是：“司马迁从人物生平中选取一两个关键场景进行叙述，由此凸显历史人物性格中的某种显著特征。这是历史人物的半身肖像画，人物形象并不完整，但是人物本身的个性特征却有了生动形象的展示。”14这种被凸显的人物性格的某种特征，常与某种个性类型有关。例如，历代史学家笔下的人物传记往往会按人物个性类型划分，如儒生、滑稽、酷吏以及隐士等，在此限定下，类型学的划分标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史传的样子。15
（一）《宋书》陶渊明传的形象刻画
在《宋书·隐逸传》中，沈约沿用了已有的史传人物刻画方法，通过集中展现几个性格片段或人物事迹使所述内容与隐逸主题相关。《宋书·陶渊明传》的第一部分，选取的是与陶渊明隐逸行为相关的逸事，并引用了两篇最能体现陶渊明隐逸志趣的作品——《五柳先生传》和《归去来兮辞》。“陶渊明传”在展现符合隐逸特征的人物个性和事迹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典型隐士的故事代表。16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也发现了被鲍吾刚（Wolfgang Bauer）称为隐士“消极职业”（negative career）的内容，即政府多次征召渊明，但多次被渊明拒绝了。17后代接受中广受欢迎的一些故事（如下所列），也在这一部分中找到了伏笔，沈约对陶渊明事迹的剪裁，表现出与陶渊明嗜酒相关的一个高冷、脱俗的隐士形象。
1．（陶渊明）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18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19（译者按：《宋书·陶潜传》与《南史·陶潜传》中为二顷，《晋书·陶潜传》中为一顷）
2．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译者按：《晋书·陶潜传》中为“义熙二年，解印去县”）
3．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命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举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迕也。（译者按：《宋书》《南史》此处所记略同，唯《晋书》所记迥异）
4．（颜延之）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译者按：《晋书》无此内容）
5．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译者按：《晋书》无此内容）
6．潜不解音声，而蓄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译者按：《宋书》《南史》《晋书》皆有此逸事，但《晋书》改动较大）
7．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译者按：《晋书》无此内容）
8．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译者按：《晋书》无此内容）20
上述八条逸事都见于沈约《宋书·陶潜传》，沈约在上述第七条材料之后，总结评论到，“其真率如此”21。沈约所言“真”与“率”这两个品质一开始都是与饮酒之类的事情有关，但后来却成为了渊明历史接受印象中的永久部分。
尽管沈约所选取的渊明事例大多与饮酒以及隐逸志趣有关，但不能因此说沈约笔下的陶渊明形象就是一维的。一位中国传记文学写作方面的现代学者曾指出，中国史传中的对象经常是作为一维的角色出现在叙述中，这种观点最好需要从整体上来理解。22沈约在《陶渊明传》中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陶渊明不仅忠于晋室，并且在父亲与隐士角色之间注意寻求某种平衡。就陶渊明忠于晋室方面，23沈约写道：
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24
在沈约看来，渊明不用新朝年号，是他忠于晋室、不承认刘宋的一个证据。沈约的《陶渊明传》回应了他在《隐逸传》这一章开头以及结尾对隐逸行为和隐士品行的评论，他称这些因为时局无道、没有明君而归隐的人为“贤人”，并且这些人能够“激贪厉俗”25。沈约在《隐逸传》的末尾说道：
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值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盖不得已而然故也。26
沈约于是肯定地得出结论，这些隐士在明君在世的时候不会选择归隐。传统上常把隐逸看作一种政治姿态，除了常被认为是拒绝入仕外，很少会有其他含义。然而，隐逸并不是一成不变地被认为是对特定事件或权势人物的反应，有时还常被认为是儒家对政治环境的一种主动变相回应。陶渊明的归隐到底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成为后来陶渊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应当注意的是，沈约断定陶渊明政治立场的关键依据，就是沈约提到在陶渊明诗文中存在着两种不一样的纪年方式。在陶渊明作品中，有明确纪年信息的诗文作品有十四篇，但只有《祭程氏妹文》（407年）使用了恰当的晋朝年号，然而这篇作品却是在义熙年间写的，不是在此之前。另外十三篇采用甲子纪年的作品，写作时间并没有限定在义熙年间（405—418），有在此之前的，也有在此之后的。换句话说，陶渊明在420年晋室灭亡之前实际上就开始采用甲子纪年来写诗，有的甚至写于刘裕405年掌权之前。因此，沈约断言:渊明使用干支纪年、不用刘宋年号纪年是抗议新朝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但更重要的是，这种隐秘地通过不同纪年方式表达对朝廷不合作态度的说法变得如此广为人知，以致自刘宋以来的学者们发现，他们要找出更多的证据来纠正沈约此说的矛盾之处。27
除了在君臣关系中定位陶渊明，沈约还通过引用两篇完整作品的形式强调了陶渊明儒家角色的另一面，即作为父亲的一面，这两篇作品是《与子俨等疏》和《命子》。前者是作为“训诫”的一种类型，其中陶渊明提到自己对于死亡的看法，反映出他“性刚才拙”28的个性特征（这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能适应官场并由此退出），表达了让他儿子们忍饥受冻的悲伤心情，并通过几个历史故事教导他的孩子们要互相友爱。《命子》诗作于渊明晚年，但诗的内容却是长子俨出生后不久，诗中披露了陶渊明作为父亲角色的一面。《命子》篇中，陶渊明追溯了夏商以来，自己的祖先以及曾祖陶侃和父亲的功绩。以这些先人作为榜样，渊明哀叹自己不能匹之，同时希望他的儿子能够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不管是从一个垂垂老者或者新手父母的角度看，这些文字都展示了渊明对孩子们相同的关心。这篇作品在陶渊明的传记中被引用，目的在于展现陶渊明隐士身上更加人性化的一面。王国璎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在沈约引用的四篇作品基础上，我们看到了陶渊明既作为隐士又作为父亲的角色形象，每一个角色，沈约各用了两篇作品来阐释说明。29但有人或许认为，沈约之所以引用《命子》篇，反映出了南朝社会对氏族门第血统的重视。
《宋书》通过塑造一个尽忠的隐士和慈爱的父亲角色，凸显出陶渊明的高洁道德形象，这跟中国史传文学中的编纂意图是相符的。王国璎指出，在读陶渊明传时，需要注意到史学家会按照他更高的意图把历史作为道德教育的材料，30通常在史书叙述中，传记倾向于具有说教功能，而传主的生活往往会变得具有道德意味。然而，《宋书》陶渊明传记中的道德价值有时候会被陶渊明饮酒逸事的故事性所遮蔽，在某些语境下，饮酒会被理解为一种对现实政治的逃避，这一类有关饮酒的逸事会被看作一种高尚脱俗的行为。
（二）萧统对陶渊明的形象刻画
作为最早的陶渊明官方传记，沈约的版本成为后来三种陶渊明传记的基础，并且成为后者借用或改编的最初文本。萧统的《陶渊明传》，尽管从形式上看不是官方的传记，但长期以来与另外三种官修史书的传记在使用时没有什么不同，这或许是因为传记的作者萧统是梁代皇室成员的缘故。萧统的陶渊明传记写于沈约之后不久，而沈约曾经做过萧统的少傅，这或许意味着萧统对沈约的版本不太满意。而且，萧统并没有为渊明以外的任何其他人写过传记，这足以看出萧统对陶渊明的关心。萧统新版传记的侧重点放在了渊明隐逸原则的一致性上，这超过了对渊明古怪行为和真率性格的关注，在这一点上，萧统与颜延之站在了一起。在颜延之的《陶徵士诔》中，朋友渊明被描述为一位志向坚定的隐士，在诔文的开头部分，颜延之盛赞古之隐士的“抗行”与“峻节”，慨叹后代少有人能如同巢父、伯夷那样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在颜延之的时代，隐逸变得犹豫不决，“首路同尘，辍途殊规者多矣”31，这实际上已经暗示陶渊明是颜延之眼中不改初衷的真隐士。萧统当然熟悉颜延之的《陶徵士诔》，不仅把诔文收进了《文选》，还对陶渊明的隐逸做了跟颜延之相似的解读。萧统收入传记中的新逸事，也与陶渊明的饮酒无关：
1．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
2．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3．后刺史檀韶苦请（周）续之32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33
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些故事的意义。在沈约刻画陶渊明父亲角色的基础上，上述第二个故事再次强调了渊明作为一个仁慈父亲的形象，他的这种慈爱甚至延续到了他家中佣人（即别人的儿子）的身上。第一个和第三个故事展示了渊明归隐田园的决心。第三个故事并没有像第一个故事那样直接透露出隐逸之志，需要借助那首诗的后半部分才能把握：
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愿言谢诸子，
从我颍水滨。34
诗中的颍水是传说中隐士许由洗耳的地方，许由听到尧让他做九州长后，他到颍水洗其耳以显示他归隐之志不容妥协。35通过引用许由的典故，渊明意图劝说他的年轻朋友离开讲所，回归理想。
这三个新的故事不同于沈约的叙述，这三个故事摆脱了饮酒和清高（aloofness）的限制，展现了在刻画渊明隐士形象过程中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萧统的《陶渊明传》建立在沈约的叙述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其中多数故事还是与酒有关。但是，萧统似乎并不满于渊明与酒的关系叙述（这也许令他感到不适），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道：“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36尽管中国文人很少把饮酒贬损地看成酗酒，并且饮酒早已成为魏晋时期精英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萧统对渊明饮酒行为的辩护，还是升华了渊明饮酒行为的内涵，他认为渊明的饮酒与阮籍（210—263）的饮酒有异曲同工之妙。37
萧统在《序》中进一步指出，陶渊明的作品对于教会人们如何做到“爵禄可辞”是有帮助的。萧统告诉我们，能读懂渊明的作品，就“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以寻求归隐之道。38在这样一个坚定的隐士形象的语境中，我们必须注意到萧统《陶渊明传》中有关渊明妻的新材料，“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39。尽管这与渊明本人诗中对他妻子的描述不符（“室无莱妇”40），萧统对此当然是知晓的，但这样一位支持丈夫理想的妻子的存在，无疑会使隐士的坚毅形象更为丰满，这样描述渊明就与著名隐士老莱子和黔娄的故事类似，而渊明诗中称引老莱子与黔娄时，都提到了他们家有贤妻。41
萧统笔下陶渊明的形象比沈约版的更为单极化，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更为清晰、明确、统一的隐士画卷，他在《文选》中收入的陶诗则使这一意图更加明朗。萧统《文选》中选择的九篇作品总体上要么与渊明希求隐逸意图相关，要么与他实际的隐逸行为有关。42而被萧统排除在选集外的作品则更能说明问题，举例来讲，在诗文中表现渊明忠君或求取功名倾向的作品，如《咏三良》《咏荆轲》等都没有选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忽略是受到了《文选》中分类标准或诗歌主题的限制，因为《文选》中存在“咏史诗”，其中就选录了左思关于荆轲的一首诗以及曹植一首关于三良的诗。萧统《文选》不选渊明那些具有雄心壮志的一类诗歌作品，是与萧统《陶渊明集序》和《陶渊明传》展现出的渊明与世无争、模范隐士的形象相符的。
萧统《陶渊明传》中，最为明显的删减是去掉了沈约版中被视为忠晋证据的内容，萧统接受了沈约关于渊明在刘裕代晋后拒绝出仕是出于忠晋的观点，但却没有再提任何渊明作品中有关两种纪年的相关性。人们有理由认为萧统是能接触到沈约使用的陶集版本的，但萧统对沈约有关渊明作品中两种纪年方式说法的含蓄拒绝，使得沈约观察结果的有效性值得怀疑。
（三）《南史·陶潜传》中的陶渊明形象
《南史》中的陶渊明传记跟沈约和萧统的相比，所增加内容不多。《南史》中的陶渊明传，基本算是之前两个传记版本的合成版，几乎再现了其中的文字和叙述顺序，不过，其中的省略之处更能说明问题。《宋书》引用了陶渊明的四篇作品，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虽然没有引用具体作品，但萧统《文选》却选录了渊明的作品并附在传记之后；43与这两者不同的是，《南史》中却只引用了三篇作品，即《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疏》44，李延寿省略《命子》诗的做法，意味着他的重点是为了凸显渊明的隐逸。当然，也许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史传文章长度方面的原因而考虑选择了删减，但我提出的上述解读，在大概产生于同时代的《晋书》“陶渊明传”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南史》陶渊明传的结论部分新增加了两句，这两句不见于《宋书》和萧统的版本，增加的文字强调了渊明妻子的美德。萧统对渊明妻子的描述是“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而李延寿在此句之后增加了两句——“夫耕于前，妻锄于后”45，这是李延寿的两大创新之一；另外一处更为明显的贡献是，在《南史》中陶渊明的名字在“隐逸传”序中几近等同于隐逸。在“隐逸传”序中，李延寿没有再提及那些历史传说中的著名隐士，陶渊明是唯一被提及的隐士，“若夫陶潜之徒，或仕不求闻，退不讥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门；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岩石之下，斯并向时隐沦之徒欤”46。在不到170年的时间跨度内，陶渊明从《宋书·隐逸传》众多隐士中的普通一员，升级为《南史·隐逸传》中时代隐士的典范代表。
（四）《晋书》中的陶渊明形象
在较晚的三篇传记中，跟《宋书》“陶渊明传”区别最大的是完成于公元648年的《晋书》“陶渊明传”47。戴维斯（A.R.Davis）用“夸饰”（Caricature)48来描述上述四篇陶渊明传记，但其实这个词更适合《晋书》中的有关内容。《晋书》中陶渊明传记的新材料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首先，编者对沈约叙述中早就存在的故事进行重新加工。例如，在《宋书》陶渊明传中，王弘想要结识陶渊明，并求助他们的共同朋友庞通之来安排一次见面；而在《晋书》的叙述中，王弘是独自来到了陶渊明的住处，不过陶渊明却说自己病了，并不想见他。陶渊明后来对别人说：“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闲，幸非洁志慕声，岂敢以王公纡轸为荣邪。”因为第一次没有见到陶渊明，王弘于是才要求庞通之在栗里村为他们两人安排一次见面。《晋书》中，渊明跟王弘的这次见面很愉快，接下来又写到二人共同乘车，然后各自回城，渊明“言笑赏适，不觉其有羡于华轩也”49。在《晋书》陶渊明传中，很可能是最常被引用到的一处新奇创新，是渊明为自己的高蹈绝俗发声的一份“语录”（Quotation）。在《宋书》中，陶渊明有一把常用来寄情的无弦琴，但在《晋书》中，陶渊明却用一种自我解嘲的语气谈到他的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50。从这两个例子还有其他一些未于此引用的材料可以看出，《晋书》比原来的史传叙述迈出了更有想象力的一步。针对旧材料的新推论，通过更全面的叙述和更精彩的细节，给读者带来了更多的阅读满足感。
其次，《晋书》提供了不见于其他三种传记中的故事和性格描述。举例来说，陶渊明有时候会被他的乡邻张野，还有同伴羊松龄、宠遵邀请一起饮酒或去参加他人的宴请，即使渊明有时候并不知道主人是谁，他不但不反对并且还乐意前往，他饮酒至醉，然后回家。51另一则逸事是，王弘在与渊明的第一次会面中注意到渊明没有穿鞋子，于是王弘令随从为渊明量脚要给他做一双新鞋，渊明于座中径直伸出脚来，让人去量脚。《晋书》中这些故事放大了渊明高洁脱俗、不拘礼法等这些早期传记中就已经描述过的性格特征。《晋书》中有关渊明性格的新叙述内容，又成为了新的逸事。《晋书》中甚至提到陶渊明特意避开参与维持家庭生计，而把所有家务都委托给了他的儿子和仆人们，这种十足的冷漠行为以及诸事不关心的隐士形象被进一步被描述为“未尝有喜愠之色”52。
《晋书》陶渊明传记中被省略的内容与增加的部分具有同样的意义。编者没有引用《命子》和《与子俨等疏》这两篇作品，也没有引用萧统提到的那封写给儿子的短信，信中渊明告诉他的儿子们要善待新来的仆人。这两处重要的省略，再加上渊明把“家务悉委之儿仆”的新内容，联系在一起，就降低了之前传记材料中提到的慈父形象。《晋书》陶渊明传记中同时也排除了关于陶潜不仕两朝的观点，陶渊明作为晋室忠臣的角色形象没有再次出现。还有最后一处省略是，《晋书》中没有任何文字提及渊明的妻子。从上述分析可知，对儒家人伦关系（君臣、夫妇、父子）的有意排除，《晋书》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更不关心世事、更具个性与不受束缚的隐士形象。
三、“完美隐士”的制造
陶渊明高出于普通社会关系的形象，在四篇传记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这得力于传记作者对陶渊明生活的重新讲述以及对其生平事迹材料的选择性加工。
举例来讲，对于陶渊明与王弘的交往就有两种不同版本。根据沈约的叙述，王弘想结识渊明但却没有成功，于是他又通过渊明的朋友庞通之，在栗里村附近的一处凉亭安排下酒食等待渊明，“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举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忤也”53。关于这件事的另外一个版本出现时间要早于沈约（沈约显然也是看过的），其中展示给我们的却是不同的叙述，“《宋书》曰：陶潜解印后，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举篮舆诣王弘，既至，欣然而与之饮酌”54。对比两处记载可以发现，沈约对该故事的叙述改动之处颇为明显，沈约的叙述被萧统和李延寿所沿用，在他们笔下，陶渊明被描述成为一个超凡脱俗、不拘常节的隐士。
在沈约版本中，陶渊明受到高官的拜访，并且能够在会面时自由表达喜怒之情；然而在更早期的版本中，不是王弘来拜访陶渊明，而是陶渊明去拜见王弘，在他与王弘的互动中更显常理与合乎人情，前述四篇传记中表现渊明性格的崇高气氛并没有在早期版本中出现。沈约《宋书》中陶潜事迹材料的来源，可能出自檀道鸾《续晋阳秋》，在《续晋阳秋》中，檀道鸾描述了王弘怎样去拜访陶渊明，并且注意到陶渊明脚上没有鞋子，于是命侍者为渊明量脚做鞋。55檀道鸾有关王弘拜访陶渊明的故事，与孙严、徐爰各自所著《宋书》中陶渊明拜见王弘的故事是同时流传于世的，而臧荣绪（415—488）的《晋书》可能是各版本陶潜逸事的最初源头。然而沈约、萧统、李延寿选择了吸收前者而忽略了后者，这展示了史学家们在早期陶渊明形象建构过程中的一种积极作用。唐代《晋书》的编纂者在沈约《宋书》基础上重构了王弘、陶潜的交往故事，并用另一则逸事开头，在这则逸事中王弘亲自到渊明宅拜访，但却被拒之门外，这就进一步凸显出了渊明的高逸与自绝于俗。
对早期陶潜传记材料文字的增删，还有对其他材料来源的选择，展示了编纂者对陶潜生活进行重构的一面。传记中陶渊明复合形象的差异性更有意义，因为读者对陶潜的印象，往往是由他所依据的文本决定的，一个重要的事例就是唐代《晋书》陶潜传带来的特殊影响。56尽管盛唐和中唐作家们使用的逸事在本文提到的四篇传记中比较常见，但是在诗人们自己诗歌中对陶潜的刻画，却跟《晋书》中的刻画极为相似。唐代诗人喜欢用田园牧歌式的术语表现陶渊明的隐逸，常聚焦于陶潜饮酒与弹琴（弹琴有时也被读书与作诗所替代）带来的双重喜悦，整体上呈现为柳树与菊花环绕下的一种超然存在。57
人们对《晋书》陶潜传的偏好有必要做出几点解释：首先，唐代文人很容易发现，《晋书》对陶潜隐逸行为的极力描述，为诗人们的创作提供了有趣和多彩的诗歌材料；其次，《晋书》陶潜传是上述四篇传记材料中最有文学性的一篇，在叙事流、结论以及想象性的语言方面给予了更多关注；再次，新《晋书》是唐太宗下令编纂的，他对存世的十八家私人写作的晋史表达了不满，不管是以编年形式还是复合形式撰写的。在一项诏令中，太宗批评以往私人史学家的不足，“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58。太宗亲自为《晋书》中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撰写了史论，因而赋予了新《晋书》“御撰”的合法地位。封建帝王亲自参与创作的权威性，可能会给文人带来相当数量的阅读与研究兴趣。因此，尽管十八家晋史的一些版本仍然进入了宋代，但据史学批评家刘知几的说法，“自是（按，指648年《晋书》完成时）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59。由此可知，大多数晚唐文人见到的晋史版本，应该就是648年版的新《晋书》。
有陶渊明传记的官修史书，如《宋书》《晋书》等，被后代史学家刘知几、刘昫（887—946）批评为存在歪曲和夸大之处。60在这四篇传记中较为一致的一个现象是，都体现出了编者对史实材料本身的选择意愿。举例来讲，这四篇传记都没有引用颜延之的《陶徵士诔》，这是有关陶渊明生活和人格方面最为可信的二手材料，不过如果他们引用的话，传记中有关陶潜事迹的叙述矛盾会变得较为明显。诔文提供了颜延之与陶渊明二人之间的对话，对话本身包含了有价值的信息，如揭示出二人建立在互相理解基础上的一种友谊，没有提陶渊明的饮酒，陶渊明不仅能弹琴（很可能是有弦的），并表现出音乐方面的修养，正如他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所提到的那样。此外，颜延之还赞扬了陶潜的品行，如诚实、简素、贞洁与纯粹，这使得渊明显得肃穆而缺乏热情，“弱不好弄，长实素心”61。但这样的文字在四篇传记中找不到位置，这四篇传记塑造出的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隐士形象，他坚定、脱俗又有原则，对俗务与礼节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
四、结论
我们认为，通过对陶渊明传记的一种批判性解读，仍将会获得许多有价值的发现。尽管史书编纂者出于自身编纂目的的需要，在这些早期传记中已对原始材料进行了有趣的选择加工，但这些传记中提供的信息仍将会继续被学者使用，这些材料是对陶潜生活的唯一早期全面叙述（当然，这要排除颜延之的诔文）。不过，这些传记材料中的加工改造痕迹却不能再被学界所忽略了，自从这些史传文本被作为一种可信的历史档案材料，就很少注意到其中的叙述差异和随时间推移而带来的发展变化了。
这四篇传记近来仍被一些学者想当然地作为史实而不是影响了后来陶渊明阅读的叙事文本来看待。作为陶渊明接受史上的第一组文本，它们不仅为后来的讨论设置了术语，提供了理解某些陶诗的语境与作者意图，并且为后代读者塑造了对陶潜的想象范型。后代读者不加怀疑地使用传记中的故事作为理解陶诗的注脚，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实录”。从诠释学的角度讲，诠释要建立在传记材料的稳定性基础之上，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诠释本身变成了史学叙事与文本阐释之间的封闭性循环。宇文所安曾经指出：
我们从别的史学叙事中构建我们自己的史学叙事，至于阐释，我们是通过构建这样的叙事来满足特定文学文本的要求，借助史学叙事带来的历史语境我们阐释具体的文学文本。……我们从没见过一个文学文本在历史上的真实基础，我们所见的只是对这个真实基础在形式上的模仿，存在于另一个文本中的文学文本框架权且充当了它的历史基础，是一种对历史的“叙述”。62
因此，这四篇传记材料的作用需要从两方面来看待：首先，作为档案资料，代表了陶潜死后第一个世纪中人们对渊明的看法；其次，作为源材料，后代读者借以构建他们自己对陶渊明其人和作品的阐释。通过选择和编辑特定的逸事以及文本，每一篇传记的作者都创作出了一幅独一无二的渊明形象拼贴画，尽管后代读者可以从史传材料和文学作品中选取片段构成自己对陶渊明的拼贴画，但在获取有关陶潜的数据以及形成他们自己的语言、分类和评价方面，仍会依赖史传资料。在陶潜接受史上，没有其他文本具有如此清晰明确的作用。
这些早期传记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是后代读者的接受基础之一，其中的叙述差异显示出，即便是在这不到两百年的时间内，陶渊明的历史形象也远非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把这些史传看作一根柱子，那么这根看上去很坚固的柱子其实不是由一整块石料做成，而是由多块石料长时间拼接而成，其中每块石料都会因其独特形状而能揭示出它们自源头而来的演进轨迹。
注释
1[1]对陶渊明的名和字，存在一些不一致的看法。在早期的这四篇传记中，对陶渊明的名和字没有明确区分。朱自清统计出有十几种不同的说法。按照朱自清的意见，历史上陶渊明的名、字没有准确查明并恰切转述，因为陶渊明的家族后来衰落，并且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的时代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参看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57页—458页。
2[1]今日所见最早的有关他人对陶渊明生活的叙述是他的朋友颜延之（384—456）所写的《陶徵士诔》，下面我们还要谈论到这篇文章。尽管这篇诔文因为《文选》的收录而较易获得，但与上述四篇传记材料相比，后代读者引用较少。
3[2]本文并没有把《莲社高贤传》中陶渊明的传记放在早期史传中论述。并不是因为《莲社高贤传》的作者不确定，而是因为《莲社高贤传》的创作时间较晚。与传统看法认为这类传记产生于南朝不同，汤用彤认为产生于中唐之后的某个时间，因为其中慧远和十八贤士建立白莲社的故事只在中唐之后才形成。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6页—261页。
4[3]齐益寿：《论史传中的陶渊明事迹及形象》，载《郑因百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9页—159页。
5[4]王国璎：《史传中的陶渊明》，《台大中文学报》2000年第12期，第193页—228页。王国璎通过对比《宋书》“隐逸传”中陶渊明叙述与其他隐士叙述的异同，得出结论，《宋书》作者为了与“隐逸传”其他隐士叙述主题的一致而重塑了陶渊明形象，从而适应一种人物类型。此外，她还认为史传作者对陶渊明隐士模范人格的建构是史书作者宏大道德教化目的的一部分。
6[1]有关中世纪隐逸现象的研究可以参看：Alan Berkowitz,Patterns of Disengagement:The Practice and Portrayal of Reclusion in Mediev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Wolfgang Bauer,The Hidden Hero:Cre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Ideal of Eremitism,in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Studies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ed. Donald Munro. 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5,p157-97;王瑶：《论希企隐逸之风》，《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210页；王文进：《士隐与中国文学——六朝篇》，台北台湾书店，1999年。其他关于中国传统隐逸的现代研究资料有：Aat Vervoorn,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remitic Tradition to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0; Li Chi,The Changing Concept of the Recluse in Chinese Literature,HJAS 24(1962-63),p234-47; A.R. Davis,The Narrow Lane: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Reclus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in The Twelfth George Ernest Morrison Lecture in Ethnology.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59;张仲谋：《兼济与独善——古代士大夫处世心理剖析》，东方出版社，1998年。
7[1] Mote,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in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ed. Arthur Wrigh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203.
8[2]参阅《后汉书·隐逸传》卷八三，中华书局，1965年，第2755页—2757页；《南史》卷七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1855页—1856页；以及《宋书·隐逸传》中的“史论”，中华书局，1974年，卷九三，第2297页。
9[3]参阅Berkowitz,Patterns of Disengagement,p17-63,p207-209; Mote,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p203-209;张立伟《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三联书店，1995年，第1页—75页。
10[4]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第201页。
11[1]按，具体可以日本学者石川忠久所说的“（隐逸）会稽派”为代表，如谢安（320—385）、许询（？—358）与支遁（314—366），他们在一生之中的部分时间或者全部阶段实践过隐逸。会稽派成员常聚在一起从事清谈，享受艺术乐趣，或者一起登山远足；最著名的一次集会是公元353年的兰亭集会。参阅Berkowitz,Patterns of Disengagement,p143.
12[2] Vervoorn,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p236-237.
13[3] Berkowitz,Patterns of Disengagement,p14.
14[4] D.C. Twitchett,Chinese Biographical Writing,in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ed. W.G. Beasley and E.G. Pulleyblank.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110.
15[1]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1999年，第77页。李祥年：《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4页。
16[2]王国璎：《史传中的陶渊明》，第216页—220页。
17[3]王国璎注意到，《宋书·陶渊明传》中的性格刻画，与“隐逸传”中其他隐士的特点有相似性，如反复辞官、摆脱凡俗、不计名利与独立气节。见王国璎《史传中的陶渊明》。为完成这份具有共同特征的列表，其中某人的传记或被加入一些共性，如热爱自然、喜爱艺术（音乐、书法等）以及自给自足。
18[4] Bauer,The Hidden Hero,p168.
19[5]“三径”典故指一种退隐的生活，来自蒋诩的故事，他在王莽当政期间从官场退出。蒋诩在退隐后的寓所只与两位同好交往，即羊仲与求仲，二人常陪蒋诩在通向他茅舍前的三条小径上散步。参见A.R. Davis,T'ao Yuan-ming: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155,178.
20[1]按，一顷等于一百亩。六朝时期，一顷大约相当于12.5英亩。
21[2]《宋书》卷九三，第2286页—2290页。
22[3]《宋书》卷九三，第2288页。
23[1]李祥年：《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第185页。
24[2]沈约对陶渊明忠晋的阐释，或许部分受到了颜延之《陶徵士诔》的影响。尽管《陶徵士诔》写于刘宋，但却仍把陶渊明归于晋徵士。这意味着或许颜延之相信渊明在公元405年之后拒绝出仕（这一年刘裕取得支配地位并于十五年后正式代晋自立为帝），是对新政权的一种抵制。见颜延之《陶徵士诔》，《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下称《全文》）卷三八，中华书局，1958年，第2646页b面。
25[3]《宋书》卷九三，第2288页—2289页。
26[4]《宋书》卷九三，第2275页—2276页。
27[5]《宋书》卷九三，第2297页。
28[1]有关甲子纪年的讨论，参看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的问题》一文，载《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第460页—465页；Wendy Swartz,Reclusion,Personality and Poetry:Tao Yuanming’s Reception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Ph.D. 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2003,p79-82.
29[2]逯钦立：《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187页。
30[1]王国璎：《史传中的陶渊明》，第204页。
31[2]王国璎：《史传中的陶渊明》，第221页—226页。
32[1]（南朝）颜延之：《陶徵士诔》，载《全文》卷三八，第2646页b面。
33[2]周续之与刘遗民、陶渊明同称为“浔阳三隐”，他的传记见《宋书》卷九三，第2280页—2281页。
34[3]（南朝）萧统：《陶渊明传》，载《全文》卷二〇，第3068页b面—3069页a面。
35[1]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0页。
36[2]见皇甫谧《高士传》，《四部备要》本。
37[3]（南朝）萧统：《陶渊明集序》，载《全文》卷二○，第3067页a面。
38[4]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第172页—180页；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3页—114页。
39[5]（南朝）萧统：《陶渊明集序》，载《全文》卷二○，第3067页a面。
40[6]（南朝）萧统：《陶渊明传》，载《全文》卷二○，第3069页a面。
41[7]龚斌：《陶渊明集校笺》，第441页。
42[1]“老莱子妻”的故事见刘向《列女传》，《四部备要》本，卷二，9页b面—10页a面。“黔娄妻”的故事见刘向《列女传》，《四部备要》本，卷二，7页b面—8页a面。渊明《五柳先生传》中提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在《咏贫士七首》其四中，亦用到黔娄妻的故事。渊明作品中提及老莱子妻与黔娄妻的故事，都指向她们与隐士丈夫的志同道合。
43[2]萧统《文选》中选录陶渊明作品如下：《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挽歌诗三首》其三、《饮酒二十首》其五与其七、《咏贫士七首》其一、《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拟古九首》其七、《归去来兮辞》。
44[3]“三良”是指秦国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针虎，秦穆公去世时被殉葬，这三人受到后人尊敬，《诗经·黄鸟》即咏此三人。
45[1]据李公焕13世纪晚期《陶渊明集》，萧统在《陶渊明传》中引用了《五柳先生传》，但为什么只引这一篇而忽略沈约所引的另外三篇，原因不明。笔者以为，萧统《陶渊明集》已收录沈约所引的四篇作品，故他认为没有必要在《陶渊明传》中再次全部引用，他之所以单独引用《五柳先生传》，在于他跟沈约一样认为这篇自传性文字是渊明自己“真实”生活的反映。笔者正为这种观点寻求赞同，然而一种相反意见指出，萧统这种做法不过是为了避免在同卷中重复；而且，《与子俨等疏》这篇作品也是可以在传记中被排除的，因为其中包含与萧统描述不一致的内容，即“室无莱妇”与“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的叙述矛盾。如果这种相反意见是可信的，那么另外两篇作品被删的原因就更难说清了。假设可以说，《命子》诗被删在于其中体现的家族谱系与子孙后代思想，与渊明作为一个纯粹的隐士形象不符（孤立、超然、带有某种神秘性的隐士形象反而与渊明《五柳先生传》中的自画像有更多相似），但是，假定萧统的意图是想要在笔下塑造一个纯粹隐逸的陶渊明形象是成问题的，因为萧统很难在纯粹的隐士和慈爱的父亲形象之间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调和，我们知道的是，萧统确实通过增加陶渊明给儿子短信这则逸事来强调渊明慈爱的一面。至于《归去来兮辞》的排除，我还未听闻过一种合理的反对意见。在此我要感谢台湾大学的陈启仁先生提供其他阐释。
46[2]所引《与子俨等疏》中删去了有关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命由天定等内容。
47[1]《南史》卷七五，第1859页。李延寿对渊明妻性格的描述稍微不同于萧统，但并未实质改变其内涵。
48[2]《南史》卷七五，第1856页。
49[3]新版《晋书》的编纂是引起史学家巨大兴趣的话题，史学家们一般会关注其中的政治动机以及在这样一件帝国工程中的评价公正问题，还有唐太宗本人的个人兴趣。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参考李培栋《魏晋南北朝史缘》，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08页—139页；岳纯之《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始末考》，《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38页—42页。
50[4]译者按：把Caricature译为“夸饰”，译者借鉴了田菱《阅读陶渊明》中文版中张月的翻译。见该书第40页，中华书局，2016年版。
51[5] Davis,T’ao Yuan-ming,1:4.
52[1]《晋书》卷九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2462页。
53[2]《晋书》卷九四，第2463页。
54[3]译者按：作者此处未注引原文，《晋书》中原文内容为：“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宠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见《晋书》卷九四，第2462页。
55[4]《晋书》卷九四，第2462页。
56[1]译者按：原文此处未标注引文出处，今补之。见《宋书》卷九三，第2288页。
57[2]《太平御览》卷七七四，第3432页下，中华书局，1960年。按，《太平御览》所引陶潜、王弘故事出自《宋书》，但这不是沈约的《宋书》，应该是出自孙严或者徐爰的同题《宋书》，两部史书都早于沈约所著并在宋初存世，是沈约撰述《宋书》的依据。参见《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456页。《北堂书钞》也存有一段完全相同的文字，注明出自《晋书》。但目前所见《晋书》是646年开始撰写，648年完成，而《北堂书钞》完成于630年，因此《北堂书钞》中所注引同题《晋书》版本或已于初唐时佚失，很可能是臧荣绪（415—488）的《晋书》，它成书时间早于沈约《宋书》（488）。尽管《北堂书钞》早于《太平御览》，但这段文字出现于明代陈禹谟（1548—1618）校刊的《北堂书钞》，却不见于更为可信的清代孔广陶（1832—1890）影宋刊本《北堂书钞》。见陈禹谟校刊《北堂书钞》卷一四○，《四库全书》本，第5页a面；以及孔广陶影宋刊本《北堂书钞》卷一四○，1888年版，第4页a面。这可能是陈禹谟与孔广陶所用《北堂书钞》底本不同，也有可能是陈禹谟从《太平御览》中辑入此段，因为陈禹谟经常用别处已知的材料替换丢失不全的内容。汤球编选的臧荣绪《晋书》中包含这段文字，但他可能直接取材于陈禹谟，并没有与其他版本进行比较，见汤球辑《九家旧晋书辑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1页。
58[1]（南朝）檀道鸾：《续晋阳秋》，见《黄氏逸书考》，扬州古籍书店，1984年，第32页a面。
59[2]见Swartz,Reclusion,Personality and Poetry,p40-43.
60[1]按：例如李白《戏赠郑溧阳》中对陶潜的刻画：“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这段引文为译者所加，原文无）整首诗中与陶潜归隐后生活相关的几个关键印象依次呈现：句一提到陶潜的饮酒，句二提到他的五棵柳树，句三是他的无弦琴，句四是陶潜葛巾漉酒，句五是写他的北窗下卧，句六写陶潜自拟为伏羲时人。句五、句六中的陶潜形象显示出陶潜的闲适与对当下生活的自得。见《全唐诗》卷一六九，中华书局，1960年，第1746页。句三中的无弦琴与句四中的葛巾漉酒，只在陶渊明的传记中出现过，他的作品中没有提到。这个事实引起读者怀疑句五与句六中的内容也是来自陶潜的传记，尽管这两件事在陶潜本人的作品集中也出现过。在上述四篇传记中，唯一提到北窗下卧与伏羲时人的是《晋书》，李白显然熟悉《晋书》对渊明生活的叙述，或者更进一步讲，《晋书》对渊明的多彩叙事场景对唐代诗人具有特别吸引力，并不令人吃惊。从唐代诗论的角度看，某种程度上讲，在以叠加的形象和意象作为叙事的诗文中，朦胧、夸大的形象不仅可以提供诗歌材料而且也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参看王维的《偶然作》第四首，见《全唐诗》卷一二五，第1254页。对唐代阅读视域中有关陶渊明隐逸的更进一步探讨，见Swartz,Reclusion,Personality and Poetry,p40-68.
61[2]《全唐文》卷八，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a面。
62[3]（唐）刘知几：《史通通释》，《四部备要》本，卷一二，第15页a面。译者按，作者此处引文有误，《史通通释》为清代浦起龙撰，为尽量贴近原文，此处一仍其旧，但读者应于此注意辨别。
63[1]刘知几《史通》对《宋书》批评如下：“夫故立异端，喜造奇说，汉有刘向，晋有葛洪，近者沈约又其甚也。”见刘知几《史通通释》卷一八，第15页b面—16页a面。对《晋书》的批评则更多，刘知几写道：“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之类是也。如曹、干两氏《纪》，孙、檀二《阳秋》，则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见刘知几《史通通释》卷一六，第6页a面。译者按：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中引《唐书·房乔传》释此句曰：“史官多文咏之士，好采碎事，竞为艳体”，见（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57页。《旧唐书》作者刘昫在《房玄龄传》中列举了更多不足：“史官（按，指《晋书》编纂者）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刘昫《旧唐书》卷六六，中华书局，1975年，第2463页。上述内容亦见于齐益寿《论史传中的陶渊明事迹及形象》，第152页。
64[2]见颜延之《陶徵士诔》，载《全文》卷三八，第2646页b面。按，诔文中颜延之对陶渊明人格的描述为：“睦亲之行，至自非敦。然诺之信，重于布言。廉深简洁，贞夷粹温。和而能峻，博而不繁。”我采用的是A.R. Davis,T’ao Yuan-ming: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一书中的译文，见该书英文版第246页。
65[1] Stephen Owen,Poetry and Its Historical Ground,CLEAR 12(1990):107-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