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拓荒者中，荣孟源颇具特色。他毕生服膺马克思主义，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从事近代史研究，并多有建树。尤为重要的是，他倾注毕生心力从事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搜集考订、整理编纂，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丰硕成果泽及今天的近代史研究者。

一、史学研究与理论建树

荣孟源（1913—1985），号巨山，山东宁津人。1931年考入中国大学国学系，师从经学家吴承仕，打下了朴学基础。吴氏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讲经学和文字学，也予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旋即九一八事变爆发，他愤于民族大义，投身抗日救国的革命活动。1932年参加反帝大同盟，年底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中国大学国学系增设“社会科学概论”，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由吕振羽任教。荣孟源兼修此课，对唯物史观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在吕振羽指导下开始学习、研究中国历史，成为吕氏及门弟子。 [1] 1938年荣氏奔赴延安，任教于边区师范。1942年，因不满西北局调换边区师范校舍，他向中共中央控告高岗，被开除党籍。此为其人生一大挫折，且随后他在“三查”运动中受到审查。 [2]

1946年2月，荣氏赴河北邢台，进入范文澜任校长的北方大学。1947年北方大学成立历史研究室；1948年夏，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仍设立历史研究室。他作为骨干成员，协助范文澜修订《中国近代史》，出力甚多。1950年，在范文澜主导之下，中科院成立近代史研究所。 [3] 荣孟源任研究所学术秘书，作为范文澜的得力助手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后，范文澜将主要精力用于修订《中国通史简编》，荣孟源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范氏在近代史领域的代言者。范著《中国近代史》成为万众关注的权威著作后，对于读者提出的批评意见，由荣孟源撰文做出公开答复。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近代史被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1954年春，文艺界请范文澜、荣孟源等史学家给作家艺术家做“中国近代史讲座”，荣孟源负责第一讲“鸦片战争”、第五讲“义和团运动”。 [5] 1955年2月，全国政协组织“中国近代史讲座”，荣孟源负责第一讲“鸦片战争”。

1951年年初，近代史所与北京大学历史系、清华大学历史系共同编辑《史学周刊》，以天津《进步日报》和上海《大公报》为刊载的平台。 [6] 近代史所成立编委会，由荣孟源任主编，并计划于1952年将《史学周刊》发展成近代史所独办的“月刊”，后因故未能如愿。 [7] 此《史学周刊》将中国近代史置于极突出的地位，引起学界对近代史的重视。如金毓黻、郑天挺、阴法鲁、丁则良、向达等研究古史的学人，均在此刊发表近代史研究文章。1953年4月，《史学周刊》改组成《史明日报·史学》副刊，近代史所、北大、北师大各出一个编委为执行编辑：近代史所为荣孟源，北大为邓广铭，北师大为白寿彝。 [8]

1953年后，近代史所的机构设置逐步走上正轨。因中宣部要求加强近代史专题研究，近代史所乃决定成立经济、政治、外交三组，荣孟源任政治史组组长。此外，近代史所还设置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主要负责编辑《近代史资料》，荣氏任组长、主编。 [9] 他一人兼任两组组长，其地位可见一斑。1955年11月，他当选为近代史所第一届学术委员。 [10]

但延安时期被开除党籍的政治包袱，仍使荣孟源经受了不少的曲折。范文澜一方面对他颇为倚重，但另一方面又不无隔阂。 [11] 1952年，中国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他是重点改造对象；1953年他在近代史所所谓“反小圈子”运动中遭到批判；1957年他又被定为“右派”，备受打击，由二级研究员降为四级研究员，学术活动也受到限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荣孟源于1981年终获平反。此时近代史学界的学术风气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人们对一度盛行的空疏、僵化的近代史著述产生厌倦，史料工作的重要性与价值得以凸显。在这种背景下，他被北京大学、苏州大学聘为兼任教授，担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他风尘仆仆地奔赴全国各地参加学术活动，同时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了《历史笔记》《史料与历史科学》《蒋家王朝》等著作，并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主持编纂出版大型史料丛书《近代稗海》，在暮年再次焕发出学术青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近代史学科尚处于草创阶段，学术积累薄弱。荣孟源连续出版几本近代史论著 [12] ，颇为引人注目。在今天看来这些著作大多有较为鲜明的时代印痕，但不可否认其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其中《国贼蒋介石》为普及读物，重在批判与宣传。此书得到范文澜的重视，荣孟源连续几天逐字逐句地读给他听，他随时提出修改意见。 [13] 《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是荣孟源在辅仁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的教学提纲。此书篇幅仅13万余字，以明快简练的文字纵论1840年以来的百年中国历史。以“近百年史”为名，可以回避以五四运动为界划分近代与现代的纠葛，而将1840年以来一百余年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第一章绪论略述五四运动前列强对华侵略的史实。第二章至第五章着重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论述19世纪的60年间中国革命是农民自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和地主阶级出身而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维新运动。第六章论述20世纪初期，“由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家，扩大并加强了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他用了五章进行论述。此书是颇为典型且比较完整的近代革命史叙事。因满足了社会需要，其出版后很快风行全国，并在朝鲜、日本翻译出版。日本一些学者当年以此书作为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入门书。 [14]

《中国近代史历表》系根据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补充修改而成，全部以历书校正，制成1830年1月15日至1949年9月30日的公历与中历对照表，书后附太平天国历简表。这一工具书为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在20世纪50年代，荣孟源发表论文较多，涉及范围相当广泛。重视民众反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应有之义，太平天国运动当时成为显学。他也撰写了关于太平天国的论文十余篇，均着眼于解决具体的学术问题。其中诸如《太平天国所刻书考略》《太平天国历书中的问题》《太平天国有关土地制度的公据》《太平天国的官级》等论文均坚持论从史出原则，对具体问题有所推进，非空泛之作可比。此外，他对诸如近代维新思想、列强的宗教侵略、同盟会与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的派系等问题均有所论述。这些论文后来大多收入《历史笔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对于史学理论问题，荣孟源也有所探讨。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理论问题。他撰写了《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率先对此加以论述，强调：“充分占有材料是我们工作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无从评论人物，也就无从研究历史科学。理论与材料是统一的，如果把它隔离开，那就会成为空洞的理论或材料的堆积；那就不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 [15] 此书分章论述了“决定历史发展的力量是生产方式”“历史的发展始终需要人们来干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上的人物可以加速或延缓事变的进程”等马克思主义原理，还具体论述了该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必须以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为标准，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必须对历史人物进行全面分析。他明确提出：“有人以为今天评论历史人物就是做翻案文章，把旧史籍上所说的‘好人’或‘坏人’，一概都颠倒过来。这样的认识是不妥当的，因为这样无原则地颠倒一下，只能叫做抬杠，不能算做科学，实际上，这种想法就是反科学的。” [16]

《历史教学讲座》由翦伯赞、荣孟源、刘桂五各讲一节。荣讲“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17] 此书受到一些学者重视。据顾颉刚日记记载，1952年10月9日、10日，他连续读《历史教学讲座》，感慨“新时代之理论确使人佩服” [18] 。

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视对历史的系统解释，因而对历史分期问题给予了极大热情。1954年由胡绳率先发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众多史家将之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化的关键，纷纷撰文展开争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当时备受国内学界瞩目，也引起了海外的关注。1955年8月28日至9月3日在荷兰莱登召开的第八届青年汉学家会议决定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作为下次年会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 [19] 1956年第九届青年汉学家会议在巴黎召开，不少学者就中国历史分期，尤其是近代史分期问题做报告。海外学者之旨趣同中国学者颇有不同。 [20] 然而，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引起海外学界关注，则属确切无疑。

在中国学者眼中，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当然并非仅为“研究方便”那么简单，他们认为“正确地解决了分期问题就是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的事实中找到了一条线索，循此线索即可按照发展程序把各方面的历史现象根据其本身的逻辑而串连起来，因此分期问题可以看做是解决结构问题的关键” [21] 。换言之，分期讨论实质上意在给中国近代史提供一个规范化的解释框架。

在胡绳、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戴逸等人的文章发表后，荣孟源于1956年8月在《科学通报》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对各方观点做了综述评论。他归纳指出，近代史分期讨论最主要的分歧在于究竟以阶级斗争还是以主要社会矛盾之转化作为分期标准。胡绳主张以阶级斗争为分期标准，范文澜、孙守任主张以主要矛盾变化为分期标准。荣孟源并不同意范文澜的观点，认为“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须要考虑主要矛盾的变化，但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前是没有的；而且主要矛盾应该是阶级斗争”。在具体划分时期时，范文澜、孙守任均强调中日甲午战争的关键地位。荣孟源则强调：“甲午中日战争前后，中国社会阶级力量的配备没有显著的变化；甲午以前的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是不便从中截断的。” [22]

胡绳明确将近代史学科时限界定在1840—1919年。 [23] 这一界定契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强调中共诞生之划时代意义、突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历史地位的社会思想氛围，且有实际操作层面的考量。众多史家将关注焦点集中于近代史如何划分段落，对1840—1919年的近代史时限未予深究。直至1956年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才有林敦奎在1956年5月26日至6月4日的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上对胡绳的这一断限提出质疑。荣孟源的文章明确提出近代史下限应为1949年，并予以论证：“从鸦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社会性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这110年的历史应该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叫做中国近代史。假如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起到目前止作为现代史，那么所谓近代史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的一半，而现代史却包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两个不同性质社会的历史。这样就其科学性来说是不妥当的。”他进而提出了分期意见：1840—1864年，1864—1901年，1901—1913年，1913—1921年，1921—1927年，1927—1937年，1937—1945年，1945—1949年。 [24] 荣氏时为中科院近代史所办公会议的成员，他的表态可能还代表近代史所的意见，据其回忆，参加近代史所办公会议的学者都赞同他的这一观点。 [25] 以荣氏在当时学界的声望，其文章的影响自非林敦奎的发言可比，以至1983年荣孟源访日时日本学者以此文相询。 [26]

在1956年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审订会上，虽然大会明确表示，打通“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壁垒有利于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科研，但实际上还是将争议搁置。1919年下限说通过历史教科书及高校的学科建制被进一步定型。 [27] 1919—1949年的历史，被命名为“中国现代史”，这一段历史多被纳入党史的范畴，更具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意味，更多运用“以论带史”的治史路数，体现出与1840—1919年即当时所谓“近代史”颇为不同的面貌。

荣孟源坚持应以1840—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时限。他于1957年发表《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引起轩然大波。文章尖锐批评了“现代史”研究现状，称“不研究材料或者不认真研究材料而对于历史规律下结论者，那不是历史科学”，“目前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除去原始资料之外，多是夹叙夹议的论文。论文固然是必要的，但以论文来代替一切，那就妨害了历史科学的研究”，进而提出搜集整理辛亥革命以来的史料之具体构想。 [28] 此处所谓“论文”，有其特殊含义，实际上指的是当时“现代史”领域颇为普遍的“以论带史”的空疏文章。范文澜就明确指出：“目前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多是论文——夹叙夹议的论文。我看，是指何干之、胡华等同志所写的现代史。荣认为这是用论文体裁写的。何、胡等著述，固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但至少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写的……所谓‘有人说’‘我认为’，狂妄之极，应严加驳斥。” [29] 荣孟源很快受到了口诛笔伐。刘大年在《人民日报》发表《驳一个荒谬的建议》，对荣文加以批判。他被打成“右派”，此文即为罪状之一。

荣氏撰写此文，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中科院近代史所自成立时即重视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的研究。近代史所于1951年召开研究工作会议，决定集中力量编写“中国近三十年史”。其在1952年1月的工作计划中，提出“完成三十年史第一、二次国内战争史料的整理与编辑”。是年9月近代史所提出五年计划，以“近三十年史”为重点。10月近代史所又提出“编写现代史长编”之编写体例。 [30] 而就荣孟源来说，他在1950年即着手从事“国民党史”的专题研究 [31] ，他对于“近三十年史”也热情投入，其所主编的《近代史资料》亦刊登了一些相关史料。其二，荣孟源与金毓黻相交甚笃，深受金氏之影响。金毓黻自1940年受聘为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会顾问始即对收集民国史料颇为热衷。1947年1月，国史馆正式成立，金任纂修。是年9月30日，金氏向国史馆提议编辑《民国碑传集》，10月再拟出《国史馆为编刊〈民国碑传集〉征稿启事》。 [32] 1949年1月，北京解放，金氏主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之民国史料室，继续推动其民国史料整理计划。但因政权易代，他的倡议难有应和，加之助手相继离开，整理民国史料之工作一度中断。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金氏及其所主持的民国史料室被并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33] 近代史所唯有荣孟源对金的构想颇有共鸣。据金毓黻日记载：“荣君孟源颇能留心此事，一再促余为之。近一二日内又复提及此事，以为能有人协助完成。此真意及不到之事，垂老之年，一旦闻此，不觉精神为之一奋也。” [34] 荣孟源为之联系马鸿谟等人，于1956年再度提议编纂《辛亥革命以来史料长编》，并讨论起草编辑凡例21条。民国史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互相对峙的国、共政权，他们讨论决定“不取旧史正统说，但有内外主客之分”，“以人民革命建立之政府为内、为主，反人民之统治为外、为客”。 [35] 荣孟源1957年撰文倡议整理民国史资料，并提及：“我知道有人整理过辛亥革命以后的资料，因为这种工作不被重视，于是把工作中辍，把已经收集的材料置之高阁，使自己成为无所事事的所谓‘潜力’。”所谓“有人”即指金毓黻。

荣孟源此文实质是将中华民国的历史纳入“中国近代史”的学科范围，并从史料搜集整理层面为之奠定基础。他亦因之被攻击为“想当个‘民国史馆’的馆长” [36] 。中华民国史是否应该纳入中国近代史的学科范围，这在今天当然已不成问题，民国史骎骎然已成为“显学”。但在20世纪50年代欲推进民国史研究还是多有窒碍，甚而颇具敏感性。实际上，1956年制订的“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已将“民国史”列为史学著作中的重点项目，但民国史研究却难有进展。范文澜也曾提出可以写“民国史”。而北大历史系的一位教员撰文提出可以写“民国史”，则立即遭到批判。 [37] 1957年3月，何遂视察武昌东湖历史博物馆，发现作为辛亥革命发源地的武昌，对这一段史实竟付之阙如，“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谁要多讲了些国民党方面的史实，便被认为思想上有问题” [38] 。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间，史学研究中的“阶级观点”日趋强化，在历史叙述中淡化统治阶级成为趋向，极端者甚至将统治阶级从历史中驱除。荣孟源认为，“不研究反动统治，怎么能说清革命的起因、任务、动力和路线是否正确……不要反革命统治者的文献，又怎样能了解他们的情况” [39] 。他在1957年批评空疏学风，倡议搜集民国史资料以扎实推进学术研究，即使因此受到批判也仍未放弃自己的看法，并且在金毓黻所收集的民国人物碑传资料的基础上，扩大范围，安排人员继续搜集。 [40] 1962年《近代史资料》复刊后，在他的主持下发表了不少民国史资料。他还同时着手搜集北洋军阀史料。这无疑体现了他的学术眼光与勇气。

二、整理编纂近代史资料之努力

罗家伦被称为“倡导有计划的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第一人” [41] 。他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中声称：“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无论起于任何时代，——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 [42] 既有的学术史往往将罗家伦、蒋廷黻、郭廷以等人同马克思主义史家截然对立，分殊为两个泾渭分明的脉络，甚少顾及二者相通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史家如范文澜、胡绳、华岗等人，在资料匮乏、专题研究薄弱的情况下，为适应政治形势之需要，多热衷于近代通史著述以为革命动员之助。这与罗家伦等人的理念无疑相左。但是，史学终究具有社会功能，范、胡等人因陋就简也无可厚非。因抗战需要，蒋廷黻亦在资料远未完备的情况下急就通史体例的《中国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近代史所学人在资料、人力等各方面的条件大为优裕，心态也较为从容，罗家伦当年所揭示的理念、方法，不但在台湾由其学术继承者郭廷以发扬光大，在中科院近代史所也得以延承发展。

范文澜对于年青学者轻视史料的倾向予以尖锐批评：没有扎实的材料，靠主观臆测演绎所谓规律，只是“放空炮”。 [43] 他强调，“我们必须特别重视资料工作，才能动员大批人力投入这个工作里去。有人认为做资料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也有人认为做资料工作，比做研究工作低一头。这样想法是不对的”，资料工作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工作”。 [44]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近代史所大力投入资料建设，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近代史资料的搜集整理，范文澜重在倡导规划，真正不遗余力的践行者为荣孟源。荣氏数十年潜心于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搜集、挖掘、考订、编纂、出版，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理论方法，对史料整理工作有指引、规范之功，影响深远，嘉惠学林。

或因早年的朴学训练，荣孟源有相当强的史料意识。1948年秋，他在华北大学讲史料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荣孟源在北京各大院校相继以“史料与历史科学”为题做学术报告。 [45] 荣孟源对杨松、邓力群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延安解放社1940年版）加以增补，重编为《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在1954年出版后受到近代史学界的重视。范文澜和翦伯赞组织推动、以中国史学会名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荣孟源作为骨干人员，承担了其中《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主要编辑工作。他还潜心搜集和研究孙中山的著作和各种函电文物，并细加考辨。1956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他编辑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部《孙中山选集》。

搜集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夯实史料基础，这无疑是范文澜、荣孟源着眼于长远的共识。1952年10月，范文澜在报告中就提出要编辑《近代史资料》。 [46] 1954年《近代史资料》终于创刊，荣孟源担任主编。这是当时唯一专门刊载近代史文献档案史料的学术刊物。因中科院近代史所居于全国史学“国家队”之地位，《近代史资料》成为一个权威的近代史料收集整理中心。在20世纪50年代创办刊物并非易事，近代史所学人不急功近利，优先创办《近代史资料》，足见卓识。创刊之初，《近代史资料》在各大报纸刊物发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征集中国近代史资料办法》。其资料征集范围相当广泛，档案、函电、日记、著述稿本、回忆录、调查记、罕见书报和地方志、史料长编、年表、统计图表、资料目录、资料考订、相片、拓片、遗物、遗迹等无所不包 [47] ，体现出颇为开阔的史料视野。

为开辟稿源，办好刊物，荣孟源颇费苦心。他经常直接赴全国各地访求史料，并做实地调查，同时通过信函向一些文化名人征集史料。1963年荣孟源提出计划：“1.与全国各地收藏资料丰富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及高等院校历史系、有关研究机构等建立固定的合作关系，主要是利用这些单位的人力，在当地深入发掘和搜集史料，为本刊开辟稿源基地。2.今后每年应有目的有准备地派人到外去组稿，与有关合作单位交流情况，加强联系。3.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建立联系，通过政协系统发掘和征集史料。” [48]

《近代史资料》自1954年创刊后，成为全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近代史方面的必备参考资料，也被海外学界所重视。 [49] 荣孟源为近代史料工作奋斗了30多个年头，甚至在晚年饱受癌症折磨卧病在床的时候，他仍牵挂史料编纂事业。从1954年至1985年荣孟源病逝前止，《近代史资料》共出版60期 [50] ，编有专刊21种，所有资料合计达2000万字以上，且多为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珍贵文献，嘉惠学林，功德无量。

荣孟源与同人披沙拣金，编就数量如此丰富的近代史资料，其勤谨高效是不言而喻的。《近代史资料》之编纂，注重“杂”与“专”的统一。因近代史料浩如烟海，必须有所采择，《近代史资料》每期大多偏重于某一历史问题，选辑几篇与此有关的价值较高的史料，其他篇幅则杂编各种史料。如此一来研究者可以各取所需。此外《近代史资料》还编有专刊，期刊篇幅有限，专刊则可不限篇幅。在“左”倾的政治背景下，《近代史资料》亦难免受到影响。总五号《五四爱国运动北京资料选录》中有《每周评论》第二十一号的《一周中北京的公民活动》，被陈伯达指责为崇洋媚外，犯了原则性错误。此后《近代史资料》的发行、订阅增加了许多限制。 [51]

1956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九届青年汉学家会议上，北京大学的张芝联报告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发展》，主要所谈即为中国近代史档案资料的整理编辑和出版等方面的情形，所列种种大多以近代史所为中心进行。 [52] 中科院近代史所在20世纪50年代曾因研究成果难孚众望而受到外界批评 [53] ，但不可否认其在近代史料整理方面成绩卓著，体现出了在全国近代史学界的中心地位。

荣孟源对旧派学者颇有亲近之感。金毓黻认为，荣氏“不惟深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书，更能温理故书，究其义蕴，因而极重视之。每与倾谈，辄有相得益彰之雅”，视荣为“气谊相孚”的知音。 [54] 邓之诚亦对荣氏颇有嘉许，两人交往密切。 [55] 荣孟源数十年潜心投入为人作嫁的史料编纂工作，自然与他所受的传统史学训练有莫大的关系。

不同于胡适、傅斯年等学人强调历史资料应无分轩轾、一视同仁，荣孟源的史料工作以服务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为依归，体现出“求实求用”的导向。他明确提出，近代以来封建经济的变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等各项重大事件的史料，近代以来革命斗争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外民族战争及国内革命战争等的史料，近百年来文化方面的变化发展、重要人物的史料，应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优先进行汇集整理。 [56]

唯物史观派学人中，翦伯赞撰有《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史料的搜集与辨伪》等文章，从认识论层面对史料及史料学加以探讨。与翦氏之高屋建瓴相较，荣孟源所撰写的《史料与历史科学》一书，从自己数十年的搜集整理史料的实践出发，将自己独到的心得体会加以归纳，尤其注重发掘中国传统史料学的丰富资源。他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以传统史料学为根基，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史料学思想。其要旨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阶级观点与实事求是相结合。荣孟源无疑注重阶级分析方法，但不对阶级方法做僵化理解。他强调应着重搜集能够如实反映历史上阶级关系的史料，因“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史料编纂“应以政治史料为主”。多数史料均为统治阶级所留下来的，在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编纂时，需要以阶级分析去除伪饰。剥削阶级各阶层、各派系、各集团不同的历史记述，需要从其矛盾处寻找真实的史迹，尤其要注意剥削阶级相互斗争的史料，从中可以揭露一些历史真相。 [57] 在坚持阶级观点的同时，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不抹杀史实，不断章取义，不硬填公式”，“处理史料的方法，是实事求是，不仅详细占有材料，而且是有计划的有意识的抓住典型”。 [58] “从寻找材料开始就是实事求是，不是凭空臆说，不是任意取舍，不弄虚作假。” [59] 无须讳言的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左”倾的时代背景下，史料编纂也难免受到影响。例如，在编辑《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时，把高岗的讲话全部删除，参议会议长的活动、发言也不见了，这样的删节自然难称实事求是。荣孟源多年后对此事仍耿耿于怀。 [60]

第二，文献搜集与调查访谈相结合。与民国时期史家极重视官方档案史料相比，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料眼光有显著的变化。荣孟源将史料分为书报、文件、实物、口碑四大类，将所有私人合同、契约、章程、账簿、函电、证件、群众传说、文艺作品、稗书野史，与政府档案、正统史书相提并论，尤看重实物史迹、口碑访谈，以及小说。可见其眼光向下，重视下层民众史料，并因此大大扩充了史料范围。与此相应，实地历史调查受到高度重视。因近代史事距今未远，许多亲历者尚健在，通过访谈获取口述史料尤为重要。他在20世纪50年代调查访问过参加“公车上书”的人、乞丐头目、帮会头目，还与叶恭绰一起访问袁克定，与邵循正一起访问朱启钤。 [61] 《近代史资料》注重下层民众反抗斗争的史料，登载了不少访谈口述、民间歌谣资料，其中有些由荣孟源亲自参与调查采访。他从实践中体会到，调查访谈须考察被访谈者的立场，及其与事件的利害关系。 [62]

第三，注重史料的鉴别辨伪。近代史料浩繁，但其可信度往往未经严格检验。1957年日本学者市古宙三、田中正美、野泽丰、野原四郎等人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问题的座谈中共同感慨，研究中国近代史最大的制约就是史料极丰富且粗糙，研究者“往往漫不经心地选用有利于自己的论点的史料”。因互相矛盾的史料较多，若力求客观“反而常常得不出一个定论”。因而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强调“史料批判（Text Critic）”。 [63] 荣孟源对辨别史料真伪有自己的心得。他认为，“区分史料性质，应该是区分史料是否保持原状，被改造了多少，和如何被改造”。依此标准，他将史料按其价值高低分为原始史料、撰述史料、文艺史料、传抄史料四类。因而原始史料无疑是资料搜集的首要目标。但即便是原始史料，仍存在作伪的可能。他对史料的真伪有深入剖析，强调相当一部分文献之真伪问题并非黑白分明，而需要具体地做辩证分析：（1）真却是伪，即史料文献形式为真，实质内容却伪，这类史料历代都有，近代以来更是花样翻新，尤其是出于侵略者及封建统治者之手的文献，其文与其实往往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2）伪反为真，具体包括“托名的文献”“起作用的伪文献”“说明真实思想的伪文献”“当时人所记当时当地的情况”；（3）真伪杂糅，有些材料，又真又伪，更需深察其曲隐。 [64] 荣孟源的这些分析，将通常所谓“伪史料”的价值凸显出来：史料虽伪，但作伪者之动机、心迹却彰显无遗。在史料辨伪过程中，往往需要考据。考据本是朴学的看家本领，荣孟源深受朴学影响，精于考证。因有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他对传统考据学又有所发展。具体说来，他重视考察史料之原始出处和保存、流传过程，再综合校勘学、史讳学加以研究；考察史料记述是否合于自然规律、是否合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再将多种文献比对，从异说纷纭中寻找真实。他强调区分史料的轻重，不在琐细问题上过多纠缠，不为考据而考据。 [65]

如果将20世纪百年中国史学发展归结为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对抗消长史 [66] ，荣孟源无疑属于不好归类的史家。他笃信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有深入钻研，同时在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考证辨伪等传统学问方面颇有根柢，并数十年潜心于近代史料的搜集考订、整理编纂，卓然成家。

马克思主义史学追求对中国历史提出一套新的解释，但若无丰富的史料为基础则会成为空洞的教条，自然难以得到繁荣发展。因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旧史学”并非对立关系，二者可以相得益彰。周恩来评论范文澜说：“五四运动前后他就专门研究汉学，学习旧的东西。但是当他一旦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 [67]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成就，大多与其深厚的旧学底蕴有密切关联。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又导引着史家的学术眼光和方向。荣孟源以史料考订之学见长，但其史料学的各个环节无不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荣孟源曾对人说：“范文澜教我对旧的家法既要钻进去，又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钻出来。” [68]

若将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以建大厦作比，史料搜集整理、考证编纂自然应属“筑础”的工作。荣孟源作为近代史领域“筑础”的前驱者，不随时势流转，不慕一时风光，坚持“二冷”精神，所主持编纂的这些近代史资料著述在时过境迁后仍为学界所推重。或许这也是对他一生历经坎坷的告慰吧。

注释

[1] 参见荣孟源：《悼念吴检斋先生》，见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筹委会编：《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100～10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悼念吕振羽先生》，载《史学集刊》1983年第4期。

[2] 参见张振鹤：《沉冤二十二年》，未刊手稿。

[3] 中科院为何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而非涵盖范围更为全面的历史研究所？这一举措无疑缘于延安史学的领军人物范文澜之选择。其用意一在加强对中国近代史这一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史学领域的研究，二在回避诸多民国时期以古史研究见长的著名史家，以减少人事纠葛。至于研究力量，则着重培养年轻人。参见蔡美彪先生访谈记录（赵庆云，2011年8月6日）。

[4] 参见燕丹：《中国近代史（上编）中的几点史料问题》（附荣孟源所作答复），载《人民日报》，1950年7月26日，第5版；荣孟源：《范著〈中国近代史〉订正本中几个必须改正的地方》，载《人民日报》，1951年1月28日，第6版。

[5] 参见范文澜、荣孟源、王崇武等：《中国近代史讲座》，北京，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学习处，1955；《中国文联举办“中国近代史讲座”》，载《人民日报》，1954年5月27日，第3版。

[6] 参见季羡林：《史学周刊发刊》，载《历史教学》1951年第2期。

[7] 参见李瑚：《李瑚日记》，1952年1月16—18日。

[8] 参见穆欣：《忆邓广铭教授》，见张义德、彭程主编：《名人与光明日报》，121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9] 参见李瑚：《李瑚日记》，1953年。

[10] 参见《中国科学院1955年各研究单位组织机构》，见《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171页，内部资料。

[11] 参见王来棣先生访谈记录（赵庆云，2010年9月30日）；“荣孟源发言记录”，195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12] 1950—1954年，荣孟源先后撰写出版了《国贼蒋介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历史资料与历史人物》（北京，大众书店，1951）、《中国近代史历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

[13] 参见荣孟源：《回忆范文澜同志》，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1卷第92辑，28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14] 参见刘萍访谈整理：《章伯锋先生访谈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389页。

[15] 荣孟源：《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说明”，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

[16] 荣孟源：《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63页。

[17] 参见北京市中小学教职员学习委员会编：《历史教学讲座》，北京，大众书店，1951。

[18]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七，285～28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19] 参见周一良：《我国历史学家参加在荷兰莱登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年会》，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

[20] 英国剑桥大学郑德坤认为，中国学者讨论分期问题有政治目的。法国巴拉士“谓中国史学家把近代史分期过细，近乎幼稚”。英国剑桥大学浦来布兰克、德国慕尼黑大学赫·傅兰克均认为历史分期仅是为了研究方便。荷兰莱顿大学何四维和美国哈佛大学史华慈均批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社会性质划分历史时期是公式化。参见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

[21]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22] 荣孟源：《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载《科学通报》1956年第8期。

[23] 参见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

[24] 参见荣孟源：《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载《科学通报》1956年第8期。

[25] 参见张海鹏：《追求集》，3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6] 参见荣孟源：《东游略记》，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27] 参见祚新：《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审订会简况》，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9期。

[28] 荣孟源：《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载《新建设》1957年第7期。

[29] 范文澜手稿，存刘大年之女刘潞处。

[30] 参见李瑚：《近代史所十年大事简记（1951—1960）》。

[31] 参见《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况》，载《科学通报》1950年第4期。

[32] 参见《学术研究丛刊》编辑部编：《金毓黻学术年谱（初稿）》（《学术研究丛刊》增刊），108～109、151页，1987年5月。

[33] 参见《金毓黻人事档案·金毓黻小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34]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296页。

[3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574页。

[36] 翦伯赞：《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载《人民日报》，1957年10月4日。

[37] 参见张寄谦：《范文澜和北大历史系》，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8] 何遂：《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对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几点建议》，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3日，第11版。

[39] 荣孟源：《〈近代稗海〉序》，载《历史教学》1985年第5期。

[40] 参见章伯锋：《〈民国人物碑传集〉前言》，见《近代中国与日本——章伯锋史学论文集》，26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41] 王聿均：《罗志希先生对史学与文学的贡献》，见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编：《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2册，905页，台北，台湾“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9。

[42] 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载《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30年3月。

[43] 参见范文澜：《反对放空炮》，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

[44]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213页。

[45] 参见庄建平：《荣孟源》，见刘启林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52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46] 参见李瑚：《近代史所十年大事简记（1951—1960）》。

[47] 参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征集中国近代史资料办法》，载《历史教学》1954年第8期。

[48] 《〈近代史资料〉编辑方针和工作任务》，1963年9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49] 参见刘萍访谈整理：《章伯锋先生访谈录》，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回望一甲子——近代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390页。

[50] 1959—1962年《近代史资料》曾一度停刊，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再次停刊，至1978年复刊。

[51] 参见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221～222页。

[52] 参见“荣孟源发言记录”，195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

[53] 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354页。

[54]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10册，7506、7315页。

[55] 参见邓之诚：《邓之诚文史札记》，535～536、654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56] 参见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32～34页。

[57] 参见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34、38～47页。

[58] 荣孟源：《史料的阶级性》，载《人民日报》，1950年1月11日，第5版。

[59] 荣孟源：《实事求是　发展史学》，载《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

[60] 参见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223页。

[61] 参见叶祖孚：《文史工作者的楷模——怀念荣孟源同志》，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编：《周恩来同志倡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四十年纪念集》，542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62] 参见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47～50页。

[63] 原文载《历史评论》1957年10月号，此处据邹念兹翻译打印稿。

[64] 参见荣孟源：《史料真伪谈》，载《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65] 参见荣孟源：《关于史料的鉴别》，载《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4期；《考订记事》（下），载《人文杂志》1982年第2期。

[66] 参见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史观、史料的派分始于周予同所撰《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辑，学林社1941年版）。这种划分影响深远，许冠三所著《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亦有所阐发。

[67] 周恩来：《学习毛泽东》（1949年5月7日），见《周恩来选集》，上卷，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8] 庄建平：《自强不息　奋斗不已——追忆历史学家荣孟源同志》，载《历史教学》1989年第11期。