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两国学界先后兴起以“友好史观”“战略史观”“国际史观”研究和论述战后中日关系史的范式，不仅建构更多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而且不断更新问题意识，致力于探讨概念、研究方法和论述体系。虽然不同史观下的论著特征不同、遗留问题各异，但都推动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不断焕发新的活力。随着近年来史料的不断丰富、中国周边形势与两国关系的变化，进一步研究战后中日关系史仍将是必要且重要的。
202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将迎来 50 周年。伴随着两国关系的风风雨雨，其战后（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下同）关系史研究也在史观、视角、方法以及史料的运用、范式的建构、观点的产出等方面呈现极大的变化，相关论著既有明显的代际延续，又有突出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历史学的创新发展以及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又极大改善了历史叙述的面貌。尤其进入21 世纪以来，史料的多样化、观念的多元化以及世界形势与中日关系的复杂化，都迫切要求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能够开掘新议题，回应新问题。为此，本文尽可能搜集、梳理中日两国学界的代表性论著，初步勾勒50年来相关研究的演进脉络，尝试分析各种史观兴起的原因与主要内容，总结相关研究的成就与遗留问题，并展望未来的研究趋势等，以求方家指点。
20世纪80年代：“友好史观”的兴起
大体来讲，中日两国的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均起步于邦交正常化以后。不过， 即便在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的相关机构和人士也始终保持对彼方国家与两国关系动态的关注。比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等涉外部门以及同日本存在往来的机构，就注意搜集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动向，关注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分析中国对日工作所产生的效果等。特别是1963年 12 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报告做出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指示后，国内部分高校、科研院所相继成立了日本研究机构。但由于两国邦交尚未正常化，而且在冷战格局和日美同盟体系下，相关资料难以获取，深入系统的研究难以开展，因而 1972 年之前鲜有战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性论著，即便涉及两国关系的文章，也多属于调查、记述、介绍与宣传性质，用以辅助高层制定对日决策，宣传党和政府的对日方针，以及批判揭露日本政府和美日关系。不过，这些筚路蓝缕的开路工作，毕竟为学界提供了一些关于日本和两国关系的基本知识以及文献资料，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日本方面的状况也大致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日本国内科研机构尚在重建、主要书报尚处在停刊或复刊等原因，日本对战后中国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一度停滞。为改善这一状况，原“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满铁”）调查部、“东亚研究所”等机构的成员以及日本共产党左翼同盟成员于 1946 年1月成立的“中国研究所”，开展对新中国的研究。中国研究所主张对华友好，与新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与全面媾和，并为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随着中日贸易的开展以及中国加强同世界的接触，有关新中国的介绍、见闻、回忆和对两国关系时评性质的文章也逐渐增多，相关机构和人士也注重搜集两国交往的资料，部分学者也在不同程度地运用这些公开资料撰写两国关系论著。与中国方面类似，这些论著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日本社会对新中国的求知欲望，也为后来日本学界开展研究积累了必要的资料。
随着《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两国学界在20世纪 80 年代几乎同时兴起第一个研究范式——“友好史观”。所谓“友好史观”，是指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角度叙述战后中日关系历程的模式。其基本内容为：中日两国人民抱着友好的目标，共同反对、冲破美国及其追随者日本反动政府设置的障碍，实现经贸往来与邦交正常化；或将战后中日关系史叙述为一部“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史，即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二分法”原则指导下，联合日本人民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民间交流—半官半民—邦交正常化”的过程演进。古川万太郎、林连德、林代昭、杨正光、吴学文、岛田正雄等学者在 80—90 年代出版的著作奠定了这一史观形成的基础，罗平汉、田桓、波多野胜等学者在 2000 年以后出版的著作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研究路径。
“友好史观”在两国的兴起、延续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其一，从两国奠基学者的构成看，他们大多出生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曾亲历日本侵华战争与日本战败投降的岁月，对战争的伤痛和教训有着深刻的记忆。抱着“以史为鉴、着眼未来”的愿望，他们从自己的工作出发，自觉投身于战后两国的友好运动中，反对、批判破坏两国友好关系的因素。此种经历与情怀促使他们在论著中将两国友好进程作为主要的叙事内容。其二，从现实因素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将经济建设确立为全党和全国的中心工作，重视从日本等发达国家引进外资和技术，而日本基于一定的政治、经济考量也提供官方贷款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种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时代”“黄金时期”。政治、社会层面的友好氛围自然影响到学界的研究主题，学者们把阐述这种友好关系的形成过程作为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意识。而中日关系在80年代末直至 21 世纪初间断出现波折与困难时，学界则更为重视阐述过往的友好历史，挖掘尘封的友好经验，为跨越现实障碍提供借鉴。这也是“友好史观”在两国学界尤其在中国学界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其三，从史料情况看，亲身参与构建中日经贸文化往来的人士与团体，如中方的孙平化（时任“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等职）、吴学文（时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驻东京特派记者等职）、林连德（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成员、对外贸易部地区政策四局副局长），日方的高良富（时任国会议员）、田川诚一（时任松村谦三秘书）、古井喜实（时任松村谦三访华随员、高碕事务所代表）、西园寺公一（时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促进日中恢复邦交议员联盟、日中友好协会等在70—80年代出版了不少回忆录、资料集和研究论著，他们记录、总结两国的友好往来进程，强调开创友好事业的艰难，这在中日外交档案尚未公开的情况下（日本外交档案尽管于 1976 年 5 月开始解密，但大批涉及战后中日关系的还是在 2000 年以后才解密，而中国外交档案则于2004年1 月开放）成为支撑“友好史观”的主要依据。
由于上述特定的原因，两国持“友好史观”的论著难免或多或少存在宏观叙事过粗，“友好”“批判”立场过浓的现象，缺少足够、必要的细节和事实，导致部分结论缺乏一定的客观性。例如，关于两国建立（恢复）联系或关系恶化的成因这一重要问题，如果仅强调这是两国人民互相合作、对敌斗争或日本“反动派”破坏的结果，就难以全面揭示塑造战后中日关系形态的更深层动力与机制，也缺少对决策者行动（特别是日本决策者）的理性分析；等等。但是在资料匮乏、一手资料难以获取的背景下，“友好史观”的兴起与实践对于历史认知和学术研究而言还是有所裨益的。
20世纪90年代：“战略史观”的兴起
除了“友好史观”外，日本学界亦有从对外战略的角度认识两国关系的部分论著，这一角度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开始形成体系，后又在中国学者的加入与推动下， 逐渐兴起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战略史观”，是迄今为止成果最多、影响最为持久的范式。
所谓“战略史观”，是指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从维护国家利益、谋求战略构建的角度理解和叙述两国关系史的范式，同时注重分析两国对彼方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这一范式的兴起可大体从学者构成、学术发展和现实形势三方面分析。首先，从学者构成看，有别于“友好史观”奠基学者那样的独特经历，这一阶段的学者多数出生或成长于战后，有的还直接参与外交事务或向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等。他们虽然耳闻战后两国人民之间的诸多友好叙事，但自进入研究工作以来，眼见的更多是全球与地区形势的剧变、大国间的分合及其对本国外交的深刻影响，主张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认识两国的对外政策。其次，从学术因素看，一是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在两国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国际政治学视域下的历史学研究热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转向了战后，大体同一时期中国的国际政治学也进入发展阶段。两国学者积极借鉴该学科的研究旨趣，将权力（势）、战略（术）、均势、安全等概念和问题引入两国关系的历史叙述中。二是新史料大量涌现。除了可以挖掘美英等国外交档案中有关日本对华政策的内容外，90 年代以来中国官方机构出版的领导人选（文）集、年谱、传记以及有关部门、团体的档案也披露了不少对日政策的内容。21 世纪以后，两国政府又相继公开了相关的外交档案，同时，当事人的回忆录、日记、文集也大量问世。新史料的涌现为两国学者梳理和分析中日对彼此的外交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最后，从现实因素看，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又一度受到日美安保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历史认识问题的冲击。这在客观上要求两国重视对彼此的战略管控，政界、学界亦要求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能够为认识两国的现实行动提供历史参照，学术研究的主流问题意识受此影响，“战略史观”便应运而生。
有关“战略史观”的代表作，从国际政治学的研究看，日本学界不论20世纪90年代的田中明彦、绪方贞子和添谷芳秀，还是21世纪以后的冈部达味、毛里和子、青山瑠妙与国分良成等人，基本上都从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两方面讨论二者对中日外交战略的影响，分析中日对彼方外交政策的缘起、特征与目的，重视决策者个人的风格与理念。比如，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田中明彦认为国际形势、国内政治与两国互动的动力是影响日本政策的三个主要因素；绪方贞子认为与美国外交的世界性、普遍性和能动性相比，日本对华外交的“姿态”更具有区域性、个别性与被动性；添谷芳秀认为日本并非一味追随美国，而是在日美同盟的基轴下沿着对美协调、自主与独立三条路线行动。此三人奠定了分析日本对外（华）政策形成的一般性框架，后继日本学者也是在继承这些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扩展或补充。至于中国对日政策，上述学者大多强调中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对内、对外战略”，只有毛里和子等少数学者在分析中国对日外交战略属性的同时，还认为对日外交存在道义属性，认可中国为两国关系大局所做的努力与宝贵让步，赞赏两国民间结成的友好纽带，批评日本政府缺乏魄力、屈从现状和墨守成规，做出的某些抉择干扰、推迟了两国关系的恢复与发展，反而影响国家利益，欠缺战略眼光。
在中国学界，刘建平结合历史学与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了战后两国20余年“不正常关系”的复合构造与两国关系“周期性恶化”的原因等；张历历等研究了改革开放前后中日关系的演进与构造，分析了影响现实中日关系的历史根结；刘江永等引入社会心理学理论，研究战后日本政治思潮与对华决策之间的关联；李永晶等借用“非对称性平衡”视角，主张从历史认识、核心利益、国家定位这三个层面的“非对称性”认识两国关系；等等。
从历史学的研究看，两国学界在借用国际政治学有关概念的同时，研究了不同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生成、行动与策略，并在媾和问题、岸信介内阁的反华问题、长崎国旗事件、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策略与“LT 贸易”性质、佐藤荣作内阁的对华秘密接触、对华邦交正常化与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过程、日本的对台政策、日本与中国改革开放等具体问题研究中取得诸多成果。而在研究中国对日政策时，两国学界则呈现明显不同的取向，日本学界偏重挖掘史料反映的中国“战略意图”（如在“二分法”“战后处理”“人民外交”等问题上），并与反映中国国内政策的史料相对照，分析对日政策与国内施政之间的关联；而中国学界则更重视挖掘史料反映的“中国经验”，与反映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一般外交政策的史料相联系，论述对日政策与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关联，总结中国化解双边利益分歧、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成功举措。与“友好史观”的立场与视角不同，两国“战略史观”下的论著更注重以现实主义态度正面讨论两国的利益考量，在国家的整体外交战略中定位对彼方的政策，并试图界定以往不甚明晰的概念与用语，为以往的宏大叙事弥补更多细节、线索与过程，这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国关系史的叙事面貌，深化了两国学者群体及其影响下的民间社会对本国与他国的认识。不过，如果反思既往研究，似乎还存在可细化或商榷之处。
比如在论述日本对华政策时，一是两国学界过于聚焦决策者、政党（包括在野党）、社会（民间）等行为主体的角色，而对外事机构（如外务省、通产省等）的具体工作着墨不多，重“前台人物”而轻“幕后工作”，这在叙述 20 世纪 50—60 年代对华贸易与 70 年代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时尤为明显。二是两国学界过于强调国际环境与体系、美日同盟结构与日本国内政治的制约，缺乏挖掘和总结日本政府在这些条件制约下的“自主行动”与应对策略。一个典型例子是，已有研究普遍认为，没有尼克松访华以及由此产生的冷战格局变动，就没有田中角荣访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但事实上尼克松访华只实现了中美关系缓和，而田中访华却一举实现了对华邦交正常化，在对华政策上走在了美国的前面，这一“逆越顶外交”曾引起美方的强烈不满。若详细分析日本在应对中国问题时的类似策略与行动，则有利于深入认识战后中美日关系以及日本对华外交的性质。三是中国学界在解读中日关系间歇性波动的成因（如岸信介内阁、佐藤荣作内阁时期两国关系起伏）时，依然受到“友好史观”的影响，认为主要原因是时任首相“敌视中国”“反华反共”或“亲美反华”。不可否认，日本首相的对华态度对中日关系会有一定的影响，但这只是决定对华外交政策与两国关系态势的原因之一。换言之，学界应更为深入探讨究竟是哪些复杂缘由、形势导致日本决策者宁要“弃对华利益于不顾”也要顽固做出反华和刺激中国的举动，这也为理解现实中日关系波动提供重要的启迪。
再如在论述新中国对日政策时，日本学界过于注重从主权国家战略和现实利益的角度解读中国对日种种表态与政策，但如果完全立足于现实利益考量，尤其在解读诸如“二分法”、民间贸易、宽释战犯、放弃赔偿等政策时也沿袭这一视角，这无疑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中的革命理念及国际主义意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过程中所形成的革命与阶级观念仍然是认识战后世界秩序与邻国日本的基础，在其思想理论中，日本人民同属于无产阶级，仍处于美帝国主义的殖民、日本政府反动派的统治和国内垄断资本的剥削状态下，因而在与日本人民交往时，自然会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重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体现道义、情感与关怀的一面。周恩来向日方解释中国放弃赔偿的原因时就直言，因为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日本军阀的受害者，如果要求赔款，那也是受害者的日本人民来支付，这从我国的意识形态来说也是不行的。以今天的视角看，这种阶级观念与人道关怀未必符合国家间的利益，当然也难以用现代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利益学说来进行诠释。因此，如何在论述国家战略的同时，注重从中共革命历史的思想脉络中理解其世界观以及对日政策，从而全面、多维地理解对日关系仍是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日本学界在解释战后中日关系间歇性波动的成因时，要么完全归咎于中国，认为中国国内某些“激进”政策或所谓“党内斗争”导致对外“强硬”；要么主要归咎于美国和国际体系，认为外部力量制约了日本的行动，这两种视角甚至成为解读当今中日关系波动的惯用思维。可是，这种“内政—外交关联论”的论断仍是基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推演，并没有相对完整的史料依据和足够可信的逻辑链条予以支撑。即便在这一推演逻辑下，仍无法回答内政“激进”是否会立刻在外交上呈现相似行动以及为何单单只对日本“强硬”而没有“冲击” 到其他对外领域等基本疑问。而且，在“战略史观”的影响下，日本学者基本无视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和台湾等问题上的行动对中国国民情感与两国关系的刺激，反而认为中国借此对日“施压”或推行“爱国主义”以转移国内视线。总之，一味执迷于揣测中国内政和对日政策种种不甚可靠的秘闻和心计，以科学（社会科学）的名义排除日本方面的责任，即便抱有“超越误解”的良好愿望也可能一再地“制造误解”。
2000年以后：“国际史观”的萌发
随着冷战的终结以及各国逐步解密战后外交档案，相关机构、团体、个人也公开了部分档案与私人记录，战后各国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的样貌由此愈加清晰起来，学者不仅可以综合利用双边或多边、多国档案进行互证研究，把仅站在一国立场、仅使用一国档案的“外交史”发展成为真正的“国际史”，而且可以进一步探讨地区与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格局，这促使了“冷战国际史”研究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开始在国际史学界强势崛起，并带动战后中日关系史领域的研究在2000年以后发生显著的变化，逐渐萌发出一种新兴的研究范式——“国际史观”。
纵览这一史观下的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其突出特点是不再仅局限于中国、日本或美国一国视角，不再把中日关系形态仅视作一国对外投射力量的结果，而是发掘双边乃至多边档案，详细考察塑造这一形态背后的多方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机制，尤为重视他国、外部因素对中日对外政策和外交事件的影响。在实践过程中，学者们一方面重视“幕后工作”，不仅利用高层决策的档案，还有意搜集执行部门层面的档案、执行者的个人文书和回忆录等，用历史考据法细致追踪某一政策的形成过程（而非依赖国际关系等理论进行推演）；另一方面重视揭示历史的复杂性和深层次的动力、联系，以丰富的史料补充、修正前两种史观强调的某些结论，并尝试在历史学的语境与方法下提炼相关理论。
关于“国际史观”的代表作，尽管日本学界的冷战史研究起步落后于中国，研究领域也比中国学界相对狭窄，但在战后中日关系史方面却成果丰硕，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日本方面丰富的史料资源。例如，陈肇斌论述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历届内阁在东亚国际体系的约束下，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尝试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性行动，其论著是日本学界公认的、依据多边档案研究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开山之作。池田直隆、神田丰隆分别以日本应对同美国的关系、应对冷战格局的变动为切入点，研究60—70年代初历届日本内阁的对华外交，并重新探讨外交决策者的对外观和对华观。利用多边档案全景式研究冷战时期日本对华外交的代表作，当属井上正也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其创新点主要有三个：一是阐明日本外交官僚与机构在制定对华政策中的地位。该书注重揭示外务官僚（如“中国通”）的角色，探讨他们的构想是如何上升为政府的政策并实施的，认为外务官僚是战后日本对华政策形成的“中心”。二是分析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的关联。该书注意分析自民党派阀的斗争、合流对政府的影响，以及政府化“多元化外交”为“一元化外交”的努力。三是考证重要概念的源起与流变（如政经分离、“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自民党“亲华派”等概念）。遗憾的是，目前未见中国学界利用多边档案的通史性著作。
此外，两国学界亦有探讨某一具体问题的著作或论文，包括美日结盟与中国 “一边倒”倒向苏联的关系、中苏同盟及朝鲜战局与对日媾和的形成、新中国成立前后中日苏三国的党际关系、美日协调与日本对华禁运的构建、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多边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的美国因素、日本对华邦交正常化的“日本方式”与周边国家的借鉴。由于2012年日本政府宣布钓鱼岛“国有化”引发两国关系恶化，两国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加强了对钓鱼岛争端问题的多边史料搜集与研究。
作为新兴的研究范式，“国际史观”对于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其一，“国际史观”有助于学者拓宽研究视野，重新探讨既往研究中的争议性问题，比如研究岸信介政府在中日关系恶化前后的行动问题时，如果考虑当时中日两国竞争东南亚市场与区域大国地位的情况，或是东南亚“亲台”华侨的态度与作用等因素，无疑会为研究该问题带来新的启示。从区域与多边的视角审视两国间存在的诸多问题，或许有助于两国学界跳出“隔空对峙”的循环，寻求双方都可接受的结论与共识。其二，“国际史观”有助于挖掘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新的议题，比如日英关系与日本对华外交、中苏关系与中国对日外交、中日两国在地区事务上的竞争与合作等，有利于深入认识战后中日关系背后的复杂动因与联系。这种在“中日之外发现与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实践，或许将成为引领战后中日关系史学术发展的重要思路。至于现实意义，研究冷战时期日本如何同欧美国家协调对华政策，西方国家内部在“中国问题”上存在怎样的矛盾与利益冲突，对认识近年来美日同盟深化以及日本拉拢区域国家与西方大国阴谋构建“对华包围圈”的现实形势具有重要的启示。当然，能否有效利用多边档案解决既往研究的遗留问题与发现新的问题，规避冷战史研究业已暴露出来的“成熟病”，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展开跨学科的研究，仍将是“国际史观”有待突破的方向。
结语
自战后中日关系史进入学术研究的视域以来，两国学界先后兴起以“友好史观”“战略史观”“国际史观”研究和叙述两国关系史的范式，不断开掘新的议题，建构复杂、多重的历史联系和面相。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两国学界的研究脉络和现状，可总结出以下三点特征：第一，新史料、新形势的出现推动新的史观与研究范式的形成。从相关外交官、民间当事人的回忆和特定团体的记录，到两国档案不同程度的公开，再到多边档案文献的涌现；从两国邦交正常化后的“蜜月时代”“黄金时期”，到后冷战时代两国关系的摩擦，再到21世纪以来两国的竞合之争、亚太形势的变化以及“新冷战”的出现，共同促使两国学界不断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形成新的历史认知，以回应时代所提出的新课题。第二，中国学界注重阐述中国政府对日本以及两国关系的认知与态度，总结中方化解两国分歧的历史经验，研究主题和成果数量也深受两国现实关系走向的影响。第三，日本学界注重阐述中国对日外交的历史连续性，总结对日政策的意图、策略与战略，力求用个人论著影响日本政府的现实行动以及公共舆论，同时强调日本对华外交的国内外局限，呼吁加强战略的构建与因应。
当然，如何在开展更多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阐明各行为主体、机构在日本对华外交中的工作与角色，日本政府在国际体系、日美同盟与国内政治制约下的“自主”行动及应对策略，以及在论述中国对日外交的国家利益诉求之时，注重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思想脉络中研究其世界观、对日观以及执政后的对日政策等，都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是，尽管不同论著的特征不同、遗留问题各异，它们都力图使战后中日关系史这一传统学科和领域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从未来趋势看，基于区域和宏观视野、利用多边档案的“国际史观”将是推动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力量。不过，由于美国近些年来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竞争对手，美日同盟不断深化以及美日拉拢区域国家与西方大国阴谋构建“对华包围圈”的现实形势，以往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当中提及的战略（术）、权力（势）、均势、遏制、安全等概念和问题将会重新成为研究重心，“战略史观”将可能继续居于主导地位。
总之，日本目前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区域大国，如何认识日本和处理中日关系仍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日是近邻，‘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维护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深入研究战后中日关系史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两国如何“妥善处理历史、涉台等重大敏感问题，管控好分歧”与“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大局”，如何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弘扬“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的东亚智慧”，对于两国“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构建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是大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