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建党百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科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党重要的理念、思想和方法以及治国理政、执政为民的重要方略。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探求、认知和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两个结合”的实践中，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两个结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2021年b）“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反映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就是必须深刻认识到：一是中国走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中，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中，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新的文明形态，实现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促进和提升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水平，推动着人类社会思维模式、价值理念、发展模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制度体系的全方位绿色转型，是人类文明的“绿色革命”。三是中国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为人类文明贡献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文明建设从萌芽、尝试、摸索走向完善和成熟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中国化的过程，又是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和生态智慧弘扬复兴的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对“两个结合”的生动诠释。
在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征程中，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演进中，继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内涵特征，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道路，创造了现代化的中国路径和中国奇迹，形成了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话语，贡献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面向2030年、2060年力争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远景目标，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时代的应然。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既是党领导人民书写的革命史、建设史，同时也是一部水乳交融的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统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治理史、发展史和建设史。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将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纳入治国理念和执政方式，在推动自然史和人类史从相互制约到有机统一中创造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我国的历史、国情和文化，中国共产党在实现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确立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地位和政治担当。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萌芽和探索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新的思想引领中国革命和以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的伟大历史时期。立足唯物史观，基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需要，我们党找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理论、革命主题、革命主体和革命主线。这样，我们党自觉将解决自然困境同解决经济困境、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有机统一起来，并通过实际工作赢得了广大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认同。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20余年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在战乱与灾荒中如何救荒、生产、育人等具有朴素生态文明意义的实践活动，并因此成为党领导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早期实践探索和政策、理论探索。在城市，我们党高度重视对劳工权益和待遇的保障。早在1922年便提出“改良工人卫生，禁止十六岁以下的青年作有妨害健康的工作”的政党主张。（《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第75页）在农村，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同上，第198页），并据此提出通过采取改良水利的政策，解救农民于水旱灾荒之苦。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将改良水利以及工厂卫生及劳动条件纳入工农利益的要求，并作为“共产党之任务”提出。
在解决广大民众基本生存问题时，中国共产党自觉将抗灾救灾、自然资源的保护分配同领导革命、发展生产相结合。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1928年12月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发布的《兴国土地法》以及1931年颁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都对与“山水林田湖草”相关联的水利、江河、湖溪、森林、牧场、大山林以及桑田、竹林、茶山、鱼塘设定了保护和分配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框架，调动苏区群众植树造林、保护山林的积极性，促进了苏区政权的发展和壮大。特别是，在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专门设立了山林水利局，毛泽东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著名论断。（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2页）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1939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提出，“厉行有效的开源节流办法，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中，提倡生产运动与节约运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第160页）；1944年11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提出，在进行卫生运动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如小学校、干训班、自卫军、读报识字组、黑板报、歌谣、戏剧、秧歌、画报、画图、庙会、展览会等）进行对人民的卫生教育”（《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第631页），以此提高人的素质。毛泽东指出：“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41页）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性、基础性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开始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将改善生态环境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当中，在兴修水利、建设基本农田、改良土壤、植树造林、建设草原、防治污染和设置自然保护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实现了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创造性奠基。
面对自然灾害频发、生产力低下的严峻环境，新中国的建设者们战天斗地改造自然，开启了曲折艰辛、成就斐然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四大水利”工程。针对1950年夏天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第10页）。此后，从“须考虑根治办法”入手，长江荆江防洪工事、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根治海河等水利工程相续启动。特别是海河治理，从1965年开始至20世纪80年代，历经16年连续施工，海河流域形成了完整的防洪、排涝体系，海河旧貌换新颜。
这一时期，我们不仅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战略目标，而且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对革命很重要的宝贵认知延续和继承下来。尽管在一段历史时期，中国的大炼钢铁运动对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也有学者因毛泽东讲过“向地球开战”而认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初期同西方工业文明一样，是强调“人定胜天”的价值论。然而事实上，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于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在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成为第一历史任务的时代背景下，孤立地、断章取义地理解“向地球开战”，是有失偏颇的。毛泽东指出：“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8页） 1973年8月，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提出：“既要从发展生产出发，又要充分注意到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把两方面的要求统一起来，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这标志着真正意义的中国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标志着我们党开始提出并赋予统筹兼顾思想方法以生态意义。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序幕。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的战略要求。（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4页）中国的环境保护战略，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以“三同步”（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和“三统一”（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协同统一发展）为重大战略性理念和实践，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生态环境新要素和绿色发展新底色。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既充满活力，生产要素全球配置、全球竞争，同时全球的资源、生态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和突出。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这是继1972年6月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环境与发展领域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确立了环境保护与人类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新方向。1994年3月，我国率先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编制“21世纪议程”的国家。
进入21世纪，我们强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大会报告，这意味着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新理念。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科学完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得很重。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间，他都把生态环境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习近平总书记就生态文明建设所作的重要论述、相关批示，发表的重要文献，提出的科学论断，数量多、信息量大，理论深邃、感情真挚，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千年大计、根本大计的历史高度出发，着眼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面启动生态保护、污染控制和资源节约的转型发展进程，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推动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党形成了指导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所内涵的“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等一系列重大的科学论断，既是最具中国特色、东方智慧的原创性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又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学说，深化了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进一步拓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视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辟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是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于一体的关于“绿色发展”的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长期以来，我们单纯就环境保护谈环境保护，往往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对立起来，形成了“二元悖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指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同时也是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强调把生态环境要素融入生产力这一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决定力量的范畴，强调把高质量发展贯穿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之中，“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习近平，2020年），从而在发展和保护之间形成了“越发展越保护，越保护越发展”的闭合圈，使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本身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这也使得社会主义本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向着解放和发展绿色生产力的方向迈进，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的丰富和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基础地位更加稳固、基本路径更加清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全党全国全社会的普遍共识。正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变化。
二、马克思主义及其自然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理念的理论基石和实践指引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学说，并以新的理论和方法创造新的世界。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习近平，2021年a）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第278-279页）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是系统化的科学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科学技术方法论以及科学技术社会论。马克思主义及其自然辩证法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及其自然辩证法既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理论源泉，同时在中华民族的人与自然关系史上，形成了新时代的科学思想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一）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学说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形成了一场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浪潮，上海、北京等地先后大量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人种由来说》（即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与近代自然科学之发展》（即《自然辩证法·导言》）《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等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经典著作。同时，翻译介绍到中国的还有来自前苏联哲学界的许多反映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的著作，主要有德波林的《唯物辩证法与自然科学》、果林斯坦的《辩证法的自然科学概论》、乌兰诺夫斯基的《新哲学与自然科学》、格森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等，对中国共产党人树立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我们党思考、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重要来源，对我们党不断深化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理论与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和实践转化作用。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在其著名的《实践论》中，将认识自然作为人的认识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以及以生产活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相统一的重要论述，奠定了我们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1943年12月，在推荐刘少奇阅读恩格斯的《从猿到人》的信中，毛泽东说：“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的一篇亦可一阅。”（《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96页）毛泽东认为“十分精彩”并极力推荐的“两篇短文”，就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节录的一段和《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学说的新发展
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号召全党全国全社会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其中之一就是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学说，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自然观、生态历史观、生态方法论和生态发展论。
一是从生态自然观来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39页）特别是创造性地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这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基本观点，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以时代性的意义和价值。
二是从生态历史观来看，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人类史”和“自然史”相统一的科学历史视野来研究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推动实现“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的辩证统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关于“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科学论断，揭示了文明和自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辩证关系，有利于我们科学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方位。
三是从生态方法论来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鲜明体现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当中。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生命共同体，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方法论特征。全面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涵，对我们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层面统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四是从生态发展论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突出强调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以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生命共同体的方法论为指导，有效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明确整体性、长远性、立体化的发展诉求。在此基础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景展现如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构建以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体系、生态安全体系为核心内容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三）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习近平，2021年a）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点、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文明建设始终与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同行。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意识到，为了在自然中获得解放，首先必须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社会中获得解放。与此同时，还必须具体地了解自然和掌握自然科学，用科学方法发展生产。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快速发展，环境、资源、生态问题越来越突出，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一项重要的“民心”工作。1981年2月，《国务院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指出：“我国环境的污染和自然环境、生态平衡的破坏已相当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妨碍生产建设，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到，保护环境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第20页）党的十四大将“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加强环境保护”（《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39页）作为20世纪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进一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以对人民、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88页）进入新世纪，我们强调“以人为本”，在“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开拓了生态文明事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发展思想运用于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中，鲜明体现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社会主义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4页）此外，我们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展开的。生态环境保护绝非单一的就环境保护谈环境保护，必须统筹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我们已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正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五大文明”协同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中华传统生态智慧是中国人民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因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相结合，从而使生态文明建设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厚的生态文化基因和生态土壤之中，并以此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汇贯通。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生态智慧
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所蕴涵的“天人合一”“与天地参”“道法自然”“众生平等”等理念，既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命题，又显示出深刻的生态智慧。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里始终浸透着对大自然的珍视，极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根植于中华民族土壤、被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指出：“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1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6页）
关于“天人合一”，季羡林解释说：“‘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天人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季羡林，第14页）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是中国人特有的宇宙观、特有的价值追求以及处理天地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独特原则。从中华文明渊源看，中华民族将天地人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形成了整体性、系统性的生态思维传统。这种“与天地参”天地人一体的中国哲学智慧，既强调天地人运行的自身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又强调人通过法天、效天，最终可以参天，以实现天地人“三才”之德。
马克思主义既强调自然界不依赖任何观念而存在，自然优先于人类，人来源于自然，同时指出现实的自然界是人类的自然界，人通过“劳动”的中介，构成相互作用的整体，形成“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这与天人合一、与天地参的中国哲学智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反观西方工业文明，基于“主客二分”哲学，把自然以及人之外的生命作为客观的对象，大肆向自然进攻，掠夺自然，形成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了全球性的资源、生态和环境危机，天地人三者失去平衡，最终损害了人类自身。可见，中华文明当中蕴含的生态哲学智慧是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相通之“道”。
（二）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在21世纪发扬光大
“生态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的原创性贡献。它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从情感上、心理上、理论上、实践上高度认同的构建天地人一体的方法论，归根结底是因为契合了中华文明深厚的生态智慧，契合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学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造性地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智慧，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理论渊源。譬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85页）这一饱含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重要论述，既形象生动地揭示出人来源于自然，自然是生命之母，又要求我们以系统思维，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进行系统治理。这也同时说明，我国倡导的生态文明，承传中华文明的命脉，必须牢牢扎根在优秀深厚的中华文化土壤中，走传统与现代相统一之路。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中国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博大胸怀
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不是单一独大的，而是多样共生的。近代以来，中国被动卷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仅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资本的大规模无序入侵将导致的极大的生态环境破坏。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中国参与有限。但是，西方环境污染的悲剧、环境保护的理念和实践，对中国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72年，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多次表明中国政府关于环境问题的原则立场，为《人类环境宣言》发出了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这是我国参与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环保领域的国际交流已经变得十分活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快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正是对“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续传承，这与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重要的外交理念相一致。
（一）以生态文明建设更好地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先后签署了《国际捕鲸管制公约》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两个国际环境公约。1987年2月，第八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通过《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国对这一报告给予积极支持。1990年10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印发《我国关于全球环境问题的原则立场》，这是指导我国环境外交工作的一份重要文件。同年12月，在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中，对“积极参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进行了原则规定，专门提出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广泛开展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参见《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第157页）环境保护成为我国参与和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党的十七大将环保国际合作作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对外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重大战略并重，强调“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6页）。
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以全球视野、人类胸怀积极推动治国理政的全球性、人类性理念。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更加重视以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世界园艺会等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主席都谈到了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美丽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正式宣布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4月22日，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了“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战略理念。这都表明，中国倡导和推动的生态文明建设和作为其根本指导思想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使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并且这种作用越来越突出，影响越来越深远。
（二）持续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汤因比关于人类历史有两个主要过渡时期的思想认为：第一个过渡期是人类从自我意识的产生到西方工业文明为代表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形成。现在人类将要走向“新意识的过渡”的第二个时期，以承认“自然界的价值”为前提，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发展”为目标，这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次最重大的转折。德国大气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认为，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后，才是真正人类学意义上的时代。换句话说，地球地质的人类世，开端于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开新天辟新地之始的工业文明。同时，工业文明是地球新突变期，是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逆向巨变，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这也表示，人类文明将迎来一个转折、一个新起点。美国生态哲学家赫尔曼·F.格林认为，人类将进入“生态纪元”时代，提倡一种新型的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地球共同体的整体安宁是其根本的关注。（参见格林）
这个新的历史起点，我们以为，就是作为工业文明分水岭的、由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关于生态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导向，充分显示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全球责任意识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全球治理的使命担当，特别是充分显示出中国以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视野和国际胸怀。人类进入21世纪，生态环境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集中体现为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球村”问题。我们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为应对全球生态问题、为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道路，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科学破解了困扰人类社会工业文明以来数百年间关于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二元悖论”，自觉走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成功之路。不仅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有借鉴作用，而且对处于后工业文明时期的发达国家也有借鉴作用，探索推动整个人类社会如何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范式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星球和美丽世界，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与丰富的生态文明实践相比，相关的理论研究、思想传播还存在很多“短板”。这一中国方案的声音，在国际上还比较弱，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哲学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倡导对工业文明及其文化理念、制度机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展模式的全方位变革，是人类社会实现绿色发展的共同思想财富。因此，我们要持续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面向未来，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语境为新的历史起点，中国人民必将与世界人民一道，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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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格林，2006年：《生态社会的召唤》，曹旭译，载《自然辩证法研究》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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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2019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黄承梁，1978年9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理论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生态文明基础理论、生态经济学、环境伦理学、环境与资源法学等基础理论和前沿课题。重点研究人文社会科学视野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学说（自然辩证法在当代中国的应用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主张的历史演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