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为领导者、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组织、动员对象的中国人民，二者是一体相生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如果脱离了人民，就不成其为中国共产党；同样，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就是一盘散沙，也就不成其为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民。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作出“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的论断，最好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锻造了从古以来没有的“党组织”，同时也锻造了从古以来没有的全面组织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文明意义和政治学意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谓共同建构了中国文明的新的政治秩序与政治原理。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党组织,文明意义

一、百年大党，其命维新：百年大党的“可大可久之道”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七一’讲话”）①，是在建党百年的重大历史时刻，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党、全国人民以及向全世界的庄严宣言、庄严承诺，同时也是向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的老一辈革命家、革命先烈、革命烈士，向近代以来的所有仁人志士，向五千多年中华文明中的历代先圣先贤、民族英雄豪杰的致敬。这一切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大党，其命维新”的高度自觉的历史文明意识。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乃是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百年大党。大党之为“大”，是“大就要有大的样子”②；百年是“久”，百年大党意味着大而能久。既大且久，则必有其理，必有其道，这就是“可大可久之道”，而这也正是中国文明传统一以贯之的文明原理。中国共产党自觉继承中国文明传统并发扬光大，这就是毛泽东所说“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③，即“其命维新”。“维新”之要义，就是习近平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④。

“可大可久之道”也意味着自觉的深厚历史意识。中国文明的深厚历史意识，从根本上来说是历史忧患意识。离开了历史忧患意识，可大可久之道也就无以存在。

欲究百年大党何以能大而又能久之道，必须在大历史、文明史的视野下观其始。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报告中引用庄子的“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来总结党的历史。1961年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一文中说道：“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⑤今天到了从创制、从政治学视野全面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学意义的时候了，政治学根本上是历史学，政治研究应该是一种历史研究⑥，离开历史研究，就没有真正的政治学。

何谓政治？政治最直白的理解就是领导、组织、动员最大多数的民众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奋斗。由此，政治就包含四个面向：一是以何种共同的价值、共同的目标来组织动员，二是谁来领导、组织、动员，三是组织、动员的对象是谁，四是最终如何实现阶段性目标与长期性目标的统一。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学意义的讨论也就包括：中国共产党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党组织取代中国传统士大夫，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及其政治学意义，中国社会主义阶段性所显示的原则性与高度灵活性的统一。

二、“元亨利贞”与“可大可久之道”：“初心”的普遍文明原理及其在百年党史中的曲折展开

（一）马克思主义的 “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契合中国文明传统

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如同中国传统的儒学提供价值秩序一样，它是具有根本指导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提出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党人的信仰。毛泽东直截了当地点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但“要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⑦，这完全是中国文明传统“体用合一”的哲学思维。一方面，“用”离不开“体”，“用”是“体”之“用”；另一方面，“用”中显“体”，没有无“用”之“体”，无“用”之“体”就只是“虚体”。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深刻地批判资本主义导致人的异化，产生“虚幻的共同体”⑧，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提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⑨。共产主义作为未来的理想社会是要构建“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⑩这个“真正的共同体”，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宣言》深刻揭示出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给世界落后国家、民族带来压迫与剥削，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进而指明社会主义革命的解放道路，这为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与中国人民指出一条通过反帝反封建、反对内外敌人而获得国家独立、人民解放，进而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11

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实现全体无产者的解放，革命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建立“真正的共同体”的宗旨，也深深地契合中国文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仁者与万物为一体”的思想传统。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明传统高度结合的产物。

（二）“初心”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以及由“用”而及“体”的三个不断超越的层次

习近平指出，“守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12初心的精神与马克思主义高度契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当前同作为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而“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只有“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3实现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毕生追求的目标。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的开篇说“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14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还深深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初心”是发心、发愿，发的是宏大誓愿。白居易的《画弥勒上生帧记》说：“所以表不忘初心，而必果本愿也。”《大般若经》说：“是菩萨摩诃萨，若用初心，证得无上正等菩提。” 初心是觉悟之发心，首先是自我觉悟，进而是要引导广大众生觉悟，也就是普度众生，这尤其是中国大乘佛教之根本要义所在。《大智度论》说：“初心未摄，未能深爱众生故。”

佛教之初心，与儒家、道家的赤子之心是相通的。《孟子·离娄下》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道德经》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初心”一词来自梵语，被翻译为“人之初，性本善”之“初心”也是有所取自儒家。

“初心”不仅来自于佛教中国化的中国大乘佛教，来自于儒家、道家，在根本上更来自于《五经》之首的《周易》，这就是《周易》首卦——代表创生天地万物的乾卦——卦辞所说的“元亨利贞”之“元”。“元”代表初始，是纯粹、至善、无私的初心、仁心，“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亨”是事业的不断亨通广大，而唯有永葆“元”之初心，方能至于广大。事业大发展则有大利益，“利者，义之和”，“利”不是少部分人的一己私利，而是天下最广大百姓的普遍利益、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纯粹利他而毫无特殊利益的；“贞”是慎终如始，永久保持初心。“元亨利贞”四者作为整体，唯有永葆初心，方能“可大可久”。“元亨利贞”是不仅大还要能久的可大可久之道。这是来自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大心量。

中国文明一直以大一统的大国政治为常态，今天唯有大党方能领导大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正是领导大国的大党所需要的最具元初性、大本大源性的出发点，即能“亨利贞”，能大能久之“元”。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之纯粹与坚持，才使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发展成为今天世界第一大党、第一强党。

2021年7月6日在中国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以“为人民谋幸福：政党的责任”为会议主题，彰显了初心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其中的理论逻辑的起点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进而上升到世界政党的初心与责任，即“为人民谋幸福”，这也上升到普遍的政党的政治伦理的原理性高度；最终将初心上升到具有本源性的“道”的文明原理性高度，即不断由“用”而上升到“体”的高度。当初心之“用”上升到“体”的高度后，又必须接着将初心之“体”重新落实为“用”，初心要在具体历史中展开，这就是体用交互为用的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初心”在百年党史中展开、显现，这就是习近平强调“不忘历史，不忘初心”的深意所在。初心不是抽象、高悬、脱离历史而存在的，党史是涌动着历史精神的，而初心就是党史中生生不息的历史精神。初心之“元”，就是乾卦之“乾元”，对于乾卦卦辞“元亨利贞”之解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奋斗精神，百年大党的奋斗精神与初心完全是统一的。

（三）“初心”在百年党史中显现：看到未来、看到历史大势的战略思维

1. 初心与理势合一：看到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在本源上非出自于初心不可

初心不是一时，是要坚定、不动摇而始终持守的，有此不动摇之初心，才能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看到未来，才有把握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15。这就要求内在的主观的“心”与外在、客观的“理”相结合，初心不能只是主观的心，而是要同时落实为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所说的“理势合一”。16

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阐明了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预见是“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17这就如《易传》所说“知几，其神乎”，即在大家都还没看到时，却独能把握事物变化先兆的预见性，也就是《周易》坤卦爻辞所说“履霜，坚冰至”。

真正地看到未来、看到历史大势的政治远见，在本源上非出自于初心不可，因为真正的政治必出自于初心不可。毛泽东在井冈山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客观大势，《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深刻、全面地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揭示了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同时在“知己知彼”，充分认识自己与对手的基础之上，分析革命政权存在所需要的主观条件，最终充满预见、充满自信地指出小片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存在的可能以及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可能，这给当时处于失败、困境中的很多同志带来了信心。

毛泽东的大历史观使得他看到了中国长时段历史中深深潜藏的社会力量，那就是农民。明清以来存在的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人口剧增、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失去土地；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卷入西方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市场，农民进一步失去土地，新老问题叠加，这也为中国革命积蓄了最大的社会力量。毛泽东最早认识到中国革命一定要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同时必须是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社会革命，这才是最为彻底的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具有革命的彻底性。

2. 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看到未来，看到历史大势，方能具备全局性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这也属于“心”对于“理”的把握的重要部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被印成小册子后，成为鼓舞广大民众，指导中国革命、中国抗战的经典文本。邓小平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18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才能在大力发展生产力中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因此“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19，“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0。

邓小平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21。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要领导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早在2000年任福建省省长时，他就敏锐捕捉到未来信息化、数字化的大趋势，着眼抢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极具前瞻性地作出建设“数字福建”的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看到未来、把握大势，作出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决策。他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22

3. 政策与方法从哪里来

战略思维决定了党的政策水平的高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在首先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后，就集中体现在政策的制定上，政策没有贯彻、落实就是空的政策，政策的最终落实需要有工作方法，需要因地制宜，所以战略、政策、方法三者构成了从上到下、由“初心”到“理势合一”的全链条，三者缺一不可，从而保证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上下有机的紧密的一体，而不是机械的、形式主义的一体。

（1）“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又把政策交给群众”

党的政策和策略是生命线。政策包括毛泽东所说的“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政策需要执行、落地。基于干部是政策的执行、落地者，毛泽东在《彻底纠正“五风”》中提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又把政策交给群众”。23

首先是要“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而不是简单粗暴甚至层层加码，不知变通地执行政策。“真正学懂政策”，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不简单、不容易，是门大学问，需要干部用心。真正学懂政策，把握政策的针对性，需要全面、深入地理解、把握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要有历史的眼光、辩证的思维才能全面读懂政策，进而把握政策实施所需要的相关的配套条件，这样才能想到如何创造条件让政策能落地。要深刻地理解到执行政策要结合本地具体特点而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创造性，这样才有可能做到精准施策。这些都是对干部的政治能力、政策水平的考验。干部真正把握政策后，还要“把政策交给群众”，激发干部和群众的双重积极性，二者缺一不可。政策在根本上是为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干部要耐心向群众做好政策宣传工作，要自觉地将政策转化为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让老百姓真正理解政策，从而主动接受政策，进而激发自身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来主动配合政策的实施。

（2）从“心”到“理”的最终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重视工作方法的优良传统

政策的执行、落地需要工作方法，“政策”与“方法”二者同等重要。中国共产党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开始，就形成了极其重视工作方法的优良传统。翻开《毛泽东选集》，我们看到《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篇篇强调工作方法的文章，工作方法也就是领导方法。1958年1月毛泽东写下了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2016年年初，习近平就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做出重要批示，对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对我们这么一个大党来讲，不仅要靠党章和纪律，还得靠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些规矩看着没有白纸黑字的规定，但都是一种传统、一种范式、一种要求。”24

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确立后，从战略到政策再到方法，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理”的层层把握与落实，战略、政策、方法三者缺一不可。

如何找到方法？毛泽东指出，“我们全党要提倡想问题”，“我们的脑筋要多想，想党内的各种问题，想阶级的问题，想国家的问题，想我们民族的问题”。25他强调“遇到问题就分析一番，错了也不要紧，有错误就纠正”，“我们要提倡想各种问题，多思多想，开动机器，开动脑筋，还要放下包袱，精神解放，轻装前进”。26毛泽东提倡“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他自述自己的经验是“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同志们，问老百姓。打仗也是这样。我们要善于跟同志们交谈”。他因此强调：“首先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27

（3）政策和方法来自尊重人民的态度与初心

方法从哪里来？方法是技术问题吗？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28政策和方法都是来自尊重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也就是今天讲的初心。

（4）“有理想的现实主义”：“高屋建瓴”的主动权来自于“实事求是”

毛泽东多次强调“方法对”，而“方法对”前面还有另外两条，即“情况明，决心大”，这就是1961年他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文中提出的关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三条原则。“情况明”，摆在第一条，是因为“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决心大”是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29他指出有了好的政策，还要有建立在实事求是，“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30基础上的“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31。

1960年毛泽东在《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中强调“高屋建瓴”的主动权来自于“实事求是”：“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32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典范”33。

“实事求是”是现实主义的，是毛泽东所说的“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他以“我们的枪是一支一支地增加”来极端清醒、务实地诠释“实事求是”的问题：“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我们的枪是一支一支地增加，地方是一小点一小点地扩大，然后合起来就壮大了，就可以夺取天下。我们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当然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有理想的现实主义。”34

三、“我”与“我们”：“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

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新的组织，新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的组织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者、组织者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组织、动员对象的中国人民，二者是一体相生的休戚与共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如果脱离了人民，就不成其为中国共产党；同样，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民众就是一盘散沙，也就不成其为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民。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作出“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的论断，最好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锻造了从古以来没有的“党组织”，同时也锻造了从古以来没有的全面组织动员起来的“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文明意义、政治学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锻造了从古以来没有的“党组织”

1. “党组织”取代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所具有的文明意义

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一直以来以大一统的大国政治为常态，而分裂是暂时的，是非常态的；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开始就是以城邦小国政治为常态，罗马帝国的大国政治是非常态，崩溃之后则再不可合，所以欧洲由中世纪的一个个公国、城市共和国等演变为近代欧洲一个个民族国家。

中国文明传统维系大一统国家，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指导思想，而法家在实际政治运作、道家在救儒家之弊等方面与儒家形成补充与张力。大一统国家的维系，在政治运作上乃是通过科举考试产生的儒家士大夫。士大夫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强调士大夫自身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德性。作为“治法”的士大夫政治制度，与作为“治人”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二者缺一不可。士从“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中产生，尤其从最大多数的农民中产生，“耕读传家”成为传统中国人的理想。近代以前中世纪的西方是封建社会，掌握政治、军事、政治权力的国王、领主、骑士都是世袭的，文化则掌握在基督教教士身上，下面则是农民、农奴，充满着阶级对立，到近代则演化出多等级会议，由此衍生出多党制。西方不存在中国代表全体四民社会的，一元的，最具代表性以及整体性的士阶层，所以也只能衍生出从其历史特点而来的多党制。

面对高度组织起来的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西方的侵略，一盘散沙的中国必须高度组织起来，现代的政党组织应运产生，而现代政党又必须适合中国大一统的大国政治，唯有大党方能领导大国。“大”是要能最大范围地普遍及于全体民众，是要最大程度地继承、转化中国文明传统中“士”的广大代表性，同时克服传统士大夫政治的党争与纪律性相对不足等弊病。中国共产党正是满足了中国的这一内在历史需求。新的、现代的政治、组织动员需要新的、现代的组织、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就是新的、现代的政治组织。

强固的“组织”“党组织”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成为中国文明新的政治制度安排。今天的我们有可能有能力来真正理解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的论述。他说：“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35唯有通贯地深刻理解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深刻理解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的定位。

2. 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

党组织有严格的“党性”要求。毛泽东说“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36就是党性，党性是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的根本保证之所在。党性绝不是取消个性，恰恰相反，党性与个性是高度统一的。毛泽东形象地指出，“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他强调在大原则下发挥全体党员的个人积极性：“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会有好处的。”37

中国共产党作为新的、现代的政治组织，还要放在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的脉络下，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文明的士大夫传统做出了“损益”，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唯有紧扣中国文明的原生道路文明的特点，才能在大历史中把握中国共产党从士大夫传统中走来。

3. 自我革命精神与初心的紧密一体：初心、自我革命精神所具有的文明普遍意义

紧扣中国文明的原生道路文明的特点，在大历史中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从中国文明传统尤其是从士大夫传统中走来，体现在组织制度上，同时也体现在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上。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在最根本上乃是继承并发扬中国文明固有的强调严于修身的伟大的德性政治传统，党的自我革命精神落实为极端重视“党要管党”的自身建设。

党的建设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将依规治党的制度建设贯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其中政治建设被放到了“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首要位置，体现了政治的优先性，而这正是对中国文明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政治建设、思想建设最终要落实到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上来。党的作风建设包括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党的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所以作风建设根本上是党性修养问题。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自我革命精神是党的建设的最根本的精神，延安整风运动成为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的典范，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道统”。正是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通过党员干部的集中教育、集中学习来改变作风的传统。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习近平一再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38

习近平深刻地指出：“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39包括“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在内的“四个自我”40的自我革命以及全面从严治党，是对中国文明传统的继承发扬，是对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原典《五经》之首的《周易》首卦乾卦《大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文明原理的继承与发扬。所谓“自强不息”，乃是“严于求己”；而这也是对《大学》所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的“日新其德”的伟大文明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自强不息”“日新其德”都是自我革命。

习近平说：“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41将“初心”与“自我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是在深层次上对中国文明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乃是对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而“乾元”之德体现了“严于求己”的自我革命；同时，“乾元”之德也是初心，这就是“乾元”之德的一体两面。“全面从严治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是紧密一体的。乾卦代表“天”，中国文明的“天人合一”意谓人道取法天道，具有文明普遍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自我革命精神，乃是对中国文明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光大，同样具有古今连续的文明普遍意义。

从通贯的文明原理来看，初心、奋斗精神与自我革命精神三者完全是紧密一体的，都是《周易》首卦乾卦的“乾元”之德。

4. 新内圣外王之道：新时代党的建设形成了“新道统”“新治统”与“新政教传统”

作为政治与教化的治统与道统，乃是中国文明最为重要的两端，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只有放在“新治统的建构”的文明史视野中，才能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在中国文明传统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传统这两个传统中，政治离不开教化，政治在根本上离不开思想教育、思想觉悟。中国共产党强调思想建党，这就是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的要义所在，而党的思想建设同样要放在与“新治统的建构”一体的“新道统的建构”的文明史视野中，才能得到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

新时代党的建设一以贯之的一条主线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文明的“内圣外王之道”的继承与发展，也就是建构党的新内圣外王之道。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内圣”，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为“外王”。“内圣”是为了“外王”，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最终也要落实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中形成新道统、新治统，形成新的政教传统，但又是在继承中国文明传统的基础上的“其命维新”的新创造。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政治学意义

1. 与“初心”相对应，中国共产党人把政治放在最优先的位置

政治在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一篇最大的文章。初心之志向是要落实为政治，落实为党与人民一体不可分离的政治。毛泽东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于民众。”42他又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43

何谓政治？一般人将政治庸俗地、狭隘地简单理解为权力与政府，其实三人就有政治。政治不是庸俗理解的权力与政府，而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无所不在。政治，简单来说，就是组织动员最大多数的民众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奋斗，共同意味着是“我们共同的”。毛泽东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44

2. “我”与“我们”：“初心”在百年党史中显现为党员的觉悟带动民众的觉悟

作为政治组织的领导者、组织者，如何能够组织动员最广大的民众为了民众自己的利益，也就是大家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奋斗呢？这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先锋队意识，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充分发挥其先锋的模范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先锋队意识来自于列宁，但深深根植于中国文明传统，即“政者，正也”，以上率下。

（1）“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治的深刻洞察

先锋的模范作用，内在的“觉悟”的激发至关重要，要以党员干部的自我觉悟带动群众的觉悟。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45，而觉悟正来自于初心。政治在根本上的动力是政治觉悟，通过每个人的自发、自觉的积极主动性来达到政治上的高度的团结与统一。而这种团结、统一，因为是出自每个人的自发的觉悟，因而是充满喜悦、活力与创造力的团结、统一，因而也是最为有机的团结、统一。由此我们能深刻理解毛泽东所说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46，“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一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47“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治的最为深刻的洞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可大可久之道”的关键所在。这里的“人”，不是离开各种共同体关系的抽象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带领的人民的共同体。邓小平说：“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48

（2）下学而上达：成为、成就“我”与“我们”

“人民”既是最大的复数，同时又是最大的单数。“最大的单数”是“我”，意谓每一个个体的“我”为了“我们”“我们大家”的共同的理想而共同奋斗的自我觉悟；“最大的复数”是由一个个“我”构成的“我们”。中国文明传统的家国意识，强调个人离不开家庭，家庭离不开国家，所以“我”也不能脱离而要深深融入、参与到“我们”“我们大家”的“大我”的事业之中，否则“小我”的“我”就是残缺的而不成为真正意义上完整的“我”。同样，“大我”的“我们”若是轻忽了具体的一个个“我” ，也将是有欠缺而不圆满的“我们”。

“我们”能成其为“我们”，是要看到每一个“我”，就如佛教所说，佛之为佛是在于觉悟，觉悟是眼里要看到众生，不是部分众生，而是没有差别地看到每一个众生，看到所有众生，并以平等心来对待每一个众生。而每一个普通的“我”在“我们”中的意义，就像佛教说到的，滴水入海，同海广大，以个人之点滴功德融入大众之功德大海中，其功德将无量无边，永不耗尽。从党史来看，每一位普通群众融入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中，其神圣意义的获得，不也是与佛教相通吗？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是人间事业，是人间奇迹，也是神圣事业，这也是由中国文明早在西周就脱离了早期文明的宗教性而以人文性为特质所决定的。人间事业具有神圣意义，这是多么不容易做到的，但中国文明做到了，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更是做到了。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文明、中国共产党最深刻地理解了“人”。

由同时成就“我”与“我们”，由中国共产党最深刻地理解了“人”，我们就能在文明史的视野下更深刻地理解2021年习近平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中强调“‘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49所具有的历史文明意识。“事迹可学可做”，“精神可追可及”，不就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下学而上达”，不就是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所说的张思德，以及新中国的雷锋等普通战士的可学可及吗？这不就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历史文明传统的接续不断吗？中国文明传统是如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

3. “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中国文明与中国共产党对于“人”“人民”的相信及其文明原理

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中国的各种政治团体中，能最彻底地继承和发扬中国文明相信人，相信人能团聚人心的伟大传统，所以最终为历史与人民所选择。

中国文明从西周“制礼作乐”的周公开始，历代盛世都会联系到政治家，像汉文帝、汉景帝与文景之治，唐太宗与贞观之治。这并非所谓个人的人治，而是说唐太宗等最高领导者作为大政治家，最关键的是能识人、用人，中央、朝廷有殚精竭虑为国谋的朝臣，地方官府则有循吏，即具有政治意识与高度执行力的地方官队伍来保证中央决策落地，最基层还有士绅乡贤，上下同心，组织动员全国上下、四方民众，这才能创造盛世。

深刻地理解“人”，相信人，相信人能团聚人心，首先体现在作为全党的核心与全国人民的领袖上，这就是“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重大意义；其次是具体落实，体现为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党的全面领导的原则，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四方的政治功能；最终是要体现在相信人民。

中国共产党始终相信人民的力量，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50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相信人民，相信人民的力量，而激发人民的无限潜能，就是党要做的工作。

当人民的普遍觉悟被激发出来后，其潜力是无穷无尽的。深刻地理解“人”从而相信人，创造一个个人间奇迹，使每一个参与人间事业者都具有神圣意义，这也就使其具有广大的普遍性，也就是毛泽东所说如太阳普照大地之普遍性。如此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对于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思，直抵革命队伍中每一位成员的心田。《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现代中国人的经典政治文本，也成为世界政治的经典文本。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伟业，或许可以用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报告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51。将它与“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以及习近平2019年回答外国政要时所说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合参，就会对党与人民一体不可分离的关系有更深的领悟。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谓共同建构了中国文明的新的政治秩序与政治原理，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文明意义。

【注释】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第2版。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67页。

③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⑤毛泽东：《总结经验，教育干部》，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⑥［英］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⑦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4页。

⑧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

⑩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9页。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523页。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2页。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5页。

15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522页。

16谢茂松：《大臣之道：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

1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载《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页。

18邓小平：《一心一意搞建设》，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19邓小平：《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2页。

20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

21邓小平：《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页。

2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23毛泽东：《彻底纠正“五风”》，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20页。

24习近平：《守纪律，讲规矩》，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151—152页。

25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载《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7页。

26同上，第397—398页。

27同上。

28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2页。

29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4—235页。

30毛泽东：《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2页。

31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6页。

32毛泽东：《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7页。

33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3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载《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9页。

35同上，第397页。

36同上，第417页。

37同上，第416页。

3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81页。

3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541页。

40同上，第534页。

41同上，第531页。

42毛泽东：《一切政治的关键在于民众》，载《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2页。

43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2页。

44毛泽东：《为人民服务》，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5页。

45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载《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7页。

46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2页。

47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7页。

48邓小平：《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

49《习近平：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网站，https://www.ccps.gov.cn/xxsxk/zyls/202107/t20210705_149542.shtml。

50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

51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载《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