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由《易经》和《易传》两种不同性质的书所组成。《易经》大约形成于殷周之际，本为卜筮之书，属于巫术文化范畴。《易传》包括十翼，是对《易经》的一部解释性的著作，大约于战国末年经多人之手陆续写成，就其思想内容的基本性质而言，则是一部哲学之书，与《易经》本文的那种卜筮巫术大异其趣。但是，在几千年来的经学传统中，向来是经传不分，把《周易》看成是一部完整的著作，认为《易经》的卜筮与《易传》的哲学并不存在任何的矛盾，而是有机地结为一体，具有统一的性质。按照这种看法，《周易》中的卜筮经过哲学的改造，是一种哲学化了的卜筮，而不同于原始蒙昧的巫术，其中的哲学是在卜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用以趋吉避凶，指导人们的决策行为，而不同于那些单以理性认识为目的的较为纯粹的哲学。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把《周易》看做既非卜筮之书，亦非哲学之书，而是一部决策管理之书，尽管其中包含有卜筮与哲学两种不同的成分，却在决策管理思想上获得了有机的统一。由于这种看法是以《易传》的经典表述为依据的，所以在易学史上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成为人们的共识。

《易传》反复强调，《周易》的阴阳哲学不仅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纯粹理性的认识，而且与人们的决策管理活动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实践功能。《系辞》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所谓“开物”即开达物理，“成务”即成就事务。这是认为，《周易》是一部“开物成务”之书，其中的易道囊括了天地万物之理，可以启发人们的智慧，开通人们的思想，把这个易道用于处理实际的事务，就能通权达变，决断疑惑，采取正确的行动，做成一番事业。《系辞》进一步阐述这个思想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谓“神”即阴阳变化神妙不测的客观规律，“几”即阴阳变化的苗头，吉凶祸福的先兆。这是认为，《周易》这部书，其根本之点在于“极深而研几”，教人深刻地掌握阴阳变化的客观规律，用来指导主体的行为，使之达到随机应变、应付自如的神化境界。当人们有所行动，有所作为，面对着复杂变幻的客观形势而举棋不定、犹豫不决之际，只要向《周易》请教，就能得到满意的回答。因而《周易》这部书把认识客观规律和人们对这种规律的利用两者结合起来，指导人们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正确的决策，实质上是一部“开物成务”、“极深研几”之书，也就是一部关于决策管理之书。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关于决策管理的思想，早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蒙昧阶段就已经有了萌芽。当时人们的思维水平极为低下，所掌握的知识也很贫乏。他们为了实践上的需要，迫切关心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于是通过卜筮来预测吉凶祸福，做出估计和决定。虽然卜筮属于一种幼稚的宗教巫术，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环境，但是表现了早期人类试图根据客观环境来决定主体行为的努力，其中包含着决策思想和管理思想最初的萌芽。大约到了殷周之际，人们把卜筮的记录再加上一些以客观环境的观察和生活经验的总结汇编成书，用来指导人们的行为，解答诸如狩猎、旅行、经商、婚姻、争论之类的问题。因此，《易经》这部卜筮之书，就是一部以巫术文化为背景的决策管理之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思维水平提高了，所掌握的知识丰富了，能够把客观环境看成一个由天道、地道、人道组成的大系统，并且探索出支配这个大系统的根本规律是一阴一阳。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大飞跃。人们扬弃了《易经》中的宗教巫术，而发展为《易传》的哲学思想。但是，《易传》作为一部解经之作，并没有否定卜筮，只是站在阴阳哲学的高度对卜筮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易经》的那种把认识与行为紧密相连的思维模式是被完整地继承下来了。因此，《易经》和《易传》虽然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所代表的思维水平不同，但就其用于决策管理的基本性质而言，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

汉代以后，易学分化为“两派六宗”。历代的易学家，无论是属于何派何宗，都把《周易》看做是一部决策管理之书，并且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时代需要来发挥其中的决策管理思想。比如汉代的易学认为：“凡《易》八卦之气，验应各如其法度，则阴阳和，六律调，风雨时，五谷成熟，人民取昌，此圣帝明王所以致太平法。”魏晋时期，阮籍作《通易论》称《周易》为变经，认为其中所讲的变化之道是决策管理所必须遵循的规律。“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别求者，虽吉凶必；知之以守笃者，虽穷必通。”宋代是易学研究的繁荣时期，各家各派的易学都致力发挥《周易》安邦定国、经世济民的决策管理思想，强调《周易》的实践功能。比如胡瑗称《周易》为“明体达用”之书。李觏认为，《周易》的主旨在于“急乎天下国家之用”，“君得之以为君，臣得之以为臣”。欧阳修指出：“六经皆载圣人之道，而《易》尤明圣人之用。吉凶得失动静进退，《易》之事也。”程颐指出：“《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杨万里在《诚斋易传》中进一步指出，《周易》不仅讲“变”，而且讲“通变”。“变”是就客观事物的变化而言，“通变”则是指人们主观上的应变之方。客观事物的变化，有得有失，有治有乱，并不尽如人意。圣人为此感到忧虑，从管理的角度研究使现实符合于理想的通变之道，这是作《易》的根本用心所在。这种通变之道能够启发人们的智慧，指导人们的决策。“得其道者，蚩可哲，慝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乱可治，致身圣贤而跻世太和，犹反手也。”明代的改革家张居正十分推崇《诚斋易传》。他在政务繁忙、日理万机之际，仍然抽出时间热心地研读，从中汲取决策管理思想，指导自己的改革事业。他在《答胡剑西太史》的信中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他说：“弟甚喜杨诚斋《易传》，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窃以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张居正所说的“涉世妙用”，就是杨万里所说的“通变之道”，也就是《系辞》所说的“开物成务”、“极深研几”，总的意思都是指蕴含于《周易》中的博大精深的决策管理思想。

由此可以看出，《周易》作为一部决策管理之书的基本性质为历代的易学家所一致认同，其中的思想精髓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新的阐释和发挥，最终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式的管理学体系。这个体系不仅拥有一系列决策管理的操作原则，而且提炼出了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管理学基本原理，并发展出了一种体现着东方智慧的管理哲学。易学管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反复锤炼，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我们应当珍惜这份宝贵遗产，发掘出其中属于全人类的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使之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继续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原载《周易现代解读》华夏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