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 论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内的行为体为了追求权力、安全或利益，可以采取两种手段：一是通过增强本国的实力，二是通过与别国结盟或破坏敌对方结盟。后者涉及的就是贯穿国际关系历史的结盟现象。朱利安•弗里德曼(Julian Fridman)认为，结盟现象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对历史上的结盟现象进行理论解释并试图对未来的结盟行为进行前瞻性预测，是当前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课题。诸多国际政治理论流派对结盟理论提出了各自不同而又互为补充的观点。
（一）联盟与权力、威胁平衡
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论家认为联盟是实现权力平衡以使均势天平保持平衡的砝码。他们认为，均势使国际权势在不同国家之间分散分布，任何一国都无法将足以支配其他国家的权势集于一身，从而使国家的独立成为可能。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置身其中的国家首先要追求生存与独立。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论家认为，对国家独立的主要威胁是一国之于其他国家的权力优势，而与其他国家的联盟则是平衡这一优势的重要手段之一。
传统现实主义的奠基者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以及马丁•怀特(Martin Wight)、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等理论家主要以均势论为基础，探讨联盟的起源和功能，认为联盟是国家之间实现权力平衡的有效工具。摩根索曾明确地指出：“联盟必然是作用于多国体系权力均衡的一个函数。”[ Hans J. Morgenthau,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nold Wolfers(ed.), 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9, p.185.]
俄罗斯对外结盟目标形成的一条主线即是构筑国际均势。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由于俄罗斯的非首要位置，总是存在比俄罗斯实力更加强大的国家，平衡其权力优势，避免其取得优势地位以免自身的独立地位受到威胁，是俄罗斯采取制衡联盟政策、维护体系均势的基本动因。
部分新现实主义理论家，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论”提出了质疑和修正，他认为，在联盟研究中，权力不是唯一因素。“安全”才是国家结盟的最主要动因，而“安全”就是“应对威胁”。沃尔特将“进攻性意图”引入对威胁的度量，认为“进攻性意图”可以使权力变得更具威胁。他认为国家结盟主要取决于“威胁程度”而不是“权力大小”，即国家制衡的是威胁最大的国家而不是实力最强的国家。因而，在沃尔特的理论中，国家联合起来针对的不一定是实力最强的国家，而是对别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沃尔特认为“制衡”比“追随”更加普遍。
在国际关系史中，俄罗斯采取制衡联盟政策的案例显然符合沃尔特的“威胁平衡论”。在大北方战争、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十月革命前称沙皇俄国，十月革命后至1922年苏联成立期间称苏俄，其后称苏联，直至1991年解体）组建或加入制衡联盟的针对对象，几乎都不是当时国际体系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都是在欧洲大陆或其局部对俄罗斯威胁最大的国家。
（二）联盟与维护现状、修正主义
维护现状指维护既有权力均势，而修正主义则指打破既有权力均势。部分现实主义理论家对国家的现状偏好提出质疑，认为国家既可能存在现状偏好，也可能存在修正现状偏好；国家既可能追求权力与安全平衡，也可能追求利益最大化。当国家对体系现状感到满意，可能会较为关注权力与威胁平衡问题，并致力于维护现状；当国家对体系现状不满时，则可能会采取修正主义政策，致力于打破体系现状，并追求利益最大化。
沃尔弗斯根据联盟的进攻与防御态势，将联盟划分为进攻性联盟和防御性联盟（或修正主义联盟和维持现状联盟）。[ Arnold Wolfers, “Alliances”, in David L. Sills(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p.270.]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认为，国际体系存在现状国家(Status quo states)和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现状国家是指满足于当前国际秩序，意图维护现实地位和既得利益的国家。修正主义国家是指认为现状不公正或对己不利，意图打破现有秩序的国家。对于前者来说，安全和维护现存体系是其目标所系。而对于后者来说，其目标是攫取权力而非追求安全。“现状国家对秩序变化感到恐惧，而对现状不满的国家则冀望于此。”[ Randal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4, Vol.19, No.1, p.107.]
俄罗斯对外结盟目标形成既有维护现状动因，也有修正主义动因。在体系层次上，俄罗斯寄望形成均势格局，制衡具有潜在权力优势的其他大国的霸权企图，具有维护现状的动因；而在其周边地区，在面对众多弱小国家、民族形成的缓冲带出现扩张机遇时，俄罗斯又试图采取打破现状的修正主义政策，进行对外扩张。需要从不同层面观察这两种倾向，在体系层面，俄罗斯基本上属于维护现状国家，而在局部层面，特别在其周边地区，俄罗斯又常以扩张主义者的形象出现。
（三）联盟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在联盟形成中的作用，是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在结盟理论领域争论的焦点。现实主义理论家认为，意识形态等观念因素在联盟形成中意义不大。建构主义者强调，意识形态对联盟形成具有确定无疑的构建作用，其中，价值与规范对联盟成员国彼此之间的认同与信任，发挥了无法忽视的影响。
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指出，既然攻击性意图决定威胁程度，那么这种威胁的观念从何而来？对此，卡赞斯坦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人们把意识形态作为判断威胁来源与程度的评价体系，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之间进行权衡时，对成本收益的计算一定会受到现存意识形态的左右。”[ Peter Katzenstein(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8. ]事实上，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权始终将意识形态诉求（发动世界革命、输出布尔什维克体制等）作为对外结盟目标形成的考虑因素之一，只是随着国际权力结构与安全环境的变化，对其加以取舍而已。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分析了国家颠覆邻国的动机，及其对国家对外关系的影响。他指出，“脆弱政权更害怕不友好的邻居，因而更为坚决地想将与其类似的政权强加于邻国。……俄国革命后，类似的担心激起了苏联与西方的冲突，因为每一方都担心另一方的颠覆。”[ [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9-180页。]因此，沃尔特的“意识形态在联盟形成中作用有限”的结论，就更值得推敲。沃尔特接受了建构主义的某些观点，对联盟形成中的意识形态作用重新进行了评估，并指出，“一国认为国际环境越安全，在选择联盟时对意识形态的考虑更多，当国家面临紧迫威胁时，则会弱化对意识形态的关注”，“意识形态能够增进同盟的团结，但其重要性将随着威胁程度的提高而降低”。[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578-579页。]当国际环境比较安全时，如，在美、苏关系缓和期间，苏联意识形态的进攻色彩就会加重，而在安全环境比较险恶时，苏联就会弱化甚至放弃对意识形态因素的关注。
梅尔文•P•莱弗勒(Melvyn P. Leffler)、沈志华等冷战史学者，阐述和分析了苏联在二战前后及冷战时期在对外目标与政策方面的调整，其结论与本文上述内容相符。他们指出，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不同的是，在这一时期，苏联出于国家安全目标的考虑，对均势论的价值重新作出判断与权衡。在这一时期，他们认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苏联寄望于国际体系能够维持均势与和平，因此，苏联抑制了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理想及对外进攻战略。在对外目标与结盟政策方面，重拾权力政治与均势逻辑的思维，对其作出淡化意识形态或非意识形态化的改变与调整。但是，来自地理与传统的不安全感与意识形态偏好，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始终发生影响，苏联领导人对安全问题的关注，使其在建立缓冲区并使其意识形态化方面态度坚决。[ 参见[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序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
传统现实主义注重“权力”变量，新现实主义注重“安全与利益”变量，制度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提出法治、观念、文化、意识形态因素对国际关系存在一定影响。但是，三者都具有共同的范式基础和理论前提，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及体系的基本结构单元由主权国家构成，实际上三种理论流派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的。
（四）联盟与地缘环境
怀特、尼古拉斯•J•斯拜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索尔•科恩(Sol Cohen)、冈瑟•E•罗森博格(Gunther E.Rothenberg)、埃弗拉、钱乘旦、丹尼尔•杜德尼(Daniel Deudney)和G•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米尔斯海默等学者，分别从国家位置结构、幅员纵深、缓冲带、距离与险阻等视角，对地缘环境与国家对外政策偏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地缘环境与一国的对外政策具有稳定的相关性。领土的面积、气候、土质决定了一国的基本资源禀赋，并对其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产生限制作用，在国际体系中的地理位置及幅员纵深对一国的安全形势具有根本影响。地缘特征塑造了国家安全方面的观念与传统，对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偏好具有重要影响。
怀特就地缘关系中的“三明治”结构对结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从地缘关系结构观察，如果你的邻国是你的‘天然敌人’，那么与你邻国相邻的其他国家则是你的天然盟友。天然盟友眼中的防御联盟，在地处它们之间的国家看来可能就是‘包围’。”[ [英]马丁•怀特：《权力政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07-108页。]他认为“邻国的邻国是天然的盟友”在国家选择结盟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外，怀特还对缓冲国与大国联盟的“三明治”结构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同上，第108-113页。]怀特的理论对俄罗斯对外结盟目标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一般情况下，俄罗斯与其他欧洲大国形成大国“三明治”结构，形成彼此牵制与制衡结构。比较典型的是：1700年俄国与丹麦、萨克森、波兰—立陶宛结盟对抗瑞典，俄、普、奥在瓜分波兰的过程中彼此合作又相互牵制，以及1894年俄、法结盟共同对付德、奥同盟。
索尔•科恩、冈瑟•E•罗森博格、埃弗拉强调，幅员与纵深对进攻与防御平衡的影响。索尔•科恩、冈瑟•E•罗森博格认为，俄罗斯拥有别国所不具备的幅员和纵深优势，是一个令人感到畏惧且难以被征服的国家。[ 参见Nicholas J. Spykman, “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pril 1938, No.2; Gunther E. Rothenberg, “Moltke, Schlieffen, and the Doctrine of Strategic Envelopment”, in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rinceton, 1986；[美]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埃弗拉：《战争的原因》。]埃弗拉对缓冲带、幅员与攻防平衡的关系总结道：“如果敌军是被宽阔的缓冲地带所隔绝（例如，第三国或非军事地带），而且在和平时期任何一方都难以进入这种地区的话，征服就受到阻碍。……当国家有庞大的版图，而且关键的战争资源或工业都地处远离边界的难以被迅速占领的国家内部时，征服就受到阻碍。”[ 埃弗拉：《战争的原因》，第178页。]
而俄罗斯在幅员纵深方面的优势有助于强化其构建制衡性联盟的倾向。由于与其他大国陆路相连且其间缺乏险阻，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俄罗斯在不同历史时期，均对构筑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缓冲带，表现出一贯而强烈的偏好。这在二战初期苏、德联手瓜分中东欧势力范围，以及二战后苏联对中东欧势力范围的不懈索取，可见一斑。而辽阔的缓冲区与幅员形成的巨大纵深，的确使其成为一个难以征服的国家。欧洲历史上具有强大权力优势的潜在霸权国，在对外征服过程中，多次在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制衡性联盟面前，遭遇决定性挫败。
米尔斯海默、埃弗拉对军事力量的投送受距离、海洋等地理障碍阻滞，从而对大国的征服、进攻发生制约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这种情况导致了大国之间的攻防平衡发生变化，从而对大国对进攻能力的计算，及对外目标的权衡产生影响。[ 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9-162、169-171、186-195页的第76-128条注释。以及埃弗拉：《战争的原因》，第178-179页。]俄罗斯地处远离西欧大国的大陆边缘位置，使其在对外扩张时，较少遇到西欧大国的阻挠与干涉，因此，俄罗斯在形成对外结盟目标时，常将局部扩张计划纳入其中。这在大北方同盟夺取瑞典领地、俄普奥三国同盟瓜分波兰、二战后苏联致力于控制中东欧地区的过程与结果中，都有所体现。
钱乘旦、杜德尼和伊肯伯里认为，俄罗斯等大国的帝国式扩张，导致东欧的权力集中于帝国而非民族国家，并造成东欧的民族主义诉求与大国的帝国抱负发生持续不断的冲突。帝国主义对民族主义的压制与反抗，导致了东欧的领土流变性。[ 参见钱乘旦：《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9-202页；以及Daniel Deudney, G.John Ikenberry,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Soviet Chang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1991/1992, Vol.16, No.3, pp.91-92.]在中东欧地区存在由弱小民族、国家形成的缓冲带，这是俄罗斯局部扩张的结盟目标形成的必要条件与诱导因素。俄罗斯谋求与大国之间的缓冲带的安全诉求同时带有扩张势力范围的性质与特征。
二、俄罗斯对外结盟目标的形成与影响因素
俄罗斯的对外结盟目标，是在维系大国均势的前提下，通过蚕食周边地区，进行渐进式的局部扩张。这一目标与俄罗斯政治传统及统治者的对外抱负存在差距，其原因在于：俄罗斯制定和实施对外战略时，需要适应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与地缘特点，并受到国家实力特征和手段的限制。在这种对外战略的框架内，俄罗斯对外结盟目标一方面需要考虑国际体系全局层面的大国均势，防止霸权国家崛起，构建满足于当前大国力量对比、维持现状的均势联盟，平衡潜在霸权国家的力量优势，对其组建的进攻性同盟的修正主义目标进行遏制；另一方面需要密切关注国际权力格局演进中周边地缘形势的变化、大国相对实力的消长及注意力的受制与否，及其导致的局部扩张机会的出现，及时调整对外结盟目标，进行局部领土或势力范围的扩张。俄罗斯对外结盟政策体现了基于目标与环境相适应、目标与手段平衡的理性思维，以不危及大国均势及不引起其他大国强烈抵制为限度的局部进取，体现了对外目标的有限性和自我克制，尽管有时这种自我克制实际上是迫不得已的。俄罗斯对外结盟的进攻性目标，基本未超出建立和扩大缓冲带，没有企图通过征服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大国，彻底颠覆国际均势格局。这与哈布斯堡(Habsburg)西班牙与奥地利、波旁(Maison de Bourbon)法国、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法国、威廉(Wilhelm)德国和希特勒(Adolf Hitler)德国的对外目标存在本质不同。俄罗斯因此被视为19世纪海上霸权英国以外的另一支维护欧洲均势的平衡力量，被视为另一个长期抱有维护欧洲均势动机的侧翼大国。[ 俄国从来都自处于欧洲之外，称霸欧亚一方，不会容忍其他国家取得欧洲大陆的支配地位。就这一欧陆政策而言，俄国与传统的欧陆海外平衡力量（Balancer）英国如出一辙。引自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367页。]
俄罗斯对外结盟目标的影响因素是其所能运用的对外资源，包括三个方面：相对实力、地缘环境和意识形态。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体系中的主权国家行为体追求的首要目标是安全，没有行为体能够超越或偏离这一目标，否则必将受到严厉惩罚甚至无法生存。因此，行为体的性质和功能是雷同的。在此前提下，行为体的能力差异成为塑造国际体系结构的主导因素，国家对外行为是由国家在体系中的相对实力决定的。由于行为体追求安全而非权力（此处指绝对权力）目标，而行为体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相对权力或地位是影响一国安全的主导因素，因此，行为体应该通过结盟行为追求相对权力地位的改善而非绝对权力的增加。按照沃尔兹的观点，制衡是指与较弱的一方结盟，追随是指与较强的一方结盟。与强国结盟会增加绝对权力，但相对权力地位或体系权力结构不会发生逆转；与弱国结盟增加的绝对权力显然不及与强国结盟增加的绝对权力，但若弱国与强国实力差距在理想程度内，与弱国结盟却可以改善彼此的相对权力地位进而改变体系权力结构。沃尔兹说，二流国家如能自由选择，它们会主动加入较弱的一方，因为正是较强的一方对它们构成威胁。[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52-153页。]俄罗斯之所以长期采取制衡性的联盟政策，正是因为俄罗斯的实力处于这样一种程度：虽然不具备成为支配大国的能力，但加入制衡联盟却足以使力量对比向有利于防御的方向倾斜。
地缘环境特点对俄罗斯的结盟政策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耶鲁大学教授斯拜克曼在上世纪30年代就指出，地理因素对一国的对外政策具有长期的根本性影响，其中，幅员限制其获取权势的相对资源，自然资源影响人口数量和经济基础，位置决定领土安全的基本特征。[ Spykman, “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 ]俄罗斯地缘环境具有如下特点：幅员辽阔，拥有巨大的防御纵深；周边存在由弱小民族和国家构成的缓冲带，这导致俄罗斯周边领土的流动性；远离西欧大国，具有变换盟友的灵活性。巨大纵深形成的防御优势为俄国采取制衡性的联盟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远离西欧大国，使俄国在对其中最具威胁的潜在支配大国采取制衡政策时，能够较为自由地变换盟友，较少受到历史恩怨与地缘关系的羁绊与掣肘。周边国家、民族领土的流动性，及与西欧大国适宜的遥远距离，使俄国具有在欧洲局部采取修正主义扩张政策的灵活性。它能够在不颠覆欧洲整体均势的前提下，通过对周边地区进行蚕食与渗透，追求拓展势力范围、建立缓冲区的结盟目标。
意识形态是俄罗斯制定对外结盟目标的重要影响因素。自19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主要意识形态运动，包括泛斯拉夫主义和共产主义。与在对外关系中奉行权力政治[ 此处“权力政治(Machtpolitik)”的概念，是指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来处理国际关系而不考虑公理与正义，其源于德国宰相俾斯麦(Bismarck)提出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即“国家利益的理由”，指对外政策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不受当政者理想、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左右。参见怀特：《权力政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5-6页。]原则的保守型意识形态相对，这二者都属于具有改变他国社会秩序动机的革命型意识形态。由于存在彻底颠覆既有国际秩序的内在冲动，革命型意识形态在指导和形成对外结盟目标时，具有修正主义色彩。但是，由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对国家对外行为的主导作用和国家安全目标的优先地位，对外结盟目标受意识形态动机影响的程度受到上述两个因素的严格限制。
本部分内容拟将俄罗斯对外结盟目标的影响因素，分为权力结构、地缘特征、意识形态等三个方面，其中地缘特征包括领土纵深、领土流变、侧翼位置等方面。权力结构是俄罗斯对外结盟目标形成的首要因素，地缘特征和意识形态是俄罗斯对外结盟目标形成的次要因素。首要因素与次要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俄罗斯对外结盟目标分为维护均势与局部扩张这两个相互牵制的层次。维护均势在其中处于优先位置，局部扩张处于次要位置。
（一）权力结构（影响因素A）
大北方战争之后，俄罗斯成为欧洲均势圈的重要力量中心之一。大北方战争使俄罗斯由一个内陆国家扩张为一个滨海帝国，俄罗斯的欧洲大国地位获得承认。[ 北京大学历史系《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编写组：《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4页。]俄罗斯具有其他欧洲大国所缺乏的大国潜质。俄罗斯的人口潜力、领土面积、资源禀赋让欧洲其他大国艳羡不已。[ 1914年，德国拥有6500万人口，法国拥有4000万人口，奥匈帝国拥有5000万人口，而同一时期俄罗斯则拥有1.11亿人口。参见怀特：《权力政治》，第139页。苏联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还有一项与之并驾齐驱的国力优势：无比辽阔的国土，它使外国的军事征服难以为继。参见Gunther E.Rothenberg, “Moltke, Schlieffen, and the Doctrine of Strategic Envelopment”, pp.296-297.俄罗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复苏体现了它的内在优势。它自然资源丰富，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国，占世界天然气储量的60%；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占世界石油储量的10%；俄罗斯的煤炭储量位居世界第二，并拥有丰沛的水电及核能。此外，俄罗斯还拥有庞大的核武库、大量的科学工程人员、广阔的空间，以及处于欧亚大陆战略中心的位置……俄罗斯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大陆：从西到东跨越11个时区，绵延5000英里，从极北到黑海、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南部山脉绵延1500英里。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能拥有和俄罗斯一样的空间纵深。参见[美]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219、227、236页。]怀特认为，俄罗斯从1815年至冷战时期，始终是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成员。同一时期只有俄罗斯始终拥有大国俱乐部的会员资格。[ 参见怀特：《权力政治》，第16-25页。]米尔斯海默认为，自1792年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来至20世纪末期，俄罗斯(1917-1991年为苏联)是唯一一个在整个时段都称得上是大国的国家。1991年至2000年这一时段，中国、俄罗斯和美国被视为大国。[ 关于1917-1991年俄罗斯都称得上大国，参见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8-29页第7条注释；关于1991年至2000年时段的大国的讨论，参见同书第506-565页。]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不像国内社会那样，存在一个最高权威对冲突进行仲裁并提供安全保障，主权国家维持生存只能靠自助。大国拥有对其他国家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潜在能力。他国的攻防意图难以预料且变化无常。因此，大国维护安全的手段只能是改善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对比关系，形成对己有利的国际权力格局。[ 关于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大国彼此之间的畏惧心理、进攻动机及其对权力的追逐，参见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2-78页。]对具有潜在攻击性的大国采取追随战略，将使本已倾向失衡的实力对比关系更加危险，使自身安全受到更大威胁。因此，大国倾向于彼此制衡。大国对外结盟倾向于组建制衡性联盟而非追随性联盟。[ 新现实主义在探讨国际体系行为体制衡与追随行为的逻辑结构之后，得出结论：制衡行为更符合理性计算，从而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必然选择，因此，体系中的普通国家都倾向于与次要国家结盟以制衡体系内个别国家的霸权倾向。爱德华•古利克(Edward Gulick)强调，由于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任何国家只拥有单元层次（对国家内部）的权威，因此，防止体系中任何一国的潜在支配倾向，是各国决策者普遍而合理的政策偏好。参见Edward Vose Gulick,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A Case History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ne of the Great Concepts of European Statecraft,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1967, pp.297-299. 摩根索也指出，“若干向往强权的国家，各自试图维持现状或推翻现状，必然导致一种称为均势的结构及旨在维持这种结构的政策”，“均势和旨在维持均势的政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大家庭中，它是个必不可少的稳定因素”，“均势作为现代国际体系基本原则的主要理由始终在于：要维持各国独立，均势是必不可少的。”参见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第222、264页。沃尔兹认为，国际行为体受到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的“选择”限制，因此，在相似的体系条件下其行为也具有相似性。当体系的权力平衡受到潜在支配国家单极相对权力优势的挑战而有可能向霸权结构转变时，次要国家和普通国家将联合起来，对其采取制衡行动。体系结构促进行为体的“制衡”偏好，而非“追随”倾向。根据体系结构理论的逻辑结构判断，国际体系不会轻易出现霸权结构，而是均势结构的反复修正。参见Kenneth N.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123-128.]
19世纪上半期，维也纳会议以后，俄罗斯一度获得欧洲大陆的权力优势。但是，俄罗斯始终没有成为国际体系的首强或潜在霸权国家。发生在19世纪初期西欧的工业化使俄国的短暂支配地位迅速瓦解，使帝俄在涉及重大战争和外交的国际舞台上处于防御地位。[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6页。]1815年俄国还貌似欧陆的首要强国，1848年以后，俄国进一步取得支配权力。克里米亚战争则使俄国重新降回列强之一的位置。[ Hugh Seton-Watson, 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331.]克里米亚战争集中显示出俄罗斯在诸多重要领域的落后状态，战争的进程与结果使俄罗斯领导者深刻地意识到，与发达国家比较，俄罗斯在发展水平上再次处于相当落后状态。[ Alexander Gerschenkron, “Russian Agrarian Policies and Industrialization, 1861-1917”, in Continuity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43.]上世纪30—40年代美国对苏联进行技术输出时，美国公司管理人员对苏联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也给出了类似的评价。[ 关于1930-1945年苏联从西方特别是美国引进技术的情况，参见[美]A•C•萨顿：《西方技术与苏联经济的发展1930-1945》，安冈译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从中可以反映出苏联与西方在技术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冷战前，哈布斯堡奥地利、哈布斯堡西班牙、波旁法国、威廉德国、纳粹德国都曾凭借在国际体系中与他国的实力对比优势而觊觎或挑战欧洲霸权，俄罗斯则始终居于列强之一而非首强的地位，属于制衡欧洲潜在支配大国的势力集团成员，而未能成为欧洲权力之巅的竞逐者。冷战中，苏联成为欧洲的首要强国，其他欧洲传统强国则均已遭到削弱并沦为二流国家。但是，由于海外大国美国的强势崛起并占据绝对实力优势，使沙皇俄国的继承国苏联再次处于国际体系的次强地位。基于以上因素，俄罗斯对外结盟以制衡性为主要特征，并以构建维持国际体系大国均势的保守联盟为常态。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说，相比而言，面对强大对手的大国，一般较少考虑采取进攻行动，而是更关心保护现存均势免受更强大对手的威胁。[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0页。]
法国大革命后，由于法国对外传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并有可能在欧洲确立支配地位，英国、奥地利、普鲁士等欧洲大国先后组织了七次反法同盟，抗衡法国的潜在霸权。俄国对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扩张深感忧虑，尽管与反法联盟的组织者英国存在严重分歧，俄罗斯仍然于1799—1815年先后参加了第二次至第七次反法同盟。俄国始终警惕法国，与法国在波兰、奥斯曼土耳其和中欧展开激烈竞争，是大陆阻止拿破仑法国称霸欧洲的中坚。
维也纳会议以后，俄、普、奥三个专制君主国结成神圣同盟，1873年后，三国结成三皇同盟，奉行维护欧洲专制传统、反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外政策上以维持欧洲现状防范法国重新称霸为目标。1871年以后，西欧的均势天平向对德国有利的方向倾斜，法国支配欧洲的霸权威胁急遽下降，俄国的专制体制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免疫力得到事实证明。东方问题[ 从18世纪末开始，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欧洲列强纷纷觊觎其领地与权益，欧洲列强围绕奥斯曼帝国的“遗产”问题进行的争夺与斗争，主导了19世纪上半期大部分时间的欧洲国际关系。因奥斯曼帝国的地理位置在欧洲东方，以故称之为“东方问题”，它是19世纪欧洲外交的“主线”之一，并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恰逢其时很快凸显出来，1885-1887年的保加利亚危机，重新打开了东方问题，造成了俄奥对抗的前景。俄国开始从有利于保持巴尔干现状的维护欧洲传统的保守主义，转向默许、纵容和鼓励泛斯拉夫主义[ 关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详细阐述，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编写组：《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1-235页。]在国内兴起以及对外渗透与干涉。俄国从与奥匈帝国协调巴尔干政策，转向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展开竞争与倾轧。俄、奥协调在危机中逐渐走向瓦解。1887年德、奥、俄《三国协定》未再续订，1890年德国放弃与俄国之间的《再保险条约》，四年后，俄法结盟。由于俄国对外意识形态与结盟目标的转变，欧洲大陆的同盟体系发生根本逆转。与这种意识形态转变对应的，是俄国对现实权力政治的认识也发生了逆转，俄国认为威胁欧洲均势与安全的首先是德奥同盟而不再是法国。1909年彼得堡《新时代报》(Новое время)发表文章指出，俄国应该坚决站在协约国一边，不然“德国短期内就将在欧洲大陆取得支配地位”。[ D.C.B. Lieven, 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St.Martin’s, 1983, p.133.]1914年巴尔干危机时，俄国认为，奥匈入侵塞尔维亚只是未来瓜分俄国的序曲。[ Ibid, p.100.]
从以上案例来看，俄罗斯始终贯彻了制衡潜在霸权国家、维护整体均势的对外结盟目标。在对潜在支配大国实施制衡性结盟政策的过程中，其结盟对象基本为满足于国际均势现状的保守型大国，其结盟针对对象一般为潜在的霸权国家，目的则是制衡均势的破坏者，防止均势遭到倾覆，避免潜在支配大国取得国际体系的霸权地位。
（二）地缘特征（影响因素B、C、D）
巨大纵深、侧翼位置、领土流变，是俄罗斯地缘环境的主要特征。除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外，地缘特征对俄罗斯结盟政策也具有较大影响。
1、巨大纵深（影响因素B）
俄罗斯拥有其他欧洲国家皆不具备的国力特征——巨大的纵深优势[ Arnold Wolfers, “Alliances”, in David L. Sills(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p.270.]，这一优势是由俄罗斯无比辽阔的幅员决定的，这使俄罗斯成为一个难以征服的国家。世界近现代战争史提供了多个案例，反复验证了俄罗斯这一战略优势。近现代历史上，俄罗斯周边强国林立且充满侵略性，俄罗斯却从未被征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点。俄罗斯面对进攻实力占优的强敌，往往采取坚壁清野、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将敌国的征服行动变成一场消耗战。大北方战争期间瑞典对俄罗斯的进攻、1812年拿破仑侵俄、1941年希特勒德国对苏联发动的闪电战，都是在最初攻势占优的情况下，落入俄罗斯的纵深“陷阱”，被迫转为消耗战，超长的补给线脆弱不堪，最终导致进攻者失败。任何强国与俄罗斯这一世界上资源最丰富[ Arnold Wolfers, “Alliances”, in David L. Sills(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 p.270.]的国家比拼消耗，其结果都不容乐观。任何国家想击败俄国，都需要迅速而决定性地击溃俄军主力，而不是与其进行拉锯式的消耗战。英、法之所以赢得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是因为主战场在远离俄国中心地区的克里米亚半岛沿岸地区，战线并未向俄国腹地延伸。由于运输系统落后（当时俄国没有修建连接其中心地区与塞瓦斯托波尔等黑海沿岸战略要点的铁路），在这样边远的地区，俄国的补给线甚至比英、法更加糟糕。日俄战争中日本在旅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决战地点不在俄国境内，而是靠近日本补给基地朝鲜。并且这两次战争都不是征服战争。一战中，德国决定性地击败俄国，是因为俄国出于某种考虑放弃了传统的进行纵深防御的战略，而试图在边境地区与德军进行主力决战。[ 俄国在1914年之所以谋划对德国采取进攻性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转移德国攻击法国的注意力从而援救法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利用由于德军集中在西线对付法国而在其东面形成的弱点。这一对德国采取主动进攻的机会使俄国放弃了传统的纵深防御战略。参见Jack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of Press, 1984, pp. 17, 23, 157, 165, 180.]俄国当时的考虑是，当德军2/3的主力集中于西线与法国作战时，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德国在东部战场存在弱点，在德军未取得西线战事的决定性胜利之前，机遇始终存在，这是一个在东部战场击败德军的大好时机。因此，俄军对德军采取了进攻态势。同时，这一攻势也是对西线盟军的有力支援，有助于缓解西线法国承受的压力。但是，俄军这一战略企图是以放弃俄国的纵深防御优势为代价的。俄国决策者认为当时进攻比防御占有更大的优势，这一错误认知导致俄国放弃防御战略，而与擅长进攻的德国军队展开对攻。事实证明，放弃纵深防御战略，没有利用纵深优势梯次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使俄国遭到彻底的军事失败。
俄国的这一防御优势，长期而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的均势外交。即使是在技术和武器对进攻有利的时期，如拿破仑战争时期、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由于俄国的几乎不可征服性，也使得防御最终占优。有学者指出，俄罗斯拥有辽阔的幅员，这一就防御而言他国无法企及的地理优势，使得由老毛奇(Bernhard von Moltke)首创、被一战后的德国军事战略制定者们奉为圭臬的闪击战法——工业化时代迅速决胜的大规模运动歼灭战——在俄罗斯境内彻底失灵，尽管这种战法在欧洲其他地区曾取得辉煌的成功。[ 参见Rothenberg, “Moltke, Schlieffen, and the Doctrine of Strategic Envelopment”, pp.296-297.]由于俄国这一长于防守的侧翼大国的存在，即使面对查理十二(Karl Ⅻ)的瑞典、拿破仑法国、威廉德国这样实力强大、咄咄逼人的对手，对于欧洲的防御主义国家来说，组建制衡联盟、抵抗修正主义国家的侵略，也成为一项颇有希望甚至较有把握的外交战略。在此，制衡战略似乎具备了某种赖以成功的底线。
在大北方战争中，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先后击败俄国的盟友丹麦、波兰，迫使丹麦退出战争，波兰则转而与瑞典结盟。俄国成为大北方同盟中仅存的未被瑞典击败的国家。1707年秋，查理十二集结5万大军进攻俄国。彼得一世(Пётр Великий)率军转入战略防御，采取坚壁清野政策，利用俄国的广阔幅员与瑞典军队周旋，并派兵攻击瑞典的补给线。瑞典军队长途奔袭莫斯科受挫，转而南下乌克兰，打算与盟友哥萨克首领伊凡·马泽帕(Иван Мазепа)的军队会合。由于俄国领土辽阔，查理十二的军队辗转到乌克兰已经是11月，冬季的严寒给瑞典军队造成的伤亡，远远超过战斗中的损失。经过一个冬天，瑞典军队已经损失过半，剩余军队的战斗力也已急遽下降。1709年瑞典军队在波尔塔瓦战役中惨败。波尔塔瓦战役之后，一些曾经被瑞典击败并退出同盟的国家重新加入同盟，并开始向瑞典及其属地发动进攻。波尔塔瓦战役成为大北方战争的转折点，俄国的防御能力使大北方同盟与瑞典的攻防平衡向有利于前者的方向转化，瑞典从胜利走向失败。同盟最终取得了对瑞典的胜利，并签订了《尼什塔特和约》，终结了瑞典的波罗的海霸权。
拿破仑战争期间，俄国对法国称霸欧洲的意图十分警惕，几乎是抗衡拿破仑取得欧洲支配地位的最后障碍。在欧洲均势平衡方面，法国持修正主义立场，极力试图打破欧洲的传统均势，因此，致力于发展进攻优势，使欧洲的攻防平衡向进攻占优的方向倾斜；而俄国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和大国地位，则坚持维持现状立场，努力支撑欧洲传统均势的天平，通过组建制衡联盟等手段加强欧洲的防御力量，试图抵消法国的进攻优势。在此背景下，两国在近东和中东欧地区展开激烈竞争。1811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Павлович)破坏了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拒绝继续与法国合作封锁英国。为了惩罚俄国，1812年拿破仑集中60万军队远征俄国。起初，法军连续击败俄军，长驱直入直抵莫斯科城下。但是，俄军利用广阔的国土纵深，采取坚壁清野的游击战术，焚烧莫斯科城，并切断法军的补给线。法军在严寒中撤退，遭到俄军重创，只有一万人左右的残部回到法国。拿破仑侵俄失败，鼓舞了欧洲爆发反拿破仑的民族起义。1813年10月，在莱比锡会战中，萨克森军队倒戈，导致拿破仑战败，成为拿破仑战争的转折点。俄国重新加入反法联盟，并利用纵深优势抵消了拿破仑军队的进攻优势，并消耗掉拿破仑法国的大量人力、物力资源，使反法联盟与拿破仑法国的攻防态势开始逆转，成为反法联盟取得拿破仑战争的胜利的关键因素。
苏德战争期间，苏联辽阔的疆域为抵抗德军的“闪电战”提供了敌人无法逾越的战略纵深。当时苏联领土面积达2200多万平方公里，地跨11个时区。二战初期，德军占领欧洲各国均采取“闪电战术”，面积狭小的欧洲各国，在短时间内就被德军占领。德军只用4小时就占领了丹麦全境，击败法国也仅用时1个多月。苏德战争初期，德军进展神速，但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到11月初迫近莫斯科，已经耗时4个多月，而苏联方面仍然控制着2/3以上的国土，德军无法在短期内吞下庞大的苏联。德军兵临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城下时，已成强弩之末。苏联严酷的冬季也给德军造成了严重困难。从西伯利亚、中亚、远东地区调集的后备部队给德军以沉重打击。苏联之所以能够在苏德战争中先败后胜，首先是由于广阔的国土纵深为其提供了准备反攻的空间和时间。俄国加入反法西斯同盟之后，利用巨大纵深以及丰富资源使德军首次受挫，打破了德军战无不胜的神话，阻止了德国的进攻势头，迫使德国转入消耗战。苏联的防御能力使反法西斯战争的攻防平衡发生逆转，反法西斯同盟的防御相较于法西斯国家的进攻，开始占优，为反法西斯同盟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俄国参加制衡联盟的成功，一方面使欧洲的均势政治得以延续，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采取制衡联盟政策的信心和决心。近代以来，欧洲均势经常由于国家力量消长而失衡，由于潜在霸权国家的崛起而面临倾覆的危险，但始终没有遭到彻底颠覆并反复得以恢复。这被某些国际政治学家称为“均势的反复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得益于俄罗斯凭借其广阔纵深带来的防御优势，并始终采取针对潜在霸权国家的制衡联盟政策。自大北方战争以来，俄罗斯几乎从未采取过追随政策，而是一贯采取制衡政策[ 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签订似乎是一个较为罕见的例外，但是，笔者仍认为，应将其归为斯大林为了获得必要的备战时间而采取的某种基于战术灵活性的拖延策略，而非真实意义上的“追随”或“推卸责任”。]。如果英、美等海权大国对大陆霸权的制衡作用可以被称为“离岸平衡手”[ 关于“离岸平衡手”的详细阐释，参见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340-386页。]，俄罗斯则可以被称为欧洲大陆边缘的“侧翼平衡手”。
2、领土流变（影响因素C）
与西欧不同，俄罗斯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具有特殊性。进入近代以后，东欧的权力集中与民族国家反向发展，一方面是原有的许多国家被吞并（或失去自治权），一方面则是权力向帝国集中，形成巨大的、多民族的专制帝国。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并没有出现，因为吞并者超越了民族界限，被吞并者失去了民族自由。在东西欧的这种差异中，西欧的民族问题更多地表现出外向的特征，东欧的民族问题则更多地具有内向的特征。西欧的民族冲突多数在民族国家之间进行，东欧的民族冲突则多在帝国内部进行。[ 钱乘旦：《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第200-201页。]杜德尼和伊肯伯里概述了其中的主旨：“同欧洲列强中的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帝国更为成功地进行了领土征服……在西欧，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边界于现代早期即已确立，虽然历经多次战争仍基本得以保留，而俄罗斯、德意志邦国，以及地理上位于它们之间的国家的领土边界，则时常发生很大的变动。”[ Deudney and Ikenberry,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Soviet Change”, pp.91-92.]
俄罗斯与西欧诸大国之间距离遥远，中间存在着由一系列中小国家和民族构成的纵深宽阔的缓冲带，使俄国所处的东欧呈现出与西欧不同的均势结构和地缘特征。西欧大国之间的领土疆界在近代早期即已基本确立，之后虽历经多次冲突与战争，也无较大的或根本性的变更。自近代以来，东欧地区民族、国家的疆界变更频繁，领土流动直到冷战结束仍然存在。1667年，俄国从波兰夺取了东乌克兰。1721年，通过《尼什塔特和约》从瑞典夺取了波罗的海东岸的领土，包括埃斯特兰（连同雷瓦尔和纳尔瓦）、英格利亚、利夫兰（连同里加）和厄塞尔、达哥两岛、部分卡累利阿（连同凯克斯霍尔姆）以及从维堡到库尔兰疆界之间的其他土地。直到18世纪后期，俄国还从波兰夺取了西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部分领土。到冷战结束，上述领土大部分又再次从俄罗斯分离出来。在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内，这部分领土实际上还曾经历了并入俄罗斯、或从俄罗斯分立出来的反复过程。
在东欧地区出现的与西欧地区差异显著的地缘特征，体现了欧洲均势结构的不平衡性。如果将欧洲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观察，会发现主导欧洲均势的大国力量分布呈不平衡性。主要大国密集于欧洲西部，只有俄罗斯和普鲁士位于欧洲东部。西部均势格局呈紧密型，由于大国数量多并紧密相邻，缺乏足够的缓冲地带，大国权力分布集中。除大陆强国外，海上强国英国的势力及其影响也常常渗入其中。这种地缘特征导致西欧大国相互之间的势力扩张存在巨大阻力，并常常流于失败。即使某一强国进行有限的对外扩张，也会遭到其他大国的强烈抵制。然而，大国权力呈分散分布的东欧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由于东欧的均势格局呈松散型，大国与小国、弱国之间的权力分布呈现高度的不平衡性，这为东欧大国的权力伸张提供了机遇。由于军事力量投送效率随距离增加而递减的效应，西欧大国对东欧均势格局变动的平衡能力受到很大限制。而西欧大国分布集中、利益纠缠的地缘格局也常导致其干涉行动会发生彼此牵制、互相掣肘的情形。这为东欧大国的成功扩张提供了外部便利性，普鲁士和俄国在当地的扩张就较少遭遇阻力。西欧大国也曾试图对普鲁士和俄国的扩张进行干涉，但由于距离遥远，在力量投送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常有力不从心之感。造成东欧地区大国力量真空局面的原因可以溯源到大北方战争。1720-1721年签订的《斯德哥尔摩和约》和《尼斯塔特和约》使瑞典失去强国地位，具有合作传统的法、瑞两国失去了能够产生互利效应的合作基础。由于西欧强国没有及时阻止北方同盟对瑞典的过度削弱（对瑞典的削弱显然超出了均势要求的合理限度），松散而衰弱的波兰又远离西欧，也无法有效联合距离遥远的其他大国制衡侵略者。失去强大瑞典的支持，英、法在东欧能够发挥的作用就很有限了，英、法对东欧的传统外交因而失去了赖以凭借的支点。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对这一结果是如此评价的：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获得了近乎支配的地位，这与英国在近百年中努力奉行的势力均衡政策是完全相悖的。[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1页。]在西欧，非征服战争与征服战争同样会受到均势的有力制约，而在东欧情况则有所不同，只有涉及全局力量对比的征服战争才会受到全欧均势的有力制约，而仅涉及局部领土变更的非征服战争则较少受到均势的羁绊。[ 此处以战争的目标和结果是否对欧洲主要大国力量对比产生决定性改变，作为区分征服战争与非征服战争的标准。]18世纪初，北方同盟与瑞典进行战争时，欧洲尚未形成统一的均势结构，东欧均势格局与地缘政治关系的嬗变并未引起西欧国家的高度重视。英国虽然承诺对瑞典施以援手，但是迫于战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刚刚结束）国力削弱及路途遥远，实际上未能采取有效行动和措施来约束俄国、援助瑞典。18世纪俄、普、奥三次瓜分波兰，这是对一个欧洲主权国家的公然蹂躏，作为欧洲国际体系的维护者，英、法对此竟然未能进行有效干预，近乎无所作为。
因此，地处东欧的俄罗斯有更多的机会采取局部修正主义的结盟政策，而俄罗斯对外结盟的保守性，也就仅限于维持大国平衡这一方面。在确保大国平衡的前提下，俄罗斯常常利用国际局势变化的有利时机，将局部修正主义纳入结盟政策目标。如1700-1721年，俄罗斯利用欧洲诸强忙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无暇东顾，组建了反对瑞典波罗的海霸权的北方联盟。这是一个旨在改变国际权力现状的修正主义联盟，并取得了成功。但它只是改变了欧洲局部（波罗的海东部沿岸地区）的国际权力格局，由俄国取代了瑞典在波罗的海的地区霸权，对欧洲整体均势或大国平衡并不构成根本性的挑战。1772年，俄罗斯利用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矛盾与敌意，促成三国共同瓜分波兰，使三国同盟获得局部修正主义的特征。此举使俄、普、奥（特别是俄、普）三国的大国地位更加稳固，而对于英、法两国是不利的。但由于在三大君主国之间维系了大致的平衡，对欧洲整体均势影响有限。事实证明，只要欧洲的整体均势不遭到破坏，英、法等西欧大国就不会轻易干涉东欧事务。东欧这样的地缘形势自然对俄罗斯的局部扩张有利。
在维持大国均势的前提下，进行渐进式的局部扩张，要求既要维护整体均势，又要实施局部扩张。俄罗斯实现这一对外目标的政策有两种模式：其一是单独进行局部渗透与蚕食，关键在于对外目标不破坏整体均势，不超越整体之局部，目标局限于次要层次以下，不涉及整体层次（如通过北方大战取代瑞典的波罗的海强国地位）；其二是与其他大国共同瓜分弱小国家，在本国进行局部扩张的同时，通过牺牲其他弱小国家，使其他大国获得相应补偿，从而维持整体上的大国平衡（如对波兰的三次瓜分）。[ 参见怀特：《权力政治》，第129-130页。]
七年战争之后，普鲁士采取亲东方政策，不再与俄、奥为敌。借此机会，俄国于1764年与普鲁士订立了同盟条约，该同盟针对的对象是奥地利及其同盟。沙俄在得到普鲁士的支持后，即向奥斯曼帝国宣战。1770年，俄军取得对土耳其军队的胜利，将土军赶过多瑙河，使其退至保加利亚。奥地利认为，俄军一旦越过多瑙河，就将威胁欧洲大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平衡，因而对这一局势密切关注。它不能容忍俄国在巴尔干扩大势力范围，并且暗示，俄军若再继续进攻，奥地利将对俄国宣战。而一旦俄、奥开战，普鲁士将支持俄国，而法国必然站在奥地利一边，波兰和萨克森也有可能随后卷入冲突。冲突加剧势将再次引发普、奥之间的西里西亚之争，使大国之间的竞争与矛盾进一步复杂化并升级。俄国的行动超出了局部层次的限制，构成了对欧洲整体均势的挑战，有引起欧洲大国间战争的危险。为了缓和俄、奥的在巴尔干的竞争以及在那里形成的紧张局势，避免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同意普鲁士国王腓特烈的建议，暂时搁置巴尔干问题，与奥斯曼帝国言和，与奥、普合作，共同瓜分波兰。欧洲大陆的三大君主国暂时获得了领土上的满足与补偿，缓和了彼此之间的竞争与矛盾。俄罗斯为使俄、普、奥三大国之间的势力均衡不遭破坏，允许普、奥共同参与瓜分波兰，对长久以来企图单独吞并波兰的野心加以克制。在其他两次对波兰的瓜分过程中，俄国也不得不对独吞波兰的野心有所克制。
在维也纳会议上，俄皇亚历山大一世自恃在拿破仑战争中作出了决定性贡献，要求控制整个波兰。作为与普鲁士相互支持的交换，支持普鲁士获得萨克森。沙俄试图以此抵制奥地利对欧洲事务的影响，以便于向巴尔干和近东发展势力，扩大影响。但是，英国和奥地利认为，俄国在大陆的势力已经过分强大，甚至已经取代法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欧洲大陆的潜在支配能力，如果再合并波兰，对欧洲整体均势的影响将难于预测。因此，英、奥反对对萨克森和波兰作出这样的处置。在开始时，俄皇对这一问题持强硬立场，他曾对法国首席代表塔列朗说，俄国在华沙大公国驻扎着20万军队，萨克森则已由俄国转交给普鲁士，俄国在萨克森—波兰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 R.B. Mowat, 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5-1914, London: Edward Arnold & Co., 1928, p.10.]但是，在英国外相卡斯里奇的努力下，英、奥、法三国订立了秘密同盟，三方达成协议，各自提供15万军队相互予以支持。俄国和普鲁士很快得知了三国同盟的内容。面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俄国没有一意孤行，而是采取了务实的妥协态度。萨克森维持了独立王国的地位，俄国也没有取得全部波兰。俄国为了维持俄、奥之间的和平以及俄、普之间的盟友关系，克制了在巴尔干的扩张野心以及吞并波兰的企图。俄国的对外扩张仍维持在欧洲整体均势所能接受和容忍的限度以内，俄国的扩张成果并未对欧洲的大国平衡构成致命的挑战。
欧洲协调时期，俄罗斯为维持欧洲的秩序和稳定，长期搁置了独占波兰和在巴尔干扩张的计划，自愿在欧洲保守同盟的约束框架内制定对外目标。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俄罗斯为了扑灭欧洲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维护均势和大国协调的欧洲现状，出兵帮助奥匈政府镇压匈牙利革命。巴尔干斯拉夫民族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斗争，为俄国利用民族和宗教影响拓展在巴尔干的利益创造了机遇，但俄国暂时对此保持了克制。
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俄罗斯与奥匈之间在同盟目标上发生分歧，俄国试图与土耳其争夺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权，将俄奥协调的保守目标转变为修正目标。但克里米亚战争发生在远离欧洲中心的边缘地带，俄国的扩张寓于局部，其结局对欧洲整体均势的影响十分有限。
从以上案例来看，俄罗斯基本贯彻了实施局部扩张以不危及整体均势为限度的对外结盟目标。在实施局部扩张的过程中，其结盟对象基本为满足于国际均势现状的保守型大国，而针对的对象一般为弱小国家，前者是出于维护整体均势，后者是出于进行局部扩张。
3、侧翼位置（影响因素D）
俄罗斯地处欧洲东端，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与英国同属欧洲侧翼大国。与西欧比邻而居的诸强——如德国（1871年前为普鲁士）、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意大利不同，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俄罗斯在对外结盟的盟友选择上更具灵活性，尽管这种灵活性仍然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特征、意识形态因素及国家实力与对外目标的严格限制。俄罗斯可以作为西欧诸强力量平衡的砝码，根据需要在它们之间变换盟友。俄国对从中西欧崛起的潜在支配大国采取制衡政策时较少受历史恩怨、地缘关系的羁绊和限制。它不必像德法、法西、奥意等地缘上的天然敌人那样，由于历史宿怨和地缘利害缠结，在一般情况下有确定无疑的敌对方，而在确定盟友时缺乏选择空间。
例如，法、奥在普鲁士完成德国统一时，因为旧时恩怨和彼此猜忌而失去联合制衡普鲁士的机会，使这一更加危险的敌人羽翼丰满并一跃成为中欧首要强国，彻底颠覆了中欧既有的权力格局，法、奥从此失去了成为中欧首要强国的可能性。普奥战争之前，法国对奥地利镇压其控制的部分意大利领土上的民族主义运动持敌视态度，这导致法国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坐视奥地利的失败而没有给予其应有的支援，而这种支援是维护国际均势所必需的。由于对既往恩怨与地缘纠葛的执拗及对均势变迁后果的短视，法国放弃了均势政治所要求的援助弱者的法则，犯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错误。[ [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七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页。]法、奥关系的僵化源于法、奥对意大利领地控制权的竞争，而这类竞争又源于法、奥、意地缘关系上的邻近与缠结。而其后的普法战争又导致法、德关系僵化，两国处于无法调和的敌对状态。普鲁士取得普法战争胜利之后，两国签订了《法兰克福条约》，法国被迫接受割地、赔款的苛刻条款。法国虽然蒙受羞辱，但并未屈服。法国的复兴能力和复仇决心令德国惴惴不安，时刻担心法国报复。[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十七世纪中叶—— 一九四五年）》（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年，第146页。]1871年后，法国复仇意识在文化教育各方面表现得非常强烈，而第三共和国在经济、军事方面的成就又足以说明法国复兴的能力。1872年法国实行普遍兵役制度，现役军人达67.5万人，几与德国相等。1873年法国提前偿清赔款，说明法国财力殷实。德国（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占领军于当年9月撤离法国领土。1873年5月梯也尔下台，主张复仇的保皇党上台执政，这一切使俾斯麦忧虑不安。普法战争刺激了法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民族主义情绪则使法国和德国在以后的时期无法成为盟友。[ 参见[美]A•C•萨顿：《西方技术与苏联经济的发展1930-1945》。]其结果就是，一国政策固定在有一永久敌人的前提下，将会牺牲其在结盟战略选择上的弹性。德、法敌对关系固化源于两国的历史宿怨，而这类历史宿怨皆源于地缘迫近。
19世纪后期，由于东方问题导致俄奥矛盾无法调和，俄国从与德、奥的协调转向与法国的协约，并最终与英国搁置矛盾、协调立场，形成英、法、俄三国协约，建立与德、奥对抗的同盟，迅速实现了同盟阵营的转换。俄国对外结盟政策的急遽转变，导致了欧洲现代历史上同盟结构出现重大逆转。这也集中显示了俄罗斯基于远离大国集中分布的西欧权力中心的侧翼位置，在选择盟友方面的灵活性。俄国在地理位置上具有边缘特征，对国际体系最具威胁的潜在霸权国家或同盟采取制衡政策时，具有较少羁绊、迅速灵活的优势。这与腓力二世(PhilipII)时期法西矛盾的持久性及普法战争后德法敌对的不可调和性，形成了鲜明对照。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纳粹德国的进攻矛头首先指向北欧和西欧，为苏联取得未来对德作战的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缓冲区以及战争准备时间赢得了先机，这与德法矛盾形成明显的不同。德法矛盾是基于地缘位置相邻导致的历史宿怨和领土争端形成的，是僵化的、不可调和的，在战争临近时，法国成为德国首要而紧迫的进攻方向。远离欧洲权力中心的侧翼位置，使俄罗斯赢得了推迟战争爆发的战略回旋空间。
（三）意识形态（影响因素E）
意识形态是近代以来国家秩序的思想基础。根据意识形态对一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可以将其分为两种类型：保守型和革命型。虽然二者都以一国在国际体系的权力伸张为对外目标，但其采用的手段是不同的。前者以权力政治为基础，通过军事征服（如17世纪及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前的王朝战争）、领土变更、建立势力范围等手段，拓展一国之于他国的相对权力；后者虽然仍然采取权力政治的传统手段攫取国际权势，但常伴以体制输出及对他国秩序的破坏。19世纪后期以前的俄国君主专制（不包括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属于保守型，受其影响的对外政策以权力政治为基础和分野。摩根索认为，1815年的《神圣同盟》是某种纯粹意识形态类型同盟的体现，而1873年的《三皇同盟条约》是在同盟实质性义务上增加了意识形态责任，这是一种更为典型而普遍的意识形态同盟。[ 摩根索，肯尼斯•汤普森改写：《国家间政治——为了权力与和平的斗争》，李晖、孙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219-220页。]尽管意识形态色彩的强弱各异，但这两个同盟都具有维护国际体系既有权力现状和法治传统的保守型意识形态特征。俄罗斯19世纪中后期泛斯拉夫主义和20世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属于革命型，在其指导下的对外政策超越了传统权力政治的界限，对国际体系其他国家的社会秩序产生颠覆性作用。革命型意识形态因素对俄罗斯对外结盟的影响，集中体现在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俄国在欧洲的同盟阵营转换，以及冷战时期苏联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在此基础上，俄罗斯对外输出泛斯拉夫民族运动和共产主义世界革命，即属此种现象。革命型意识形态通过改造或颠覆既有国际体系的社会基础，达到拓展对外权力的目标。因此，常常会遭到既有国际体系异质型意识形态国家的排斥，而保守型意识形态遭到其他国家联合抵制的机率较小。在对外结盟的目标设定上，革命型意识形态具有内在固有的修正主义色彩，这是因为其具有彻底颠覆既有国际体系法治基础的内在冲动。[ 关于国际意识形态革命，怀特指出，多年来，苏维埃国家就是一个反叛者，未得到其他大国的承认，理由很充分，这就是其他国家无法相信苏联接受了它们所属的国际社会的规则。它维持着第三国际这么一个国际革命组织以便破坏这些规则。……个体对国际社会的忠诚胜过对国家的效忠。……一个革命国家，……希望改变国际社会基础……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其他国家政府不能代表本国人民，因而总是试图操纵或利用他国内部可能出现的效忠分野。……革命国家在道义上和心理上始终与其邻国处于战争状态，即便在法律上和平占优势时依然如此，因为革命国家认为它的使命就是通过胁迫、转化对手来改造国际社会，它无法承认它的邻国具有与它同样的继续生存的权利。参见怀特：《权力政治》，第46-56页。]H.A·史密斯指出：“将来会得到证明，布尔什维克革命内部蕴含的主要意义，不止在于使俄国及其他受其影响的地方发生局部变革，而在于其彻底否定了国际关系的既有规范。”[ H.A. Smith, “The Anarchy of Power”, The Cambridge Journal, 1948, Vol.I, No.4, p.215.]意识形态特质的革命与保守的分野，在一定程度上使国际安全关系中的国家实力与威胁在程度上不再保持一致，在其他条件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具有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对国际体系或置身其中的其他国家更具威胁性。[ 沃尔特认为，在形成威胁时，进攻意图比实力更为关键。如果一国的进攻意图源于其体制的内在属性而无法改变，即使其仅拥有适度能力，也将形成国际体系的主要威胁来源。由于进攻意图因素对形成威胁结果的修正，实力与威胁不再遵循严格的对等关系。参见[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25页。]正如建构主义学者所指出的，19世纪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使国家的对外目标发生改变，它使得19世纪的国际政治进程变得不像原先那样温和了。[ 参见[美]A•C•萨顿：《西方技术与苏联经济的发展1930-1945》。]“始终如一的敌对倾向并不一定导致实际交火，但和平时刻面临威胁 ；持续的阴雨连绵比间或的一两场骤雨更称得上天气恶劣。”[ T. Hobbes, Leviathan, London: J.M.Dent, 1943, p.64.]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总结道：“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它将在所有文明国度，至少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同时发生”，“它具有世界意义，因此将以整个世界为舞台。”[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领导人就在为世界革命形势的到来做准备。1920年7月1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发动世界革命的决议，受到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热烈响应，托洛茨基起草了宣言，其中呼吁：“国际无产阶级应时刻准备斗争，直到在全世界建立苏维埃。”1921年革命陷入低潮后，除列宁等少数人之外，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多数领导人仍然主张在欧洲各国发动全面进攻。[ Шириня К.К.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стратеги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5. С.46-48.]苏联意识形态输出的内在动机在斯大林的这段话中也得以体现：“任何国家都倾向于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加诸于其权势所能掌控的地区。”[ Marc Trachtenberg,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6.]
但是意识形态动机仍然受到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和国家安全目标的有力制约。摩根索强调：“完全背离物质利益的纯粹意识形态同盟是无法维持的；它无法指导政策与行动，还会以政治团结的表象误导人们”。[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220页。]因此，革命型意识形态并不总是表现为国家结成同盟关系时的修正主义倾向，而是经常受到结盟关系领域其他影响因素的修正。泛斯拉夫主义对权力政治的迁就与适应；俄国从与德、奥协调转向与法、英协约；二战期间及其前后苏联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抑制世界革命理想，解散共产国际，放弃某些国家有利的革命形势，抛弃潜在盟友，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沃尔兹认为，国家的最基本功能是维护生存，其首要目标是安全。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内，国家实现安全目标的手段唯有“自助”，国家对外行为主要受功能雷同、黑箱化的国家之间形成的权力结构制约。沃尔兹主要强调国际体系中的“极”对结构的主导性功能。革命型意识形态的出现及其与保守型意识形态的分野，使原本被沃尔兹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简约化的国内因素（身份），对国家对外行为产生了令人无法忽视的影响。建构主义学派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意识形态能够影响甚至改变行为体的目标与行为。莱弗勒认为，意识形态等观念因素是导致美、苏领导人在冷战期间深陷周而复始的敌对怪圈而无法自拔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见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序言)，第4-5页。]“身份”能够改变实力的作用方向（威胁程度），与“极”（实力结构）发生混合作用，共同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但是“极”仍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 关于“身份”和“极”的详细分析与阐释，参见[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由于俄罗斯在国际权势结构中处于次要地位及地理位置上易受攻击，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与地位，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抱负，对俄罗斯结盟目标选择的影响受到制约。在这样的制约条件之下，俄罗斯被迫优先维护国际均势，调整并抑制意识形态输出的动机，体现了俄罗斯革命型意识形态修正主义的内在张力与权力结构、安全需要等制约机制的冲突与调和。表现在结盟政策上，俄罗斯革命型意识形态的进攻性色彩带有一定的妥协性，特别是在国家面临紧迫的外来威胁时，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压制了革命型意识形态的进攻性内在动机，与权力政治密切相关的权力结构计算被置于主导联盟政策的优先地位。正如怀特所说：“国际革命从来没有长期为革命而反对国家利益，……任何国家都未能出于信仰理念的考虑而限制了自己结盟。”[ 怀特：《权力政治》，第54页。]19世纪末，奉行正统主义的俄国与自由主义法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德、奥两个君主国，尽管自由主义法国在19世纪中叶坚决反对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英国、土耳其结盟，对俄国作战）。当与法西斯德国进行殊死搏斗时，苏联与美、英等意识形态相左的国家共同组成反法西斯同盟。为了巩固这一同盟，避免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对同盟合作形成不利影响，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加以抑制。斯大林于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限制反对西方（特别是英、美）的宣传，为了维护并巩固与英、美等意识形态与己相左的国家之间的同盟关系，抑制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内在诉求。当外来威胁趋于缓和时，国家安全需求的紧迫性下降，意识形态运动成为和平时期拓展国际权势的重要手段，革命型意识形态的修正主义诉求得到鼓励。苏联在热点地区大力推动共产主义运动，拓展社会主义阵营，扩大同盟覆盖范围，恰恰是在美、苏关系缓和时期。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及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
总之，由于长期以来俄罗斯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的非首强地位没有发生过根本改变，其在维护国际均势的前提下，渐进式地追求局部权力伸张，以谋求安全保障与大国地位的外交传统亦未发生大的改变，并成为其对外结盟的主要诉求。俄罗斯意识形态诉求的变化，基本适应了权力政治现实形势的变化，其革命型意识形态主要作为拓展势力范围、维护而非颠覆国际均势的手段起着作用，在其结盟政策上发挥了工具性而非目的性的功能。俄罗斯革命型意识形态在对外结盟目标诉求上受制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因而具有妥协性，表现为首先需要制衡潜在霸权，在拓展势力范围方面则时常采取克制态度。
十月革命胜利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未能在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夺取政权，苏联对外输出革命并未取得决定性成功。斯大林对短期内共产主义革命在国外取得胜利已不再抱有希望，遂提出“巩固国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以此作为战胜帝国主义的基础”[ Joseph Stalin, “The Foundations of Leninism”, in Bruce Franklin (ed.), The Essential Stalin: Major Theoretical Writings, 1905-1952,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2, p.157.]。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认为，保卫苏联是共产主义运动能够坚持下去并不断取得胜利的基础。防御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孤立、封锁与进攻，是其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推行世界革命已退居次要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并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而是“革命爱国主义”，中心目标是保卫苏联。[ Silvio Pons, Stalin and the Inevitable War, 1936-1941, London: Frank Cass, 2002, pp.175-181.]这成为共产主义苏联和意识形态与之严重冲突的纳粹德国在二战前夕和初期合作的思想基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在这样的外交思想指导下签订的。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1939年英、法在慕尼黑会议上对德采取绥靖政策。此时，斯大林一方面担心日本进攻苏联，一方面对英国共同抵御纳粹的诚意感到失望。在这种危机时刻，苏联领导人暂时搁置了与纳粹在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冲突，谋求为防御德国所需的备战时间和纵深范围，采取与纳粹德国订立同盟的机会主义路线。1939年8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的“附加协议书”，划分了在东欧的势力范围。1939年10月-1940年7月，苏联建立起“东方战线”，将西部边界向西推进了300-400公里，大体恢复了1913年的沙皇俄国疆界。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一方面推迟了苏德战争爆发的时间，赢得了战争准备时间，一方面在东欧获取了势力范围（包括波兰东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以及芬兰的部分地区），将对德防御纵深向前推进，改善了对德战略态势。
二战结束后，苏联虽然具有输出体制的意识形态要求，但维护苏联安全的诉求更为强烈与迫切。当时苏联领导人判断，威胁可能来自两个方向。首先，在斯大林的意识中，德国与日本虽然已经战败，但这两个国家具有强大的复兴能力，日后仍有可能成为苏联的强大对手。如果发生复兴后的德、日的报复性进攻，苏联将再次陷入险恶境地。其次，在意识形态上，苏联与战时同盟英、美存在着对立与冲突。在战时，由于共同面对轴心国家的侵略，苏联与英、美暂时搁置了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共同对付德、日。但目前德、日已经战败，英、美是否会由战时同盟变成敌对国家，还难以预料。而从实力对比或权力结构的角度分析，苏联与这两个方向上的威胁源相比，都不具有制胜优势。因此，苏联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不是进攻或输出革命，而是维护雅尔塔体系规定的战后现状。而缓和与英、美之间的矛盾，将战时同盟延续下去，利用苏、美、英之间的合作，威慑与压制德、日，是一种对苏联有利的均势策略。继续维持与英、美的战时合作，需要苏联缓和与英、美之间在捍卫意识形态、争取势力范围方面的竞争与对抗，避免对英、美形成刺激或挑战。而由于存在对这两个方向的威胁源的认识，苏联同时还需要在英、美能够接受的限度内，尽量扩大周边的势力范围，建立防范其他大国入侵的缓冲区。固守而不逾越雅尔塔体系规定的苏联势力范围，则是一个比较适宜而合理的选择。
尽管苏联领导人之间对威胁性质、意识形态身份、战略构想等也存有异议，但是，总体来说，他们对苏联安全的关注胜过对输出革命的渴望。他们希望能够将战时与英、美结成的同盟延续下去。这样做有利于苏联的防御和建设。[ V.O. Pechatnov, “The Big Three After World War Ⅱ: New Documents on Soviet Thinking About Post-War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13,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1995.]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安全和边境问题，热衷于取得有利于防御的势力范围或缓冲区。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坚持他在波兰卢布林建立的共产主义管理委员会占据临时政府的多数席位。他表示苏联需要一个友好的波兰，以保证其不会成为敌人入侵苏联的通道。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苏联支持临时政府中的共产主义者取得对非共产主义者的压倒性优势。意大利学者西尔维奥•庞斯(Silvio Pons)指出：“苏联安全至上的观念总揽全局，在这样的战略视野之下，苏联出于安全恐惧心理的扩张主义趋势会持续存在。”[ Geoffrey Roberts, Stalin’s Wars: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18-253.]斯大林声称，他是准备不惜一切保卫苏联的革命者……他是准备毫无保留地保卫苏联的国际主义者……保卫好苏联是革命发展的前提。[ Erik Van Ree,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seph Stalin: A Study in Twentieth-Century Revolutionary Patriotism,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2, pp.211-212.]他打算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加强苏联的安全、势力和国际地位。[ Adam B.Ulam, Stalin: The Man and His Era,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3, pp.358-362.]斯大林认为，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相比，社会主义力量仍然处于劣势，因此，应该行事谨慎。斯大林1945年1月对南斯拉夫代表团领导人说：“当你处于弱势时，就应该处于守势。”[ “From the Record of I.V.Stalin’s Conversation with A.Hebrang”, January 9, 1945, Cold War History, April 2001, pp.161-162.]他不鼓励欧洲其他国家效仿俄国道路实现社会主义。有学者经调查后推断，斯大林对共产主义称霸欧洲态度含糊。[ Pons, “Stalin, Togliatti,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rd War in Europe”, Journal of Cord War Studies, Spring 2001, p.15.]斯大林不鼓励共产主义革命，是由于他更关注苏联的安全、利益和地位。他本人对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并不乐观，因此，他希望通过采取守势，缓和与资本主义大国英、美之间的关系，以维持既有的均势现状。苏联的重建也需要英、美的合作。无论是寻求贷款还是从德国索取赔款，都需要英、美的支持或首肯。斯大林认为德、日复兴能力很强，为防备其再次发动报复性进攻，需要对其严密监督和控制，而这更需要英、美的合作。如果不能对德、日实施严格控制，斯大林说，“15年后就会面临新的战争”。[ “Notes of V. Kolarov”, January 28, 1945, in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Stalin and the Cord War, 1945-1953, New Haven, Conn. September 1999, p.130.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他说，历史经验证明，德国很快就能够再次发动侵略。他认为，在德国战败之后，战争或侵略的威胁仍然存在。斯大林回忆道，“1871年德国袭击了法国……40年后，德国再次进攻。一战过后，德国休养生息，但仅仅过了二十年，于1939年再次发动战争。德国具有强大的复兴能力”。[ “Notes of V. Kolarov”, January 28, 1945.]因此，斯大林需要缓和与英、美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国际权势竞争方面的冲突，防止脆弱的均势平衡再次被打破。从长远来说，斯大林希望共产主义者在国外赢取更多的权力，但与英、美的联盟是当前更加重要的目标。斯大林于1942年6月声明同意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观点：“苏、美、英需要组建联合武装力量来阻止侵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未来的和平。”[ Oleg A. Rzheshevsky (ed.), War and Diplomacy: The Making of the Grand Alliance: Documents from Stalin’s Archives, Amsterdam: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p.204. ] 当德国败局已定时，苏联领导人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防范德国再起，维护雅尔塔协定设计和规划的战后均势和势力范围。 战争引起的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为苏联放弃孤立主义外交思维提供了契机，而斯大林不失时机地抓住了与西方大国合作这一历史机遇。[ 沈志华：《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第4页。]1944年1月，苏联驻英全权代表麦斯基（Маиский）在给苏联领导层的长信中，分析了战后国际形势和苏联的目标，他认为，“应该创造出能够长期保证苏联安全并最低限度地保证欧洲和亚洲的和平的局势”；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将会导致苏联与两个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对抗，苏联应当与同盟国合作不是与之发生基于意识形态的冲突。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同年7月在给苏联政府的报告中主张，“我们必须寻求某种合作，以得到至少是几十年的和平。”莫洛托夫后来承认，当时认为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对苏联是有利的，是很重要的。葛罗米柯回忆道，1944年9月参加敦巴顿橡胶园会议时，斯大林“确实期望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战后进行长期合作”。[ 同上。]1944年6月，斯大林会见波兰国家解放委员会成员时说，波兰应该与英国、法国结成同盟，与美国保持友好。[ “Notes of Stalin’s Speech during a Reception at the Kremlin to Celebrat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Agreement to Create the Polish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June 23, 1944, in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p.21.]斯大林对国外的共产主义者提出，与民主党和社会党建立联合战线时，要避免采取激进措施，不要急于使社会布尔什维克化。他认为，激进措施会导致支持者的叛离以及人民群众的误解，甚至有可能引起与盟国的争执。尽管德国将彻底战败，苏联仍然感到安全缺乏保障。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和意识形态色彩决定了苏联的战略视野。斯大林希望美、英能够理解苏联出于安全需要对势力范围或缓冲带的要求。作为交换，斯大林愿意参加对日作战，并控制革命力量在西方势力范围的蔓延。在中国内战中，斯大林愿意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对中共政权则比较冷淡。斯大林于1943年5月决定解散共产国际。[ 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侵苏战争之后，苏联领导人立即向共产国际提出要求，各国共产党的目标是保卫苏联，要回避世界革命问题。共产国际随后通知美、英、法、瑞等国党组织，指责其把德国与苏联之间爆发的战争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定性，强调战争的性质是卫国战争，苏联没有输出社会主义的计划，“世界革命”的宣传口径不利于团结反法西斯力量；各国共产党应该停止对本国政府的批判，并与本国其他反法西斯力量合作。参见Дими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 (9 марта 1933-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 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 1997. C.236-237; РЦХИДНИ. ф.495. оп.18. д.1335. л.16;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Ⅱ, после 22 июня 1941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1998. C.101-102. 7月初，共产国际呼吁在遭法西斯蹂躏的国家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并指示“共产党不要要求反法西斯民族阵线的领导权”。参见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C.238-239. 1942年夏，共产国际领导人指示南斯拉夫党领导人：目前处于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斗争阶段，当前的目标不是阶级斗争。共产国际于1943年电示波兰党，行动的方针是“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暂不考虑无产阶级政权问题。执委会对其他国家的党组织也提出类似要求。Шириня.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C.58.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Ⅱ. C.316-317.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C.357-358.苏联领导人于1943年5月末就解散共产国际发表声明：希望以事实批驳各种反苏言论，包括“苏联企图控制别国的内政，使其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转化”、“各国共产党组织弃国家利益于不顾、唯国外指挥机构马首是瞻”等谰言；这样做能够缓解意识形态分歧，促进进步力量的团结，建立反法西斯共同阵线，为世界各国人民在未来自由联合建立国际同盟排除障碍。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C.376-377.沈志华认为，促使斯大林下决心解散共产国际的，正是出于莫斯科对战时同盟关系可能破裂的担心，以及对战后同盟关系得以继续的期盼。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从战略的角度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主张，而这一主张恰恰是建立共产国际的初衷。参见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第7、19页。]此外，他对希腊、法国、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运动予以压制，使其放弃夺取政权。他于1944年分别指示希腊、意大利、法国共产党向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妥协，并放弃武装力量，致使它们掌握国家政权的希望落空。[ 关于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并对希腊、意大利、法国共产党掌握或参与政权的政策和活动加以限制，致使上述国家的共产党失去了掌握或参与政权的机会和力量，参见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第3-6页。]1944年10月，斯大林与丘吉尔会见时达成协议，双方在东欧划分势力范围，苏联获得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控制，而希腊则交给国内保守派和英国处置，这使希腊共产党人失去了支持，从而丧失了夺取政权的机会。战后，苏联顺应美、英的要求，将其势力从土耳其、伊朗、希腊撤出。[ 参见刘志青：“战后初期美苏在伊朗、土耳其、希腊的角逐”，《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前苏联外交官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Георгий Арбатов)写道：“斯大林利用国际主义为苏联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谋利。”[ Georgi Arbatov, The System: An Insider’s Life in Soviet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2, p.168.]苏联领导人既担心德国和日本的复兴与报复，又力图避免与美、英发生冲突，他们对均势思维指导下划分势力范围的考虑多过对革命的执著。斯大林为了长期维持与西方大国在战时结成的合作关系，暂时淡化了苏联政权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对苏联同盟覆盖范围的扩展加以限制。
为了实现“雅尔塔体系”承诺的和平与权势，维护战后国际权力平衡，苏联希望与西方大国的战时同盟关系延续到战后，以此防范其认为最具威胁性的德、日再次复兴与卷土重来，避免危及战后初期尚不稳定的国际局势。为此，苏联恪守了“雅尔塔体系”划定的势力范围，没有利用当时国际局势的变化为苏联提供的扩张机遇，没有将法国、意大利、希腊、土耳其、伊朗纳入苏联势力范围。斯大林对法国、意大利、希腊共产党的活动与发展刻意加以压制，客观上削弱了苏联对上述国家的影响力。实质上是为了避免刺激英、美，防止引发苏联与英、美的冲突，以维护战后均势。而苏联在与英、美的实力对比中，明显处于弱势；同时又要考虑与英美合作，遏制德、日复苏。因此，暂时放弃革命型意识形态的进攻色彩，维护既有均势、保护既得权势，最符合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
从历史经验来看，俄罗斯并不是一个罔顾权力政治现实而具有意识形态狂热的国家。俄罗斯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具有意识形态狂热的政治人物，但执政时间短促，因政治理想与国家现实利益严重冲突而失去支持，并被排斥出权力中枢，他们支持的单纯从理想偏好出发的对外政策也很快寿终正寝，被基于权力政治原则的对外政策所取代。似乎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无法容忍政治理想主义僭越权力的政治考量。俄罗斯历史上也未出现过与现实国家利益冲突或不相容的国际政治思想。这与西班牙的腓力二世(Felipe II)、神圣罗马帝国的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以及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对政治理想及其外交原则的执著有很大的差别。俄罗斯加入欧洲大国体系较晚，其时欧洲已经确立国家至上原则[ 关于国家至上原则的详细阐释，参见[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第42-56页。]，摒弃了形式上的宗教道德规范。俄罗斯地缘环境形成的安全脆弱性以及历史上残酷的权力政治现实形成的不安全感[ 关于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说法：“历史性敌意(historical enmity)的存在和反复的战争常常放大了俄罗斯对当前威胁的认知”，参见[英]巴瑞•布赞、[丹]奥利•维夫、[丹]迪•怀尔德主编：《新安全论》，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1页。“克里姆林宫对世局的神经质观点的底层，是俄罗斯传统、本能的不安全感。早先，这乃是一个和平的、务农的民族，试图住在辽阔的平原上，却与强悍的游牧民族为邻而生发不安全感。当俄罗斯接触到经济先进的西方，则又加上了惧怕这个地域上更能干、更有力、更高度有组织的社会。不过，后面这种不安全感，困扰俄罗斯统治者大于困扰俄罗斯人民；因为俄罗斯统治者已经体会到他们的统治形式上相当古旧，在心理基础上脆弱和矫揉造作，不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相提并论。基于这个理由，他们一直害怕外国渗透，害怕西方世界和本国直接接触，害怕一旦俄罗斯人了解外在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了解了其内在世界的真相，究竟会有何种后果。并且他们也学到，只有耐心，只有奋力斗争彻底摧毁敌人，才能获致安全，不可能以协定或妥协来获致安全。”参见[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424页。“二战结束时，苏联拥有出于安全需要而控制欧洲的正当理由。三十年内，德国两次入侵苏联，对受害者欠下了难以偿付的血债。苏联领导人出于为国家安全负责将不会放弃建立欧洲霸权的任何可能。”参见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2001, p.198. ]，使其对外政策由于安全压力和威胁认知，而在意识形态考量上较具妥协性。体现在对外结盟政策上，当意识形态目标与权力政治目标基本保持一致时，意识形态原则才会受到积极鼓励和大肆宣扬，并得到严格遵循。而当意识形态目标与权力政治目标难以协调时，在现实权力政治的利益诱惑和安全压力之下，其意识形态原则能够适时地被取舍和调整。
历史证明，俄罗斯随时可以放弃所谓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原则，也随时可以撕毁已经签订的国际条约、协定，实用主义是俄罗斯外交永恒不变的准则。[ 杨洁、李传勋：“俄罗斯民族性格基质及其表征”，《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5期。]1805年俄国出于维护欧洲正统主义的理由，加入英、奥组织的反法同盟，但在1807年俄军被法军决定性地击败。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Павлович)随即转而与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I)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基于权力政治与地缘关系的现实，退出反法同盟，并与法国结成反英同盟。虽然革命后的法国宣扬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这与俄国推崇的正统主义严重抵触，但是，亚历山大一世为了维护既得权益，仍然与拿破仑结成同盟，与维护欧洲传统与均势的英国为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斯大林为了推迟苏德战争的爆发、赢得备战时间，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直到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前夕，苏联一直在向德国出口石油、谷物、橡胶、金属等重要战略资源。在此期间，共产主义苏联与法西斯德国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的1941年4月13日，为了避免日本从东线对苏联发动进攻，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日本也对外蒙古的独立地位予以承认。尽管苏联与法西斯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在意识形态上大相径庭、互不相容，但是，与当年亚历山大一世的对外政策如出一辙，斯大林首先考虑的是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因而采取了“权力政治”与“地缘政治”的思维逻辑，将对意识形态因素的考虑暂时放到了次要位置。
三、结 语
影响因素A和B倾向于促成俄罗斯对外结盟的保守主义倾向，与对国际权力分配现状感到满意的国家结成意图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同盟，旨在维持国际体系的既有权力格局，而对威胁国际体系权力现状的修正主义大国及其联盟予以威慑和遏制。其实质是一种平衡战略，即加入到处于国际均势弱势的一方，制衡拥有相对权力优势并试图颠覆既有国际均势的潜在霸主。由于历史上成功地实施了防御战略，对传统与历史的认知和记忆，势必使俄罗斯领导者在制定联盟政策时形成某种思维惯性，使其对俄罗斯的防御纵深给予更高评价，并对采取制衡政策更具信心。而在俄罗斯组建保守同盟时，盟国也会对俄罗斯的防御能力给予较高评价，从而对与俄罗斯结成防御同盟树立牢固信心。
影响因素C使俄罗斯与欧洲强国林立的权力中心之间，存在着由一系列弱小民族和国家组成的缓冲带，这为俄罗斯在周边地区采取修正主义结盟政策提供了机遇和空间。俄罗斯与西欧权力中心距离相对遥远，包括英国、西欧大陆强国在内的欧洲均势的主要平衡力量，对俄国周边的力量投送能力随距离增加而减弱，对俄国在中东欧、巴尔干的局部扩张常有欲制乏力、鞭长莫及之感。俄罗斯在制定对外结盟目标时，也经常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
影响因素D使俄罗斯处于相对远离欧洲权力中心的边缘位置，让俄罗斯能够更加灵活地选择在权力竞争中处于弱势的一方为盟友，对意图侵略而咄咄逼人的潜在支配大国进行制衡。俄罗斯不必因为地缘邻近导致的既有敌我恩怨的束缚，在采取平衡战略时束缚手脚。
影响因素E中的革命型意识形态，具有割裂国际体系内民族国家社会基础、将某国特殊秩序的思想和制度输出国外的内在诉求，因而在形成一国的对外结盟政策时，对既有国际体系的法治秩序具有修正主义倾向；对非同质意识形态国家与同盟而言具有内在攻击性动机，包括在他国煽动、鼓励反对既有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运动等。但是，由于国家追求安全的优先性与国际权力结构对国家行为的主导作用，国家对外结盟的修正主义目标在上述两者的压力之下，会做出适时调整与修正。俄罗斯的泛斯拉夫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即属此例。从历史经验观察，俄罗斯的意识形态运动无论其性质是保守还是革命，在制定结盟目标时，总能在国家实力的限制与应对外部威胁的压力之下，找到与权力政治相适应的妥协方式，以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
总之，维持国际体系的总体均势，是俄罗斯这一不具备国际体系霸主资格、在实力位次上居于次要地位的大国，维护国家生存、安全与威望的核心利益所在。只有防止其他实力位次更加靠前的潜在霸权国家崛起为国际体系霸主，才能维持国际体系的多强共存局面，俄罗斯才能够作为国际体系的强国之一而获得相应的权力位置。它在一定层面上关系到俄罗斯国家的生存或灭亡、国际权势的存在或消失。而能否扩大缓冲带或势力范围，只是关系到既有国际权势的渐变式增减，至少暂时不会从根本上颠覆国际力量平衡，也不会影响到国家的生存。因此，俄罗斯这两个纠结在一起的结盟目标，对于俄罗斯国家对外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并不在同一层面。前者涉及的是核心利益，后者涉及的一般是重要而非核心利益。因此，在俄罗斯对外结盟实践中，我们常能看到前者受到优先考虑，常常为了维护前一个目标，暂时搁置后一个目标，或者为了实现前一个目标，对后一个目标进行弱化或下调预期。只有在后者不对前者构成重大影响和威胁时，才会被提上首要议事日程。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同盟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中的作用及我国应对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2BGJ010）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日美、韩美同盟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关系”（项目批准号：12JJD81002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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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9-180页。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578-579页。
参见[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序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
[英]马丁•怀特：《权力政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07-108页。
同上，第108-113页。
参见Nicholas J. Spykman, “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pril 1938, No.2; Gunther E. Rothenberg, “Moltke, Schlieffen, and the Doctrine of Strategic Envelopment”, in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rinceton, 1986；[美]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埃弗拉：《战争的原因》。
埃弗拉：《战争的原因》，第178页。
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9-162、169-171、186-195页的第76-128条注释。以及埃弗拉：《战争的原因》，第178-179页。
参见钱乘旦：《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9-202页；以及Daniel Deudney, G.John Ikenberry,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Soviet Chang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Winter1991/1992, Vol.16, No.3, pp.91-92.
俄国从来都自处于欧洲之外，称霸欧亚一方，不会容忍其他国家取得欧洲大陆的支配地位。就这一欧陆政策而言，俄国与传统的欧陆海外平衡力量（Balancer）英国如出一辙。引自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367页。
[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52-153页。
Spykman, “Geography and Foreign Policy”.
此处“权力政治(Machtpolitik)”的概念，是指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来处理国际关系而不考虑公理与正义，其源于德国宰相俾斯麦(Bismarck)提出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即“国家利益的理由”，指对外政策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不受当政者理想、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左右。参见怀特：《权力政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北京大学历史系《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编写组：《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4页。
1914年，德国拥有6500万人口，法国拥有4000万人口，奥匈帝国拥有5000万人口，而同一时期俄罗斯则拥有1.11亿人口。参见怀特：《权力政治》，第139页。苏联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还有一项与之并驾齐驱的国力优势：无比辽阔的国土，它使外国的军事征服难以为继。参见Gunther E.Rothenberg, “Moltke, Schlieffen, and the Doctrine of Strategic Envelopment”, pp.296-297.俄罗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复苏体现了它的内在优势。它自然资源丰富，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和出口国，占世界天然气储量的60%；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占世界石油储量的10%；俄罗斯的煤炭储量位居世界第二，并拥有丰沛的水电及核能。此外，俄罗斯还拥有庞大的核武库、大量的科学工程人员、广阔的空间，以及处于欧亚大陆战略中心的位置……俄罗斯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大陆：从西到东跨越11个时区，绵延5000英里，从极北到黑海、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南部山脉绵延1500英里。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能拥有和俄罗斯一样的空间纵深。参见[美]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219、227、236页。
参见怀特：《权力政治》，第16-25页。
关于1917-1991年俄罗斯都称得上大国，参见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8-29页第7条注释；关于1991年至2000年时段的大国的讨论，参见同书第506-565页。
关于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大国彼此之间的畏惧心理、进攻动机及其对权力的追逐，参见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2-78页。
新现实主义在探讨国际体系行为体制衡与追随行为的逻辑结构之后，得出结论：制衡行为更符合理性计算，从而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必然选择，因此，体系中的普通国家都倾向于与次要国家结盟以制衡体系内个别国家的霸权倾向。爱德华•古利克(Edward Gulick)强调，由于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任何国家只拥有单元层次（对国家内部）的权威，因此，防止体系中任何一国的潜在支配倾向，是各国决策者普遍而合理的政策偏好。参见Edward Vose Gulick,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A Case History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ne of the Great Concepts of European Statecraft,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1967, pp.297-299. 摩根索也指出，“若干向往强权的国家，各自试图维持现状或推翻现状，必然导致一种称为均势的结构及旨在维持这种结构的政策”，“均势和旨在维持均势的政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大家庭中，它是个必不可少的稳定因素”，“均势作为现代国际体系基本原则的主要理由始终在于：要维持各国独立，均势是必不可少的。”参见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第222、264页。沃尔兹认为，国际行为体受到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的“选择”限制，因此，在相似的体系条件下其行为也具有相似性。当体系的权力平衡受到潜在支配国家单极相对权力优势的挑战而有可能向霸权结构转变时，次要国家和普通国家将联合起来，对其采取制衡行动。体系结构促进行为体的“制衡”偏好，而非“追随”倾向。根据体系结构理论的逻辑结构判断，国际体系不会轻易出现霸权结构，而是均势结构的反复修正。参见Kenneth N.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123-128.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6页。
Hugh Seton-Watson, 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331.
Alexander Gerschenkron, “Russian Agrarian Policies and Industrialization, 1861-1917”, in Continuity in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43.
关于1930-1945年苏联从西方特别是美国引进技术的情况，参见[美]A•C•萨顿：《西方技术与苏联经济的发展1930-1945》，安冈译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从中可以反映出苏联与西方在技术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0页。
从18世纪末开始，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欧洲列强纷纷觊觎其领地与权益，欧洲列强围绕奥斯曼帝国的“遗产”问题进行的争夺与斗争，主导了19世纪上半期大部分时间的欧洲国际关系。因奥斯曼帝国的地理位置在欧洲东方，以故称之为“东方问题”，它是19世纪欧洲外交的“主线”之一，并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关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详细阐述，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编写组：《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1-235页。
D.C.B. Lieven, Russi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St.Martin’s, 1983, p.133.
Ibid, p.100.
Arnold Wolfers, “Alliances”, in David L. Sills(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p.270.
Arnold Wolfers, “Alliances”, in David L. Sills(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 p.270.
俄国在1914年之所以谋划对德国采取进攻性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转移德国攻击法国的注意力从而援救法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利用由于德军集中在西线对付法国而在其东面形成的弱点。这一对德国采取主动进攻的机会使俄国放弃了传统的纵深防御战略。参见Jack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of Press, 1984, pp. 17, 23, 157, 165, 180.
参见Rothenberg, “Moltke, Schlieffen, and the Doctrine of Strategic Envelopment”, pp.296-297.
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签订似乎是一个较为罕见的例外，但是，笔者仍认为，应将其归为斯大林为了获得必要的备战时间而采取的某种基于战术灵活性的拖延策略，而非真实意义上的“追随”或“推卸责任”。
关于“离岸平衡手”的详细阐释，参见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340-386页。
钱乘旦：《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第200-201页。
Deudney and Ikenberry,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Soviet Change”, pp.91-92.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1页。
此处以战争的目标和结果是否对欧洲主要大国力量对比产生决定性改变，作为区分征服战争与非征服战争的标准。
参见怀特：《权力政治》，第129-130页。
R.B. Mowat, 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815-1914, London: Edward Arnold & Co., 1928, p.10.
[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七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页。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十七世纪中叶—— 一九四五年）》（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年，第146页。
参见[美]A•C•萨顿：《西方技术与苏联经济的发展1930-1945》。
摩根索，肯尼斯•汤普森改写：《国家间政治——为了权力与和平的斗争》，李晖、孙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219-220页。
关于国际意识形态革命，怀特指出，多年来，苏维埃国家就是一个反叛者，未得到其他大国的承认，理由很充分，这就是其他国家无法相信苏联接受了它们所属的国际社会的规则。它维持着第三国际这么一个国际革命组织以便破坏这些规则。……个体对国际社会的忠诚胜过对国家的效忠。……一个革命国家，……希望改变国际社会基础……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其他国家政府不能代表本国人民，因而总是试图操纵或利用他国内部可能出现的效忠分野。……革命国家在道义上和心理上始终与其邻国处于战争状态，即便在法律上和平占优势时依然如此，因为革命国家认为它的使命就是通过胁迫、转化对手来改造国际社会，它无法承认它的邻国具有与它同样的继续生存的权利。参见怀特：《权力政治》，第46-56页。
H.A. Smith, “The Anarchy of Power”, The Cambridge Journal, 1948, Vol.I, No.4, p.215.
沃尔特认为，在形成威胁时，进攻意图比实力更为关键。如果一国的进攻意图源于其体制的内在属性而无法改变，即使其仅拥有适度能力，也将形成国际体系的主要威胁来源。由于进攻意图因素对形成威胁结果的修正，实力与威胁不再遵循严格的对等关系。参见[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25页。
参见[美]A•C•萨顿：《西方技术与苏联经济的发展1930-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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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220页。
参见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序言)，第4-5页。
关于“身份”和“极”的详细分析与阐释，参见[英]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怀特：《权力政治》，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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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Notes of Stalin’s Speech during a Reception at the Kremlin to Celebrat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Agreement to Create the Polish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June 23, 1944, in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p.21.
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侵苏战争之后，苏联领导人立即向共产国际提出要求，各国共产党的目标是保卫苏联，要回避世界革命问题。共产国际随后通知美、英、法、瑞等国党组织，指责其把德国与苏联之间爆发的战争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定性，强调战争的性质是卫国战争，苏联没有输出社会主义的计划，“世界革命”的宣传口径不利于团结反法西斯力量；各国共产党应该停止对本国政府的批判，并与本国其他反法西斯力量合作。参见Дими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 (9 марта 1933-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 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 1997. C.236-237; РЦХИДНИ. ф.495. оп.18. д.1335. л.16; 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Ⅱ, после 22 июня 1941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1998. C.101-102. 7月初，共产国际呼吁在遭法西斯蹂躏的国家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并指示“共产党不要要求反法西斯民族阵线的领导权”。参见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C.238-239. 1942年夏，共产国际领导人指示南斯拉夫党领导人：目前处于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斗争阶段，当前的目标不是阶级斗争。共产国际于1943年电示波兰党，行动的方针是“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暂不考虑无产阶级政权问题。执委会对其他国家的党组织也提出类似要求。Шириня.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C.58. 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ЧастьⅡ. C.316-317.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C.357-358.苏联领导人于1943年5月末就解散共产国际发表声明：希望以事实批驳各种反苏言论，包括“苏联企图控制别国的内政，使其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转化”、“各国共产党组织弃国家利益于不顾、唯国外指挥机构马首是瞻”等谰言；这样做能够缓解意识形态分歧，促进进步力量的团结，建立反法西斯共同阵线，为世界各国人民在未来自由联合建立国际同盟排除障碍。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 C.376-377.沈志华认为，促使斯大林下决心解散共产国际的，正是出于莫斯科对战时同盟关系可能破裂的担心，以及对战后同盟关系得以继续的期盼。解散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莫斯科从战略的角度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主张，而这一主张恰恰是建立共产国际的初衷。参见沈志华：《冷战的起源——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转变》，第7、19页。
关于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并对希腊、意大利、法国共产党掌握或参与政权的政策和活动加以限制，致使上述国家的共产党失去了掌握或参与政权的机会和力量，参见沈志华主编：《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的关系》，第3-6页。
参见刘志青：“战后初期美苏在伊朗、土耳其、希腊的角逐”，《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Georgi Arbatov, The System: An Insider’s Life in Soviet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2, p.168.
关于国家至上原则的详细阐释，参见[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第42-56页。
关于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说法：“历史性敌意(historical enmity)的存在和反复的战争常常放大了俄罗斯对当前威胁的认知”，参见[英]巴瑞•布赞、[丹]奥利•维夫、[丹]迪•怀尔德主编：《新安全论》，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1页。“克里姆林宫对世局的神经质观点的底层，是俄罗斯传统、本能的不安全感。早先，这乃是一个和平的、务农的民族，试图住在辽阔的平原上，却与强悍的游牧民族为邻而生发不安全感。当俄罗斯接触到经济先进的西方，则又加上了惧怕这个地域上更能干、更有力、更高度有组织的社会。不过，后面这种不安全感，困扰俄罗斯统治者大于困扰俄罗斯人民；因为俄罗斯统治者已经体会到他们的统治形式上相当古旧，在心理基础上脆弱和矫揉造作，不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相提并论。基于这个理由，他们一直害怕外国渗透，害怕西方世界和本国直接接触，害怕一旦俄罗斯人了解外在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了解了其内在世界的真相，究竟会有何种后果。并且他们也学到，只有耐心，只有奋力斗争彻底摧毁敌人，才能获致安全，不可能以协定或妥协来获致安全。”参见[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424页。“二战结束时，苏联拥有出于安全需要而控制欧洲的正当理由。三十年内，德国两次入侵苏联，对受害者欠下了难以偿付的血债。苏联领导人出于为国家安全负责将不会放弃建立欧洲霸权的任何可能。”参见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2001, p.198.
杨洁、李传勋：“俄罗斯民族性格基质及其表征”，《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5期。
（原载于：《俄罗斯研究》2015年第3期）
（作者介绍：初智勇，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