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加速了东西方对抗在后冷战时代的回归，使西方对中俄捆绑打压的战略更加明确，加速了东北亚区域安全重构的进程，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维度。

一、从去意识形态到意识形态回归

东北亚地区安全架构的去意识形态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西方国家合作抗衡苏联霸权主义，当时我国称之为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由于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诸大国合作对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因此，一条线、一大片合作阵营内部出现意识形态模糊化倾向，而这一趋势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冷战结束时，达到顶点，并开启了去意识形态化的后冷战时代，并为全球化进程的全面展开释放了巨大空间。这一进程的主线与核心是东西方关系缓和，东西大国走出传统安全困境，经济发展取代安全对抗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

但在这一进程中，东西方关系并未得到真正彻底解决，而是以西方对俄罗斯的战略挤压及对中国的接触演变为基调的，当俄罗斯对西方的战略挤压放弃战略隐忍并展开绝地反击，中国没有因对外开放而发生颜色改变并崛起为世界第一制造强国，西方的战略认知开始改变，并对冷战结束以来的战略进行反思与调整，而俄乌冲突显然加速了西方的这一战略转向。

西方的这一战略转向，实际上并未改变其基本内涵，其基本内涵仍然是维护西方在国际格局中的霸权地位及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只是对自冷战结束以来实现其基本战略目标的路线加以调整。西方开始以强硬姿态对中俄进行捆绑打压，并重拾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标准与阵营对抗模式。

在东北亚地区，安全架构的重新意识形态化趋势明显，并在俄乌冲突发生后，呈加速回归态势。日韩政治与社会右倾化加速，两国朝野不但一边倒地追随美国挺俄反乌，还对之前的政府施政方针加以否定。韩国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对文在寅政府的北南和解政策提出严厉指责，认为其已经彻底失败，强调要以实力为基础坚决对抗朝鲜，并将对华政策从中美平衡调整为美韩同盟优先。日本则试图借俄乌冲突，使社会舆论与对外政策不断右倾化，在野政客不断发表关于突破和平宪法与无核三原则的言论，以试探国际社会的反应并试图左右国内政治导向，修正自二战结束后长期履行的政治规范，谋求重新武装的意图已十分明显。

二、从双边轴辐式到层叠多边式关系框架

在疫情形势仍然严峻的当下，拜登以年迈之躯专程访问韩日，充分显示了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关注。此前，美国政要多次声明，尽管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但印太地区始终是其全球战略的重心。拜登此次高调访问某些东亚国家，旨在推进排斥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其在访韩期间签署400亿美元经济与军事援乌法案，则显然是在展示美国对伙伴承诺的可信性。

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此次美国试图在所谓“印太地区”构建的针对中国的同盟与伙伴关系体系，具有明显的从双边化向多边化拓展的意图。除印太经济框架之外，在涉及安全问题，如台海局势时，在美国的怂恿下，日韩领导人都在与美国保持基调一致的前提下发表了有关言论。这显然跟当今的全球化与国际格局密切相关。

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对抗，是以美苏各自领导一个国际阵营为基础的，两大阵营除了以“相互确保摧毁”形成恐怖的战略相互依赖以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因此，被形象地称为“两个平行世界”，美苏两极对世界的割裂，直到冷战结束后，才基本得以消除。因此，至少在远东地区，美国并不急于将其同盟体系由双边整合为多边。因为，无论美国在远东的同盟体系是双边还是多边，都是将苏联排斥在基本的安全和发展进程之外的。

后冷战时代的重要特征是基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世界发展进程重新融为一体。当今中国已经深刻融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进程，并在基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全球化进程中，受益良多。因此，美国要想削弱与瓦解中国的崛起动力，首先要将中国排斥出全球化相互依赖与合作框架之外，因此，美国急于在印太地区打造类似于北约的多边安全与发展机制，从而为去中国化奠定组织基础。俄乌冲突中，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反俄统一立场的形成，固然存在价值观与身份认同的原因，但北约、欧盟作为欧洲统一安全与发展架构的动员能力也不容小觑。

由于美国的伙伴与盟友之间存在种种认知与利益分歧，如印度在对华遏制问题的认知上与美国及其紧密同盟伙伴之间存在差异，日、韩之间存在历史问题和岛礁争端，因此，美国尚无法将其伙伴与盟友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安全与发展框架。只能根据伙伴与盟友之间的认知与利益分歧情况，在不同维度实施不同的圈层结构，但是，这只是迫于现实条件做出的折中，其根本目标仍然是构建一个统一的排华架构。时机一旦成熟，目前这种在不同领域与维度叠床架屋的同盟与伙伴关系架构，即会向多边统一架构转化。而目前，韩国、印度、东盟大多数国家均与中国存在战略合作利益，对加入美国主导的多边统一安全与发展框架，存在较多疑虑，因此，对这些国家的争夺与拉拢，将成为美国下一阶段的政策核心。

三、从军事安全到复合安全模式

冷战时期，美国针对苏联主要是采取军备竞赛的方式，从军事安全维度对苏联展开遏制。尽管也涉及经济与技术封锁，但对于分别处于两个平行世界彼此隔绝的美苏来说，其重要性显然要排在军事安全维度之后。

美国在2012年奥巴马任上即推出旨在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始终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在安全上不断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力度的前提下，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在经济合作领域均与中国存在密切关系，即同盟针对对象与盟友经济伙伴同一性的问题。在同盟针对对象与盟友经济伙伴同一的牵扯之下，很难形成一个与中国针锋相对的同盟与伙伴关系框架。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则在利益评估上将盟友、伙伴与中国等同视之，反而使美国与盟友、伙伴之间的关系陷入僵局。

拜登政府总结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经验教训，重新强调盟友与伙伴的价值。美国之所以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就是企图从经济合作关系方面对其盟友与伙伴加以整合，将中国排斥出相应的经济合作框架，从而既实现对中国崛起动力的削弱与瓦解，同时也彻底解决同盟针对对象与盟友经济伙伴同一性的问题。

而美国对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落后于中国，且面临量化宽松政策、债务危机与俄乌冲突综合作用形成的高通货膨胀压力，使其在构建针对中国的盟友与伙伴关系框架过程中，无力以开放市场和投资作为对盟友与伙伴的诱饵与补偿，只能以价值观叙事作为主线，并以价值观认同为标准，构建安全与发展合作框架。而价值观认同必然意味着，全球化进程不再以比较优势作为国际分工基础，而是以意识形态划线，来规定安全、政治、经济的敌我圈子。其实质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安全与经济分离原则，重新向以价值观认同为基础的安全主导经济原则转化。

初智勇：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报告》2022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