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公共记忆，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基础。文章通过分析相关个案，阐述了从个体记忆到各民族集体记忆与各民族共同体认同，再到现代中国社会的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路径与机制。从公共记忆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形成过程与机制，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和中国的民族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关 键 词：公共记忆 中华民族共同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纵览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1]的重要论断，科学地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时代之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境界。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凭空建构出来的，而是民族交往和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公共记忆，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基础。然而，目前尚缺乏对中国社会公共记忆的形成过程和机制及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影响的系统性研究。公共记忆如何形成与发展的问题，关涉到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当下必须重视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展开从历史到记忆、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从集体记忆到各民族记忆、从各民族记忆到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的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一、公共记忆与共同体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要论断，不仅开创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局面，而且持续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既有研究聚焦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内涵与形成过程，其理论视角大致可分为两种取向：一是建构论取向，二是实体论取向。前者主要围绕“中华民族”概念展开讨论，后者主要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及形成过程。
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华民族”观念时分析了其建构性特征和建构过程。他们承认中华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实体，但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是仁人志士们在具体社会和历史脉络下通过对民众的“唤醒”而普及化的。黄兴涛从概念史的角度考察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指出尽管“中华”“中国”“民族”等词在中国古籍中都能找到词源，但“中华民族”作为表征中国人的符号却始于梁启超的提倡[2]60-70，并不断被注入中国的近代经验，成为反观中国历史的重要概念[3]。虽然在梁启超那里，“中华民族”还带有汉文化中心的烙印，但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其语义发生了现代性转化，包含了中国疆域内的各民族[3]。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概念急速大众化。孙江指出，作为中国近代的历史性基础概念，“中华民族”概念的生成与演变经历了不断“中国化”的过程[3]。在郝时远看来，“中华民族”是一个现代民族概念，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产物[4]。周平在讨论中华民族建设时也强调，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对中华民族的构建，因此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具有突出的构建性[5]。讨论建构性或构建性并非否认中华民族的存在和意义，更不是否定中华民族这一实体，而正是要通过建构性或构建性来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从实体论视角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于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共同性基础上。面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吴文藻先生曾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论的缺陷，主张建立多民族的国家，其多民族国家理论的提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学理基础[6]。现代民族国家用已经建立在领土主权基础之上的政治空间来统辖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和多元经济，但这种多元背后存在着协商、互惠和彼此融合。张小军借用“差序格局”的思路提出了关于中华民族的三重差序格局，即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全世界华人的中华民族，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内涵与现实的文化实践[7]。
上述研究或基于历史，或基于田野，回应了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认同的形成过程，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国家观的确立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不过，这种国家观的学术脉络要追溯到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早在1988年，费孝通便已提出这一著名理论，从历史视角考察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超越了实体论与建构论的“名实之争”。他用“滚雪球”来形容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指出：“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8]费孝通不仅指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属性和历史必然性，也强调了各族人民的主观意愿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深入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形成的机制，公共记忆(public memory)成为一个新的切入口。个体记忆彰显着个体的身份认同，集体记忆由大量个体的记忆构成而又超越个体的特殊性，彰显一个社会或群体有别于其他社会或群体的身份认同。公共记忆的视角之所以持续不断地受到全球学术界关注，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公共记忆在社会整合和国家认同建设乃至国际关系及区域安全发展中能起到特殊作用[9]。象征性纪念物及其所蕴含的公共的或国家意义上的经历、情感和价值构成了公共记忆之“场”。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公共记忆成为国家与社会运作的合法性来源，象征着近代国家革命的纪念物开始大量出现。例如，一批学者将孙中山符号作为现代中国公共记忆的重要维系点。李恭忠认为，中山陵作为一个巨型政治符号，受到了上至国家层面、下至寻常百姓的关注，展现了国民党人通过丧葬政治运作来塑造孙中山的光辉形象、树立新式精神偶像、增进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努力[10]。陈蕴茜对与孙中山崇拜记忆相关的中山公园、中山路、中山纪念堂等进行了考察，认为：在这些空间建构的过程中，孙中山思想特别是民族主义精神得到弘扬，“中山”符号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空间成为民族主义的象征与实践空间，激发了民众抗日救国的热情[11]。
具有类似叙事功能的还有与战争和灾难相关的遗址和纪念物。例如，在对“广西会战”相关纪念碑和遗址的研究中，王晓葵认为：战争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外显化身；这些遗址和纪念物通过时间、空间上的保存与展示，民族精神得以具体化、成形化[12]。陈蕴茜认为，革命纪念展览通过物品陈列和视觉冲击让参观者形成革命记忆，以达到教化民众、传播意识形态的作用。革命文物展不是仅仅让人们认识革命文物，策展者的目的是让人们通过参观产生对革命先烈的景仰之情，形成深刻的革命记忆，进而转化为积极参与抗战的精神动力[13]。方程、李菁、杨波从记忆的连贯性角度讨论了南京抗日战争景观的类型和空间分布。通过抗战景观的营造，复杂的、抽象的国家和民族概念可以得到具象化。抗战景观不仅反映了特定时代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国家认同、民族形象、意识形态的集中代表，还在政治纪念和日常生活、过去和现在、欢乐和悲伤以及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建立起积极的对话，进而才能够在建构集体记忆的基础上传递共同的愿景[14]。在对唐山抗震纪念碑、纪念馆、纪念碑广场等灾难公共记忆空间的研究中，王晓葵认为，通过在公共空间建造纪念物，构筑公共记忆空间，可以将公共死亡事件可视化、定型化，以强化集体记忆[15]。在这些案例中，国家和民众通过各种叙事、象征性纪念物来保存和展示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公共记忆，将其作为凝聚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
在中国的民族研究中，公共记忆被视为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如王明珂的华夏边缘理论探讨了华夏边缘民族如何借助历史记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和边疆民族认同的变化过程[16]。笔者提出的记忆多层次性理论指出，记忆具有多层次性，区域内共同的集体记忆能够呈现更高级的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17]。不过，在中国记忆研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研究的学术格局里，记忆的多层次性、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之间的关联还需得到应有的展现。例如，许多研究将某个民族作为封闭的单位，忽视了民族之间形成的区域共同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事实上，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通过不断流动的自我与他者的认知，各民族共享的集体记忆得以建构；各民族集体记忆通过接触、碰撞与杂糅，进而建构成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区域社会文化是公共记忆的重要载体。区域社会文化的公共性超越民族的特性，强调各民族共享的社会文化属性。因此，本文希望通过相关个案来阐述从个体记忆到各民族集体记忆，再到现代中国社会的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论思考。不同区域内的各民族共享一定的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分别承载着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特性。综合考察不同区域内各民族共享的集体记忆，可以确定现代中国的公共记忆，并考察奠基于此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本文以超越单一民族的跨区域的研究取向来理解现代中国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之间的有机联系。
二、各民族的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18]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共同性，它是主导、方向、前提和根本，需要在保护丰富多彩差异性的基础上，促进共同体显示出包容性和活力[18]。公共记忆本身就是共同体的应有面向，它创造共同体意识，对于社会结合和社会整合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中华民族通过公共记忆来建构命运共同体，这些记忆存在于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传说故事、节日仪式、文化展演等之中，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因分享共同的记忆而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国家的认同；另一方面，国家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也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公共记忆，以增强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在记忆媒介快速变化、记忆方式多元化的当下，这两个方面的互动导致历史记忆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日益凸显。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与区域共同记忆、国家共同记忆在个体、群体、民族、国家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形成了民族意识、区域意识、国家意识的交互影响的复杂关系。民族学如果忽视了其中的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研究，就无法明白如何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鉴于此，本文在人类学研究社会结合和文化传统这两个脉络的视角下，通过对个案的微观分析，探讨各民族公共记忆的生成机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本逻辑。
社会结构是公共记忆的社会载体。“对于社会人类学而言，在研究一个社区的文化结构时，一直强调高层文化的规范性向基层区域文化的多样性的结构转化历程及具体的表现方式。”[19]中华民族长期享有家国一体的伦理价值观念，即个人效忠于家族、家族效忠于国家，这既是国家意识在基层社会的投射，也是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主动选择的社会整合方案。以贵州省的家人为例，他们在区域社会与周边各民族互动的过程中建构了多面性的祖先记忆，其本质是把现实中的家长权力隐喻在祖先灵魂世界中。在家庭日常生活实践中，家长以行使祖先权力的名义，通过举行一系列的祭祖仪式活动，规训破坏社会秩序、违背公序良俗的家庭和个体。通过祭祖仪式的不断重复，祖先的文化象征含义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维系社会稳定的结构性要素。基于此，当地人传承的家国一体理念便会促使他们把自己的小家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最终的社会实践指向，是既培养了社会个体忠孝于家庭、家族和祖先的伦理价值观，又培养了家族社会的共同体意识，还培养了家族对国家的高度认同[20]。嘉绒藏族的房名制度则直接呈现出家族在社会结合中的关键性功能。最初的房名获得来源于土司统治下的份地制度，房名以长子继承为主，无子则长女继承，表现为父系血缘亲属和母系血缘亲属均可继承的两可继承关系。亲属称谓和房名继承，均表现出血缘和居处原则共同发挥作用的特点。村落内的社会关系，由房名这一基本社会单元的互动关系建立。山神信仰作为家屋整合为村落的纽带，成为区域社会结合的思想基础，最终建构起个人—家庭—家族—区域社会—国家的社会文化结构[21]。房名制度的传承，维系了嘉绒藏族家屋社会的稳定发展。家屋社会的稳定有序为其族际互动与族际整合打牢了结构性基础。在此基础上，只要通过家国一体伦理价值观的教育，就能实现族际整合。由此可见，通过培育共有的家国一体伦理价值观实现社会整合，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一个民族所展演或呈现的集体记忆作为社会实践活动，实际上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认同。从云南省福贡县娃底村的傈僳族新年“阔时节”中可以看出，娃底人并不是呆板地继承先人的群体记忆，而是将物质时空重新调度为己所用。在历史与当下、祖制与创新的时空转换过程中，娃底人以自身的能动性为基础进行选择乃至创造。与村落社会运行、群体团结(共同体意识)相关的事物和行为，被选择、被标记为群体记忆的一部分，而与此不直接相关的事物和行为则被遗忘或扬弃。当族际互惠合作的历史记忆被强调时，群体记忆就会引发并强化中华民族记忆，中华民族记忆反过来也固化了村落社会的群体记忆，二者相互叠合，抑制了因人群、地缘、家族的不同而可能出现的分裂，塑造出村落社会的团结感①。
共享文化记忆的展演是维系认同的重要渠道。对于很多民族而言，仪式的展演对建构集体记忆与认同显得更为重要。其中，节日庆典在国家认同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三月三”本是中国部分地区汉族以及壮族、侗族、布依族、畲族、黎族、苗族、土家族等民族的民俗节日。海南的“三月三”首先作为黎族和苗族自发的民间活动而存在，进而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对三亚黎族社区的田野调查发现，“三月三”活动的内涵远远超过了民俗节日，该节日成为以文化共享为原则的区域社会各民族共同参与的庆典活动和公共文化事务。活动期间，不仅展示和表演海南黎族和苗族的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原始制陶技艺、钻木取火技艺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统生产生活技艺，还举行传统体育竞技项目比赛，主要项目有射弩、爬竿、顶棍、拉乌龟、摔跤、拔河、两人三足跑，以共享文化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种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导向的集体活动组织严密、保障有力、场面宏大。专业化的演出、正规化的体育竞赛强化了各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记忆[22]。
由此可见，各民族的祖先记忆、文化记忆、历史记忆、社会记忆等公共记忆是维系民族认同的关键因素。民族认同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民族成员不断加强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形成关于中华民族的自觉。不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现实中，中华各民族都不断建构其集体记忆、家国体的记忆，这些记忆成为现代中国公共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则吸纳和融合不同的民族记忆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区域共同体记忆进而形成更高层次的公共记忆。当然，从各民族认同到中华民族认同的微观过程和机制需要学界给予更多关注，以深化理论认识，丰富实践知识。
三、区域文化的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犹如主干与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各民族优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把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都是不对的。”[18]各民族在共同创造祖国灿烂的文化时，不断地接触、碰撞与杂糅，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17]。各民族之间你来我往的历史与现实联系，决定了区域共同记忆之上必然生长出现代中国的共同记忆。不同区域内部各自共享一定的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分别承载着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特性。各文化区域内的不同个体、群体、社会在历史交往中，形成了区域内的共同记忆，不同层级的区域之间你来我往的历史与现实联系，向我们展示了多元的集体记忆如何共享生成现代中国“一体”的中华民族认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区域文化的公共记忆的重要载体。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三十个项目中，就包括木卡姆艺术、《格萨(斯)尔》、蒙古族长调民歌、侗族大歌、《玛纳斯》、呼麦、热贡艺术、藏戏、朝鲜族农乐舞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木卡姆艺术与汉唐时期的“西域大曲”有着密切关系，它继承了汉唐大曲歌、舞、乐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23]；《格萨(斯)尔》是中国青藏高原的藏族、蒙古族、土族、纳西族、裕固族、普米族等多民族共创共享的口头史诗[24]。《格萨(斯)尔》不仅成为青藏高原诸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而且是青藏高原多民族建构地域公共记忆的文化基础。不乏多民族共同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个体记忆到民族记忆再到地域记忆的案例。而地域公共记忆是构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基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又是各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记忆本身有个共享的实践过程，即“记忆共享”。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愈发明显，区域网络日渐形成。在一个区域里，每个个体和每个民族，必然存在多方面的记忆共享。这些记忆共享，是特定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及社会环境造就的。位于藏彝走廊东缘的四川省雅安市硗碛地区，历史上人群关系复杂，变动频繁，自汉代以来便有大量汉文化元素进入。汉文化与土著文化长期并存，使该地区具有双重性的特征。硗碛地区的传统文化在唐代吐蕃进入后又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使硗碛人在文化上深刻认同于藏文化。不过汉、藏文化进入后并未取代其原有的传统信仰，而使其文化呈现丰富多样的共生形态。硗碛地区的统治者董卜韩胡宣慰司(穆坪土司)在明代得到中原王朝的正式承认与册封，在清代成为中原王朝忠实的地方官员，硗碛地区民间的国家认同也由此形成②。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任何区域里，文化都是共生性的，是互相吸收和借鉴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建立在超越民族、文化、宗教等边界的基础之上。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存在互相超越边界的现象。各民族之间只有通过不断的“越界”交往后才能达到“合”，逐渐形成共同性。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文化基础。在区域社会内各民族互动的历史进程中，不仅相当多的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儒学规范，还有各族移民接受地方文化、建构各民族共享的区域文化的现象。在海南岛的一些多民族地区，黎、苗、回、汉等民族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互相学习借鉴，在一些文化特征上，如在国家通用语推广基础上的方言互通、服饰文化、饮食民俗方面，已分不出彼此，形成了该地区共有的文化元素[25]。内蒙古呼和浩特及其周围区域，在清代前就有少量的汉族在这里生活，因其人少，许多人索性“依蒙古族、习蒙俗”，与蒙古族积极交流交融。清代中后期，大批汉族移民迁入这一地区，使当地形成蒙汉杂居的局面。经过二百多年的汉文化影响，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累积已达到一定程度，致使区域社会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的土默特地区各民族，均接受了“无后为大”的观念，重视人口增殖，喜欢人丁兴旺、多福多寿多男子，重男轻女观念甚为浓厚。土默特地区的蒙古族在风俗等方面与汉族农民已没有什么差别，当地两个民族的时令节气、婚丧嫁娶等习俗也变得十分接近[26]。
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则可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锡伯族的认同经历了从“锡伯”到“满”再到“汉”，最后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锡伯族”的过程。在满洲八旗制度下，锡伯人的族群文化与族群认同趋于“满化”。清末民初，八旗制度解体，锡伯人通过与汉人联姻、贸易，把原有封闭的社会边界打破；同时，在当时“排满”的社会氛围中，锡伯人的族群文化与族群认同逐渐向汉族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锡伯人被识别为锡伯族，在新型多民族国家体系中获得自己合法稳定的少数民族身份，“被承认”的感激之情促使他们自觉强化中华民族认同。这可视为中国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典型案例[27]。西藏夏尔巴人也在跨界流动中建立起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一些樟木夏尔巴人迁移到尼泊尔。改革开放后，随着西藏自治区开放政策的落实和边境贸易的蓬勃发展，樟木边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不断有人迁回樟木，在这一过程中夏尔巴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得到了不断的强化[28]。中国各民族正是在历史中不断扩展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
这些个案表明，在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传播、接触与融合过程中，中华各民族形成了极大的“文化相似性”，这种文化相似性增强了区域共同体的文化内涵，并成为区域共同体认同的基础。在正确看待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可以洞悉不同区域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如何融入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的社会文化系统之中。最终形成的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公共记忆，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
四、小结与展望
中华民族并不是所谓“想象的共同体”，而是有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集体记忆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多重面向，既包括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也包括公共记忆方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公共记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本文通过相关个案，阐述现代中国社会的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路径与机制。具体来说，区域中各民族集体记忆在接触、碰撞与杂糅中形成了区域内的共同记忆；不同区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又融入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的社会文化系统之中，形成了共同的历史记忆，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本文从公共记忆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形成过程与机制，可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理路。
此外，本文通过为民族学中国化提供生动的个案，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研究是基于中国现实提出的研究问题，超越了西方民族学固有的学科分类、概念范畴，是民族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公共记忆的研究成为民族学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重要切入点。
注释：
①该个案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类学视角下现代中国公共记忆与民族认同”课题组成员卢成仁(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提供。
②该个案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类学视角下现代中国公共记忆与民族认同”课题组成员李锦(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