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上中小学的一代人或许对“拉雪兹神父公墓”还存有依稀的印象。当时的文字介绍会告诉我们，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梯也尔的政府军攻陷巴黎后，最后一批公社社员退入拉雪兹神父公墓，不肯投降，最后全部牺牲在一堵墙下。这堵墙就被人叫作“公社社员墙”。

回想来，当时吸引我的并不是这些文字，而是照片里社员墙墙上的一座浮雕：一个半裸着上身的女性形象，象一个安祥的天使，又像一位悲痛欲绝的母亲。她双臂展开，脸微扬着，两手扶在身后残缺的墙上，像是要把倒下去的人和这个世界隔开。在禁欲的七十年代，在那些漫长的、无所事事的夏天，这座浮雕像曾是一道炫目的启示，给“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抽象概念添上一种异国情调的、令人心跳加快的肉感。同德拉克洛瓦的油画《自由带领人民》中那位袒胸露臂的女性形象一道，社员墙上的浮雕或许标志着我们那一代人不合法的性启蒙中的某个重要时刻。

今年夏天由于“非典型性肺炎”，原定的回国讲学计划临时告吹，本来排得满满的夏季日程突然开了一个大天窗。本想老老实实呆在纽约改书稿，但一天早上醒来，侥幸记起这世界上除了美国和中国之外，却还有别的地方。多年来一直想去法国一游，总抽不出身来，现在不去，更待何时？一通手忙脚乱，在网上订好了全程，转眼间一家人已经站在巴黎街头。

如果谁在少年时代饱读饱览法国文学、历史和美术，他（她）来到巴黎，就不会有丝毫陌生感，因为就像海明威所说，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a movable feast）。在巴黎的日子里，虽常常沉醉于一种似曾相识、故地重游的感觉，但在当地人眼里，恐怕我们几个只是不似游客，胜似游客，照旧一付既然花了钱大老远赶来，就非得看个够本的凶恶吃相。那些天我们一家也真就像上了发条、编了程序的玩具兵，脚一沾地就自动朝下一个目标行进，不舍昼夜。回头想，这种“一网打尽”的玩法也实在有点可怕。连巴黎这座在历史、文化和建筑风格上“富得让人不好意思”（导游书语言）的城市，到头来也招架不住这种后现代旅游工业的扫荡。现在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尽可以照着巨细无遗的导游指南按图索骥，仗着信用卡、旅行支票和英语，每到一地如入无人之境，只将各种“景点”按购物单的式样排好，便可不分青红皂白，砍瓜切菜般一路掩杀过去。在这样潮水般的攻势下，巴黎的陷落，大概会比它在近代两次落入德国人之手还要迅速而彻底。“灵韵”消散的巴黎，一座露天旅游商场而已。十天之后，当我们收住阵脚，脑子已经空空如也，再也想不出下一个目标了。离启程去南部的普罗旺斯还有整整一天，但谁也没有重登圣母院，三进卢浮宫的兴致和力气。就在此刻，“拉雪兹神父”（Pere Lachaise）这个地铁站名从地图上浮现出来。

拉雪兹墓地不在巴黎的黄金旅游热线上，我们坐地铁换了一次车才来到这里。四周看去，没有林荫道旁的 “高尚住宅区”，街上也不见充斥塞纳河“左岸”拉丁区的咖啡馆、酒吧和那些好像有着无穷闲暇的法国人。从门口一位学生模样的小贩手里买了一份墓地的详细地图来看，只见名人和准名人墓都在上面罗列出来，但却找不到巴黎公社社员墙的位置。

墓地原来非常大，宽阔的主道旁有整齐、高大的树木。交叉小径之间，密密麻麻的坟像种植园里的作物一样茂盛，估计没有两个小时走不出来。幸亏这是我们巴黎之行的最后一天，不过是想找一个提起来还有点名堂的清静去处消磨时间。作为在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前来寻找巴黎公社社员墙这个童年记忆中的模糊的亮点，也算是师出有名吧。但谁如果只是想放慢步子，在闲逛中出神，哪里还有比这里更好、安静的去处！哪里还有比死者更好、更耐心的伙伴！

我们进的是边门，走不多远就看到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罗西尼的墓，像一个放大的神龛，立在大路边明晃晃的太阳地里，显得无遮无盖。这时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小伙子，费力地往门把手上插一朵小花。罗西尼自有人爱，但在肖邦墓前，我们才看到了当天墓地里唯一的“人群”。所谓人群，不过是七八个陌生人同时站在了一起。一个散发着浓烈的汗臭味的俄国人神情激动，好像随时都准备放声大哭。他先把一个小录音机放在石碑上，放起肖邦的A大调波兰舞曲。然后后退几步，低头垂手，在乐曲声中一动不动，像在默哀，又像在演戏，弄得其余的人一动也不敢动。一曲终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身后几个游人开始小声说话，是波兰语。肖邦在巴黎达到其音乐生涯的顶峰，享尽世间的爱慕和荣耀，但他的早逝据说却同1848年华沙起义失败、几位波兰友人的遇难所带来的情绪打击有直接关系。

虽说为社员墙而来，但我们线路只是漫无目的地在墓地间穿行。巴尔扎克墓、德拉克洛瓦墓、籍里柯墓、柯罗墓、大卫墓、莫里哀墓、拉封丹墓、王尔德墓，这些不朽的名字和朴素的墓碑让人觉得，充实地活过的人，死后也不会寂寞。而一些富贵人家的墓地，虽占着显著的位置，看上去却好似盖错了地方的豪宅，大而无当，不禁让人反倒为墓主生前的考虑不周和身后的必遭的白眼生出一丝怜悯。最出乎意料的是普鲁斯特墓，我们按着地图，在一块网球场般大小的墓区里来来回回滤了好几遍才找到。原以为这位巨富出身、喜欢将琐事仪式化的现代文豪会给后人留下一个略显张扬的墓地，但眼前看到的却只是一块比单人床还要窄小的黑色大理石。它高出地面不过一尺，除了正面刻有“Marcel Proust, 1871-1922”的字样，再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好似一个最小主义（minimalist）的习作。普鲁斯特的写作风格繁复恣肆，展示回忆的无穷无尽，“像尼罗河的泛滥一样灌溉着真理的国土”（本雅明），但作家自我的收束竟是这样地简练、突兀。

因为我们把地图研究得精熟，竟不时可以给旁人指路。问路的碰巧都是美国人，一律都问美国60年代嬉皮士摇滚歌星莫里森（Jim Morrison）的墓在哪里。莫里森的墓我们没有去，但知道它的准确位置，可为之而来的巴黎公社社员墙，却连影子也没见到，问到的人都一脸茫然，令我们怀疑起它是否仍然存在。眼看游人渐渐稀少，想到今天除了我们自己，也许再没有别人为此而来，心里不免焦虑起来。毕竟，没有公社社员墙的拉雪兹神父墓地之行就像是一出没有高潮的戏，让此前种种有意的延宕失去意义。

终于遇见一位穿制服的管理员模样的人，急忙中也顾不得许多，跑上前去径直说“Parlez-vouz anglais?”（您说英语吗？），原想用英文好问个究竟，不料对方回答“Non, Je parle francais” （不，我说法语）。看这位先生，脸上并没有反英语霸权主义的怒气，反倒停下了手中的活，等我们用他听得懂的语言问下一个问题。此次游法印象很深的是，是在川流不息的游客的包围中，变成了“本地人”的法国人都能够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说“本地话”，既没有高人一等的傲气，更没有怕被讥为不够“国际化”甚至不够“文明”的犹疑和愧色。从这些普通人里嘴里说出来的活生生的法语，终于脱去了文化和学院时尚赋予它的高雅色彩，而同对具体、朴实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享受和挚爱结合在一起。此刻，我更觉得明明是我等闯到别人的家园，还张口就要人说英语，不好意思的本应该是我们。不待我们用结结巴巴的法语把问题说清楚，他就告诉我们，巴黎公社社员墙还在，就是公墓最东北角的那一小段围墙。

拉雪兹公墓的游人本来就不多，此时天色已变得阴暗，当我们到达时，东北角公社社员墙这一带显得冷落而荒凉，大概平日也是人迹罕至。虽然做好了失望的准备，但真见到了，还是不敢相信眼前这墙和周围一切的简陋、寒酸。难怪这么不好找，若不是那位不说英语的管理员以法文特有的明晰告诉我们社员墙的准确方位，我们即使从它面前走过也会同它失之交臂。最扫兴的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浮雕！唯有矮墙上镶嵌着一块不大的灰秃秃的石板，上面用毫无个性的字体刻着：“1871年公社的死者”。我呆呆地盯着这块牌子，心里倒宁愿那位管理员告诉我，巴黎公社社员墙已经不存在了，它已不留痕迹地消失在时间的空洞之中。但这分明存在的社员墙，同那个在记忆的幽暗中闪烁的拉雪兹神父公墓相去多远！没有行刑队的排枪，没有高呼口号的就义者，没有悲痛的女神张开温柔的双臂，没有鲍狄埃的诗句随着《国际歌》的旋律在空中回荡。只有墙外紧贴着墓地的几幢毫无个性的现代公寓楼，近得可以让人看见厨房里的坛坛罐罐和卫生间里挂着的内衣。我站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前，一时无语。

回到卢森堡公园附近的住处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窄窄的街道上，店铺都关了门，只有一家卖水果冰激凌的小店灯火通明。顾客并不算太多，但因为只有一个漂亮姑娘在柜台前忙着，所以队还是排到了门外。我们三人各要了一份冰激凌，在店内的桌子旁坐了下来。一种舒适的、近乎甜密的疲劳感告诉我，白天的拉雪兹公墓没有白去。此时公社社员墙前的失望已经淡去，却想起小时候第一次听说“巴黎公社”时的情形。那是1971年冬天，我还没有上小学，在文革中自顾不暇的父母又把我送到徐州的爷爷奶奶家去住一段时间。爷爷20年代入党，60年代初在政委的任上离休，住在云龙山脚下的军区大院里直到去世。爷爷平日种花读书，应酬少得近乎孤僻。可一天下午家里却来了很多穿军装的人，院子里停着成排的绿色军用吉普车。这些操着各种方言的粗汉嗓门都很大，在爷爷的客厅里喷云吐雾、放声说笑。他们不但带来了成筐的活鱼、鸡鸭、大肉、蔬菜、水果和手榴弹一样捆在一起的瓶装酒，有些人还带来了自己的厨师和勤务兵，一进门就打发他们到厨房和后院去忙活。中国人聚会的高潮自然是吃饭。到了晚上，当爷爷起身祝酒，我才知道，今天异常丰盛的宴席是为了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巴黎公社”，多么异国情调的名字！原来一百年前欧洲就有公社啊！可公社怎么能在巴黎呢，巴黎的公社会是什么样子呢？

尽管这个由专业厨师操持的晚宴让我大开眼界，但任何一个来自上海的儿童，都能穿过来客气派的专车警卫，一眼看出他们身上的土气。这种闹闹嚷嚷的、中国农民式的土气同墙上的马恩列斯画像、世界地图和几张临时贴出来的、表现巴黎公社的宣传画透出的“洋”气形成了鲜明对照。虽说开饭时唱的是《国际歌》，但几杯酒下肚后，分明就是农村过年或娶媳妇办酒席的场面了。但这些打了天下、又坐了天下的中国农民为什么要纪念巴黎公社呢？他们在一百年前的法国起义者身上认出了什么兄弟和乡情般的东西呢？三十多年后的法国之行，让我出乎意料地在执著于自己的生活世界的普通法国人身上看到普通中国人的影子。但记忆提出的问题却是：如果不是“革命”的理念，在那些穿军装的中国农民和巴黎公社社员之间，又有什么切实的联系？直到二十年后在美国的博士课程上读到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革命与世界主义》（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我方才意识到，来爷爷家做客的土八路和巴黎之间，确有一段被遗忘的因缘。

一九七一年冬天，我六岁时的那个晚上，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纪念巴黎公社。此刻，在卢森堡公园深沉的暮色中，在告别这座城市的前夜，我突然感到，比起我在美国的一些言必称巴黎的学院界同事来，那些正在记忆中变得模糊的老一代中国人或许才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