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美国公众对学术有种非常矛盾的态度。父母强烈渴望让自己的孩子得到著名学者的教导，但是同时对学者实际上在做的尤其是在课堂之外的工作感到困惑茫然。人们常常在文章中嘲笑教授是深奥难懂的议题的提供者，对公众表现出相互矛盾的态度。如果称一个年轻同事的著作“很通俗”，这可能就是对他提升成为教授的否定票。尽管我们可能喜欢帮助影响公众对争议性问题的理解，渴望赢得成千上万美元的版税而不是几十美元的稿酬，但是要把经过艰苦训练而获得的分析能力抛开，放弃对意义的历史，细微差别，和微妙变化的高度关注，转而撰写受大众欢迎的畅销文章我们肯定会犹豫不决。

问题不是普遍宣称的教授们不能写，而是因为我们经常性忙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知道的小圈子写作。比如，在16世纪的英国，比如菲利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ydney）和他的妹妹玛丽·哈伯特（Mary Herbert）组成的贵族小圈子，这些人在一起吟诗作赋相互娱乐，作品私下里从一个庄园传递到另一个庄园。当今的学者或许圈子更大些了，但是多数学术著作仍然是一帮小圈子或者用共同兴趣的和了解共同辩论历史的同行专家之间对话。即便对于文笔优雅文采飞扬的学者来说，要让他从撰写弥尔顿（Milton）的“个别知音”（fit audience, though few）转向普通大众读者也是不容易的事。

在和已经撰写了畅销文章的同事的交谈中，我常常发现他们用非常负面的语言来描述这种写作。他们说“我只好尽量简单化”或者他们保持原来的标准，继续像为大学出版社写书那样写作，结果往往发现书稿被编辑或者责任编辑（copy editor）抽去精华。有个朋友抱怨说“他们把我所有注释都删掉了”。用这样的语言描述的书销量往往都让人失望。

伊拉克现在的动荡处境让我直接思考这些问题。由于深刻地担心即将到来的侵略的各种后果，我尤其关注的常常被战争支持者使用的“文明的冲突”话语，这些话语在报刊上被不加批判的随声附和。我想到讨论自己最喜欢的著作《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可能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法显示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并不是内在的永远地对立的文明，而是共同文化基质（cultural matrix）的产物。吉尔伽美什在《荷马史诗》和《圣经》和《一千零一夜》中都出现，这种早期共同性对今天有新的相关性，因为“中东”和“西方”文化再次在全球化的时代越来越密切交融在一起了。吉尔伽美什提供了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例子。这个史诗在19世纪被重新发现，当时英国，俄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Ottoman）的利益交错，吉尔伽美什国王本人成为不同人如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和萨达姆·侯赛因指代的对象。

所以我有了题目，连同大量吸引人的维多利亚时代考古旅行见闻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本，包括非同寻常地保存在尼尼薇（Nineveh）土简（clay tablets）上的大量书信，这些是了解该地区早期帝国政治的独特窗口。但是从任何人的定义来看，亚述学（Assyriology）都是冷僻的领域，除了特别专门的研究杂志如《楔形文字研究》（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和信息丰富的《亚述学和考古学》（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 Archäologie）外，很少被人们讨论。维多利亚时代考古学家进入这些当今很少人熟悉的地区和议题。

那么我怎么把众多挑战性的材料组织起来讲给非专家的读者呢？这是我和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编辑讨论时最关心的事情。像现代某些写通俗文章的教授一样，我发现出版商一个太严谨，一个太随便，一个正好。

太严谨，我的意思是说出版社实际上对于纯正的学术研究过于殷勤了。它是大型学术出版社的面向公众的科室，定期出版得到好评的公众感兴趣的学术著作。编辑看到最初几章感到满意，不要求我改动一个字。这是非常慷慨的反应，但是我的担心却挥之不去，我本来应该做更多的努力吸引那些从来没有听说过吉尔伽美什这个名字更不要说“诏书”（firman）阿卡得语（Akkadian）和肠卜僧（haruspex）之类的术语的读者。我感谢出版社的慨然允诺，但是我觉得需要帮助。

第二家出版社的编辑指导性意见太多。他要求书的某种“免费版本”，增加对奥斯曼帝国冒险的精彩描述，抛弃对吉尔伽美什的整个讨论和古代世界的内容。这将意味着让该书的精华消失，软化其政治观点，失去思想性。

第三家出版社正好。亨利霍尔特出版社的人不仅喜欢我想写的老古董书，他们还建议我修改提供的手稿部分章节以便取得更好的效果。当亨利霍尔特出版社的出版商约翰·斯特林（John Sterling）先生指出我的第一章的开头后，我恍然大悟。我本来开头是炫耀性地描述大英博物馆的年轻馆长首次理解吉尔伽美什史诗和圣经中关于大洪水的描述吻合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当乔治·斯密斯（George Smith）发现《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大洪水故事发生在1872年，他做出了考古学历史上最重大的发现之一。” 斯特林先生用笔在这些话下面划线，不是称赞这个大胆的开头，他拍拍书问到“难道你就不能让这个开头更戏剧化一些？”

他是对的。我已经告诉读者斯密斯做出了戏剧化的发现，但是我没有能把这个场景弄得戏剧化。重新修改我的开头，我描写斯密斯在他长长支架的桌子旁，水一样的光线从博物馆的窗户射进来。接着详细描写他尴尬的社会地位：他从来没有上过高中，一直做银行钞票雕刻师的学徒。聪明绝顶而又野心勃勃，他曾经自学阿卡得语，开始在吃午饭的时候在经过舰队街（Fleet Street）传流不息的马车，行人和人力拉的装满白菜和土豆的小贩的车在近东收藏品中间逗留。

现在场景落实了，斯密斯就上路了，我的书也如此。我仍然能够表达我的文化和政治观点的核心内容，但是这些要通过强烈的叙述性的语言来传达，塑造让人好奇的人物，采用丰富细节的明智使用栩栩如生的描述。比如一个不吉祥的猫鼬（mongoose）可以成有效的序曲来描述关于亚述帝国的章节。在亚述巴尼拔（Asurbanipal）之后，洪水出现。“国王以撒哈顿（Esarhaddon）的马车下面突然出现猫鼬导致国王和他的大祭司焦急地交流，很说明问题。此人试图向国王保证猫鼬不是上天的警告标志不过是皇家车子撞死的动物而已。

我从自己的写通俗著作的经历中吸取的教训是给普通大众写作的时候学者不必要也不应该让学术研究肤浅化。与此同时，如果想超越学术圈子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研究内容的话，我们需要用改变写作的方式。清晰和生动的文笔当然是好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重新训练自己为不熟悉我们谈论内容的读者写作，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需要关注和了解我们熟悉和热爱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和更多学术界以外的读者交流的方式，大众市场可以产生让人印象深刻的学术成果。

作者简介：戴维·达莫若什（David Damrosch）是哥伦比亚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朗曼世界文学和英国文学选集编辑，著有《埋没的书：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失传和重新发现》（The Buried Book: The Loss and Rediscovery of the Great Epic of Gilgamesh）本月将由亨利霍尔特出版社（Henry Holt）出版。

译自：“Trading Up With Gilgamesh“ David Damro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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