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科幻文艺当中，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传统对机器人的想象显然有各自的特点。比如，这几年中国学界有些人讨论所谓的“儒家机器人”，大概想把机器人“训练”成君子。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机器人应该造成“活雷锋”：Robot不光劳动能力远超人类，而且任劳任怨，不要休息，不要工资，不怕危险，不和人类争抢资源，一心为人，紧急情况出现的时候为了人类可以毁灭自己。
1.美国人的机器人想象
机器人的概念和想法，在西方由来有自，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至于实际制造历史，可以追溯到15、16世纪在欧洲很流行的自动机械装置，包括机械圣像、机械动物、机械骑士等，往往与钟表和管风琴有关。真正创新意义的机器人，在17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著名的土耳其机器人是1769年匈牙利工程师坎普林制造的。
自动机器的常用名称，也经过从Automaton、Android到Robot的转变。1922年，恰佩克的《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在纽约上演之后，Robot很快在美国和西欧流行开来，并进而向全世界散播。由于Robot流行之后，很快好莱坞崛起，美国科幻文学的黄金时代到了，美国也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因此与Robot一起辐射的，还有美国人对机器人的想象。换言之，美国的机器人想象比如好莱坞机器人超级英雄，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的来说，美国的机器人想象可以粗略地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早期阶段：从美国立国到一战之前。这一时期美国机器人想象与基督教关系最为密切，机器人形象在上帝与恶魔的两极之间徘徊。
第二个阶段是中期阶段：时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美国机器人想象与战争关系最为密切，机器人形象在人类的主宰与仆役的两极之间徘徊。
第三个阶段是当代阶段：从二战结束至今。这一时期美国机器人想象明显多元化，机器人形象在人类的保卫者和反叛者之间徘徊。阿西莫夫三定律是保卫者想象的Logo，而终结者则是反叛者想象的Logo。
美国的机器人想象，一直呈现出两个相互纠缠的维度，即机器的人化和人的机器化。有意思的是，“人是机器”的观念的接受度远比“机器人是人”的观念高很多。
“机器人的人化”讨论机器越来越像人的问题，记住在很多人心中这并不是一件值得欢欣雀跃的事情，因为人类是如此不完美，很多时候面目可憎，所以机器的人化很可能意味着机器堕落而非机器神化。
机器的人化直接与机器对人的取代相连，尤其是我所谓的AI失业问题。我支持这种观点：机器就应该做机器，不用让它们沾染所谓人性，人性如果有的话，也是一种可疑的东西。也就是说，机器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不需要更像人，相反应该更不像人。一句话，我主张非道德的纯化机器人工具。
至于妇女、黑人、工人和儿童，长期以来被视为更为接近机器，而不是白种成年男人。性爱机器人、家务机器人和自动化工厂的想象不是解放奴隶，而是要彻底将种族主义进行到底。机器人取代妇女、黑人和工人，本身并不是一件注定善或注定恶的事情，是既有的社会制度正在将之变成罪恶。
“人的机器化”讨论人在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束缚之下日益失去自由的问题，在机器背景下该问题就成为我所称的“人类机器人”。显然，在20世纪富裕社会到来之后，“人类机器人”主要是社会制度安排问题。此时，伤害人的归根结底是人，而非机器。
在《白领》中，米尔斯抨击美国劳动者已经成为人形机器。如果人形机器与极权国家在一起，问题就更为严重，比如美国人认为纳粹德国把德国人变成了人形机器，没有思想，只知道服从，组成能以一敌十的纳粹陆军。之后他们担心苏联在做同样的事情，再后来他们担心日本把国民训练成只知道工作赚钱的经济机器人或经济动物。
在这个“机器的人化”和“人的机器化”两个概念的拉扯中，机器与人类的二分法最终在赛博格时代到来中开始崩溃。面对996、延迟退休以及人类普遍的消费机器化、社会心理学化，我想问的是：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还是人，而不是机器人呢？在我看来，这是技术时代最大的哲学问题。我们都应该问一问自己：你是想做快乐的机器人，还是想做悲伤的人类？
2.机器人文化的美国性
机器人想象当然与新科技的进展有关，但它与技术的关联，不如与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以及流行人格结构、文化观念（包括科技观）的关系大。特别的，美国人心目中机器人形象的变化，与美国人对科技与进步关系之认识的变化是完全吻合的。
与美国机器人想象三阶段对应，美国人主流的科技观也发生过两次重要的转变。
众所周知，北美殖民者建立与美国立国，与宗教冲突关系极大。国内的美国研究者常常忘记这一点，只强调民主和科学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实际上，美国的宗教氛围非常浓厚的，以至于至今还有美国人主张学校教授神创论，而在新冠疫情期间大家发现反智主义在美国很流行。基督教与现代科技的关系很复杂：一方面宗教强调信仰，与科学有组织的怀疑精神有冲突，而另一方面默顿在《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有力地说明了，清教伦理与现代科学的兴起是正相关的。总之，在强大的基督教传统下，科技要为宗教服务，服务得好能得到发展，服务得不好就会被阻碍。因此，早期美国人的主流科技观是二元的，既有支持科技发展的一面，也有阻碍科技发展的一面。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开始进入快速上升期，科技水平迅速提高，并在20世纪20年代经济实力超过英国。在此过程中，进步主义、实用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在美国兴起，美国人开始相信人类进步依赖于民主与科学的组合，对讲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和公共事务是持欢迎态度的，这正是技治主义在欧洲产生却大兴于美国、并在20世纪30、40年代率先掀起实践技治主义的北美技术统治论（American Technocracy Movement）的重要原因。彼时美国人民对现代科技的支持态度，在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和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公元2000—1887年》的畅销中得到佐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反思世界大战的悲惨经历，美国民众开始怀疑科学与民主是自然同盟的假设，要求认真思考科学和科学家在民主政治和宪法体制中的地位问题。以艾森豪威尔的告别演讲为标志，他提出要警惕科学与军工的共谋，人们开始怀疑科学发展能否与美式代议制政府兼容。这与当时更大的文化背景有关，即美欧学界对包括理性与自由政府结盟等各种启蒙信念产生了怀疑，质疑现代科技的情绪在美国民众中开始滋生。大家知道，如今好莱坞科幻文艺，敌托邦的居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之后苏联主流思想对于将科学用于政治领域非常乐观，认为共产主义体制是唯一能让政治建基于科学方法的路径。关于这一点，作为当代科学乌托邦写作的最典型代表、美苏科幻小说基本旨趣的差异可以作为佐证：苏联科幻多为进步幸福的乌托邦式的，而美欧科幻多为专制暴政的敌托邦式的。在A.托尔斯泰的科幻小说中，苏联红军甚至借助火箭登上火星，通过革命推翻了火星人的统治，传播马克思主义。
但是无论如何，重视科技一直是美国文化最重要的一面，技术发展一直是美国梦的重要支撑力量，即所谓的美式技术解决方案。在很多思想家看来，美国是科技之国——无论是爱是恨，美国人都为新科技魂不守舍的——新科技是美国力量和美国梦最根本的支撑和底色。比如，布尔斯廷认为美国是“技术的共和国”，而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国》大谈现代科技对美国的影响。因此，文学是人类认识自己的主要方式，科幻文学就成为美国人认识自己的重要方式，科幻文化的黄金时代兴起于二战之后的美国，而科幻影视作品也是从好莱坞走向全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幻文艺成为全球流行文化的支柱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美国机器人文化的全球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